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手记||张新怡：康乐村的后现代
康乐村的后现代
张新怡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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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用眼观察，用心阅读，用脑思考，用脚丈量，走进生活，走进一线，走向实践，走向社会，回望脚步，回味岁月，记述点滴，记录成长。《后浪手记》通过“后浪”的文字笔触和镜头影像记录琐碎的日常、成长的脚步和岁月的美好。《后浪手记》提供一个吐露并展示自我心迹的平台，让我们“后浪”的文字也可以被“看见”。我们期待，来自“后浪”们的《后浪手记》有更多书里书外、故里他乡、街角市井、茶余饭后的稚嫩笔调和青涩文字让路过者驻足回眸、流连忘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人口流动的闸门开启，大规模的流动迁徙成为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全国经济与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东莞、深圳、佛山和广州4个广东省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超过50%，在公布了流动人口数据的城市中包揽了第一到四名。广州市以强大的经济实力、适宜的产业条件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汇集，促成了康乐村一类流动人口聚集空间的产生。而在康乐村生成的过程中，流动人口是如何聚集的？政府如何对本不属于这片土地的人进行管理？这样自下而上地形成的空间在未来又会如何发展？种种具象化的问题都需要深思，在康乐村的历史和现象中寻得答案。
一、空间的生成：康乐村何以诞生？
一个社会空间是如何生成的，不仅需要探讨这片土地如何得到这份标签，还需要结合构筑该空间的人群的现实语境与需要。康乐村的生成，恰恰是流动人口与广州这座城市共振并产生联结的产物。
从流动人口角度来看，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历史可大约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在改革开放后，种种条件推动了数百万中国农民解除了与土地的契约，离开土生土长的乡村，进入大城市谋生。对于贫困的农民而言，空间流动作为一种空间实践，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
这一现象实际上与中国乡土传统的“生于斯，死于斯”观念相悖。费孝通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地缘与血缘是不分离的。但在新型市场经济的发展下，人们在乡土中的地缘、血缘关系产生了新的发展。一方面，来自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会促进同乡人群间的连带作用，一起在外地抱团谋生，给彼此提供照应；另一方面，在市场交换中，人们并非一定要忽视亲密联系，而是可以将“关系”作为交易的筹码，通过地缘、血缘的扩大化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流动人口，他们的地缘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生长的土地，而是随着脚步不断扩大。落脚扎根于康乐村的外来人口，在生活一段时间后，同样可以在广州拥有自身的“附近”，建立新的跨越空间的地缘关系。同时，当他们迈出自己的故土，判定血缘关系亲疏的标准也会随之宽泛。在家乡时，人们常常会细分至来自哪个县、哪个村；而来到了城市，只要来自同一个市、乃至同一个省，“老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血缘范围也由此扩大。随着地缘和血缘扩大化，共同生活在外地的“老乡”、邻里们会建立起亲缘联系、地缘网络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并通过聚集形成社会空间，获取身在外地的相互庇护。
在人们产生这样的流动趋向时，城市有效地承接了流动人口的需求。广州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城市条件为流动人口涌入及其聚集空间的生成提供了土壤，使其发展至今。
经济上，农业改革极大地提升了耕作效率，造就了近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华人和外国资本纷纷涌入，许多新兴产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农村中无法发挥劳动力价值的人们即使并没有掌握高深技术，也可以通过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城市中生存。
以广州为例，珠三角工业化从纺织服装工业起步，“三来一补，前店后厂”模式决定着这些服装工厂的“前店”在香港，“后厂”在珠三角地区。近3万家服装工厂的原材料生产地不断变动，并最终因市场选择的结果聚集到了广州。广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至今，已成为目前广州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它具有本土化的丰富、完善、强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在荔湾、越秀等六个区有六大服装商圈，共有130余个大大小小的服装专业批发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类商品集散中心。而纺织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口学历要求相对不高，由此为广州吸引流动人口提供了历史条件。
