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正常”的师生关系，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刚刚到来的2018年，我们已经经历了多起针对高校师生关系引发的争议。罗茜茜时隔12年之后实名举报北航博士导师陈小武；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而杨宝德身边的亲友指出他生前曾抱怨导师太苛刻，经常让他帮忙去帮导师干私活；再往前，还有南昌大学2017年底爆出的性侵事件......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或许大多数师生关系都是健康、珍贵的，但我们的高校师生关系，的确仿佛掉入了脆弱的怪圈，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不正常”的师生关系，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们如何在今时今日，理解师生关系的合理界限？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

在本文作者看来，互联网世界对高校教师的各种调侃，反而为性骚扰这样严肃恶劣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微妙的缓冲地带，那么互联网是否会同时成为重塑师生关系的推手？在社会越来越个体化的当下，我们如何理解师生关系，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关于师生关系的想法或故事。

撰文 | 覃延佳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

选在2018年元旦实名举报自己的博士导师陈小武，而且是时隔12年之后，罗茜茜显然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个中缘由，当事人已经说明清楚，无需赘言。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的持续发酵引起媒体和包括校园在内的社会各界很大反响，不少学校掀起了反对校园性骚扰的运动，希望以此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以保障在校学生的基本权利。

于我而言，身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男教师，面对性骚扰事件和各类反抗活动，能理解受害者及广大学生的心理，更支持校方和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管理，保障在校学生的最基本权利。但从事件发展的情况看，目前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多是从女性、公众等角度来进行批评进而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包含了对道德的批判、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对学校师生关系中导师权力的约束等问题的探讨。

媒体界的讨论与评论似乎面面俱到了，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从长远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全社会已经习惯用“叫兽”来泛称高校男老师之时，我们是实际上在为性骚扰等不法行为不自觉的制造一个社会空间与缓冲地带，那么互联网可否成为重塑师生关系的推手？二是除了性骚扰等极端情况外，高校里的师生关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伴随其中的是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影响，我们如何从个体角度重新理解师生关系？

多元社会下

互联网与社会转型，都在影响师生关系

近年高校校园“性侵”和性骚扰事件的频频被曝光，使得社会各界对大学男教师有了更多“槽点”可以吐。以前让人心生诸多崇敬之感的“教授”早已不知不觉间被污名化为“叫兽”，以彰显这个行业的高度危险性：大多数人在以“叫兽”称呼大学男老师的时候，其潜台词一般都是强调大学男教师的从教生涯多半与18到25岁之间正值妙龄的女生相处，肯定经不住雄性荷尔蒙的刺激而利用手中的各种资源走上歧途。有了这样的潜意识，这些年大家似乎一谈起大学男教师，总是会想到与性相关的暧昧词汇。与此同时，无论是媒体还是朋友圈，批评甚至唾骂男教师会伴随各种性侵和性骚扰等事件的曝光而日渐成为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北航对陈小武事件的处理通报截图。

吊诡的是，在高频率的使用过程中，“叫兽”一词在污名化大学男教师的同时也逐渐被社会“中性化”，其能指与所指皆因语境的不同而发生诸多变化，以至于像“叫兽易小星”这样的艺人称呼，大家都是见怪不怪了。对“叫兽”称呼的默然过程，仿佛给我们传递着一种假象，认为学校中的师生恋和性骚扰等已经是当代高校校园的一种常态。笔者在高校工作，听过最夸张的是某知名教授换了五任妻子，对象无一不是自己的女学生。假若这样的事情是真的，我想很少人会相信每一任妻子都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尽管如此，大家在聊及此事之时，最多只是在私下里猜想和鄙视这位教授的行为，并没有人真的去追究事情的真伪，更没有人去传播关于他的负面新闻（起码他还在学术界干得风生水起）。

由此看来，随着时代的更迭，校园中的诸多“不正常”的师生关系，仿佛已然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大多数人是选择沉默的，要么是旁观者的事不关己，要么是当事人的“忍辱负重”，成全了部分实施侵害学生人身权益的人。因此，“叫兽”一词的公众接受史与性骚扰和性侵相始终，成为一种公众娱乐话题。

