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锋 | 重大哲学命题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基于学术史的历史性检视与反思 | 自由微信

摘要：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思想蕴含在重大哲学命题之中。哲学思想的创新实则就是重大哲学命题的新释抑或发明。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反思既有哲学命题并赋予时代内涵的历史，是一部批判既有哲学命题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哲学命题的历史。梳理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相互交织，二者共同谱写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学术体系建构，其聚焦点在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个凝结着理论智慧和时代精神的哲学命题作出深入阐释，继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

关键词：哲学命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王海锋,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一、对哲学及哲学命题的追根究底

二、学术史视野中“哲学命题”新释与发明的逻辑进路

三、以重大哲学理论命题新释或发明来推动理论创新

四、结语：发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哲学命题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在表现形式上，哲学是以范畴、概念、命题、观点、理论及其体系等为支撑点和阶梯“搭建”的知识体系，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这一哲学自身的特性表明，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其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哲学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理论及其体系等创新变革的历史，是哲学在自我革命抑或前提批判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因此，在新时代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就需要在“元哲学”即“哲学何以为哲学”的追问之中，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形成的“重要范畴、标识性概念、代表性哲学论争、重大哲学命题以及方法论原则”作出历史性检视和反思，以探寻新时代哲学发展的路径。本文将主要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以“重大哲学命题”为契入点，对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剖析，继而就重大哲学命题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问题作出尝试性讨论。

一、对哲学及哲学命题的追根究底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哲学家们就试图对其做出“标准化”的界定，但令人惊讶的是，哲学家们通过追问“哲学是什么”却得出了各异其是的定义！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并未妨碍他们研究哲学的热情，人类求知的渴望一步步引导着哲学家们展开智慧的探索：一系列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理论观点被提出，并或者被推翻或者被新释，最终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地表达，把哲学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命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哲学命题之于哲学乃是根本性的。这是因为，我们无论是考察古今中外哲学家们对哲学自身的理解，还是梳理哲学发展的历史，都将清醒地意识到，哲学命题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基本存在样态。亚里士多德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惊异，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求知在哲学理论的变迁中表现为人们将自身对于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以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等理论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体系化表达、表征，构成了人类思想的灵魂、文明之庙里的“神”和照亮人们前行之路的“光”。究其根本而言，理论形态的哲学以概念、范畴、命题和观点为阶梯和支撑点，乃是由哲学自身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俞吾金教授就指出，“哲学思维乃是一种刨根究底式的思维，它的主要反思对象乃是人类理性的各种创造物”。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思维既不是表象思维也不是抽象思维，而是概念思维。他认为，“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这也就决定了，概念构成哲学反思思想本身的重要节点，同时，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之间横亘着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就是哲学命题，它是哲学范畴和概念的具体化，是哲学理论或思想的“浓缩的精华”。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理论是由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所搭建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只不过黑格尔尚未完全触及概念和命题的本真来源，精神自我运演并不构成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真实来源。对此马克思给予我们诸多的教益，他在批判德国观念论哲学时就科学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是观之，虽然理论形态是哲学的基本样态，但就其自身以及构成其体系的范畴、概念、命题和观点而言，本质上却是“现实的产物”，是源于其所诞生的时代和现实问题的产物。只不过人们是以理论的形式如哲学命题等对之加以阐释和表达。

事实上，源于现实生活却高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命题熔铸着哲学家对于时代问题的洞见与观照。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强调，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们都洞见到了哲学及其命题与时代的关系，具体言之，就是每一种哲学思想或流派的诞生及其发展，每一哲学命题的提出抑或创新，都与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哲学家们将时代变革所遭遇的现实矛盾及其问题转为哲学中的问题，并以理论的形式抑或命题的形式加以表达。冯契先生就强调，“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但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基于此，他具体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冯契先生的这一断定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哲学理论及其命题实则就是时代问题在理论层面的思辨表达。

