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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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贤思

文编｜叶紫瑜 孙杨 金孟喆

事实核查｜刘锡蕾

“我去中国结婚了”

我叫阮氏凤，越南人，今年30岁，嫁到中国5年了，生了一儿一女。

我本只是一个普通的跨国婚姻女性亲历者，和其他千万个嫁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一样。可是当我被冠以了“越南新娘”这个称呼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和那些名正言顺嫁到中国来的外国新娘不一样。

我来自越南平顺省，平顺省在越南东南部， 靠近胡志明市，下面有1市1市社8县，靠海多山，洪灾暴雨等自然灾害很多，农民都是靠天吃饭。我家就在平顺省下属的一个县的农村，算是越南比较贫困的山区，村里年轻人要么是去胡志明市打工，要么就是去台湾、柬埔寨等周边地区打工。

我总共有9个兄弟姐妹，5男4女，我排老7，加上父母可以组一支足球队了。那个时候越南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家算是兄弟姐妹多的，其他家正常就五六个，到了差不多1988年之后每家只能生2个孩子。[1]

纪录片《阿紫》片段

我的父母还算开明，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尽管家里孩子多，还是尽可能让我们去读书，家里只有最大的三个哥哥姐姐没有读过书。我打小成绩还不错，高考考了年级第一，是可以报考一所一本学校的。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学校会分配工作，我最终没有选择上大学，高考之后就去了平顺师范学院，类似于中国的大专类院校，只需要缴一些衣食住行和书杂费，毕业之后也不需要自己去找工作，学校会分配。不用交学费确实省了不少钱，只需要出一些衣食住行、书杂费。家里三块水稻田，加起来两亩多一点，如果洪涝不严重，一年能收三季，赚五千多块钱，供全家十多口人生活。我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上学的杂费也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要，一是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二是就算要了，也拿不出来。好在学校课不多，我早上上课，下午去学校旁边的咖啡馆兼职。工作时间通常为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个月下来全勤的话能赚70万越南盾（200人民币），这些钱拿来吃饭和买书足够了。

到了大三，我们要去实习，师范中专实习是给小学生上课，不仅没有工资，连车费补贴也没有。我分配到的小学有点远，坐大巴车到那个小学需要一个小时。早上七点上课，我得五点起床，上完一整天的课回学校接着写教案，一周只有四天能去兼职。有天钱包在咖啡馆里被偷，手机和20万（折合60块人民币）不翼而飞，金额虽然不大，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我彻底厌倦了咖啡馆的工作，换了一份免费提供午饭的餐馆兼职，虽然累，但是赚得更多了。干了一个半月拿到了工资，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一分也没有花。没钱的时候想着买这买那，真有了钱也舍不得花。我没有告诉过同学兼职的事情，怕被他们看不起。

每天实习、兼职，回校之后往往十一点，还要在宿舍备课。兼职耗体力，我熬夜备的课就潦草，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实习也经常迟到，吃不饱上课也没有精神，形成恶循环。班主任批评我天天晚归和朋友鬼混，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我有一个室友家庭条件很好，其他几个经常跟她一起玩，我出去兼职没时间和她们玩，回宿舍还有别的事情，和她们也不怎么聊得起来。她们就觉得我高冷，经常对我冷嘲热讽。有一天一件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被诬陷偷了室友的项链。项链无端出现在我的枕头下面，而我那一整天都不在学校。我和班主任讲了我的所有事情，但是她都不相信。她眼里的我，是一个穷还不学无术的人。我不仅受到了处分，我的“事迹”还被她在班上当面跟同学们宣扬，从那以后我在班里就被赋予了“混子”“小偷”的称号，我的同桌去和其他人坐了，我在班上一个朋友都没有。

过了一阵被孤立的日子，实在委屈，最后待不下去快到抑郁的程度就请假回了家。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学校，退学手续都是家里人去办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似乎明白了老一辈人口中常念叨的“太懂事的孩子没有糖吃”是什么意思，我那么努力还被安上一个小偷的名义，过得还不如偷了我钱包的人。

