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失意青年的新生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张静庐——失意青年的新生。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张静庐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五四精神也感染激励着这位曾经的失意青年，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也为现代中国孕育出一位杰出的出版人。

张静庐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

“五四”的风潮起来了。很快的，从新闻纸上从北平，上海，宁波，传到我们乡下。每一个社会角落里都掀起了骚动。当然啰，像我这样抱着一肚子抑郁，燃沸了一身热血的青年，更赋予莫大的同情。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

姓名：张静庐

时年：21岁

身份：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代表

地点：上海、天津、北京

冲破樊笼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住在浙江镇海乡下的张静庐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出身于贫苦的屠户人家，张静庐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学徒工。嗜书如命的他自小喜欢写文章，十几岁时就自己创业，出版了第一份杂志《小上海》。凭借一手好文笔，张静庐也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的副刊担任编辑，这是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张勋复辟，《公民日报》被迫停刊，失业的张静庐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

他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父亲不幸过世，又恰逢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在1919年的初春，这位抑郁困顿的青年如同他身处的国家，对未知的前路充满了迷茫与焦虑。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运动的风潮从北京、上海、宁波传到镇海乡下，这股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了张静庐。事业连番受挫，又遭丧父之痛，张静庐有多少抑郁情绪，也就有多少热血激情。对于像他这样的失业青年来说，前往上海支援运动，借此找到人生新的方向，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向三姐借了三块钱之后，张静庐就火速赶往了上海。后来张静庐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

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此时，上海正在进行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当时，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街头进行爱国示威的学生千余人，激起了全国各地工人的愤怒。两天后，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军阀政府的镇压，支援爱国学生。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罢工，投入斗争。等到6月10日，上海全市的罢工工人共达11万余人。

当时上海的一位热心商人杨瑞葆，以商店店员为基干，积极动员，号召组织救国十人团。从高昌庙到闸北，上海各地普遍地组建起了几千个救国十人团。他们还以每个救国十人团为单位，筹备组织成一个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张静庐被一位同学推举，作为干部成员参与了成立联合总会的筹备会议。

这次筹备会还决议创办一张《救国日报》，作为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宣传机构。由于有过从事报纸编辑的经验，创办报纸的任务就落到了张静庐的身上。这让只身来到上海的张静庐稍稍安心，至少“吃饭问题总算暂时有了解决”。

赴京抗议

加入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参与上海罢工的经历让张静庐与之后的五四群众运动结缘。“五四”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请愿活动共有三次。第三次的七省请愿运动发生在1919年10月，张静庐作为上海的代表之一前往北京，抗议卖国政府。

1919年6月7日和6月9日，《申报》报道上海工界和商界、学界一致行动。

在此之前，在北京的学生已经联合抗议，但是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几位学生还被打伤。于是，山东的学生号召全国的工商学界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以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祺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为目标。

安福系由官僚政客、军阀和效忠于段祺瑞的新交通系组成，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但实权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段祺瑞还兼任陆军总长，掌控了军权。在张静庐对当时的局势判断中，“安福系势力已经根深蒂固”，打倒段祺瑞不同于打倒曹锟，也不同于打倒曹汝霖或章宗祥，光凭北京的学生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发动全国各界的力量才有可能办到，所以，这次七个省市联合请愿运动是势在必行。

发起请愿的山东学生先到达了天津，得到天津各界人士的声援。但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各界联合会总会都设在上海，因此他们又到上海求援，以便组成声势较大的请愿团。当时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蒋保厘、学生联合会日报的潘公展也表示支持，于是就在上海学联的会议室召开了各界联席会议，推举北上参加请愿团的上海代表。张静庐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会代表的身份，成为赴京请愿的四位代表之一。

由于张静庐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任职，对天津、北京一带的情况相对熟悉，于是他就作为领头人，在1919年9月带领上海代表到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到。当时有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湖北等共七省市区代表到会，他们选择在天津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三四天后，代表团在商议方案后正式出发前往北京。

请愿团到达北京后，张静庐等三位代表就去访问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张静庐等人邀请北京学生联合会一起参加这次七省请愿运动，却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他说：“我们北京的学生已经受过教育了，请愿是与虎谋皮，根本没用。”但是，请愿团则认为“请愿活动，虽然可能会有牺牲，也不一定有结果，却可以暴露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阴谋，可以阻止对日‘直接交涉’而出卖主权，还可以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意义十分重大”。在反复商议后，张国焘表示，虽然北京学生联合会不直接参与，但会号召学生和民众在外面加以声援。

这次谈话产生的分歧也动摇了请愿团内部的决心。一位上海的代表就在没有征得上海学联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退出代表团，返回了上海。经过了几次秘密会议和欢迎晚宴，请愿团一共集合了30名代表。他们共同推举了一位来自烟台的代表作为领头人。不同于大部分青年代表，他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请愿团起草呈文，签盖了姓名和印章，决议在10月1日的上午8点集合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10月1日上午，请愿团一行人鱼贯地从中央公园向新华门总统府进发。那时总统府外有一道铁栅栏，当代表团从东辕门进入铁栅栏不久，东西辕门就被关上。铁栅栏外面挤满了过来声援的群众，周恩来率领的一队学生也从天津赶来了。他们被阻在铁栅栏外面，和代表团里外呼应。