当然，“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的问题。……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因而，哲学命题显然熔铸着哲学家个体对于时代矛盾的把握，这不仅体现为概念、范畴、命题以及体系化的理论思辨，更体现为哲学家群体和个体的生命体验，熔铸着哲学家对于个体生命的自觉与体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哲学命题就不是僵死的范畴、概念、观点和理论体系的思辨表达，而是活泼泼的生命，是人作为生命之存在对于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把握。也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因其提出了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哲学命题而彪炳史册。以至于当我们提到某个哲学家的名字抑或哲学命题的时候，能够习惯性对之做出“关联性链接”，即当我们说出某个哲学家的名字时，能想到的必然是其所提出的原创性哲学命题，如朱熹之“格物致知”、王阳明之“致良知”、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马克思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同样，当我们想到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时也必然在脑海中显现其提出者的名字，如“存在先于本质”之萨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陆九渊、“语言的界限便是世界的界限”之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恩格斯，等等。这些都表明，在每一哲学家抑或哲学流派那里，哲学命题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它构成人们辨识某一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属人本性的哲学命题也就具有一定的“个体性”，是哲学家以个体的名义讲述本民族及整个人类的故事，集中地体现了哲学家对于当下生活的反省与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从学术史的视角审视古今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对上述判断会有更为深刻的体会。一部哲学发展的历史，实则就是“酝酿提出、深入论证、争议修订”重大哲学命题的历史。一个重大哲学命题被重新加以阐释抑或被推翻，都意味着哲学理论在螺旋式上升中实现自身的发展。正如高瑞泉教授所指出的，“哲学家通常会借助于先前已有的哲学概念、命题来表达，因此有时仿佛只是沿着完全独立的脉络在发展。当旧有的概念不足以表达其意图时——生活和实践的优先性决定了剧变时代常常会出现这类情景——哲学家就需要创造新的概念”，乃至于我们所讨论的“创造新的命题”。因此，哲学命题必然熔铸着哲学家对于哲学理论的反思与批判。黑格尔曾用“厮杀的战场”对此加以描述：“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事实上，这样的情景不仅发生在每一哲学流派和体系之间，更发生在蕴含在这些流派和体系之中的哲学命题的更迭中。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每当哲学家提出新的命题时，都认为有了自己所提出的命题，以前哲学命题被驳倒且其缺点被弥补，伴随着自己体系的建立，真理已经被发现，但事实往往是其提出的命题只是真理的一个环节。在我们看来，也正是在哲学及其命题的反思批判过程中，哲学真理才逐步显现出来。例如，当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这一命题并部分地埋葬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时候，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则把费尔巴哈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并确立了以“感性的人的对象活动性”(即实践)为本体的实践唯物主义。

上述的讨论表明，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必然是以范畴、概念、命题、理论观点等为支撑点和阶梯所构成的理论样态，是时代问题的系统化和体系化表达。追根究底追问哲学理论及其命题的基本特质，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推动哲学理论创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倘若我们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尤其剖析重大哲学命题新释、发明与哲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逻辑进路，将对此有更为真切、真实的体会。

二、学术史视野中“哲学命题”新释与发明的逻辑进路

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成就必然奠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学者们基于重大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基础理论及其部门(领域)哲学的发展中重新阐释抑或发明了新的“重大哲学命题”，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返本开新和思想的时代性创造，作出了自主性和原创性的贡献，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倘若我们在学术史的视域中检视与反思这一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过程，就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命题的演进逻辑中(包括“横向”与“纵向”相结合、“同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勾勒出哲学思想及其命题创新发展的整体性图谱，总结出重大哲学理论命题与哲学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基本规律，就能为新释或发明新时代的哲学命题指明方向，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铺平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在理论来源上伴随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在现实境遇上与中国从自我封闭走向被迫开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息息相关。整体而言，“中国向何处去”构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则是在“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实现的“化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李达、艾思奇、冯契、毛泽东等提出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命题，体现在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诸多研究领域。如，围绕着“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的历史任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命题：“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冯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这些命题汇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总的学术命题，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在《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中则具象化为一系列新的哲学命题，例如“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认识是在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抵近真理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认知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等等。这些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其所构建的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智慧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从革命逻辑转向建设逻辑进程中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1949—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大成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从“革命逻辑”转向“过渡逻辑”与“建设逻辑”，进而实现重大跃迁的历史时期，其最为集中地体现为社会矛盾学说的新发展。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命题的创新则是面对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的，是理论对现实的积极回应。1949年3月，毛泽东强调，革命胜利之后面临国内国外两重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在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诞生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理论命题，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价值，例如，“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可以转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等等，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命题新释与发明也不局限于社会矛盾学说，仅仅就毛泽东哲学而言，“哲学就是认识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等一大批哲学命题被提出。这些都无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建设时期宝贵的思想武器。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哲学命题所蕴含的理论观点依然构成我们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双向互动的结果，在哲学上则表现为时代变革与哲学改革双向互动，“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回答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命题的创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理论格局。“一体”就是围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所展开的理论创新；“多样”则是围绕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抑或集中性呈现的某个问题而展开的领域(部门)哲学问题的研究。