家里待了两个月之后就跟着姐姐去了胡志明，找了一份邮票印制厂印刷邮票的工作。在工厂里，我认识了阿忠，留下很多回忆。阿忠在厂里负责操作印刷机，我是在车间做质检，他的工资算下来有70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2000元），我只有400万（折合人民币1200元），除去我俩的房租、水电费500万（折合人民币1500元）还剩下一些。刚剩下的钱大半都要汇给家里，剩下的小半不够我俩吃饭，我和阿忠月底那几天经常两人中午只吃街边3块多的面包接着去上班，晚上下班了回家米饭配鱼露。

生活苦是苦了点，但仍然充满了希望，我时不时幻想着我和他婚后的生活，也没觉着苦。

在越南农村正常情况下20岁出头女孩子就要结婚，分手那年我26岁。我和他好了8年，两人关系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嫁到中国，我希望我的爱会以婚礼结束，穿着奥黛（越南国服）给家人递上槟郎。但是阿忠的父母坚决反对我们的婚事，他们以我年龄大生育不好、家离得远为由劝说阿忠和我分手，另推介一些家附近年轻又好看的女孩子。他父亲当着我的面说：“谁都可以，她不行。”

男朋友没有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2015年的7月份，我妈妈被家乡突发的洪水带走了，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母亲的去世，加上回到岗位上工作压力变大，诸多不顺心导致我和阿忠经常在厂里就开始吵架。同年年底，我和他分手了。分开后，阿忠回了老家和一个同村的年纪比我小的女孩子结婚了。

分手之后的两三年里，也有几个追求我的人，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的主动提出了要和我结婚。当时我就像惊弓之鸟，前面长达八年的爱情失败让我对婚姻和爱情产生了阴影。我只想躲着这些人，提到爱情、结婚、分手字眼泪水就止不住的流。2018年过年回家，拜年串门时听说村里有个亲戚家有个独生女嫁到了中国，嫁过去之后经常发一些帖子和视频，看她到处去旅游，还做起了代购越南小众服装生意。我听了之后心生羡慕，想了想自己又悲从中来，毕竟是快要30岁的人了，还没有结婚。

有一天那个亲戚来到我家，问我考不考虑找个中国丈夫，她说会给我找个体面的家庭，条件不会比她女儿差到哪里去。我答应了，不求嫁个好人家，只想远走高飞。过完年后我回厂里辞了工作，结了薪水，就着这些钱办了护照， 我跟着表妹一起坐飞机从胡志明到河内，登机前我给前男友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去中国结婚了，也算作是对这8年恋爱长跑的告别。

直到断网之前，他都没有回复。

到了河内，我就和我堂妹坐大巴车到谅山，然后从那里入境中国。因为我只办了护照，没有签证，所以只能从边境进入中国。

“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我们都想名正言顺地嫁到中国，嫁个体面人家，可是这种跨国婚姻，就像是开盲盒一样，充满了惊喜，也充满了惊吓。

近年来从越南嫁到中国的女孩子越来越多，然而不都是所有嫁到中国的都是抱着好好过日子的心态去的。中国给的彩礼很高，有些黑心中介瞄准了这里面的高额的收益，他们形成一个人口贩卖产业链，利益熏心，只顾赚钱。有些女孩子分到彩礼之后，就想方设法逃跑，或者改嫁给下一个中国人。也有不冲着彩礼而是去工作的人，结果是被骗去卖淫，我经常能在越南新闻里看到。人口的跨国流动也会伴随着病毒流动，特别是艾滋病，疫情之后还存在着偷渡者携带新冠病毒的问题。出于社会治安的维护，中国警方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领事馆也提高了越南人入境门槛，18～30岁越南女性申请中国签证难度就大了许多。办理签证不仅需要花钱，要准备很多材料，而像我们这样的越南女孩文凭普遍都不高，就只能花钱找中介代办材料。

我是通过堂妹介绍的中介办的手续，他一口价全包收了我10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中介给我打了保票说一定会办好，他已经帮好几百个人办过了，堂妹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谅山，下了大巴车，我们去和之前联系好的负责带我们入境的人汇合，他用摩托车载着我们俩穿过谅山的山区，天气阴冷还下着雨，车路过溅起泥浆，把鞋子和裤子都溅成了红色。差不多过了15分钟，就到了深山里，车无法再往前走，我们需要下车步行。我们先跨过一条小溪，下面就还有一座山，当时由于又害怕又激动，加上怕被发现，我们全程都没怎么说话。

