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休谟：论新闻自由（张若衡 译）

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个国家中人们所享有的极端新闻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感到吃惊了。我们可以任意向公众报道一切，并可公开指责国王及其大臣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假如政府当局决定打仗，人们便断言他们误解了民族利益，若非别有用心，便是愚昧无知；而且宣称在当前情况下和平最为可取。假若大臣们热衷于和平，我们的政论家便一味散布战争气氛，鼓吹杀伐，并把政府的和解措施说成是卑怯行为。鉴于这种自由是别的任何政府，不论是共和制的或是君主制的政府所不容许的，即使在荷兰和威尼斯都是不容许的，那里比法国和西班牙限制更严①；这就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大不列颠人民享有这种特权?

①当时（18世纪时）荷兰和威尼斯是由共和制政府治理，而法国和西班牙却由君主制政府治理。——译者

我们的法律之所以容许我们享有这种自由，原因看来在于我们政府的混合体制：它既不全是君主制，也不全是共和制。人们将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下述政治观察是真实可靠的：政府中的两种极端，自由与奴役，常常相互最为接近；而且，如果不走极端，而是将少许的君主制和自由掺和，政府就会变得更为自由；另一方面，若是将少许自由和君主制结合，则政治枷锁总是变得更为沉重和难于忍受。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专制政府里，那里的法律、风俗、宗教等一切凑合起来，使人民完全安于自己的处境，君主对臣民不可能抱有任何猜忌之意，因而易于容许他们享有大量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在一个像荷兰政府那样完全是共和制的政府里，那里没有任何足以引起国家猜忌的突出的行政官员， 因而可以授给他们以决断大权而无危险；这种权力对于保持安定和秩序虽有很多好处，但对人们的行动却也给予相当大的约束，并使每个公民必须大大尊重政府。看来甚为明显的是：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国这两个极端在某些实际情况下互相接近，其表现是：一、行政官员对人民无猜忌之意；二、人民对官员亦无猜忌之意。这种互不猜忌在两种情况之下均可导致互相信任：在君主国中产生一种自由，在共和国中产生决断之权。

上述观察还表明：在每个政府中，手段、方法相互差别极大，而君主制和自由的结合则使得枷锁不是较易承受，便是更为沉重；为了说明这种观察符合情理与事实，我必须引述塔西佗所说的一段话，他讲的是帝制下的罗马人。他说：他们既不能忍受完全的奴役，也不能忍受完全的自由。一位有名的诗人在一节生动描述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府和政策的诗中，将此话译改成法语，用来形容英国人。

绐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套上枷锁，

他们既不能自由地服役，也不能自由地生活。

——《亨利亚特》

根据这些评论，我们认为古罗马帝制下的政府是一种专制和自由的混合结构，其中专制占优势；英国政府同样也是一种混合结构，不过其中自由居支配地位。二者所导致的后果，符合上述观察，这是从那些采取混合体制、导致互相戒备和猜忌的政府可以预期的事。古罗马的皇帝很多都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玷辱人性的暴君，而他们的残暴显然主要是由其忌恨之心所激发的，是由于他们看到罗马所有的大人物都不能容忍一家一族的统治，不能容忍一个不久之前并不比他们高贵的家族的统治。与此相反，英国政府虽然与君主制混合，但共和制部分居于优势；为了保存自己，它不能不对行政官员保持戒备、猜忌，排除一切专断之权，并以通用而又固定的法律，保障人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除了法律明白规定者外，任何行为不得认为是罪行。除了依据提交法官的法定证据外， 不得以任何罪名加之于人，而这些法官还必须是出于本身利益、自觉监视大臣们有无违法乱纪行为的本国国民。由于这些原因，可以说在英国存在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和从前在罗马存在的奴役与暴虐一样多。

这些原理说明为什么在这些王国内存在这么多的新闻自由，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府所容许的限度。因为人们担心：如果不认真防止专权现象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将警报从我们王国的这一端传送到另一端的简易方法，专制独裁就会不知不觉地凌驾于我们头上。为了约束宫廷野心，必须经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气，必须利用宫廷害怕唤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新闻自由更有效了。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激励人人都来保卫自由。因此只要我们政府的共和部分能够持续抵制君权，它自然会认真保持新闻开放，这对它自身的生存至关重要。

不过，也必须承认：无限的新闻自由也是这种混合体制的政府的伴生弊病；不过我们对此很难、也许不可能提出什么补救办法。

选自《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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