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就“女性堕落”言论道歉，但我们时代的厌女症远没有结束

“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比如，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某论坛上的讲话在网络上引起强烈争议，尤其是其中“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的断语，令不少网友无法相信，号称每年读一百本书的俞敏洪，为何会说出如此歧视性的言论？女星张雨琦更直接开怼。

舆论发酵之后，俞敏洪很快在微博上做出了解释和道歉，表示自己真正的意思是“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这解释......是否能自圆其说，先按下不表。但俞敏洪绝不是唯一一个持有此类言论的人。

“我只是爱惜女人，才让女人远离哲学”

“我只是为你着想，才劝你要遵守女人的本分”

“我只是太喜欢你，不舍你在外受苦，才希望你在家做个贤妻良母”

与这些言论对照，“中国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是不是显得特别似曾相识了？从此前频频爆发的校园性侵害事件，再到时不时刷屏的“女德班”，在每一次涉及性别议题的讨论中，此类言论总会随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乍听之下，它们似乎饱含着对女性处境的无奈甚至爱惜，但细究起来，却总免不了令人不适的观感。这种不适，来源于其背后蕴含的“厌女”嫌疑。“厌女”（misogyny），顾名思义，意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但这种最为广泛的基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却未免太简单粗暴。

实际上，考察厌女运行的机制，我们会发现，与其说它是一种散发的、私人化的心理现象，不如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社会机制——置身其中的人，很容易就被卷入到此机制中，却不一定自知。其实质是对某些刻板性别规范的内化与接受，并进而要求女性去遵守这些“性别本分”，诸如要顾家、要贤惠、要温柔、要美貌.....，对那些不满足此要求的女性，自然生出不满与厌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厌女”实际上比我们想象中有着更牢固也更隐蔽的土壤，它来源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与歧视。

撰文  |  刘满新

当我们指出一个人的性别歧视行为时，我们可能需要证明是此人不公正地对待不同性别，而有效的回应也就应该是表明，此人的对待没有不公正。我们会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往返讨论。另一方面，当我们指出一个人的行为是厌女行为时，我们似乎要证明的是，此人厌女、憎恨女人；而似乎，有效的回应就是，“不会啊，他很喜欢女人！”

于是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每当周国平们的厌女言论被点出来时（编者注：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曾多次论及女性与哲学的问题，表示“学哲学是女人的不幸,更是哲学的不幸”，认为女性不应当做哲学研究，对哲学与女性都是损害，引起颇多争议），他们典型的回应是，“不会啊，我们只是爱惜女人，才让女人远离哲学”。每当出现指责某些男人跟踪、禁锢、伤害女性正是厌女行为的时候，总有声音回应：不会的，他只是很喜欢女人，所以“为爱情”做了这些纠缠行为。只要是喜欢女人，自然不存在厌女。

如果这样理解厌女，似乎最终结果便是，除了少数出于憎恨女性的行动以外，大部分厌女行动都可以被重新诠释成为“出于爱”的纠缠。甚至连续多起所谓“非自愿处男”（“incel”）暴力杀害女性时，都有人认为，他们实质上是喜欢女性但追求不到而走上极端之路的个别案例。关于厌女的说法，多数就这样被消解了。的确如此，大部分直男喜欢女人，如何可能是厌女者呢？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作者: Kate Manne 
版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年11月

回应这一问题，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特·曼尼（Kate Manne）的新书《听话女孩：厌女的逻辑》（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在哲学上探讨了“厌女”这一概念的实质。曼尼认为，厌女的实质并不是女性的形象出现在男人的脑海中，然后男人对女性充满憎恨；而是女人出现在男人的世界中，不符合男性中心的要求。换言之，厌女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其实是大男子主义认定，社会中的某些领域，女人本不应该乱闯；女人自有其角色，当她们不守这些“本分”的时候，厌女的作用就是通过敌意打压女性服从男性中心对她们的规限。也因为这样，当女性获得的解放越多，厌女的反扑也就越强烈。

一种粗暴理解

“厌女”就是憎恨女人？

上野千鹤子的名著《厌女》开篇就写到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喜欢女人的男人为何如此厌女？按上野的观察和分析，即便是喜欢表达热爱女性的男作家，他们对女性的描述也充斥着厌女的言词。喜欢女人的男人，如何可能厌女呢？

