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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举行了以“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七位学者畅谈古典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以下为本次圆桌讨论的发言全文。洪涛:各位老师们,上午好,我们接下来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圆桌讨论的引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方婴研究员,发言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吴飞教授,中山大学的丁耘教授,中山大学的陈建洪教授,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中山大学的李长春教授。现在,我们先请引言人贺方婴老师发言。贺方婴:“古典学的时代来了吗?”感谢主持人!被大会安排做圆桌会议的引言人,我感到既忐忑,又感慨。我记得,第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古典学研究中心承办。今年是第十一届年会,当我们再次回到中山大学,回到博雅学院,有一种中国的古典学再次回到生长的开端处,是“回家”的感觉。既然被指定为引言人,作为第一届年会的与会者,我想就古典学学科成长的十二年,谈一些朴素的看法。首届古典学年会于2012年在广东肇庆举办,回望这十二年的历程,学会和学科的发展虽艰辛不易,但令人惊喜。但是要说,古典学学科的起点似乎可以往前追溯至2003年10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经典与解释辑刊1:经典与解释的张力》,历时二十余年,这份学术辑刊已经出版了63辑,刘小枫主编做为辑刊的设计者,创刊之初就有意识地将中西古典同时纳入研究视域,首辑刊发9篇中学文章、4篇西学文章。可以说,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做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学人的初心。这些年,古典学学科发展面临的艰辛与困难,相信在座的不少同行深有感触。经过二十余年的学科准备,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问一句: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中国的古典学时代来了吗?我这里向大会报告的是,自去年春天到今年初夏,我国的古典学学科发展有迅猛地推进。首先是,《古典学研究》从2010年3月创办的一个学术辑刊在出版了40辑之后,终于在去年9月正式创刊发行。最新的好消息是,《古典学研究》期刊自2025年起将正式转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对全国的古典学研究者来说,有了正式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后,古典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有一个交流与发表的国家级学术平台。这次开会,很多同行一见面,就表达了对《古典学研究》创刊的惊喜。可以说,《古典学研究》的正式创刊是我国古典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12月14日正式成立古典学研究室,2024年2月27号院里也正式批复成立院级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著名的古典学大家王焕生老先生在得知这些喜讯后,激动地对我们说:“我们古典学终于有家了!”不过,这些令人振奋的喜讯之后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老实说,对学者而言,建制性的举措不过是一个框架,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在这框架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填充?如果说,时代给了我们这个学科如此巨大发展契机,那么所有的古典学研究者则应当思考与讨论,我们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不愧对这些历史性的机遇。从这个角度,今天讨论些非常切实的问题还是非常有必要。今天在座的与谈老师都是中国古典学界的顶梁柱,我也想抛出些问题向同行们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研究语境中,古典学的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迄今为止,古典学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学科归属,研究古典学的学者分散在文、史、哲、法等传统的学科领域。如果要建设古典学,我们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一个学科,要以什么作为我们学科的基础和根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这十二年来的宗旨是:要立足中国文明自身传统,从中西方古典文明的智慧中吸纳和探索更多推动现代世界发展的思想资源和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学会的初衷。但是这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古典学?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古典学的学科界限?诸如研究其它古代文明的现代学科,比如说亚述学、埃及学、波斯学、印度学乃至犹太学,是否应纳入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第三个问题是,古典学究竟是要偏重古代经典文本的解释和研究,还是要偏重文献整理和考据?今天很多考古文物研究中的古建筑、碑刻、雕塑、洞窟、绘画等内容是不是也应该纳入到古典学研究范畴当中?其实后两个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层面。当然,个人如何做学问完全取决于个人心性和学术旨趣。问题的另一面是,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到如何将个人的学问旨趣与更广阔的中华文明抱负联系起来。因而,即便在古典学的学科内部,我想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在今天探讨。