沿着那条小路到了边界地带，跨过了栅栏，再往前走一截就有一个中国女人在那里等着我们，她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村子里，进到了其中的一个家庭中，里面已经有几个比我们先到的越南新娘。我们休息了一晚，吃了些东西，另一天就和她们一起坐上了一辆面包车。载我们的人都把我们的眼睛蒙起来，他们是中国人，中途只是感受到车在不停行驶，其间换过三次车，每换一次车都有人接头，路途很颠簸，我还有点晕车，车上有个人还吐了。我们中间只吃了面包和水，上厕所都有人看着我们，全程蒙着眼睛。我们不知道是过了多久，被颠醒了又接着睡，饿了渴了不敢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跟他们沟通，也怕因为被警察发现把我们抓走，所以司机说什么我们就照做。一有检查站或者停车，就吓得浑身是汗。那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我那个时候无数次后悔自己不应该来中国，提心吊胆，吃不饱身体还不舒服。后来看地图才知道，我们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我们的目的地是福建省建瓯市下属的一个县，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接洽人”，我的“接洽人”就是我们村子里之前嫁到中国来的那个妹妹。她接到我后把我带到了她们家，休息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带我去看人家去了。说是看人家，其实是去看看谁家给的彩礼高，因为给的彩礼需要抽出30%给我的“接洽人”。我去的第一户人家愿意给我13万的彩礼，家里盖了三层的新房子，但是男方是个哑巴。我其实在决定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对方很有可能是缺胳膊少腿或者就是身体、心理有问题娶不到媳妇的，要么就是付不起天价彩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能开到彩礼合适对方条件又不错的盲盒。我平时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虽然不会中文，但是想到未来要和一个哑巴过一辈子我可能就是生不如死。

接着我们去了下一家，这家给的彩礼是10万，家里也有两层砖房，男的身体健全，初中文凭，比我大5岁，胡子看上去刚刮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一面我对他没有感觉，纠结的还是彩礼。最后权衡了一下，就决定嫁给这家。对方先给了5万彩礼，那个妹妹要3万，剩下的2万都汇给了家里，然后家里人再还给帮助我来到中国的那些人，他们应该是一个团伙。剩下的5万，要等结婚之后我才能拿到。我在心里盘算着，这5万我自己留1万，万一这家人对我不好，我还可以逃回越南，剩下的4万全部汇给家里，家里早就该盖新房子了，另外还可以留点钱给弟弟妹妹读书。

纪录片《阿紫》片段

我不太会说中文，来中国之前学了几句简单的日常交流的普通话，可是家里人说的都是福建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刚到家里我比较沉默，丈夫用普通话喊我吃饭我就出去吃饭，如果遇到需要沟通的就用谷歌翻译给丈夫看，或者直接给他发微信。微信有自动翻译功能，丈夫发中文，我发越南语，尽管翻译的不太准，大致意思还是能理解。

因为我还不是合法身份，所以我们就没有举办婚礼。19年6月份，我刚被查出怀孕两个月，然后我和丈夫回了越南，我们还是找人从边境偷渡回去的，但是这次有了丈夫陪我一起，倒没有那么害怕了。回到越南之后领了结婚证，然后在家里大办了一场婚礼。

之所以要说大办，是因为基本上越南嫁到中国的女孩，在第一次回娘家的时候都会“造作一番”，嫁个好人家在我们那里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仅要杀猪杀鸡，要喝一整天的酒，还要请礼仪队来家里唱歌。如果回去不宴请宾客，或者直接不回越南，就说明过得肯定不好，娘家人就会很没面子。虽然越南物价水平不高，我们这样造作一天也花了6000多块钱。有的家庭有时候还要摆三四天酒席，回趟家不带几万块钱根本办不下来，也别指望自己父母会有存款留出来给孩子办酒席。

回家探亲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家里人真的只在乎我嫁的人有没有钱，给了多少彩礼，给他们带了什么宝贝，完全不管我过得好不好幸不幸福。我丈夫因为不懂越南语，一直比较沉默，就是默默拿钱，最后要返回中国的时候，把换了剩下的越南盾都给了我爸和哥哥，他们准备盖新房子了，我们就留了差不多600块钱备路上用。