“厌女”（misogyny）最流行的理解来自于它的古希腊词源，字面的意思就是对女人的憎恨，对女人的蔑视。也就是说，厌女者仅仅因为对方是女人，而对她保有憎恨、厌恶、蔑视、恐惧等等的态度情绪，然后引起他说出厌女言论或者做出厌女行为。厌女态度和行为都具有统一的心理基础，这也是上文悖论式现象的基础：心理上既喜欢女人，又厌恶女人。曼尼将这种常见的理解称为一种朴素的厌女观（the naive conception）。

《厌女》

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 

译者: 王兰 

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月

这样一种天真粗暴的厌女观之所以流行，首先在于它看似非常具有说服力：人怎么会仅仅因为性别而如此对待女性呢？憎恨似乎是最好的解释，只有足够的憎恨才能充分说明。另外，正如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最新著作《恐惧的专制》（The Monarchy of Fear）里所说的那样，社会中常见的厌女行为和态度，多数涉及这些负面的心理反应，包括恐惧（fear），责备（blame），厌恶（disgust）等等，就算这些未必是厌女的原因，至少它们会伴随着厌女态度和行为一同出现。不过，仔细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在哲学上颇有问题。

在知识论上，这种观念使得关于厌女的知识不可靠。将所有的厌女行为都解释成厌女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去判断某人是否厌女时，要么只能通过他的自述来确定，要么接受某种弗洛伊德式的难以解释的潜意识情绪。前者便是很多被指责为厌女者的回应，“不是啦，我只是很爱惜女性。”后者则是一系列不可证伪的不科学判断。厌女因此变得难以确诊。

《The Monarchy of Fear》

作者: Martha C. Nussbaum 
版本: Simon & Schuster  2018年7月

另一方面，这也无视了女性受害者的地位。如果厌女的充分解释只能是伤害者的心理情绪反应，受害者无法“看到”情绪反应，自然无法知道对方是否真的厌女。这种知识论上的结论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在也会导致认知不正义：受害者证言不足信，因为她们的证言不可能是知识。无怪乎曼尼说，“结果，朴素的厌女观会对厌女的受害者进行消音。”

在形上学上，将厌女理解成一种心理厌恶、恐惧，使得厌女变成某种心理疾病或者仅仅只是某种不理性，这错误反映了厌女的实质，忽略了厌女所具有的社会性。厌女被理解为个别的心理障碍，结果往往就是让厌女者更能获得社会同情。厌女者做出伤害女性的行为后，舆论上很快就会出现对伤害者大量的同情：他一时心理障碍，爱得太深，这位教授只是想现实地帮助女学生……舆论上的“himpathy”（作者注：him+sympathy，一个杜撰词，大意为同情加害者）常常比对受害者的同情还要强。

综上可见，这种朴素的厌女观在哲学上颇有问题，尽管它看似直观。与其将厌女看成某种心理情绪反应，将厌女理解成一种社会的属性更能展示厌女作为社会现象的实质。

作为社会属性的厌女

与其说是心理现象，不如说是社会机制

曼尼认为，厌女是一种社会属性，不能仅仅通过零散的个体现象完全解释。女性在社会中需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敌意，而原因在于她们身处男人的世界之中，并且被认为不能符合男人世界里的要求。

什么意思？在曼尼看来，与其将厌女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我们更应该将厌女看作一种社会实践。在一个厌女的社会里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范：女性应该如何生活？担任什么角色？这些规范往往由男性的需要和期待来定义，因为这个是男人的世界。当女人违反这些规范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恐吓、打击、惩罚等等，来表达对她们的敌意，让她们遵守这些规范。比如禁止女性驾驶车辆，制造对女性不友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对女性充满敌意的社会风气等等。

女性面对的敌意相当多样，只要作用是打压女性，让女性“回到本来属于她们的位置上”。厌女不再只是憎恨、厌恶，还可以包括鄙视、贬低、嘲弄、侮辱、中伤、妖魔化（“最毒妇人心”）、性化（“婊子”）、消音（“女人懂什么”），还有怪责、居高临下指导、暴力等等行为。这些都是为了压低女性，让她们顺从的恶意。

