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洪灾，社会力量做了什么，有哪些挑战？
编者按 ：6月以来，南方地区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在这几个月中，社会组织持续协助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灾害救援。筹资募款、分发物资、评估灾情、转移群众、支援社区……不同社会组织利用各自的资源，在洪灾救援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7月12日，在“疫情阴霾下洪灾来袭，民间公益力量如何动员社会参与？”交流会中，几位来自不同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分享了他们在这次洪灾救援中收货的经验、遭遇的挑战，以及期望怎样与媒体等其他民间社会力量进行合作。
以下为嘉宾对谈部分——
徐 凡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今年发生的大事特别多，从年初开始，疫情响应工作还在继续，年中洪灾灾情又变得越来越严峻，目前大家似乎也发现社会对洪灾的关注度和洪灾本身的严峻程度并不太一致。今天请到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代表，想问一下各位，机构在今年上半年疫情的筹资额大约是多少？以及这次响应洪灾计划的筹资额和实际的筹资额大概是多少？
刘园月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灾害管理部主任）：疫情的筹款额大概1.09亿，洪灾计划的筹资额为800万，洪涝灾害到现在为止的筹款额大概是250万左右。
朱一存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助理主任）：在疫情期间扶贫基金会的筹资额为2.3个亿，灾害救援每年的筹款在中小型灾害响应方面是1000万左右。这次洪灾我们的计划筹款应该是在600万左右，但到现在为止只筹到了70多万。
谭 花 （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主任）：疫情期间爱德基金会的筹款大概是8100多万元。这次洪灾总体上希望能够在平台上筹到400万，目前筹款一共是179万。
徐 凡 ：问筹款额度的问题，并不是想让大家为这些基金会筹款，而是想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对疫情和洪灾关注度的悬殊这么大？
根据数据，今年新冠疫情的社会筹款总额达到350亿。另外，汶川地震的社会捐赠总额是650多亿，雅安地震的社会捐赠总额是30亿。单单从筹资额来看，洪灾筹款金额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不是说明洪灾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和疫情、地震相比也是忽略不计的？显然不是。
虽然1998年之后国家对水利防洪方面的投入成倍增加，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现今，洪灾对经济的冲击力也更大，越是经济和生态脆弱的地方，受到洪灾的损失越严重。
接下来开始讨论，主题为“社会力量在抗洪救灾方面做了什么工作，有什么挑战，如何更好的动员社会参与”。
朱一存 ：我们对洪灾的响应是在6月7号从广西阳朔开始的，紧接着是广西其他地区、广东、贵州、四川、重庆，包括云南。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重点已经移到了江西和湖北两个地方，现在派出了人道救援网络的伙伴以及基金会的部门，做全部门的响应。
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分三个部分。第一是灾情前期的沟通调研，有一些救援队是可以参与到灾区民众转移安置的辅助工作上面去的。第二是物资需求的供给，我们现在的物资供给还是常见的衣物、食品、粮油和保障箱。第三是快速减灾的响应，比如重庆当地的一些桥梁倒塌，导致房屋岌岌可危，我们就会做一些保底的、简单快速减灾小设施的建设。截至目前，我们在7个省开展了灾害救援工作，整体物资支持已经超过了100万。
谭 花 ：爱德基金会做了很多年灾害救援，从5月底汛期开始就关注国内的水灾了，真正响应也是在桂林阳朔水灾时开始的。
我们今年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备案期，在6月底才正式上线筹款文案，进行网络筹款。但是我们在6月12号的就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了广西桂林水灾快速响应的资金，但是它会有一个时限，在6月下旬的时候正式批复。网上筹款之后，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在贵州的铜仁、安顺、重庆、江西的上饶，特别是鄱阳那边，安徽黄山歙县来做灾害响应的工作，已经响应的目前主要是在这5个省区的相关区域。
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食品和生活物资的发放，另外也在支持一些救援组织，在当地开展清淤和灾后防御的一些工作。同步我们还继续关注湖南、湖北以及四川这些地方水灾汛情情况，一旦有需要的话，也会在这些地方进行响应。目前因为整个鄱阳湖区域防汛压力比较大，所以重点区域在江西这一块，我们也动用了一些储备资金，备灾资金，并联合当地的合作伙伴，来做准备性的一些工作。
刘园月 ：自从5月进入洪涝灾害的高发阶段以来，我们联合各个省的伙伴已经开展了49次洪涝灾害救援行动，其中江西和安徽是我们行动的重点，在江西上饶的鄱阳县、婺源县，还有九江的彭泽这三个县，我们总共在安徽的9个县开展救灾应急工作。
