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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政治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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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阿伦特曾经在1963年7月给索勒姆的信中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在这几天,它让人想起鲍勃迪伦说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世界上其他的一切。
作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不爱这一切”与“爱人”的方式,是诊断时代的痼疾,思索政治的本质。
今天,让我们阅读汉娜·阿伦特。
经历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奥斯维辛大屠杀后,人们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阿伦特说,今天,人们更加不信任政治了,政治很可能彻底从世界上消失。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政治”消亡,取代政治的将是事务性管理。在世界政府的想象中,存在的也只有官僚化管理。在这样一个普遍非政治的时代,阿伦特谈论“政治的应许”,逆流而上,实属难得,而她给出的理据,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不过,这并不否定编者努力的意义,毕竟它展示了阿伦特思想展开的轨迹,而阿伦特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因为不易理解、争议颇大,这些手稿的出版,对于读者来说不无“辅助”作用。
在诊断时代痼疾时,阿伦特指出,政治危机不是由于人“不行”,而是人与人所构成的“世界”出了问题。解决之道,须着眼于世界的构成方式与原则。阿伦特指出:“我们无法通过改变世界上的人来改变世界,正如我们无法借由以种种方式影响其成员来改变一个组织或俱乐部。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有所改变,就必须改变组织的章程。不难理解阿伦特这里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人们不能寄希望于对其国民进行教育、提高,以期有所改变。实际上,同一批德国人,在第三帝国覆灭后,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了自由民主政体中的国民。阿伦特这一观点,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因为流行的意见中,人们很容易就滑向教育救国的乌托邦主义。并非教育无意义,而是教育着眼的是个体的完善,而政治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个世界的构成,它无法简化为个体的问题。
依阿伦特之见,我们在着手思考政治问题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记住,政治是在多样的人之间产生的。单一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整齐划一、失去独特性的个体组成的人群,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人的多样性(plurality),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可替代。它也区别于抽象的“人”的概念。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个体无法被抽象为“人”。我们可以说,阿伦特此种观念,与中世纪“唯名论”的观念一致。中译《政治的应许》中,plurality 作“复数性”,甚不准确。千人一面的群众,人数再多,也不具备阿伦特所说的多样性。
我们时代常见的一个慨叹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没有了,由此人们行动的正确依据没有了。自从西方近代化以来,伴随着宗教权威的崩坍,这种状况,被称作“虚无主义”、“诸神的黄昏”或现代人道德的堕落。我们不难想起尼采绝望的呐喊,极权主义饮鸩止渴式的救赎,施特劳斯对古希腊标准(“自然正当”)的信奉,然而,这些思路,在阿伦特看来,皆已误入歧途。
标准的丧失,是现代世界的特征。但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由权威重新发布新的标准,确立我们的判断标准,并没有什么作用,实践亦证明只是徒劳。人们夸大了时代的道德危机。实际上,个体依然保持着他作出良好判断的可能。正如苏格拉底所教诲的,正确的判断,并不是把原则套用于具体的个案,而是源自个体在与他人对话的层次上进行思考,从而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政治。如前所述,问题不在于标准没有了,而在于那个人与人对话、互动形成的“世界”是否存在。如此,政治的复归不仅给我们的自由提供可能,也必将通过训练我们的判断力,引领我们摆脱价值虚无的困境。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载于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陈伟;编辑:罗东、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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