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军战士到义工，“老西藏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文图：刘渝

我父母都是五十年代初进军西藏的老西藏，分别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六年和二十五年。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雪域高原。父辈们把个人得失、进退、家庭乃至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把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任何条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老西藏精神”影响了我一生，西藏让我魂牵梦绕。

西藏，世界屋脊，雪的故乡。广袤的横断山脉，千山万水与内地隔绝，它神奇而美丽，博大而天然，是多么令人神往啊。然而在六十七年前的夏天，在南京助产学校毕业典礼上的横幅挂着：“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那是许多年轻人对革命思想充满着追求的年代，是不计较个人利益，不畏艰苦困难的年代。人人都有着为党，为祖国献身的热情。这些毕业学生中大多数都写下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的豪言壮语。当时有近二十位同学（包括我母亲）有幸被分配到了中央卫生部西藏昌都地区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共有一百余人，队员的组成主要有来自南京、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的助产学校和广西、江西、成都的医学院校部分应届毕业生；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医疗单位抽调的部分医务工作者和行政人员。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女同志多，助产士多。正副大队长是王真、卢璋，都是来自老解放区的医务工作者，均毕业于延安白求恩医大。
  

 我母亲和同学们到北京中央卫生部报到后，接着参加集训，组织上向她们介绍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并组织她们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艰巨性、艰苦性，要求她们下定决心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当时的卫生部民族卫生科向母亲她们介绍了西藏昌都地区情况，提到了人民解放军是边筑路边进军，估计在年底之前，康（川）藏公路可通车到昌都，同时又向我母亲及队员们交代了进藏的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主要任务:

（1)宣传党的政策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及民族政策；

（2）在昌都地区建立一所1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院；

（3)条件许可，在各个宗（县）成立卫生院；

（4）在不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前提下，开展巡回医疗，防病治病进行性病防治；

因为藏区面临交通不便、工作、生活比较特殊，组要求我母亲和队员们尽量精简行装，城市性物品尽量不带。1952年9月北京前门火车站，告别亲友，队员们在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的歌声中离开北京。由北京出发的队员多数是初出茅庐就走向世界屋脊的年轻姑娘（其中就有我母亲）。从北京一路经过武汉、重庆到达成都，在旅途的车舟中，她们对遥远而神秘的西藏高原怀着美丽的遐想。中央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大队到达成都后，十八军后方司令部给全体队员配备了冬装，补充了必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1952年深秋，近100名队员分别乘坐十轮卡车由成都出发进藏。当时十八军修的康藏公路刚通到昌都，路况很差，道路崎岖，经常有山石滚下来。乘坐军用卡车，人坐在行李包上，帆布车篷四面透风，灰尘扑面，上下颠簸，沿途非常艰辛危险，但我的父辈们仍然精神抖擞。康（川）藏公路要经过十四座著名大山，二郎山是第一座（主峰海拔3400米），它属于夹金山脉，高耸入云，终日为云遮雾盖，山路险峻，光盘山公路就有四十公里之多。公路的一侧就是悬崖，因此常出车祸，而修这条路的工程更是艰险异常。一首《歌唱二郞山》凝聚着十八军将士一种撼动山岳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支歌一直传唱至今：

二呀么二郞山/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

二呀二郞山/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汉/下决心，
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
    

走出以跑马山闻名的小城康定后，卡车继续西行到了风云突变，雨雪交加的折多山（海拔4000多米），车辆时而在雨雪中穿行，时而在烈日下行驶。海拔高，缺氧使一些第一次进藏的队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头痛、气喘、胸闷、恶心、呕吐，严重者甚至晕倒。在卡车急速开过最高处之后，高原反应症状逐渐减轻。

到达甘孜后，我母亲和队员们在此休整后，逐步适应了高原气候及增强了对缺氧的耐受力。由甘孜到马尼干戈，再往西就要翻越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此山以矗立的冰川、巍峨的雪峰而闻名于世。十一月份常下大雪，地面积雪有几米厚，山上悬满了巨石，进藏筑路部队遇到真正的大险关就在雀儿山，它是横在康（川）藏公路上，海拔最高的山之一。为了打通雀儿山，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汽车在雪堆中压出的车辙行走，经常打滑十分危险，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此后又翻越矮拉山、雪齐拉山、宗夷拉山、达马拉山等七座海拔在4000—5000米的大山，渡过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全体队员终于1952年12月3日到达目的地——西藏昌都地区。此前，十八军在此打了一场“昌都战役”，加快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我母亲随中央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大队初到昌都时，城区荒凉落后，破烂不堪，城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文化、卫生极其落后。旧西藏在野蛮、残酷的农奴制度统治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农奴妇女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由于贫穷落后缺乏卫生知识，加上当地时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农奴妇女处于悲惨境况。而旧西藏根本没有任何妇幼保健机构和设施，听我母亲说，西藏农奴妇女怀孕后得不到休息，生孩子又被视为污秽事件，只能在马厩牛羊圈里分娩，根本不容许在藏房或帐篷内生产，婴儿早期感染破伤风或因自然环境恶劣，早夭或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昌都只有少数的藏医机构，也只是为“三大领主”服务的。