救灾工作的一个核心点是根据需求，我们在长江边上也有其他的队伍，比如武汉云豹救援队，他们在开展一些监测水情方面的工作；南昌的雄鹰救援队，他们在做转移安置群众还有搜救这方面的工作。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的这些社会组织主要在安置点，在受灾的农村开展一些紧急生活救助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放在江西和安徽两个省来开展工作，根据灾情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扩大救灾应急的范围。
张 军 （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执行主任）：安徽广善公益是从7月6号开始第一次行动，目前在安徽一共有5个地市，6个县，再加上3个地市，包括9个城镇，开展行动。
行动我们分为了两部分。一是联合在地的救援伙伴参与到政府应急部门的群众转移工作。二是通过在地联合救灾的地方公益组织，开展应急物资支持。目前在5个地市、9个县开展行动，第一批物资60多万，第二批物资大概80多万。截至到12号，计划准备发放的物资已经达到160万左右。
下一步我们正在跟省应急板块开展联动，包括数据上面的共享，我们希望社会组织在开展行动的同时能有效的补充到政府应急工作中，不要变成民间单独做自己的，然后政府有另一套的规划。所以，我们前期在做所有的行动之前，我们跟省的应急厅，包括地方的应急局，都建立了充分联系。前天我们在旌德县的时候也是跟当地的应急部门开展联系，希望在下一步应急救灾的工作中能做有效的补充工作。
这是我们安徽基本的工作，目前我们除了在黄山建了一个备灾仓库，在宁国建立了一个备灾仓库以外。我们今天也在安徽长江沿线的铜陵地区建立了第三个备灾仓库，以应对下一波长江流域洪灾的风险。
郝 南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洪涝灾害在时空分布上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每年5月份的时候，西部常会有一次暴雨洪灾，尤其是甘肃定西、陇南地区。5月下旬，两广地区加上福建一部分地方会有“龙舟水”，去年龙舟水带来的灾害损失就比较严重。接下来是梅雨季，“疯梅”现象去年和今年都很典型，每一轮“疯梅”至少会涉及到四个省份，每个省都会有比较典型的灾害过程。
接下来就到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主汛期里有时候是一些大、中尺度气象条件造成的暴雨，比方说去年广东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在惠东县制造了1034毫米的广东日降水量记录，同时在汕头市的潮南区、潮阳区造成严重的灾情，基本上是20年一遇这种级别。然后是台风，去年是“利奇马”台风，前年是“山竹”和“温比亚”台风。每年台风到来的时候，会穿过几个省，这几个省就需要高度戒备，常常就会有比较严重的破坏。
卓明从2016年开始比较稳定地去响应各种类型的洪涝灾害。事实上，在2016年至2020年最近这5年里面，每一年的洪涝灾害比2015年之前的平均水平要更严重一些。最近几年气象灾害的严重程度和频次明显感觉有所增强了，可能跟气候变化的背景有关系。
再说到今年，今年上半年的洪灾响应一直到7月5号为止，都是感觉比较轻松的一年。龙舟水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破坏，有一轮、两轮，但不明显。4月份、5月份灾情都是显著偏轻的，比往年要轻一半以上，西部的暴雨洪灾也不是特别明显，下了场雹子，然后就过去了。
“疯梅”现象也有，它（上半年）造成的比较知名的灾害是在广西阳朔，但实际上灾情最重的还不是阳朔，是旁边的平乐。不过今年广西的灾情比不上去年，去年受灾严重的县要多得多。今年上半年全国最重的洪灾是贵州正定县和江口县的两次，这两次暴雨洪灾时间短，降雨过程比较迅速，但水位更高更危险，而且是突发暴洪，直接侵袭县城里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造成损失也很重。
而整体上来讲，今年上半年灾情和最近5年的平均值相比是偏轻的。虽然6月份降雨相对偏多，但也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灾害，和去年、前年6月份的灾情相比，最多也只能说差不多。其实，每年的主汛期是7月到8月，7月到8月的水灾损失一般要占到全年的一大半。9月份、10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晚台，也不是每年都有。要论全年洪涝灾害的话，前半年往往是不作数的，因为占比实在太低。
然而，从7月5号开始，我们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了。6号晚上长江中下游下了一场比较大的雨，7号凌晨我们就紧急启动了一个三级响应。我们发现各个省，尤其是安徽省的灾情特别严重。我们监测到安徽省当天晚上的降水很猛，黄山附近的降水量非常高，成灾性非常强。且降雨转化为地表径流的比例非常高，各个有水文站的地方都监测到了非常强的成灾讯息（超警戒、保证水位），而且这些水流从黄山向三个方向汇集，7日当天早上，每一个汇流方向上都出现了超过当地历史记录的水文记录。7月6号晚上、7月7号凌晨的降水向东造成了新安江的超历史汛情；向南对江西景德镇和江西鄱阳县石门街镇、油墩街镇这些地方造成了破历史记录的洪水；向北给安徽宁国、宣城、芜湖等处的几条大河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水位超过保证水位，洪水淹过的范围也比较广。歙县首当其冲，就有了众所周知的当地高考推迟的新闻。