延伸阅读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作者: Jack Holland 

版本: Robinson Publishing  2006年7月

厌女会涉及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但我们不需要将这些心理反应看做厌女的解释，而是厌女的内容。作为社会实践，厌女行为自然涉及各种敌意，这些敌意尽管看起来是个人关系，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在形上学上，厌女是一种社会环境，而非单纯个人关系。

厌女并不依赖于个体的厌女者。反过来，厌女者应该被理解为厌女社会中作出厌女行为的个体。厌女不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系统性的政治现象。

将厌女理解为社会属性，可以避免朴素厌女观在知识论上遇到的问题。首先，厌女现象在知识论上不再深不可测了。它不依赖于个体厌女者的心理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方法得出关于厌女的判断，比如通过实证比较，先固定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因素，比较相似条件下一个女性和男性参照者所面对的环境，看看女性所受到的敌意，假如男性并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敌意，这就可以证明厌女现象的存在。这些判断都是可证伪的判断。

另外，这也避免了认知不正义。不再使用伤害者主体的标准，女性可以更合理地提出对厌女行为的诠释，可以被合理地接受。在判断对方是否造成伤害的问题上，女性不再被消音。

性别主义与厌女

厌女是如何执行的？

在此种理解下，厌女更像是一种规范规则的执行机制。厌女在形上学上依赖于这些规范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对女性位置的规范，厌女也不会存在。可以说，厌女就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地位、位置、角色的规范和期待的检查和执行机制，通过各种方式使得女性只可以根据这些规范和期待生活。

而性别主义（sexism）就是为这些规范和期待提供辩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化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随便翻找资料，看看身边的言论，我们会发现，性别主义者最常援引的正是将性别角色、性别差异自然化的论证。男人天生打拼、女人天生更适合在家照顾育儿照顾家庭；男人天生更理性、女人更天生更感情用事……性别主义的功能正是为了提供性别秩序以辩护。

这样，性别主义就提供了许多关于男人女人所“应当”承担的角色的规范，然后，由厌女执行这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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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女通常会区分好女人和坏女人。厌女不是惩罚所有女人，而往往只惩罚那些逾越规矩的坏女人：那些没有给予男人足够注意力的女人，那些没有提供足够情感支持的女人，那些抢了本属于男人的学位、工作的女人，那些独立于男人追求性自主的女人，那些不感情用事的理性女人，那些没有回归家庭的女人……无怪乎，所谓“非自愿处男”怪责的都是女人没有看到他，女人本应该给予男人足够的注目。

厌女也不再必须将女性物化。这是曼尼的书中颇为有洞见的部分。我们常常直觉理解，只有将女性物化，才会出现各种针对女性的恶行。但实际上，物化对于恶行而言，并非必要，也不充分，尽管每每宣传口号上是各种物化的言论。社会化的认知常常通过更复杂的概念来区分人，将对方看做低于人的物品。我们憎恨、厌恶的往往是那些“敌人”，“叛徒”……而不是物品。因为对方是敌人，所以才对其充满敌意。

厌女也是一样，好比美国的狗哨政治，我们听到“女强人”“女博士”同样产生各种排斥、嘲笑、厌恶的敌意。厌女的执行，并不需要预设了对女性的物化。反而，正因为女性“过分”的独立自主自由，使得厌女者更厌恶女性——这些“坏女人”不再遵守社会规范的要求。周国平们可能从来没有物化过女人，但是他们视这些女人为“不可爱”。

也因为这样，当女性越获得解放，厌女也会越强地反扑。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吗？当越来越多女性CEO出现，往往也伴随着越来越多对她们的负面舆论，似乎也只有女性才会被要求追求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当女性对追求者提出高要求时，常常会被贴上诸如“高冷”“拜金”等等标签，似乎女性就必须尽可能地接受男性的青睐，给予男人关注。

反对性骚扰的声音获得重视，许多以往不敢发声的受害者站出来指控骚扰者，我们看到性别平等进步的同时，也看到越来越多质疑，好像所有男人都身处在被诬告的危险之中；女人本来已经足够平等，现在要反咬男人。那些被指控的男人，也往往很快获得各种同情：他是某某学者，偶然犯了小错误而已；他是优秀的运动员，一时犯错并应该葬送他的前途。

更好地认识厌女，在哲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性别的本质，更好地了解实现性别平等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满新；编辑：董牧孜；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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