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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的前世今生——解码浙商经营之道连载第一章
写在最前面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崛起了“十大商帮”，鼎立600年却盛极而衰。如今，全国各地优秀商人乘改革开放东风，砥砺奋进，成为历经市场考验的“现代商帮”。
商帮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有着共同的信仰，有会馆等民间组织机构而形成的商业群体。商人之间集结成帮，抱团合力，资源共享，在竞争中占据重要一席。
改革开放后，商帮开始复兴，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新晋商、新粤商、新闽商、新浙商等现代商帮迅速成长起来。
“与传统商帮不同，现代商帮从构成群体到发展环境、规模领域等都有了很大扩展。现代商帮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发展壮大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近几年，浙商名声鹊起，甚至被许多人说是中国第一商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宗庆后、丁磊、马云、李书福、郭广昌，5人的资产总和超6000亿人民币。此外，马云、丁磊、宗庆后还曾多次问鼎中国首富。那么浙商商帮为什么能崛起？其高速发展和扩张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未来的商帮该往何处去？
解码浙商发展运作之道
一 | 中国商帮的前世今生 | ||||||||||||
二 | 浙商商帮模式的形成 | ||||||||||||
三 | 地区浙商的逐步联合 | ||||||||||||
四 | 浙商的集群化发展 | ||||||||||||
五 | 政府服务与社会资源调动 | ||||||||||||
六 | 地区商会的成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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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的独特性
01
传统上我们说商帮，大家最推崇的是犹太商帮。犹太商帮之所以被大家普遍认可，主要是基于《犹太法典》中对犹太人特有的经营商业的传统智慧的一些总结。比如说《塔木德》这本经典总结出了犹太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赚钱哲学。所有犹太人经营行为的共同文化引领，犹太人之间互相帮助，犹太领袖之间相互提携，一般的犹太商人之间相互维护信用，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进行犹太内部商机流转的这么一种形态，我们称之为犹太商帮运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认为犹太商帮也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商帮。但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微放开一点，就会发现融合了中国的宗教和商会帮会团体，结合了政商关系的撮合等等构造所形成的中国式商帮，相比犹太商帮，不仅具有了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的主体文明的一些重大特征，又具有了对商业无比敏锐的与时俱进能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中国商帮是全球独有的一个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人，利用亲情、产品、交易等等多种形式扭结在一起，进而形成的一种联盟式的运作。它不是通过企业股权等传统形式形成的，也不是通过像红帮或青帮等俗世的社会团体连接而成的，但是它结合了企业特征，结合了帮会特征以后，又显示出了特有的一些内涵，这也许是中国商帮和国际商帮之间最大的差异。
中国商帮发展历史背景
02
我国的商帮兴盛于明清时期，商帮内部基于对“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关系的认同，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对外，商帮可以影响甚至左右市场，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与政府间寻求更大的话语权；对内，商帮则可以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内部合作。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都曾鼎盛一时。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
我国的现代商帮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崛起于民营企业发展大潮中。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代表商帮，这其中，浙商商帮影响力最大，成为中国现代商帮名副其实的领军者。
中国十大商帮
03
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的兴起之初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时期的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广东商帮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做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过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粤商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粤商又具有了开放的心态。在近代粤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的融合。而上述两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正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壮大的原因。
陕西商帮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现象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山东商帮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质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它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处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以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晋商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晋商 摄影：李伟光
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龙游商帮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洞庭商帮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不知不觉地兴起---洞庭商帮。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江西商帮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五大新商帮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中国商帮的特征
03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商帮有几个特征：
第一，作为中国式商帮，它和犹太商帮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它是基于中国的人情社会的，从根本上来讲，中华民族很强大的内部认同感，尤其表现在这种省份、县域，其认同感更是非常强大，它结合了共有的历史发展，共有的地域文化，共同的饮食习惯，共同的亲族或串联的人脉文化等多个因素的构成的多条加强筋，把这么一个关系牢固化、网络化了以后，首先这就是个非常大的基础。
第二，基于这么一个人情化的网络，又融合了很多帮会特征，比如说一旦到外地去，高度地抱团结户，形成一笔共同的费用，支持和帮助在外地遇到不测风云危难的当地同乡或帮会成员，在同乡或帮会成员在异地遇到重大问题时，由帮会集体出面，用集体能力来协助个体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更强大的帮会凝聚力。
第三，每当帮会的成员到异地去拓展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联合已经在当地扎根的老乡或帮会成员，或者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新介入者开疆拓土，以此循环往复，进入战略，进入一个地区的门槛就大大被降低了。
第四，每当帮会当中有新的商机、新的人脉出现时，帮会之间立即会下意识地拓展和相互介绍该资源、该人脉。因为帮会之间经过千百年以来的认识，已经慢慢发现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人我攀交上了，但我也有有盛有衰的时候，不可能一直攀交这个人，不可能一直和这个人或这个机遇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同乡，当我们帮会和这个人过这个资源打上交道以后，虽然有时候我失势了，但是我的同乡，我的朋友们仍然会和这个资源关系比较好，所以我把这个资源介绍出去以后，总有一天还会因果循环，循环到我头上了，等等。这就是中国式商帮和国际商帮最大的不同。
中国商帮的差异性
04
中国商帮当中，各地商帮又有重大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真正以商帮形态浮出水面的，山西商帮是一个，主要以票号经济，做民间金融，做最基础版本的银行，构成整个山西商帮的一个横向的连接机制。
而潮汕商帮，主要是朝海外发展的时候，基于同乡认知，相互帮助，不管是下南洋，还是去旧金山，同乡们在走出国内，到异国他乡以后，愈发认识到同乡、同族、老乡的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反射到原地方上，对家庭、家族、宗族、宗族之间横向交往，同乡乡谊等等形成一种重新的很重大的认识。所以广东，尤其是潮汕商帮自觉的商会建设，自觉的互助机制，自觉的信用相互扶持，有它很强的基础。
徽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胡雪岩等人开创的一种官商结合的，最大化利用政治制度、政治优势的一种商帮运作。这种商帮运作从大面上来看，事实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自己的特征，虽然出了一些优秀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能说它的特质很明显。
江苏商帮，从贩私盐，自己炼铁，做基础贸易以来，形成了一些较大、较好的能力，但总的来讲，江苏商帮还是以在当地经营，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以生意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关系网络来维护自己的生意，它是一个不太具有征服能力的商帮经济。
福建商帮具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妈祖，是以闽南文化的饮食、生活习惯为软纽带，以生意上的互助、互信为硬纽带所形成的一个商帮运作，可以说福建商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帮运作的一些特质，也拥有商帮的若干基础优势。
注意
在中国最值得研究的还是浙江商帮，浙江商帮有着令人感叹的很多很多优势，它既结合了中国几大商帮的特点，又超越了各地商帮运作形态过于单调，优势来源比较单一，辐射和带动面相对偏窄等等劣势。浙商商帮就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并不是铁板一块，这是有别于徽商、晋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群体的，各个团块的商帮运作特征非常明显，不像广东潮汕商帮、福建泉州商帮一枝独秀，或山西太原商帮、安徽合肥商帮一枝独秀。浙商商帮最大的特征是群落不单调，生态很丰富。因此这也是我们研究商帮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我们接下来将从商帮文化、运作方式、未来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讨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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