这几年，尤其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一直负责向应急管理部报送社会应急力量响应信息，实际上是要收集各个省的社会应急力量行动——以前叫社会力量参与减灾、救灾、防灾，现在叫做社会应急力量——对于每个省的社会力量响应，我们需要去拉一个群，收集他们的工作状态，向应急管理部报送。所以，现在是建立起了一个信息报送机制，但是这个机制今年有一些新的变化，还在磨合当中，还没有正式上线，就迎来了7月5号开始的这轮历史性的强降水。
总之，长江今年的灾情，从各种水文记录或者其它的一些指标看，都是打破各种历史记录的趋势，而且这还很早，只是7月上旬的情况，后续形势还会发展变化，所以今年的防洪形势是空前严峻的一年。
徐 凡 ：刚才大家介绍了目前开展的基本工作，我想问的是，我们每次看到洪灾的新闻，一般都说受灾面积是多少公顷，受灾群众有多少万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说到洪灾，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解放军或者消防人员将水灾受困群众从被水淹掉的房子中转移出来的画面。想问各位作为社会组织和响应灾害的中间力量，怎样发挥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尤其在今年，新闻报道说已经有4个水位站突破了1998年的历史极值，还提到了大流域洪水的概念，那对于灾区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和往年相比的话，今年各个组织来响应洪灾又会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和难题？
刘园月 ：在讲我们遇到的难题之前，我先讲一下我们怎么看待救灾这个事情。壹基金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全国的中小型灾害，以及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灾害管理业务是壹基金的核心业务。
刚才你提到很多受灾的数据，如果说一场灾害导致一万个人受灾，那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万个人受灾这件事情发生了一次，而是一个人受灾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万次。所以，我们会关注到灾害对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么要把灾害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降到最低的话，不管这个灾是大还是小，都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开展一线救灾的行动当中，我们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募集社会资源这件事情，也就是筹款。
在5月洪涝灾害开始高发的阶段，我们先后在轻松公益、水滴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与阿里巴巴公益、新浪微公益这些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发起了灾害筹款的项目，为受灾地区的群众和孩子筹集灾后物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积极与筹款平台沟通，同步灾情信息和一线行动，但目前筹到的资源、资金，同受灾的群众需求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截至目前，较大的难题还是在募款这一块。
作为社会组织影响灾害的社会专业性来讲的话，第一我们关注儿童，因为儿童比成人更加脆弱，我们关注他们。第二我们关注灾民在灾后个性化的生活需求。
朱一存 ：我认同园月老师说的情况，从灾害响应上来讲，扶贫基金会在今年水灾的救援响应工作中，也感受到了灾害救援应该开展更多关于社区快速减灾的参与和创新。
我们这次去江西的鄱阳，包括去九江、景德镇做调研，还有在湖北开展调研工作的时候，发现在水灾常发的这些地区，老百姓很早就把自己一楼的物资都转移好了，然后第一时间听从安排，进入到安置区。安置区的准备相对没有那么充足，但基本的吃住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在灾害响应的过程中，其实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是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和开展更多工作的。
第一个方面，在一些紧急边缘的、不是快速储备的物资上进行一些支持，还有在转运人员的信息上，社会组织可以给予一些人力上面的支持。这是两个能够在这一阶段快速参与的地方。
第二阶段是水灾过后，对于小型的道路、桥梁，小型房前屋后的风险点、滑坡点以及房屋倒塌的风险建筑这块，社会组织可以组织一些专业力量，更快地帮助村民减少风险与次生灾害，加快下一次水灾或新的暴雨到来之后老百姓的响应。
政府有很多工作要做，像是灾损评估和重建，而每一个社区的工作都是组织老百姓自己来干的，实际上就是村长带着大家干，但村长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可能比较少，所以我觉得社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当然，对于安置区的响应、安置区物资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个介入过程中，我们如能更多涉及到社区减灾和快速参与，可能会给予当地更好的社区服务，我希望在灾害救援和资源整合上面，我们能做更多有价值的事，从而体现出社会组织的核心能力。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承接资源的时候要得到资源方的认同，因为很多资源方可能觉得发东西更容易支持到灾民，也更容易理解，所以这方面需要我们做一些引导和支持的工作。
