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设计和撰写设计史？为此他们的争论穿越了一个世纪
几乎所有的
艺术史与设计史著作都将
“社会环境”置于“背景”地位
而福蒂的《欲求之物》却将设计史研究
调整为“Design andSociety”二者并置的框架
“社会学介入”式的研究
为设计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这也正是阿德里安·福蒂的贡献所在
《欲求之物 ：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since1750》于 1986 年由泰晤士与哈德森（Thames& Hudson）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在西方设计史学界引起一番关于设计史研究的争论。（图 1）阿德里安·福蒂于 1981 年创办了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UCL Bartlett）的建筑史硕士（MA Architectural History）项目，如今他们的设计史研究水平已属英国最强之一，其师资阵容也非常强大。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
作者:阿德里安·福蒂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4月
在福蒂之前，已有尼古拉斯·佩夫斯纳、齐格弗里德·吉迪翁、雷纳·班纳姆等前一辈设计史学家，他们逐步完成了由艺术史向设计史的过渡。同时，研究中心也由德国转移至英国。设计史毕竟与艺术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第一代设计史著作也延续了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他们将设计师、设计作品、设计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线性形式呈现“博物馆式”的阐释，尤其是佩夫斯纳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推崇的“好的设计”构建了设计史的研究框架。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社会的影响下，设计史研究也开始呈现“多元化”思路，福蒂的《欲求之物 ：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就在这种语境下出版了。
二、《欲求之物》的研究框架
该书彻底摆脱了传统艺术史
建筑史及佩夫斯纳设计史的研究框架
作者不再关注某种设计风格
精英设计师和伟大的设计
而是以特定主题独自成章
使每个章节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话题
其内容框架如下
第一章 进步的形象
第二章 首批工业设计师
第三章 设计和机械化
第四章 设计的差别化
第五章 家
第六章 办公室里的设计
第七章 卫生与洁净
第八章 电 ：未来的燃料
第九章 家务劳力的节省
第十章 设计和企业形象
三、设计史的因果关系与决定因素
在佩夫斯纳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之前，森佩尔于19 世纪 60 年代出版其巨著《工艺美术与建筑艺术的风格》，其中强调 ：“强调技术的合理性是风格的根源，而风格的定型和变化又是由地域、气候、时代、习俗，更重要的是由材料和功能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1] 这种艺术起源的材料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关系。里格尔在其《风格问题》中则否定了艺术材料主义，他提出了“艺术意志”的概念，认为“要研究几何风格，尤其有必要彻底地清除以纯技术 / 材料起源为中心的错误观念，以及发展观中的非历史因素。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可以自发产生相同的几何装饰图案，这并非不可思议”[2]。而这种研究思路则直接引发了设计史中的风格研究和形式主义。
福蒂则完全摆脱了里格尔的“艺术意志”模式，开启了设计的外部处理。福蒂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设计因素 ：“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它对整个设计的性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下，设计是产品形成多样化和分类化的一种方式。在一个非竞争环境中，如社会主义环境中，计划经济则认为多样化是不必要的，因此在不同环境中设计拥有不同的角色。” [3] 这也正是森佩尔的“艺术材料主义”观念的升级，即“设计社会主义”决定模式。
“设计史学家可以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某些优良设计或特殊设计案例，而有关著名建筑师 - 设计师的作品，或有关所谓的设计经典或致敬式的文章非常之多。这种研究方式源自艺术史与建筑史”。 [4] 佩夫斯纳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则是典型，而这种研究方式也是当时的主流模式。《欲求之物》也正是针对这种现象所做出的反应。