中国社科院古典学研究室作为国内第一个实体建制的古典学研究机构,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对我和我的同仁来说,我们个人的研究背后始终带着对中国文明的关切。我想,时代既然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希望大家继续将这个学科努力往前推进。接下来大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把古典学推向一级学科?在新兴的交叉学科视域下,古典学学科是否到了该向国家提出可以建设一级学科的时候?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动机,那就是希望今天还在学习古典学的学生,未来不用再面临学科正当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哲学系研究荷马史诗有没有正当性?在中文系研究柏拉图有没有正当性?我相信如果未来古典学能建设成一级学科的话,这些困扰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必将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解决。今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正式的古典学学科建制中,做出带有整全面貌的中国的古典学,出版更多的精品。以上就是我向在座老师抛出的问题,谢谢!吴飞:“古典学始终在三重张力中前行”我接着贺老师的发言。贺老师刚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让我想起甘老师在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这是80年代甘老师最有名的话之一。我没有方婴那么乐观,我们现在和80年代刘小枫老师和甘老师最开始那时候还是有很大差别。一方面我确实同意贺老师,经过古典学同仁多年的积累,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做非常不一样事情的时间节点。第三届年会的时候,我们开过关于《理想国》教学的年会。十年前的时候,柏拉图没有那么多好的翻译。现在,我们有了两套非常好的柏拉图全新译本,这得益于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在这个会上看到每年都有新面孔,最开始还是以学生身份来参会、听会的很多年轻朋友,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大学的中坚力量。最开始前面两三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论文是非常幼稚、不成熟的。后来就越来越好。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其发展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同时,我也要说,机遇和危机是并存的。古典学它从来不只是一个学科建设,它同时关系到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大势。我记得我在2019年清华那次年会上谈到过古典学的三对张力,一是中西之间的张力,二是现代和古典的张力,三是文字、文献考据学和义理方面的张力。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三对张力中,我们现在的努力并不是把它解决掉、消解掉,而是说始终在这三对张力当中发展。虽然我们讲古典,但始终立足于现代;而且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是一个现代的学科。古人不会有古典学,现代人之所以讲古典学,就是因为有现代和古典之间的这对张力在。讲古典学从来都不是以复古为目的,而是要思考我们现代文明的命运。中西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我想古典学专业委员会最大的好处就是始终意识到这一点,始终坚持中西并重。讲中学不可能纯粹讲中学,一定是要有西学的问题意识;讲西学也不是为了西化,不是简单为了和国际接轨,而是要回应我们自身的问题。古典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始终是有门槛的,不是什么人都能讲。所以这和前些年流行的所谓国学等有所不同,国学慢慢就变成什么人都可以讲。古典学无论中西都是有门槛的,如果没有无论是古典西方的语言还是中国古文字的训练,是不可能进入古典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被“门槛”局限。比如清人,从戴震开始,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义理思想抱负。为了达到义理方面的开拓,就必须要有小学的积累,但结果小学积累越深,发现越不够,于是最后甚至舍弃了义理追求,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小学积累。所以,乾嘉学派看上去就只有考据、只有训诂,小学反而变成它最重要的东西。西学也是一样,学古典文字本是为了理解古典思想,是为了理解荷马、柏拉图的,结果最后变成了像刚才贺老师说的那样,现在认为考古学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家不相信传世文献,不相信司马迁的记载,只相信在地下挖出来的出土文献。在希腊也只看它挖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考古没法证实荷马讲的一些东西,荷马就不可信了。这是非常令我担心的。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如果我们变成将小学考据看作学术的全部,那么就完全失去了本心。我想,目前的古典学研究还是始终在这三对张力当中在进行。我刚才说有三对张力,不是要化解这些张力,而是使这些张力和我们的研究始终相伴而行。对于我们来说,古典学是一种文明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学科的限制。如果只是变成学科限制,那么就可能是很负面的作用大于正面的力量。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坚持,才会有今天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局面。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现实还是学术,都充满大量挑战,有很多我们看不清的地方。我们要求始终以学术为本,本着学者的本分来面对这些问题,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古典学始终是在张力中前行,我想我们能够保持现在学术和思想的活力。