这看上去对高校师生关系没有太大影响，却在无形当中将一个原本应该是零容忍的社会现象，“合理化”为一个大家皆可接受的“私人生活”领域。移动互联网环境中新语词的创造与使用，不仅是社会现象的某种反映，也是对某类社会现象的“合理化”。这背后的推手除了互联网表达本身的张力外，也与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有密切关联。

个体社会下

校园师生关系之多元性与复杂化

性骚扰只是高校师生复杂关系的一个极端侧面，背后的逻辑大家都清楚，多半是高校老师借用手中具有的学术评判和行政管理权威等资源来肆意侵犯作为受害者的学生。除了公众关注到的男老师骚扰女学生、女老师骚扰男学生外，笔者在求学过程中也曾见过男老师骚扰男学生的情况，情形类似《历史系男生》中的部分桥段。

除了与性有关的人身权利侵害，我们还常能见到学生抱怨老师叫学生去报账、打杂，甚至陪老师逛街、做家务等学习以外的事情。一旦进入师门，很多学生都表现出诸多无奈，有时甚至陷入绝望而选择悄然退学，而老师依旧谈笑风声、若无其事。于是，人们无限怀念90年代以前那种“纯粹”的师生关系，以反衬当下师德的坍塌。

《历史系男生》剧照。

其实，除去道德层面上的批判，我们如果将此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便会发现高校师生关系的复杂化，与高等教育的逐渐社会化有密切关联。在1990年代及以前，学生一旦读了大学，工作基本上都是有着落了，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定向培养”，学生无需教师的“照顾”也可以顺利找到工作。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加速，使得就业市场与升学考试竞争日益激烈，这是师生关系复杂化的基本时代背景。

按照我们传统的看法，学生与老师之间是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关系，学习和研究是师生交流的核心点。但在教育社会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中，教师天然就具备的知识权威，构成了师生关系纠葛复杂的起点。无论是升学还是找工作，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总会被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捆绑在一起，这是大多数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核心点。

在目前高校师生的关系中，我们常能看到几种较为常见的“特殊”类型：一是类似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导师成为学生的“老板”；一是类似亲人的师生关系，学生在生活上与老师保持亲密联系；还有一种是界线模糊的“伴侣”关系：无论是“自愿”还是“被逼”，师生之间围绕情感与性构成不能公开言说的复杂关系。

这些“特殊”关系的形成，除了受上述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外，与社会整体的个体化发展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例如，我们经常看到，同为师门甚至闺蜜，哪怕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教师侵犯或过度使用劳动力，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沉默而不会去鼓励受害者进行反抗。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个人的隐私，自己如果挑事，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同学会觉得被误解或窥视隐私而反咬一口，另一方面也担心东窗事发后自己“大祸临头”。于是，在两相权衡之下，个体所具有的趋利心态往往占据上风。

2017年年底被揭发的南昌大学性侵案及处理结果。

与此同时，个体化的另一个体现是“受害者”本身就有诸多多元性。从“受害者”而言，大部分人应该是异常痛苦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乐在其中”或者表现得“乐在其中”的。例如笔者曾经见过一些学长享受被老师“特别照顾”的感觉。在公众场合对老师的撒娇甚至对老师某些行为的公然批评，明显看出她面对其他同学时的优越感。这样的学生虽然是少数，但是这也为高校教师对学生的侵犯提供了更多模糊空间，旁观者很难分辨出当事人的“被迫”还是“自愿”，因此更多选择默然处之。

正因为在个体化社会中，人们都相信各自面对的遭遇自己都会选择做出接受还是反抗，因此很少有人会结群反对某件不合理的事情。而罗茜茜的举报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公众反响，实际上彰显出高校学生对于维护自身基本人身权利的模糊态度。譬如性骚扰这样的事情，也许很多人选择默默忍受的原因除了出于今后出路的考虑之外，还认为在自己可忍受的范围之内，不能“因小失大”。