与其说是嫁女儿，不如说是卖女儿。

纪录片《阿紫》片段

我们越南人很少会有存钱的习惯，都是活在当下，有点钱就用了。现在可能还是有些改观了，疫情刚爆发那会儿，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越南疫情控制的很好，但是有很多越南家庭因此丢了工作，没有被病死反倒是饿死了不少人。我以前也不太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拼命赚钱、攒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到了嫁到中国之后生了孩子慢慢有了改变。我开始意识到和娘家人的观念不一样了，我不想像他们一样当伸手党，靠嫁女儿的钱或者靠政府的救助金过活。我想要争取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想过得有底气一点。

我觉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回越南了，那里已经不再是我的家，我欠下的债还完了，我也不想带女儿来再来受这些封建思想的影响。我也愈发坚定了想要获得中国合法身份的信念。

“谁没有绿卡梦呢？”

回到中国之后，我们把身份证、护照、越南结婚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一堆手续准备好，然后去当地派出所缴了罚金，填了好多表（都是我老公填的），最后还去体检了一次，好像是要有健康证明。至此，我算是合法在这里生活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疙瘩，因为我还没有拿到绿卡。

我查过资料，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持绿卡人员的子女可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享受本地居民待遇，可以参加社保；在住房公积金、缴纳所得税、办理金融业务、进行国内商旅消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都享受与中国公民同等待遇。绿卡不仅意味着我们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对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合法找工作和享受社保、医保等。我们现在想要去找工作，等于痴人说梦。我有一个“越南新娘”群，群里能拿到绿卡的人都被称为“金凤凰”，100个人里也不见得有一个，基本上是学历很高又嫁给了很有钱的人才可以。

之前在群里有姐妹分享了一个嫁到北京的越南女孩，她留学完之后就嫁给了一个大学老师，还留在了大学工作，因此顺利的拿到了绿卡。她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日常，不是出去拍的美照，就是各处的景色和美食。我们没有绿卡的姐妹私下里都在阴阳怪气地说她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她一发朋友圈，我们就在小群里对她评头论足。是啊，她这样的生活和我们的简直天差地别，又怎么不令人羡慕和嫉妒呢。

像我们这样没啥文化，家境一般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拿到绿卡，只是要熬。看到有姐妹顺利拿到绿卡，心里既羡慕又焦急，五年的无国籍的日子着实没那么好过。像是水里的浮萍一般，没有根，只是日子还是得过。

我们群里也经常会分享一些拿到绿卡的规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条规定中要求为婚姻关系满5年、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才可以按要求提出申请。而在越南也有关于户口的规定，根据越南2007年颁布的《居住法》规定，自家中亲人出国定居90日起，家庭未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公社和乡镇机关将会注销该户口。两个国家的规定结合起来看，想我这样嫁到中国的越南女性，在前四年多都是没有任何国籍的，像是浮萍一般。别人问起我是哪国人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该回答我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像我一样处在漂泊状态的越南人不少，我交了罚金有了一系列证明摆脱了非法状态，算是能抬起头来走路。有很多人因为家庭太穷，或者家里人法律意识薄弱，现在还是非法身份，每天生活在阴影里不敢出门见人。只有等到被公安机关查到或者周围人举报，要么认栽被遣送回越南，要么补上罚金。村里有户人家就是被警察发现而没有钱交罚金，最后那个女的只能被遣送回越南，她的两个孩子留在了中国，没妈妈照看，爸爸要去打工，俩孩子整天在村子里闲逛瞎闹，全身脏兮兮的，像是几个月没洗澡，还会偷别人家东西。

20年年底我生了老二，是个男孩。生了老二之后，婆婆自然是高兴的。我能明显感受到婆婆对女儿和儿子的态度不一样，大女儿小娥（化名）从一出生都是我在带，现在生了老二满满（化名）婆婆还会帮我带，抱起来就不愿放下来，而女儿小娥还是归我管。

“凌晨三点，该起来做面包了。”

开一家面包店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面包在越南叫做bánh mì (banh mi)，是我们一日三餐都会吃的食物，就像中国人离不开的大米一样，越南每家每户都会准备。我和阿忠还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就靠着这个便宜好吃又顶饱的食物度过。越南面包的做法一般是从中间切开面包，往里面塞进去煎蛋、火腿、烤肉、黄瓜、卷心菜，再撒上一点香菜，淋上番茄汁或者蛋黄酱，用卫生纸或者报纸包一下就可以，这样一个也就1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3块）。来到中国后很久没有吃到，后来是在拼多多上看到有和我一样嫁到的越南姐妹在卖，花30块钱买了十个，家里人都觉得味道很独特，很喜欢吃。我盘算了一下，反正家里还有空房间，买个烤箱来自己也可以做。