政策上，人口流动政策逐步放宽，使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暂时工作和生活的行为得到合法认可；市场经济逐渐兴盛，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基本的资源和服务。因此，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并形成不断壮大的规模。受改革开放的深入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市外来人口数量基本稳定在130～170万，高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面对从事行业多样、来源复杂的大量流动人口，广州市政府开始通过行政手段，颁布各类管理通告和细则，通过暂住证、社会优惠待遇等制度的确立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城市法规中开始纳入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已经允许和接纳外来人口存在于城市中的事实，并从政策层面对流动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认可。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康乐村，可以发现其生成的历史中恰恰体现了广州所提供的城市条件。它作为广州市海珠区下辖的城中村，毗邻中大布匹市场，城中村的人们大多从事布匹、制衣生意。中大布匹市场是广州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龙头之一，作为没有任何政府扶持和资本投入、且从成长之初就一直被压抑和整治的纺织服装辅料市场，它顽强地生长着，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发展为总面积超过1000多万平方米的超级市场集群，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扩张能力。
它的生命力蔓延的附加产品便是康乐村。90年代起，中大布匹市场的雏形便从零散摊位脱胎；21世纪初，政府介入对其进行改造整治，商户和制衣厂便纷纷搬入附近村民的自建建筑和邻近的城中村中。康乐村村民将房屋租赁给制衣厂以增加收入，外来工人为了工作方便，也租住在康乐村中。由此，康乐村这一兼具生产和居住功能的“流动人口聚集地”身份便腾空出世。
由此，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扎根、发芽，通过将城市部分的物理空间据为己用，由此开始掌控其自身的经济和公共生活。
（康乐村的街角）
二、“暂时”状态：城中村与散工
如果要谈康乐村，便不得不谈人们的雇佣方式——散工模式。纺织产业更多地实行订单制，即接收到订单后进行生产，再交出货物。康乐村生成之初，更多地面向出口市场，外贸市场需求的季节性变化很小，因此在这一时期，工厂往往长期雇佣员工，并采取普遍的计时工资制。康乐村对国际市场存在很强的依赖性，也因此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在金融危机后，康乐村内的纺织工厂逐渐将市场转向国内，但国内市场存在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在订单数微薄时，雇佣较多的员工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加大工厂的经济负担。
因此，康乐村中的工厂不再长期雇佣员工，转而根据订单量每日上街临时招工，进行生产的工人也就从“长工”变为了“散工”。在康乐街的街头，每天都会有工厂主拿着当天需要生产的货物样品站在路边招工，未接单的工人则站在路边等待招工。从凌晨到深夜，康乐村的街上一直人头攒动，直到凌晨两三点也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沟通好所需技能、件数和单价后，散工便会跟着工厂主完成这单货物，完成后按件数结算工资。付清后，一次短暂的雇佣便结束了。当然，长工并未完全消失，部分工厂处于需求依旧会招募长工，并在订单数量多时补招短工。因此在康乐村中，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长短工结合的招工方式。
（路边招工的小工厂主）
康乐村中人们的另一大特征，便是生活与工作的融合。当下社会对于工作与生活日益融合的讨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由于空间紧张，人们的生产和居住之间缺少空间界限，常常混为一体。一个工厂中不仅包括生产的功能，还可能是一家人的居住场地。同时，一些工厂还会设置员工宿舍，将员工也纳入家庭生活的范围。
江老板一家来自江西，江老板、江老板母亲、江老板妻子三人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已经在康乐村生活了数年，一栋小楼的二层和三层便是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由于二三层都用于生产活动，江老板一家只能在每层的天花板“挂”一个小小的阁楼，二层阁楼住江老板两口子，三层阁楼住江妈妈，两个额外搭建的小房间就这样成为一家人的日常休息场地。
这样工作与生活混合的生产模式，带来了两个层面的附加影响。
一方面，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在家庭中劳作的价值本就被隐形和削减，当家庭关系扩大至工作，女性的工作演变为了家务的延伸，即便女性在服装生产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关系协调当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但其价值也因家庭情境而被忽略。在江老板一家的生产活动中，江老板的妈妈负责全厂人的伙食，每日做饭。在正规化的企业中，这一职责应收获对等的报酬。但是在工厂的情境中，做饭的劳动变成了女性家务范围的扩大，传统家庭中女性的做饭义务冲击了正规的企业行为秩序，使得江妈妈每日做饭却分文不取。
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来看，家庭结构的侵入使得工厂内形成了大家长式的社会关系。工厂中的“大家长”会时常给员工一些“好处”，例如请客吃饭、奶茶等等，在雇佣关系中渲染家庭的色彩。在正式的雇佣关系中，上司无权过问员工的私人生活，也无权扩大对员工的控制管理范围，员工可正常行使休假等权利。但是在生产家庭化的工厂中，工厂主无形中拥有家庭中大家长的地位和权力，对员工进行工作外的管制。通过员工宿舍，工厂主不仅可以缩短员工的通勤时间，还可由此对员工的生活进行干扰，员工想要休息、进行娱乐活动的正常权力行使也会被阻挠，还会受到情感上的谴责。当双方之间产生冲突时，工厂主也会采取道德攻势，将劳资矛盾转化为家族间的关系。
从流动人口日常的两大部分——工作与生活来看，他们的雇佣关系是短暂的，生活是在生产中“将就”的，整个生活状态都像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从城市的宏观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同样传递出“暂时”的信号。
