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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1944,采访延安文艺界人士

2016-07-14 赵超构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赵超构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44年6—7月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赴延安采访,采写了全程见闻。本文记述了记者团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情形。


因为谈到了延安作家的生活,不妨带便叙一叙6月26日延安文化界座谈会的情形。


那天的座谈会,可与14日文化沟的群众大会先后辉映。延安当局在14日的大会中教我们看一看延安群众的“颜色”;而在文化座谈会中,则把延安作家的战斗情绪充分表现给我们看了。


那天情形有如戏剧,主演人是吴伯箫和艾青,配角是肖军。作为一幕戏剧来看,主要的观客是外国记者,并非中国记者。


闲话少说,让我把那天的情形依次叙下去:


在步入边区银行的大楼时,我们看见,已有40来位作家们在场了。边区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吴玉章先生,是那天的首席主人,也已到场等候我们。


起初是很轻松的自由谈话。中国记者纷纷找他们所要找的人。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满场都是照例的客气话。


柯伯年先生首先为我介绍丁玲


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军服,声音宏亮,“有一点象女人”。


在朱副长官的园会中,我曾向邓颖超先生谈起过丁玲和陈波儿。因此,在其后数日的边区政府宴会上,主人方面就把她们两位排在我一席内,但是她们都没有到。这事丁玲也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客气话从此事开端。丁玲说明,因为那天下雨水涨,过不了河。


然后轮到我问话,我就说了“有什么新作品没有?很想拜读拜读!”这问题,费了她5分钟的解释,说是为了“学习”,一年来很少写作。末了,她反问我对边区的文艺“有什么观感”?


我率直地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为了这句话,她又作了5分钟的解释,总其言,是“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


这时,包围丁玲的人多起来了,我便转到隔座去和陈学昭女士谈话。


陈学昭女士脸容丰腴,鬓发修整,很别致的装束(白羊毛背心外加“茄克”,西装裤,青布鞋)。态度娴雅。一口缓慢而清晰的上海话,依然带一点“巴黎回来的女绅士”的风度。


她首先以迫切的态度询问重庆许多朋友的情形,可惜我于她的重庆朋友竟是一位也不认识,使她非常失望。然后她以低缓的音调,叙述着延安作家的生活,我突然发问,“你是学过西洋文艺的,你满意于共产党这边关于文艺的简单理论么?”


她避开了文艺理论,只是披沥她自已的心境道:“我是学文艺的,当初很想在国内干些文艺工作,但是回国以后,发现我所学的对于多数人毫无作用,我希望文艺对民众能发生改善生活的效果。后来证明这是梦想。因此,我才觉得在求精美的作品以前,有先求通俗与普及的必要。我是因为这样,才断然抛弃了过去所学的。”


我表示所谓通俗与普及,不过是托尔斯泰平民文艺的推绎,而依我的意见,这种理论未免过于功利主义了。倘依这个标准,则如国内有许多作家的许多作品,显然是不适合大众的,“你们将给他们怎样的估价呢?”


她说,那些作品不必为大众所理解,却可以作为“文艺干部”的营养,所以“我们仍应给以很高的估价”。


我知道,相互的说服是不可能的。在我抬头思索应当如何换一个题目来谈下去的时候,一眼看见另一边门旁有一个军装的男子,面目黧黑,瘦削。转着小小的眼睛,一声不响的枯坐着。学昭女士告诉我,那就是成仿吾,刚从晋冀察来的。


料不到这个打铁匠似的人,就是创造社老将之一的成仿吾。没有经过介绍,我就找他去了。我知道他久已放弃了文艺工作,也就不谈这些。他谈了些晋冀察那边的教育和通过敌区的情形。因为他正是那边联大的校长。他问起郭沫若先生和最近的作品。他说,除了一本《屈原》,其余的都未拜读,他希望有机会读到其余作品。


这时,吴玉章先生站起来报告,要把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他介绍延安的作家,我们的领队谢保樵先生介绍记者团。介绍之中,我听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欧阳山,柯仲平。张庚等,然而人太多了,无从一一请教。


接着,吴先生颤巍巍地致欢迎词,他是共党五老之一,灰白的头发,清秀的容貌,前几天就扶杖来访问过我们的。他致力于拉丁化的“新文字”,也是延安文化界的最高领导人。他说完了话,柯仲平先生起来报告边区文化运动的概况。随后,丁玲女士也上场了。


丁玲红着脸孔说,有人问她新作品何以如此之少,而疑心到她的写作受了妨碍,事实并不如此,她是觉得从前的作品不适于现在的新环境,所以还需要学习新的写法。于是,她报告了一段过去的文艺活动,以证明她的写作是随意的。


当然,她的话并不象我所记载的这样老实与简单。事实上她是起来为这一幕戏剧致开场白。开场白完毕,“斗争”剧揭幕了。


第一位上场的主角是吴伯箫。气势昂昂地,声明他每天“照常吃三餐饭,而且是毛纺的突击手”。


第二位上场的是诗人艾青,长着一副失眠诗人的面孔,睁大了红眼睛,愤愤地声明他在边区很受尊敬,是被聘请的“边区参议会议员”。


他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话,一句一句,由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先生译成英语,供给外国记者们记录。


我们中国记者们只是冷静的听着,我知道他们正象一个发脾气的孩子,非要让他尽情发完了脾气,是不会停止的。我同时知道这是一幕戏剧,既然揭幕,一定要表演完场,而到了完场的时候,自然会收梢的。他们的话虽然稍稍失了待客的礼貌,但是我们的职务是观察真相,而这亦是真相之一,我们怎可以不冷静听取呢?索性再听下去吧,第三个人是“八月的乡村中”长大的肖军。光头,黑脸,披着宽大的短衣,大声宣布他个人在边区的“三不怕”,一不怕饿死,二不怕冻死,三不怕敌机轰炸。然后他转过来问重庆作家生活和出版界的情形。我们记者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答复。


情形还没有缓和下来,旁边的周扬先生(延大校长)轻轻地问我:“空气是否太紧张?”我回答他:“空气倒是小问题,肚皮实在俄极了”。这话提醒了他们,已经是下午2时了。于是,经过成仿吾先生的“晋冀察文化”的报告之后,座谈会结束。开始那一顿过了时的午餐。


午餐时的空气轻松得多了。随意的闲谈,逐渐解除了刚才主客之间的僵局。在席上,认识了范文澜先生。他过去是北平女师大学校长。现在主持延安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温和的谈着这边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学者的气概。


酒过几巡,丁玲现出她湖南人的性格来了。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但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件事,证明了她还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的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


这一顿午餐进行得很快,因为我们知道饭后还招待我们看秧歌,时间已不早,秧歌队早已等着我们了。


本文由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采写并于1944年发表于该报,原题为“文艺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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