小凤做的面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来想着等孩子大一点了再创业，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家里越来越捉襟见肘。丈夫没有固定工作，经常出去干几天零工，帮家具厂做下木工，一个月也赚不了2000块钱，老二奶粉钱都不够。于是狠了心把当年剩下的彩礼钱拿出来买了一台1万3千块钱的烤箱，又买了几百斤面粉和一些其他原料，丈夫用他的身份证办理了经营许可证，光是办这个证我跟着他就跑了三四个地方，不是这个局就是那个局，不是差这就差那的。我只会讲简单的中文，不识字，能听懂一些日常对话，就只能跟着我老公到处跑，然后听他用手语和谷歌翻译跟我解释我们还差什么证件。

为了办证我们来回折腾了一个多月，面包坊算是开起来了，疫情也好很多，老公就去城里找工作做了，我也开始忙起来了。

说是面包坊，实际上就是家里一楼空闲的一间房间，设备很简陋，一个烤箱、一个临时用不锈钢板搭起来的和面台，角落里放着几袋面粉和一堆包装袋，还有几个用来盛面包的背篓。虽然简陋，但是还算干净，我每天都会把屋子打扫一遍，所有东西都会消毒，两个孩子要进来也需要先洗手，也不允许乱碰。我做的是食物，要对顾客的健康和安全负责，马虎不得。

我之前没有专门学过做面包，都是现成在网上看视频学的，不懂的就在zalo（越南本土的社交软件）上问亲朋好友。在正式开始做之前实验过四次，每次就和两斤面，第一次烤箱没预热面包外面是糊的，里面还能看见生的面，第二次时间预估太多又烤糊了，第三次熟是熟了但是不够蓬松。这三次做的面包都没法吃，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每天都很期待我的面包，每次都失误，我把糊面包丢在一边，婆婆还一边叹气一边捡起来说：“别浪费，掰一掰还能吃”。公公直接跟我说要是不会做就别做了，让我把烤箱退回去。我为此还和他们吵了一架，赌气起来一个人出了门。虽然我们以前也会因为一些养育小孩问题上吵，但是这一次算是吵得最凶的一次，我买烤箱没花他们一分钱，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我又气又难受，做不出好吃的面包我也很痛苦，可是还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我走出村里，避开了人多的路，转进一条没什么人的郊野小路，然后一边抹泪一边骂，把这些年的苦闷全部骂出来了。

我走了很久，没带手机也不知道具体时间。本想一走了之，跑回越南回到老家，或者出去散散心，可是我钱没有了，我还没有签证根本回不去，就算是去县里找个旅馆我也没有带身份证。回越南是不可能了，我在越南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回去也没有人承认我是越南人，我已经没有家了。再想想我还有孩子，满满还没有完全断奶，我怎么可能丢下两个孩子呢，我又原路返回了。

公公婆婆应该是意识到我不会跑也就没有来找我，换做是其他“越南新娘”的话，早就被抓回去关起来限制自由了。我认识的几个一个县的姐妹都是不给玩手机，不给零花钱，不让出门。

这次吵架之后，我的面包坊门一个星期没有打开过，我没有勇气再去揉面，怕再做又是失败。但是我没有放弃，废了那么大力气和金钱不能还没开始就说不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还是看不出和我之前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花了两百块钱报了个网上的班，我和老师打视频电话面对面的指导我做，我才发现其中的不同：每一种原料的用量都精确到毫克，揉面的手法包括顺时针和逆时针都有讲究，发面时间也要严格控制，同时要用手感知面的软硬度，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纪录片《阿紫》片段

这两百块钱的班和老师的指导教会我做面包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心活。除了各种参数对之外，也要对外面的空气环境有所感知，比如下雨天空气更潮水就放少一点，晴天的话和面时间缩短一点。第五次，我终于做出了像样的面包，接下来就是进入量产阶段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周做三次面包，一次最少都是200个起，每次做面包都是凌晨三点起来和面，才能保证面包新鲜。越南面包不太讲究松软，但是要脆和劲道。和面和一个小时，直到案板上没有多余的面粉，然后等待发酵一个小时，再揉成小剂子，最后压成长条状放进烤箱。