从“一体”的研究格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学理化研究、元哲学层面追问的哲学观研究构成了主导性的领域。(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学理探索及其命题阐释与发明。时代呼唤理论创新。当既有的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无法满足现实变革对于理论创新的需要的时候，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剖析其所蕴含的哲学命题及理论思想，就成为基础理论探索的着力点。例如，学界在哲学理论自觉和现实问题自觉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中的哲学命题的新释。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下，人们将基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重要论断加以比较研究，对蕴含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命题”做了透彻地分析，最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创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性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等理论命题，这些命题的提出与阐释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同时又熔铸着学者们对其整体性思想的学理性把握。这些经典命题的阐释及其发明所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在理论自觉与问题自觉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与中国化的新境界。又如，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及其未来发展的形态的追问中，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断和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提法、断言和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化哲学”，等等。再如，在基础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相关理论做出判断而提出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哲学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哲学著作”，等等。在方法论原则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方法论命题被继承并应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事后观察法”，等等。当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基于现实问题考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性的命题也不断地推陈出新。(2)源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和思想的解放，因而，与之伴随的是，基于对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批判所展开的“元哲学”抑或“哲学是什么”的追问登上历史舞台。例如，学界在哲学史的视域中比较考察哲学与常识、宗教、科学的关系，探索哲学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派别冲突等，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对“哲学观”的相关经典命题展开探索，并适时地提出了一些代表性的哲学命题：“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哲学的生活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哲学以‘表征’方式来实现自己对‘时代精神’的理论把握”；“哲学是把文明中的人性素质作为文明的意义基础，将其阐发为‘纯粹的思’”；“哲学应是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为目标之学”“哲学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哲学是一种教人经得起痛苦和磨炼的人生态度之学”。又如，学界基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相继凝练出“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等命题。应该说，这些基于“元哲学”追问所凝练提出的哲学命题，极大地推动哲学理论发展及思想的解放，在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中发挥了哲学思想的先导性作用，并在这一讨论中拓展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总体而言，基于现实需要所推动的教科书改革，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哲学命题”新释或发明成为理论创新的聚焦点，这主要体现为：重新反思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所提出的哲学命题，揭示其所隐含的真实内涵，实现“去伪存真”；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在“文本—文献学”的方法论自觉中，提炼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所隐含的哲学命题，实现思想的“返本开新”；结合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赋予既有命题以时代性的内涵，继而提出富有时代特质的新的哲学命题，在“命题重释”中实现思想的“本真揭示”。

从“多样”的格局看，则体现为学者们在主体性自觉与问题自觉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在新释既有哲学命题的同时，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凝练并提出新的哲学命题，这集中体现为领域(部门)哲学的形成。客观来说，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的根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 实际上是从‘在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这一转化的基本做法是，在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讨论退入历史背景的境遇下，以对哲学的理解的哲学观的变革为突破口，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积极借鉴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改革逻辑”及其“发展逻辑”)遭遇的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价值冲突与价值观确立、发展的成就与代价、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的存续、社会公平与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哲学的回答。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形成了基于各个具体领域研究的领域(部门)哲学，并获得了蓬勃发展。从哲学命题与哲学理论发展的关系维度看，“多样”的领域(部门)哲学的发展与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紧密相关。例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命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重新加以阐释。学者们提出了“人是哲学的奥秘” “突破‘物种哲学’的思维才能进入人的现实世界”“‘人’只能按照人的方式去把握”“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主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等等一系列重大哲学命题，形成了在元哲学层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对人的整体性理解。当然，人学的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实际上，学术界21世纪以来在讨论“全球化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哲学就是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均提出了诸多富有时代性内涵的哲学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在以思想切入现实，使现实趋向思想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基于经典文本新释和思想资源激活而提出的哲学基础理论命题、基于现实提出的时代性哲学命题、在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破解中提出的“重大哲学命题”逐一登场。在我们看来，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三个重大哲学命题的提出。客观地讲，这些哲学命题是“历史的出场逻辑与思想的出场逻辑的对应生成”，是“体系意识退场与问题意识登场的对应生成”，是“纯粹思辨消解与现实观照觉醒的对应生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抱现实的产物与成果。在哲学命题的新释与发明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这些都告诉我们，只有在时代问题中才能真实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活力，其所迸发的思想智慧依然是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思想指南！

三、以重大哲学理论命题新释或发明来推动理论创新

上述关于哲学命题之作为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本真存在样态的考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学术史梳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其重大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紧密相关：哲学理论创新体现为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哲学命题的新释或发明助力哲学理论创新。理解了这一基本规律，新时代的哲学理论创新和学术体系构建便“水到渠成”。