谢谢!丁耘:“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我接着这三位教授的话讲几句。中国古典学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典学只是学界自发的小范围的运动或者是思潮,还远远谈不上进入学科。现在回想起来,古典学运动的酝酿阶段、推动阶段比第一届古典学年会要早得多。第一届古典学年会是2012年在广东肇庆办的,到现在正好一轮。但是它的启动应当是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刘小枫教授的学术转向带动的。我清楚记得当时小枫在复旦做了一场讲座:“尼采的微言大义”。洪涛兄当时也在,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埋头做笔记的情形。那个时候我多大?洪涛兄多大?就和苏杭现在差不多大。苏杭多大呢?苏杭是刚进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94年生人。古典学酝酿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从民间、从学界的自发运动到学院,再逐步得到国家的关注,这几步走得非常不容易。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古典学不仅仅正在成为学科,而且正在成为显学,正所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多提醒自己。形势大好和形势严峻,对于一个处在形势中的人来说,提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既要勇敢又要清醒。大好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学科体系里,古典学是有严格限定的,只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研究才能叫classics。不要说中国的四书五经研究不算classics,就连莎士比亚、但丁其实都不能属于classics。这是非常严格、门槛很高、范围也很窄的小古典学的范围。但是,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渐渐地越出了小古典学的范围。首先,我们是在中国,我们不能说经史传统不是古典学。中西对话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我知道在座的老师,包括一些同学跟着在座的老师求学,就是因为他们的治学视野就是中西比较。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的第一个拓宽方式,就是从西学拓宽到中学。第二个方面,古典学在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交叉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建设趋势。严格来讲,古典学在西方是现代大学里的一门现代学科,但是现在中国大学里是没有这个学科的。这个板块讨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学科门类里面是没有古典学的,但现在又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古典研究。事实上,中国大学具有明确的古典研究意识,但它散落在文、史、哲、政、经、法、社等的研究当中。洪涛教授来自政治学系,学位是法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古希腊政治哲学:《逻各斯与空间》,这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篇博士论文。吴飞教授的博士学位读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现在则归在宗教学学科下。他们都是在现代学科体制下面,但研究时面对的也都是古典学的材料。这是两个恰巧坐在我旁边的例子。这说明了,早在中国古典学运动自发阶段,学人的探索已经溢出了学科的壁垒。复旦大学在近20年前成立思想史研究中心,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中心。文、史、哲、政、经、法、社都有各自的学科史,例如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等等,实际上各学科书读的都是差不多的。学科的区分弱于中外的区分。例如这些学科里的从中国学术出发的“史”(中国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等等),面对的最早的原始材料是一样的,学科态度和学术方法不同而已。例如都要经学的材料。再如西方政治学史、西方法制史,与西方哲学史的源头材料也是高度重合的,例如都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等。而不同一个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倒是有更深的鸿沟,例如中国哲学史的文本与西方哲学史完全不同。如果研究对象的分类在学科分类标准上应该起到某种作用,那么面对古典文本时,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类确实就出现了某种明显的紊乱。这就促使我们检讨,是不是有一个来自诸学科内部的客观学术需要,把散在现代大学不同学科门类里面的古典学内容整合为一个就叫做“古典学”的学科?而这个古典学,是包括但不限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研究的。换言之,正如中国古典学运动一开始就指向的那样,中国即将出现的相关学科应该是一种大古典学。可以这样问,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一个好的契机,这个大古典学的思潮或运动可以催生一个学科?这个大古典学在其学科设置上不仅可以保留但扬弃文明或文化的界限(例如中西的界限)、古今的界限(例如荷马与莎士比亚的界限),也可超越原来诸一级学科的界限(例如文史哲政经法社)。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出来,现在圆桌讨论的朋友们非常谨慎,同时也很高兴、很兴奋。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圆桌会议的问题,更是古典研究全体同道要严肃面对、从长计议的问题,所以也抛给大家。我们这波人现在正在老去,学科建设的任务期待后来者——80后、90后甚至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