徐 凡 ：下面有请张军，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如何同政府部门来开展合作。
张 军 ：其实在这次行动中，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首先，在往年的救灾行动中，都是我们地方组织和地方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地方性合作，包括过去叫民政，现在叫应急的部门，他们有很多和社会力量打交道的经验。今年是我们第一次跟省一级的应急部门开展联动，所以无论在信息上面还是行动层面，我们都遇到了一些衔接的问题。
其次，社会组织并不是救灾工作中的主体，主体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只是有效的救灾补充力量，可以起到很好的协助补充作用，并发挥更大的价值。而实际情况是，政府、公众会认为我们这种社会组织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各方对我们的期待值也可能过于高了。
我们在做一些救灾行动的时候，有职能部门听说我们可以做捐赠，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或者提供他的需求，但我们其实根本满足不了，这是我们在行动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比如一个安置点要紧急安置，政府的资源不足以支撑，问我们要300张折叠床，甚至500张，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方机构，并没有这个资源去满足，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跟基金会合作的时候，基金会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数据评估，数据评估以后，才能给予一些物资支持。但其实在做一线工作的时候，很多政府职能部门都没有这部分数据，甚至没有及时收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地方伙伴很难在及时有效的情况下给予数据，即使政府职能部门有数据，可能他们当下要做的事是救人、转移，顾不上别的。尤其对于我们这种民间组织来说，如果在前期我们没有做大量的工作或者充分对接的话，在数据评估上是有困难的。
最后，民间力量的专业性如何体现？我觉得可以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灾害来临前，我们在社区做了大量减灾工作，比如我们当初跟壹基金做的安全家园项目。其实在这次洪灾的过程中，尤其在歙县，社区的救援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能不是特别突出，但对当地来说这种及时的有效性我觉得特别高。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力量通过前期减灾类的项目，在后期加强了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黏度、信任度，后期在开展救灾工作的时候，无论是物资性的支持还是其它方面的配合上，都会有更多的支持。其中，在救援队和当地应急部门的对接上，我觉得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次洪灾中，很多地方性的救援队都和地方的应急部门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很多救援队都是经过当地应急部门指派，到什么地方去，参与某个乡镇的人员转移等工作。
第三个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期待，在未来，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地方性枢纽机构，我们期待有更多基金会的资源能够支持到我们本地的枢纽机构或者本地的组织。比如说这次的洪灾行动，壹基金就给了我们枢纽机构很大的支持。除壹基金外，我们和正荣基金也有一些合作。
在这样一个大灾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整合力量？我希望不同的组织能放在同一个平台，在协同的作用下发挥我们各自的功能或者有效性，对于我们的行动也好，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看待我们民间组织的行动也好，或许会有更好的参考价值。
徐 凡 ：张军提到社会组织不管是和政府部门，还是和一线组织的信息交换中，都存在着一些挑战，作为专注于做灾害信息工作的郝南，我相信他有很多经验跟大家分享。
郝 南 ：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我们在响应上也遇到了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民间的洪灾响应范式在最近几年里仍然不稳定，同时也发展比较晚，在救灾时社会力量到底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范式。