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仍有“好的设计”这一说。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下面想法的人多得令人惊讶，认为拙劣的设计不仅浪费劳动力和材料，而且败坏公众道德，是文化倒退的征兆。我们作为消费者，理应免受其害。拙劣的设计不仅危害购买者和使用者，还危害着每个人乃至整个文化 ；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可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的德国工业同盟、19 世纪中世纪英国的设计改革运动，或者更早。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传统已奄奄一息，然而当时我们尚未意识到。一切都显示出“好的设计”安然无恙。设计专业的学生仍受劝告阅读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和赫伯特·里德的《艺术与工业》——两本明确推崇“好的设计”的书；而对于他们将要吸收的学说，无人给出任何提醒和警告。实际上，当时没有评论来抗衡这两本书的影响。 [5]——阿德里安·福蒂 《欲求之物》
显然，福蒂写作《欲求之物》是准备与佩夫斯纳和里德进行抗衡。虽然，纪实性的宏大叙事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但已有许多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尼科斯·哈奇尼科劳（Nicos Hadjinicolaou）宣称，他反对历史专著所确立的以下两种思想 ：第一，个人创造历史的想法 ；其二，艺术史与设计史是伟大艺术家和伟大设计师的历史”。 [6] 约翰·沃克（JohnWalker）也认为 ：“在建筑史中，著名建筑与无名建筑之间往往存在着质的差别 ：一座教堂是一个建筑范例，而一个自行车棚只是个单纯的棚子。” [7] 同样，他认为在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的今天，这种研究范式的缺点显得更加突出。“按照年代记述职业设计师的生涯来铺设故事，时间跨度可以很长，但其价值似乎有限，因为这种方式呈现的是缺乏根基的金字塔，它们是单线叙述法，类似于传递奥林匹克火炬，并没有能力应对多元的、并行（以及交叉）的现实问题”。 [8] 所以，第二代设计史家们开始寻找不以职业设计师为重点的叙述方式，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社会史方法” [9]。约翰·沃克正是将福蒂的《欲求之物》归为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同时他认为《欲求之物》很少谈及设计师个人，而是“试图说明设计如何将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关系的看法转变成物品的外形。
只有通过探究这个过程，将注意力从设计师个人身上转移开，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什么是设计，才能领会它对于向我们呈现观念和信仰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才得以同化、适应日常生活的物质事实” [10]。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创新之处。
福蒂曾师从雷纳·班纳姆，他非常钦佩班汉姆的才能。他的设计史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班纳姆的影响。班汉姆在去美国的同时，他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在欧美国家获得瞩目。其中，他已提出第一机械时代和第二机械时代的概念。他认为 ：“在第一机械时代，大多数设计都属于中产阶级所独有，他们倾向于通过建筑师、画家和诗人来进行传播 ；第二机械时代，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得电气设备和合成化学品已遍布社会。” [11] 英国学者穆瑞·弗雷泽（Murray Fraser）认为，班汉姆对福蒂的写作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使他认识到工业资本与 20 世纪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第二，建筑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创造 [12]。”穆瑞·弗雷泽指出班汉姆去美国之前保留着典型的英国知识分子的着装形象，而去美国之后都穿上了带有牛仔帽的西部服装，原因是他被任命为阿斯彭设计大会（the AspenConference）的主席，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适应本土文化。“穆瑞·弗雷泽之所以提及班汉姆的牛仔帽，正是因为这个事件反映了福蒂的非凡贡献”。 [13] 班纳姆的着装变化恰恰反应了福蒂提出的“欲求之物”的观点，帽子除了其遮阳和遮蔽尘土的基础功能之外，势必还有另外一层的社会意义。（图 2）
2. 维特鲁威式牛仔“Vitruvian Cowboy”，摘自《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s Hat），第 198 页。