广大农奴、奴隶严重缺医少药，有病打卦问卜现象及其普遍，而现代医药基本处于空白。中央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大队（以下简称卫生大队），有大批医生、护士、助产士、医技人员和后勤人员，作为首批进藏的卫生医疗组到达昌都，这样大规模的医疗队伍到达西藏是史无前例的，正是他们把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组织管理机构完整的带到西藏，并在这里拓荒、播种、辛勤耕耘开花结果。但卫生大队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语言不通，她们就从最简单的藏语学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食品奇缺。贯彻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她们经常吃不上米、面，蔬菜更不用说。那时西藏没有种菜的习惯，当时解放委员会要求所有进藏人员开荒种地，到达自种自给。入春以后我母亲和卫生大队的叔叔阿姨们在动手垦荒开地，到澜沧江抬水浇地，抬粪施肥，种下白菜、萝卜、土豆、莲花白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母亲同她的伙伴们为昌都筹建第一所医院而辛勤工作着。没有病房就自己动手盖，医院设备运来了就自己动手卸车搬运。边建设边为藏族群众看病治疗。

1953年1月，由十八军卫生所和中央昌都地区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合并正式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医院，成立当即就分科应诊，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开创了昌都地区卫生工作的新局面。我们的父辈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昌都人民医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1985年医院迁址马草坝，昌都人民医院也成为藏东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医院，为西藏的卫生医疗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想这是我母亲最想看到的，她在昌都人民医院工作二十五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西藏，留在了西藏昌都人民医院。

1954年我父亲从十八军转业到昌都解放委员会工作，认识我母亲，于1956年结婚。

1958年我父亲在西藏昌都参加平叛，母亲来到父亲的故乡重庆生下了我。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母亲必须尽早赶回西藏昌都工作，彼时，爷爷、外公外婆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奶奶1952年去世，（我父亲刚进藏不久，沒能见我奶奶最后一面，这也是我父亲一生当中最大的愧疚和遗憾），我母亲把我送到我姑妈家里照看。但我姑妈家里有九个小孩，加之自然灾害年，1961年我母亲回内地生我弟弟时到重庆来看我，才发现三岁的我体重不足二十斤，严重营养不良，我母亲非常伤心流着眼泪把我从姑妈家带走，并把我送到了当时的西藏工作委员会驻成都办事处保育院，随后又上了成办小学。

我们姊妹三人出生时，父亲因工作需要无法陪我母亲回内生产，都是我母亲独自回内地，产后三个月就急匆匆返藏工作。我出生后第一次见我父亲已是1963年，当时我已经五周岁了。西藏工委成办保育院、小学，是因为我们的父辈们曾经解放西藏、守卫西藏、建设西藏，为此党和政府在成都设立了办事处，组建了成办保育院和成办小学，这也是西藏工委对十八军转业到地方工作人员的关怀。

我们的父辈们为了和平西藏解放的使命，为了百万翻身农奴能过上好日子，也为建设一个新西藏，他们毫不犹豫将自己的儿女留在了内地、留在了西藏成办保育院和成办小学，让我们成为新中国首批最具特色的“留守儿童”(准军事化管理，我们穿着一样的服装，用着一样的生活用品，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当父母休假回到成都来看望我们，我们都用惊奇而陌生的眼神，望着他们拿出糖果期待我们叫声“爸妈”，可我们还是很怯怯地叫“叔叔”“阿姨”，他们心中对孩子的愧疚和遗憾，成为一种无形的痛。我从小就在集体中生活学习，受到老师们关爱，但到了1968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我们原本平和清静的生活学习环境被打破了，文革时期四川的武斗非常激烈，父母远在千里的西藏，十分担忧我和弟弟的安危，赶紧托人到成都来到成办保育院和成办小学，因我弟弟身体状况不太好加之年龄太小，和保育院商量决定留在成都，随保育院一起转到蒲江，我随后乘上父母委托熟人的货车一路颠簸了五、六天到达了西藏昌都父母身边，这时我已经十岁了。

由于西藏也处文革浪潮中，小学停课，但我母亲尽力找到了小学三至四年级的四本数学课本，硬是用钢笔把四本数学课本全部抄成手抄课本书，让我自学和指导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母亲的手抄课本依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语文补习我父亲就是让我看报看书并大声读出来，借此来提高我的语文水平。停课闹革命之后随机到来的是复课闹革命，1971年我又走进了昌都地区东方红小学四年级上学，在学工、学农、学军氛围里，直至1975年初中毕业。在这七年里虽然生活在父母身边，但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父亲不是在“学习班”就是下乡，有时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母亲也经常参加巡回医疗队到县、区、乡开展巡回医疗，给农牧民送医送药，接生婴儿。老西藏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充分发扬，在我眼里父母心里只有工作、工作，却很少关注我们。文革结束后，我没有继续上高中，而是被父亲送到昌都地区农业试验场当了一名知青，那年我十七岁。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培养了我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质；我下田犁过“藏式二牛抬杠”地，上山伐过木，烧过木炭，也是我们农场唯一的汉族知青，上远离农场几十公里外的山上牧场为过冬杀了一个月牛。