第二，我觉得公众以及其他相关方对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期待，并不是基于理性的。他们期待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灾害当中产生的真实需求和我们真正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冲突。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张力，而作为执行的社会组织在这过程当中就会被撕扯。
第三，主要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我们跟民政打交道，形成了一种模式，但在应急管理部成立以后，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来，它的主体、主要对象、沟通方式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新的模式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还在磨合当中。
从范式上来讲，救灾这件事能干什么？现在国内有一个特色，中国有很多民间的救援队，据去年应急管理部统计，全国大概有1700多个注册的救援队类型的社会应急力量，这些社会应急力量相当一部分是具备水灾救援能力的，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队伍。去年临海水灾的时候，浙江全省有100多支水上救援队去支援，这个数量还是挺惊人的。江西、广东、福建也都有很多水上救援队。
我们近几年重点在开发一个技术，怎么样能够让救援力量更早地参与到洪灾救援当中。因为这些民间队伍这几年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在洪灾水位上涨的过程里面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这种模式实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前年“山竹”台风后期阳春市的救援，当天晚上因为事发比较突然，消防来不及跨市调队伍，所以当时到达现场的十几支社会力量队伍就是救援的主力军，而且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的救援工作。
去年“利奇马”台风造成的临海市洪灾当中，救援高峰时80%以上的船都是民间提供的。所以在救援当中，在紧急转移群众的过程中，民间在一些救援真空期，在一些严重超出本地响应能力的特别突然的事件里面，它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只不过在各种事后总结中，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工作成果体现。
中国社会组织在水灾中的这种救援参与方式，在全世界范围里也是比较特殊的。我们能看到的各国社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对气象灾害的响应方式，首先是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社区准备。社会力量需要渗透到城乡社区里面，然后再通过社区动员去让人们能够早期避险。险情发生之后，则更多侧重于赈济工作，也就是物资发放等。物资发放也是国内公众认可的，比较主要的一种救灾形式。
在国际救灾领域里，我们看救灾，尤其水灾救灾的时候，所分的专业方向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供水和卫生（WaSH），灾害之后是缺饮用水、缺卫生条件的，会造成疫病的传播，而疫病的致命性甚至可能会超过洪水直接造成的损失，所以这往往是更受重视的。
其次是对弱势群体的对口支持，尤其是儿童，然后加上妇女、老人、残障等这些在洪灾当中的脆弱群体，这也是全球非营利组织领域经常重点关注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生计的恢复。家园被冲毁了，怎么重建？生计怎么恢复？然后一些防灾措施、监测预警措施怎么来做日常的准备和建立？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整个防灾减灾救灾过程当中，国际上提倡的是增加在灾害先期和灾害准备期的投入，准备期的投入和重建期的投入是应急期的几倍以上。
但在国内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平时的投入非常少，只在应急的时候才会有大量的社会捐助。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公众常常期望我们这些社会组织是把捐来的钱转化成物资直接捐助给灾民，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不对的形式，但这确确实实不是行业里提倡的更优先的形式。
比较典型的就是寿光洪灾。2018年的寿光洪灾中，全国的捐赠量非常惊人，达到了上亿的级别，在这几年的洪涝灾害当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但是上亿的资金，首先善款大部分捐到了慈善会，然后进入到政府财政序列里面。另外物资捐赠的数量可能比直接捐款的数量多，老百姓更愿意捐东西，不愿意捐钱。我不得不说，老百姓基于自己的理解捐赠的物资，基本上到达灾区都是浪费的，是给物流和分配体系制造压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
这是老百姓按照他们的理解采取的救灾行为，但他们想象的灾区需要的东西和灾区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反而大家不愿意捐钱去做。