所以，看似不可接受的现实，背后却存在诸多默然承受的逻辑。在70后、80后和90后的基础教育中，文化课是一切学习的核心，对于人身权利、个体权益维护与表达等方面的问题，老师所言甚少。我们的教育多半教我们如何通过不断的努力在社会上获得价值感，却甚少从最基本的知识结构中赋予学生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本法律和表达意识。待到高校遭遇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之后，竟然找不到反抗的办法甚至理由。

理想之期待

师生关系往何处去？

所幸，时代已经不同。陈小武事件的持续发酵，再一次彰显了网络媒体的力量。尽管基础教育中，个体权利的教育方面尚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但是互联网信息适当弥补了这一环节。负面事件的持续发酵，倒逼高校管理方和广大师生重新审视现时代的师生关系。

目前高校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其承担的功能不仅是教学与科研，同时也能呈现出不同资源拥有者对于比自己处于劣势的学生的不同面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师生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被外在的组织结构与社会语境赋予诸多意涵。面对性骚扰等破坏校园氛围的极端行为，师生关系如何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呈现更为健康的态势，需要我们从制度、老师与学生等不同方面进行重新定位。

从教师自身角度而言，目前掌握大量学术和行政管理资源的，多为50后到70后左右的人群，部分80后已崭露头角。这几辈人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与走向看法稍有差异。但是对于手中的资源与自身的社会声誉，绝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爱惜的。但也有不少老师在成功之后迷失了自我，成为公众谴责甚至唾骂的对象。

身为高校教师，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及工作过程中的耳闻目睹，会发现无论是求学时代还是在工作过程中，我们甚少将师生关系视为一种需要重新认知的社会关系。求学时代校方安排的心理学课程和法律课程不会告诉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合理表达自己的遭遇，维护自身的权益；工作之后，也发现甚少有高校对教师的行为举止进行“底线管理”。作为一种权力和伦理关系，师生关系在很多西方国家是有硬性规定的，但是国内对高校教师的管理甚或引导，基本上还处在教育公德、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范畴而不在师生关系等个人行为范畴。

《死亡诗社》中的师生关系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模版。

目前对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管理，更多是在道德规劝上的自律言说，而非常规制度下的有效保障。相信在此次事件的带动下，我们会有新的举措出来。很多媒体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因此极力提倡管理方尽快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以限制高校教师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在信息高速流动与传播的时代，我们也应该利用网络的力量进行自我规约，对内强化敬畏之心，对外呈现一种高校校园的安全感。

对学生而言，大多数人对老师个性与为人处世的认识或者想象，基本上是有一个代际传递效应的，而且这种传递效应会因移动互联网的日益发展而呈现更加多维的信息。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经常能听到学生们对身边老师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老师的个性、老师的家庭背景、老师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成为不同年级学生交流的重要信息之一。

要而言之，学生对于教师的认知与想象，除了自身的观察与体验之外，还有不少是基于由来已久的各种传闻。一旦传闻在学生内部构成某种认知“常识”，势必会对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个体化之外，学生自身认识高校师生关系、权力关系时也存在不少偏差。

因此，我们也必须警惕，在全民都批评高校教师的行为、呼吁保护学生权利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对学生的教育也需要结合目前基础教育结构的缺陷而有所补充。尤其是个人遭遇的公众表达与权利维护方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制度保障和良性引导，一方面促使基本的人身权利成为一个基本意识而非需要大声疾呼才能拥有，另一方面也要传递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防止对高校教师的“泛污名化”。

总体而言，在社会个体化日益多元、高校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升学和求职面试等关键环节之信息透明度日益强化的当下，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个体表达与社会整体构建之间的良性互补，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个体成长中重新理解当代的师生关系。必须承认，出于知识权威的持续作用，绝对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和社会的一份子，教师与学生之间除去各种权威产生的权力关系外，应该或者必须是对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基本社会意识，需要更多人参与构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覃延佳（高校青年教师）；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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