从更为具体的层面看，上述讨论给予我们的教益在于：(1)梳理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均体现出“哲学命题创新——哲学理论创新——时代变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哲学理论的创新史是学者们基于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的哲学命题的新释与发明的历史，即赋予既有哲学命题以时代性的内涵而作出的新释，抑或将时代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而提出新的哲学命题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逻辑进路在纵向上体现为，哲学命题的创新与时代问题的变革同频共振，哲学理论创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在横向上体现为，哲学命题的创新体现在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中所形成“一体多样”格局中实现的基础理论和领域(部门)哲学的创新。(2)在学术史视野中以“重大哲学命题”为突破口的理论创新重点聚焦于如下问题：开掘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中的“重大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以时代性问题为依托，重新激活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中的“重大哲学命题”；比较“同一重大哲学命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与其之前哲学家那里具有的思想内涵之异同；比较“同一重大哲学命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所具有的不同思想内涵；辨析“同一重要哲学命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思想内涵的变迁；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进历史进程中，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思想的继承者究竟提出(发明)了哪些新的重要哲学命题；重点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时代问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命题的新释与发明，揭示其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关系；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哲学命题的思想资源，为时代变革提供思想指南，等等。(3)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能否提出“重大哲学命题”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作出原创性和自主性探索的重要标志。在新时代，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在于，在激活理论背景和把握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我”的重大哲学命题并赋予其时代性内涵，使之为时代变革提供思想智慧。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而言，新释或发明符合时代特质的重大哲学命题将成为我们努力的重要方向。

冯契先生指出，哲学根源于社会实践，“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道路的探索史，我们就能更为深切地体会到社会矛盾(抑或社会主要矛盾)与哲学思想变革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逻辑关系。因而，对于新时代以重大哲学理论命题新释或发明推动理论创新乃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来说，理应关注所处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作出哲学反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其实也就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的转化，即应在既有学术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基础上，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重新凝练、发明体现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哲学命题。可喜的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学界已经对此有所洞察。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所凝练、发明的三个重大的哲学理论命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具有上述特质的重大哲学命题，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例如，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命题而言，其所体现的是理论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现状，发展过程、未来走向的整体性的把握，即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并集中体现为“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其核心任务就在于揭示其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性意义。例如，在总体上揭示马克思关于意识起源的思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认同理论等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理论关联等。又如，“以点带面”对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狭义)自我认同；各民族相互认同(承认)与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作出分析。上述案例说明，我们所倡导的凝练、发明重大学术理论命题，其本质要义在于，应把基于重大学术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所凝练、发明的学术命题作为突破口，唯其如此，我们的学术才有未来可言。

四、结语：发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哲学命题

哲学命题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之哲学的本真存在样态。哲学理论的创新既包括概念范畴抑或术语的革命，也包括哲学观点的创新与哲学命题的凝练、发明。在我们看来，以“重大哲学命题”为契入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及其学术体系构建的最佳路径。它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追问哲学及其哲学命题的本体之根，还要回归学术史的视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哲学命题的更迭历史作出梳理并总结历史经验，更在于不断发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哲学命题，在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中，让世界知道体现着民族性和人类性特质的“学术命题中的中国”，知道蕴含着中国哲学家理论思辨和个体生命体验的“中国的学术命题”！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在于如下三个方面问题的破解：一是以打造标识性哲学概念为契机，推动重大哲学命题的新释与发明，即倡导打造标识性的哲学概念，实现术语的创新与革命，使作为标识性概念展开形态的哲学命题获得新的生机；二是以破解代表性哲学论争为契入点，推动重大哲学命题的新释与发明，即倡导展开学术争鸣，尤其分析围绕重大哲学命题展开的论争，剖析其发生的时代背景、论争的焦点、形成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存在的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范式转换等，从而使既有哲学命题在“内在矛盾”破解之动力的推动下实现其时代性的阐释乃至发明；三是以方法论自觉为导向，推动重大哲学命题的新释与发明，即倡导方法论自觉，在反思既有的研究范式如“对话”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中国化”范式、“出场学”范式等的基础上，推动研究范式的转换，尤其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分析既有的哲学命题的“前身后世”，从而在承前启后中新释或发明哲学命题。归结起来，最为根本的是，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即深入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深切把握时代的问题，正如吴晓明教授所强调的：“只有当我们的学术能够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时，它才能摆脱抽象的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的运作；只有当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在思想理论的发展进程中被有效地克服，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立足于自身，并在获得其自我主张的同时，开启它的成熟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发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命题，其所期许的是，摆脱主观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中国的乃至人类的“社会现实”作为哲学命题的真实内容，这就需要“不断提升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形成由具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所构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时代向哲学的创新提出了挑战，哲学只有积极应对这一挑战，才能真正作出自主性阐释和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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