实际上，救灾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而这项专业工作里面的专业内容是不被公众所了解和认可的，大家还是期望用他们想象的那种救灾方式去行动，比如说拿矿泉水、方便面、消毒水这样的东西去参与救灾，但实际上它只能解决受灾群众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有时会产生无力感的原因。
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少，这也跟我们的资源导向有关系，资源导向让我们去解决的其实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它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可以采用的方法，它背后是缺少资源支撑的，这跟公众和资方很大程度上不理解救灾中的专业性有很大关系。
例如在去年的救援筹款当中，救援队伍日常准备的专业救援船艇和发动机损耗了，之后筹款要用来补充。公众不理解：你都救完了，还要钱买船干什么？就不会想到说这个装备损失了，下次救援怎么办。这是一个理解上的问题，公众遇到这次灾就想解决这次的问题，这次已经投入的先期成本，就不想再去承担。所以这也是一个捐赠意愿、理念的问题。我觉得理念的宣导和教育，包括受灾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是专业性的手法，以及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都是公众不了解的，我们怎么样跟媒体一起让公众了解这些问题，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
我很困惑，6月下旬的时候有那么多自媒体去炒作一个话题叫做“洪灾那么大，却没人报道”。但我要说，首先，那时候洪灾没有特别大，这几年每年水灾都很大，往年被忽视得更严重。今年已经是灾最少、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上半年。
然后，到了7月份，比1998年大洪水更严峻的灾害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包括公众的反应上，还和往年是一样的，大家在灾害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危机跟九八年的是一样的。实际上2016年长江洪涝灾害的强度跟九八年就已经是一个水平的，只是造成的损失少。因为我们国家在进步，所以损失才没有过去那么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到了今年，洪水已经成灾了，不是说大灾小害的问题，而是大灾，也有很大的损失。鄱阳湖的水位已经突破了历史极值，达到1998年都没有达到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面，救灾难度非常大。鄱阳湖周边堤圩损毁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人员紧急转移的数量每天也都在增加，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只是7月上旬，每年最严重的时候都还没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媒体传播跟严峻的形势是完全不匹配的，而且能感觉到媒体其实非常想努力去改变上半年自媒体给大家造成的既定印象。我知道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专业媒体，每次灾害的报道都是不遗余力的，只不过大家要么不关注，要么关注不够。是大家不看或者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媒体不报的问题。
同时，媒体报道的范式也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状态，就破历史记录这个数字反反复复报道，但是破历史记录之后代表的是什么，破坏的特征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些事情很少有媒体能把它讲明白、讲透彻，包括怎么从上半年整体灾情偏轻突然就变成了已经打破所有历史记录的程度，翻转是如何产生的，没有这样的分析。
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知道南都和其他媒体有跟社会救援队一起坐船下去，一边救援一边记录这个过程，这样的工作就特别好，体现出了民间社会的联合性。
像公益组织和媒体携手一起行动、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画面，这种情景在2015年、2016年之前是很多的，例如2016年河北洪灾的时候，我们跟媒体有很多合作，我可以跟媒体介绍说哪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素材可以去选取，有哪些报道的线索。我希望可以跟行业或者媒体一起，在灾害报道范式上面做出更多的突破和改变。
徐 凡 ：刚才大家提到了，在响应灾害的时候，政府的期待、公众的期待和社会组织实际上真正能够发挥核心价值的地方之间，有比较大的认知差异。包括公众对灾区的实际需求、社会关注度，还有大家对灾区的认知差异，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弥合空间。
我想让几位社会组织代表讲一讲，为了弥合认知的差异，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可以怎样和媒体开展合作，更好的去动员社会参与，让认知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从而更有效率的去协同响应大的灾害。