1978年3月，我结束了知青生活，入伍当兵，从昌都坐大货车经四天的颠簸，到拉萨西藏武警总队直属中队服役。我父母也在1977年，按当时国家政策允许内调回我母亲原藉江苏常熟，也就是1977年开始我独自一人在西藏。由于长期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自由散漫惯了，刚到部队很不适应，而且还天不怕地不怕，好打抱不平，短短几个月就和班长吵架，和排长打架，后来又顶撞指导员，到了1979年1月就把我调到那曲支队聂荣县中队。

此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和任性，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便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应该有所改变，到离开拉萨的前一天，我们几个被调动的战友相互鼓励说不是团员的争取半年入团，是团员的争取半年入党，争取参加支队或总队军事比武赛。带着新的目标我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藏北草原那曲聂荣县中队继续服役，一改以往的老毛病，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并成为军事训练骨干，训练之余帮助内地入伍新兵尽快适应西藏气候、环境和民族风俗习惯，不到半年，1979年5月份，我因表现突出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被受于连嘉奖一次并加入共青团，兑现了我当初离开拉萨时的诺言。在雪域高原当兵三年磨练了我的意志，同时也让我懂军人必须令行禁止，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体会到高原军人的奉献之情。

1981年我将退役，原本是想留在西藏，但父母的愿望是让我回内地，我最后还是极不情愿的回到了母亲原藉江苏常熟。在西藏的十三年生活，让我记忆最为深刻，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让我从父辈们身上知道了什么是老“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是十八军将士和驻藏人员用宝贵生命和艰苦实践、用忠诚、信念、深情和品格铸就的，是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老西藏精神”也为我今后的工作及无偿献血和公益活动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曾五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全国无偿献血特别促进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五星奖、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幸福家庭、江苏省优秀志愿者、江苏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江苏好人、苏州好人、苏州市无偿献血特别奉献奖、苏州市“志愿之星”十佳个人、苏州市时代新人、苏州市最美志愿者、常熟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在常熟，我是圈内“献血状元”。认识我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我的无偿献血源于上世纪70年代当兵时的一次经历。

当义工的刘渝

1978年，我在西藏当兵。拉萨突发严重车祸，几名藏族同胞危在旦夕，情况危急，驻地武警总队急招10多名献血志愿者，我正是其中一名。在那次献血过程中，我第一次了解了“无偿献血”，知道捐献自己可以再生的血液，可以挽救他人不可重来的生命。从此，我的人生多了一份信念，开启了以献血服务社会，以救人体现价值的不凡历程。
   

 1981年，我退伍回到常熟后，一直想成为无偿献血者，但当时国家还没有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一直等到1998年国家颁布实施《无偿献血法》，我终于如愿加入常熟市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从1998年起二十年来我们全家无偿献血224次，献全血11600毫升，捐献机采血小板339个治疗量；全家无偿献血总量足已为350多位急需用血治疗的病患带来希望。我本人无偿献血177次，个人累计志愿服务4000多个小时。此外，我和儿子是中华骨髓库志愿者，我和爱人是苏州眼角膜捐献志愿者。为此，政府和社会给了我和我们家庭许多荣誉，这更加激励我们参与公益事业，回报社会。

2018年2月28日，我完成了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无偿献血，因我3月1日已满60周岁了，按照国家无偿献血相关规定将不能再进行无偿献血。但志愿服务的脚步并不会就此停止，继续做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和宣传工作，以及其它志愿服务活动，用自己的亲生经历和切身感受来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用自己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他人不可重来的生命。继续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公益当成事业来做，把爱心与幸福送到了成千上百户家庭中，让特殊群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为志愿者树立奉献友爱的榜样，更希望为提升城市文明内涵增添亮色。

生活中的小事，可能包含着大大的爱。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没有那么轰轰烈烈，重要的是在细水长流中体现了坚持的魅力。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也有更多时间参加志愿活动。不管是哪个公益组织邀请，只要有空，我都会前去参与，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我觉得天下公益是一家，我能做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在做公益中实现着自我价值，也传递着正能量，让爱得种子播散得更广泛。我个人认为：我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通过诠释弘扬“老西藏精神”，去做志愿者，做有意义的事，去奉献爱心，收获幸福来增加生命的厚度。

作者简介：

  刘渝   藏二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父母在西藏生活、上学、当过知青、当过兵。现为江苏常熟市流水琴川义工协会理事、协会红十字会会长。五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获得者、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五星奖、苏州好人、江苏好人、全国最美志愿者获得者。1981年退伍回母亲原籍江苏常熟，对西藏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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