《欲求之物》的出版更是引起了一场关于设计史学科性质的辩论。“1991 年 4 月，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举办的名为‘设计 ：历史与历史学’的学术会议上，美国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权威维克多·马格林（VictorMargolin）做了题为《设计史还是设计研究 ：学科性质与方法》 [14] 的演讲。1992 年 4 月的美国《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杂志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从而掀起了此后几年由英、美两地众多学者参与的关于设计史学科性质的大讨论”。 [15] 福蒂于 1993 年在英国的《设计师学刊》（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上发表了《回应 ：维克多·马格林》 [16] 的文章，文中指出两点 ：“其一，在所有的设计中，判断设计的质量、区别好的设计和不好的设计都是必须的。我们虽然不接受佩夫斯纳、马克斯·比尔和艾米里·阿巴斯（Emilio Ambasz）关于好的设计的观点，但他们做出判断的尝试却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其二，马格林对设计史的新思路的否定。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否认，目前，最有趣的设计史成果都离不开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研究和人类学。这些学科使人们开始关注消费者行为和设计商品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设计史的边界问题。我认为设计史家的主要职责是写出好的历史，而且设计史与其他历史学分支毫无二致。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和商业史有着共同的追求，它们一起构筑人类非凡的社会。” [17]
马 格 林 于 1995 年 在《 设 计 问 题 》（DesignIssues）同样发表了《回应 ：阿德里安·福蒂》的文章，文中指出：“设计史在欧美都有所建树，但没有成功地结合当下的设计实践问题。因为我真诚地喜欢这些问题，所以我提议用‘设计研究’来统称，设计研究虽关系到质量问题，但它的核心问题是设计本身。而福蒂妄断我们的任务是像佩夫斯纳一样去评判设计的好坏。设计史是对过去的设计的意识问题，但如果与当前设计无关，那它还有什么其他意义？福蒂说它可以帮助消费者区分好设计和坏设计，我认为福蒂高估了设计史的这一功能。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事业是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研究设计。福蒂认为设计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写出好的历史，这毫无争议。我也确实相信，有没有一个新学科的存在，设计史会照样被写出。但是，我们不能从多个学科引入设计知识的各种线索，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思考领地，我叫这块领地为设计研究。我的目的是开辟一块能够开展设计研究的领地，并非将略有收获的设计史圈起来使其作茧自缚。” [18]
福蒂很大程度上受到班纳姆的影响，他在1989 年维多利亚 & 阿尔伯特博物馆主办的“班汉姆纪念讲坛”的演讲中提及 ：“像很多设计史家一样，我对设计史兴趣主要是因为班纳姆，他鼓励我认真研究设计史。” [19] 同时，他也总结了班纳姆喜欢设计的原因 ：“其一是他对小工具和科技创新着迷 ；其二是他将视野扩展至建筑以外的其他设计品，并反对对建筑做出评判。” [20] 虽然班纳姆将设计史由建筑史扩展至包括小工具和家电在内的日常用品，但福蒂也意识到了班纳姆的盲点和不足，那就是设计史不应该是对设计作品的内部描述，同时应该考虑设计与社会的关系。马格林虽然提倡建立“设计研究”学科，但却没有回避设计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在设计史的建构中，设计与社会的组合方式通常以以下几种情况出现，其中包括设计与社会的并列、社会中的社会、社会中的设计三种情况。“而社会中的设计的说法更加恰当，但仍引起了前景或背景、内部或外部的争论”。 [21] 马格林的“设计研究”属于“社会中的设计”模式，他所面对的是设计的当下和未来；而福蒂的《欲求之物》则更加类似于“社会与设计”的并列模式，他所面对的是设计的过去，更多的笔墨则落在了社会的变迁话题上。正如沃克对《欲求之物》的评价 ：“这表明，通过对设计物品的分析，可以直接获知社会群体的思想和情感，但它可能忽视了 T·J·克拉克所关注的调解过程。” [22]
结语
之前，几乎所有的艺术史与设计史著作都将“社会环境”置于“背景”地位，而福蒂的《欲求之物》却将设计史研究调整为“Design andSociety”二者并置的框架。但是，从 《欲求之物》各个主题的阐述中很难分清究竟是“设计的社会”，还是“社会的设计”，单纯从笔墨轻重层面上来看，它甚至更像一部 1750—1980年间的社会变迁史。而马格林所认为的设计史的研究对象固然也是“过去”，但他却将设计史研究的价值放在当下和未来的“设计实践”， 他试图通过“设计研究”来整合设计史与设计实践。所以，福蒂那种“向后”型的研究模式难免引起更为务实的马格林的批判。当然，即便如此，“社会学介入”式的研究毕竟为设计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正是阿德里安·福蒂的贡献所在。
作者：邢鹏飞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来源：《装饰》杂志2017年第8期“观点”
原文标题：《设计之于社会与社会之于设计——社会学的介入对设计史研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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