刘园月 ：我们非常希望跟媒体有合作，刚才郝南已经讲了多元性的问题，我们在灾区能碰到方方面面影响受灾群众的事情，他晚上怎么过的，有没有睡好觉、吃好饭，家里有没有清洁好，家里的收成如何等等。
我相信每个人的同情心、同理心都是一样的。但他只有看到灾害在群众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冲击，看到这些事情的细节、图片，才会唤起关心。可是在地方性发生的洪涝灾害其实很少人关注，也就本地人知情。
壹基金怎么能够影响更多公众参与？从专业性来讲的话，第一我们关注儿童，因为儿童比成人更加脆弱，我们关注他们。第二我们关注灾民在灾后个性化的生活需求。
此外，除救灾期间，平时我们也会在各省开展与社会组织协作的平台，比如今天会上的张军老师，就是我们在安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在安徽离灾害最近的地方，是能够帮助灾民的人。平时我们会跟他们有一些能力建设、资金支持，让他们能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最终让本地的人关心本地的灾害，区域性灾害先让区域的人多关注起来，然后在媒体报道上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未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安徽那个地方发生灾害是跟我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能想到的。
朱一存 ：我觉得在灾害响应，以及灾害响应的内部工作的专业性、工作内容和社会组织开展这些工作的透明性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做更完整的规划。
从项目的专业性和救援工作的体系化和深入程度上来讲，需要我们和媒体、资源方、专家进一步去合作，去提升。当我们合作的专业性进一步提升的时候，也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披露体系达成与相关资源方及公众的沟通和认同。
公众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确实是比较短暂的，他们不可能大多时间都像专业参与救援的同事一样，一直监测灾情，关注行业发展和灾情响应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面对灾害响应，公众一定是最后一步的，首先肯定是行业、政府、机构，是受灾的人、媒体，然后是外部的力量，他们的信息也是迟滞的，对这个东西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所以面对先期的紧急需要，需要我们日常在灾害响应、安全筹款还有资源筹集上面建立可持续性的机制。
这次南方水灾的整个灾害响应，我们应该做哪些可协调性的工作，基金会可以共同应对，大家的资源可以整合，然后解决紧急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希望和媒体朋友一块深入去了解现场，了解他未来安置的情况，包括紧急防灾、减灾的一些快速需求。可能他的房子现在没有塌，但是后面的山是随时会塌方的状态，这种救援怎么做？除了把它挪走之外，后面怎么开展工作，后续是什么进展，这些我们都可以和媒体一起把情况讲清楚，用一个案例就能告诉大家，我们平时还可以开展这类的工作，大家来支持。
我觉得程老师说的很重要，现在的资产损失不是零的问题，是负的问题，很多受灾个人、受灾家庭或者受灾村落，他会产生很大的负债。我们需要让公众明白我们的支持不是简单提供吃的、喝的，还要保证他后续的生计，这也是需要我们去跟大家沟通、讲述的，我想这是现阶段我们可以共同去探索的一件事。
谭 花 ：从我个人来讲，最希望跟媒体一起去推动的是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分享。比如水灾和地震这样的灾害其实非常不一样，因为地震我们只有预警，但水灾是有预报系统的。这次的洪灾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多少次防汛预警的响应，其实报道非常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防汛预警，对于我们整体的防汛形势，对于我们整体的水灾，它意味着什么？这些信息对于公众甚至社会力量来讲，并不是特别明确。
所以希望以后能够在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和分享层面有更多的推动，包括收集、分析，分析更重要。我们现在可能有收集，比如哪边超警戒水位了，但是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哪些区域、哪些地方的群众会有什么层面的影响？是需要分析的，这样才能让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有所准备。
大家都提到今年的资源比较少，事实上每年都有水灾，可能也会有审美疲劳的因素在，另外和今年的疫情、经济形势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分析的东西提前给到公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张 军 ：基于我们目前自己的社会力量，我更加倾向于郝南老师说的，希望在救灾过程中，媒体能直接参与到救灾行动中，一方面可以让公众看到社会力量的参与，另外也可让公众直接看到受众群体受灾害冲击的画面，可能对于后期筹款、关注度提高有促进作用。
对于圈内的一些公益人而言，可能会对一些捐赠渠道相对比较熟悉，但是普通公众如何介入，如何通过媒体的传播介入到捐赠或者介入到行动中等等，是我对媒体合作的期待。