整个做面包的过程，从拿面粉到把面包放进烤箱都是我一个人，这个时候家里人都还在睡觉。我无聊的时候就会打开手机直播一会儿，偶尔还是会有几个人进来直播间看我做面包。这个点来看我直播的人要么是和我一样早起劳作的人，要么就是还在值夜班的人。也难怪直播间不怎么火，有正经工作的人谁在这个点看直播啊。

他们点进来就是纯属好奇，我的中文说的不标准，普通话里带着福建方言，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呢，就纯当自娱自乐解闷了。

面包会做了，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卖出去。幸运的是我有好朋友阿花的帮助，阿花是嫁到另一个村子的越南人，她家是做香肠的，她很知道在网上买东西。她的抖音有好几千个粉丝，微信上还有很多群聊，她每天都在群里发一些商品信息，她还开了拼多多店从拼多多上也能卖东西。我一开始是照着她的方式在抖音上，在微信上卖，但是没什么人买。我就想着开个拼多多店，我请一个中国朋友帮我查了开拼多多店的方法，她告诉我要开生鲜食品店的话需要1万块钱人民币保证金，我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只好暂时放弃。

每天做200个，最多自己能卖出去60个，寄往外地还需要付邮费，虽然和村里的快递点讲好了可以优惠点，但是因为我的面包不放其他添加剂，是短保食品，只能发顺丰快递，根据收货地不同邮费不同，最低也要10块一公斤。算上包装袋、快递盒、快递费，不算我的劳务费，我卖28块钱10个面包也就能赚8块钱不到，每天也就60多块钱。我老公不在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拿到城里去卖，剩下的卖不出去的都是送给村里的亲戚，家里人一天吃几个，到了下一次做的时候还没吃完的基本上也都发霉了，特别是在雨季，就只能扔了。

我和阿花商量了一下，让她帮我卖，我面包做好后以18块钱10个的价格批发150个给她，剩下的50个我自己卖。这样就解决了我卖不出去的问题，确实这样下来我一个周能赚到600～800块钱。赚来的钱我又拿去买面和其他材料，还有给两个孩子买新衣服。我不断改进自己的包装和选择不同的物理保鲜剂，再调整配比确保运输过程中面包不发霉。

这样又是几个月下来有时候因为给孩子喂奶或者做饭忘记了关烤箱导致面包全糊了，再加上新机器需要不断磨合时不时就会有新问题，我看不懂说明书也没法找客服只得自己摸索。虽然还是各种意外频发，我还是对生活充满期待，期待老公回家能搭把手，期待面包事业蒸蒸日上，期待两个孩子快点长大。

每次带孩子进城，我都会去面包店绕一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一家自己的店。我给自己的面包坊取了个名字——小凤面包。中文不通的我，在和商家沟通为面包坊设计一个好看的logo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我们磕磕巴巴地沟通了好几天，设计的logo还是不满意。

但是坚信，所有能够被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成为我向着未来前行的困难。

万般滋味，都是生活。

我的手机便签上记录着“Hôm nay là 18/7/2022, cách xin được thẻ xanh còn có 711 ngày.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距离可以申请绿卡还有711天。）

拓展：

[1]：1988年起越南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越南家庭计划化政策包括：女性在22岁以后才能生育，最多生育2个孩子，两个孩子的生育间隔必须在3年以上。

记者语

要找到一个合适并且愿意接受采访对象不容易，尤其是面对跨文化背景和边缘人群，刻板印象和特殊身份使得她们对异文化背景的人充满警惕和排斥。庆幸的是，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和小凤的接触时间快两年了，她也不再是我的采访对象，而是成为了彼此的好朋友。我品尝过小凤做的面包，和她分享过我学业的困惑，她也愿意和我诉说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积极一面背后的心酸和无奈。我帮她和商家沟通，帮她选包装盒，她给我解释越南俚语的意思。隔着千万里，我们互相信任。小凤和我说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尽快发表，不仅是对我学业的关系，更因为她们需要被看见，而不再是部分新闻媒体上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可是对她们的认识绝不仅是几个月就能透彻的，所以这篇文章拖了很久。一开始我是一个旁观者，现在我更愿意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到她们可爱的生活里。

责校｜席云水

美编｜周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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