请愿团把呈文递交给传达处，可传达处的人员并不准备送达，把呈文放在一张桌子上，自顾自地聊天，时不时以恶意的眼神瞥一眼在外面焦急等待的代表。张静庐回忆当时的情景：空气异常的沉闷，代表们在烈日当头下苦苦等待了四个小时没有人理会，而栅栏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很多新闻记者赶过来，把镜头钻进铁栏杆的花孔里，不断地拍照。

直到下午三点，国务院的一位参议才从里面走出来，坐在候客室里，准许请愿团的一位代表进去和他对话。这让外面的代表非常反感，“我们这么远跑来，不是要同一个参议谈话来的，何况还只是一个人！”代表们不予理会，参议见讨个没趣就走了，然后就又没了下文。代表们陷入了漫无休止的等待中，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也没喝水，让大家的耐心消耗殆尽。新华门外不时传来了叫骂声，甚至有一位女代表站在门口的石狮子上，大骂“徐世昌老王八蛋……”

转入出版界

过了午夜十二点，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让疲惫不堪的代表们打起了精神。新华门的东辕门打开了，20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中走出，整齐地排列在石阶上。为首的是警察总监吴炳湘，呵斥他们立刻撤离。代表们刚想打起精神和他争辩，后面涌出一群便衣警察，用细长的麻绳把这三十个人全部绑了起来。

在被押往警察厅的路上，有人在张静庐的耳边细语：“不要紧的，不要怕，你们是爱国的，我们接了命令，没有法子呀！请好走！请好走！”张静庐直言，他们这批人在来今雨轩集合的时候，就想到可能会被打伤，可能被拘禁，甚至可能被枪毙。对于这一出，他并不害怕。但是夜色中的这声安慰，让他不由得好生感动。

次日，吴炳湘开堂提审四名代表，其中就有张静庐。当时在呈文签名时，上海作为请愿省份中的大都市，排列时写在了第一行。而张静庐又比其他几位上海代表年长一两岁，所以他的名字又写在了上海代表的第一行。这样一来，警察总监认为他有带头的嫌疑，于是张静庐被第一个提审。尽管实际上被推举为带头人的是那位烟台的六旬老人。

吴炳湘在堂上问张静庐：“你们一同到京里来捣蛋是谁的主唆？”张静庐内心在想，爱国出自本心，自己就主使自己，还能由别人来指使吗？但是这话没有说出口。吴炳湘连拍了几下惊堂木，“没有！……”张静庐在自传中自愧于当时脱口而出的脆弱回答，也许是被惊堂木的声响所影响，他没能说出一番大道理。吴炳湘没有咄咄相逼，只是在大骂中传唤下一位提审人。审讯之后，警察给包括张静庐在内的九位代表绑上绳子，向着来时的大门推出去，上了一辆骡车。

一路上，张静庐低声地问同伴：“上天桥吗？”有人回答：“当然是去枪毙了。”也有人说：“怕送到保定监狱吧！”这一路非常寂静，代表们似乎都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张静庐说，他当时没有感到害怕，不会去想子弹打过来，身体要往哪边倒。其实他们是被押到天桥鹞儿胡同侦缉队。后来才知道，另外21位代表则被分别关在警察厅和保安队内。外面声援的学生以为代表全部关在了警察厅，所以吃的东西都送到了那里，代表们吃不完，还送给了看守。  

囚室是矮矮方方的一间，门是木头做的栏杆，张静庐把它称之为一个“放大的鸟笼”。被审讯累得疲惫不堪的代表，回到牢房后就倒头呼呼大睡。这时，北方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唐山等地开始下起了小雪。张静庐从上海出发时，天气还很暖和，他只穿件夹袍，也没带被褥，现在躲在牢房里冻得瑟瑟发抖。监狱的生活条件太差，代表们决定以绝食抗议，才得到一点儿改善，可以每天一毛钱租九条发臭的被褥，花一元钱给买二份当天报纸。通过报纸，张静庐了解到由于违背民意，时任的代国务总理靳云鹏已经下台，龚心湛以财政总长资格取代靳云鹏组织新内阁。

在48天的牢狱生活后，张静庐等人终于重归自由。张静庐回忆，其中一位狱友说过，“唯有住在监狱里的人，懂得镇静”。张静庐自觉这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是“在镇静中平稳地度过了”。他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请愿运动只是民众最懦弱的表达，想要打倒北洋军阀，还需要进一步的革命。

出狱后的张静庐反而多了一分忧虑：如今没有了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工作，自己将要走向何方呢？正逢孙伯兰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因为五四时期的请愿运动，张静庐被推举为宁波的代表出席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后来的伯乐、中国近代出版界的先辈赵南公。从此之后，张静庐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正式踏入出版界。

张静庐（前排右四）与汉口联营书店同仁合影。

五四运动之后，张静庐在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一起推动新文化运动；他陆续创办了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以及中国第一家专营杂志的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他在抗战期间将上海杂志公司迁到汉口，出版一系列政论和报告文学；他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先河，成为后辈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这一路非常寂静，代表们似乎都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张静庐说，他当时没有感到害怕，不会去想子弹打过来，身体要往哪边倒。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编辑：张进 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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