郝 南 ：我们从2014年开始发现一个规律，实际上我们能筹集的资源不是跟灾害的大小、需求相关，而是跟社会对灾害事件的关注度相关，是非常强的正相关，这个论点我们可以找到数据来验证。
公众的关注度决定了社会组织在灾害当中能够投入的资源和力量有多大，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会造成很多问题，但是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暂时必须顺应它。
首先，我们期望跟媒体一起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引导公众的关注向更优先的方向，让公众知道这个灾，关心这个灾，而且知道这个灾该怎么救，然后让公众知道哪些机构可以用更专业的方法去回应这些问题。
我们也需要顺应公众的关注度。我是一个医生，受灾的群众跟患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救灾的人，有的时候要像医生一样去解决灾害对个人或者家庭造成的影响，有的时候是社区的影响。这个过程当中要施以很多的手法，但是公众关注的是这个人在灾害当中的处境和遭遇，这也是媒体经常切入和报道的角度。
比方说前两天歙县哪位茶农，他损失了9000万，他还能赔得出钱来，虽然损失确实很惨重，但我们也能知道他身价是过亿的。但是老百姓觉得他很惨，如果让人们给他捐钱，真有人会捐的。但我们会说这个案例里，案主抗灾恢复的韧性比较强，不需要捐助，保险和贷款可能更合理。
另外一方面，像鄱阳湖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位受灾群众是家里面借钱，做买卖，结果房子整个就垮在洪水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也会激起公众的共情。
类似这样受灾严重的群体，不光大灾有，小灾也有，这样的家庭整个资产成负数了，公益组织可不可以给他支持？因为公共关注，他们肯定愿意捐。整个过程的关注度，包括后续的跟踪什么的，媒体都可以去参与，大家一起把这个议题解决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嘛，灾害当中重灾户恢复重建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类似于大病患者一样的，也可以成为一个筹款的方向。
另外，除了公众关注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要在公众关注不到的，但是也同样很重要的地方去发力。我知道媒体一提这个就犯愁，媒体的报道也要跟着公众的关注度去走，现在专业媒体在灾害当中做的严肃报道，看的人很少了，都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了。我们在没有公众关注的，其它环节里面做的事情，阅读量就非常可怜。我们怎么样在大家不关注的地方去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经验可以借鉴，以前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也不了解，中国是世界上灾害最多的国家，除了相关专家学者以外没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政府里没人有切身体会，政府的政策也没办法跟着走。
所以，2003年应急管理体系改革，现代化的灾害应急机制体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时民政部救灾司用了一个办法，把每天的灾害信息都制作成简报，放在所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办公案头上面，每天早上，除了看新闻报纸以外，还有一份灾害信息快报。所有部门包括财政的、发改委的、中办国办的，他们就知道了中国灾害原来有这么多，几乎天天都有。应急救灾体制改革的政策推进后来也就都比较顺利。
我们现在对于小型灾害、中型灾害或者一些典型的灾害事件，报道力度还不够。这个事需要积累，要有专门的栏目，让大家知道灾害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每年中国受灾人次经常超过一个亿，中国每年得有1/10的人会经受灾害的影响。只有频繁报道才能让大家知道中国的灾害是这个现状，一年365天一大半天数是有灾害的。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时刻都有人们处在受灾害影响的状态里面。比如地震可能影响一直持续3到5年。
一开始可能关注比较少，未来时间长了，积少成多，也许它就会成为观众惯常关注的议题了，就像环保那样。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具体怎么实现，我觉得还需要跟大家去探讨。因为没有这样的关注度就没有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公益组织也很难有一个自身的建设。这方面的人才其实是一直在流失，在公益行业里面干灾害的人比大熊猫都少。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大灾的时候，像今年流域性大洪水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很乏力的，真的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这还是需要一个10年期的，长期建设发展的过程，但有些工作必须现在就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