城中村一度被称作“城市的疤痕”，即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已久，但城市并未完全接受他们。他们被孤立于城市生活，被排斥于城市管理。
在城市生活中，本地人的生活始终与其存在边界。传统印象中的城中村，展示给人们的似乎是脏乱差、藏污纳垢，流动人口被认为是危险的、边缘的。一方面，本地人这种警戒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杨美惠所称的“恐惧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早期，尚不信任自由经济政策的人们害怕非正统的社会经济行为会导致其遭受政治迫害，从而导致社会普遍存在着恐惧感。另一方面，有无户口之差使得本地人与流动人口之间留存了权利和身份的隔阂。虽然流动人口会能动地抵抗本地人的排斥和刻版印象，认为消费能力才是界定城市中人们地位的标准，从而削减自身身份的“低人一等”感、重新定义社会地位，但努力形成一种新的身份模式与社会归属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完全超越户口的阴影。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各类保障措施和资源并不能惠及流动人口，而“积分入户”等政策仅仅适用于具备高级技能的外来人口，对农民工一类流动人口并无适用性。同时，流动人口对学位、医疗等资源的挤占会使得本地人口产生被侵犯权利之感，从而在生活中对流动人口产生警惕心理。
而在城市管理上，在离开所属村庄后，原籍政府已无法进行管理；而在城市中虽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但城市政府仍抱有流动人口是外地人、无法将其有效纳入自身管理之下的态度，对流动人口的信息登记并不完备，大部分保障措施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依旧不甚明晰。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当城中村出现危机事件时，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和控制。例如2022年末，康乐村出现长时间的暴力事件，政府甚至不知道康乐村内的人口情况，罔论快速规制和管理。
在城市的两种目光——大众视角和政府视角看来，城中村作为“城市疤痕”，并不被看作是城市社会的一个“真正的”组成部分。其存在仅仅是暂时的，迟早需要被城市吞并和覆盖。而其中的流动人口的存在也同城中村一样，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一身份，其面临的两条路径，一是遣返回原籍，二则是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管控对象，从而纳入政府管理。
三、“暂时”的延续：还会存在多久？
对康乐村存续时间还有多长的疑问，由广清服装产业转移打响第一枪。从2019年起，便陆续有报道称广州市将引导中大布匹市场向广东清远市疏解。2021年，康乐、鹭江两村出现在广州更新改造项目当中。同年3月30日，康乐村首期安置地块正式动工。2023年2月10日，海珠区在凤阳街鹭江东约新街88号召开违法建设拆除现场大会，对位于鹭江东约新街88号大院及其周边区域，总建筑面积7030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实施现场拆除。对康乐村这样依附于中大布匹市场建设的城中村而言，中大布匹市场的转移无异于灭顶之灾。
但从城市角度来看，对这一空间的解构不无道理。
其一，空间与权力的联结使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管理焦虑。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社会空间为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以及阶级关系的维持提供必要的场所，被视作一种基本的生产工具。空间移动和地点制造是构成城市中流动人口争取权力、控制力和居住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康乐村的居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夺取了康乐村的空间权力，形成了政府力量无法插入的城市真空区。当康乐村这一空间的权力使政府产生控制困难，便会带来管理的压力与焦虑，成为被解构的可能。
再者，城市存在发展的需要。纺织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广州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广州面临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需求，中大布匹市场这样曾经作为地方发展奇迹的地区随之变成了广州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缺乏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为新动能的发展提供资源与空间。
其三，国家存在协调各地区发展的需要。大量人口为广州带来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广州发展所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廉价劳动力，而是高新技术人才。但是，对于发达程度相对欠缺的地区而言，流动人口的到来可促进当地产业的繁荣，大大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促进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轨道相契合。以我国开展的东西部协作为例，劳务协作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发展就业帮扶车间、实施以工代赈等都是吸引劳动力不离乡、稳当地就业的举措，在吸纳脱贫人口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带动就业创业，助推地区产业发展。因此，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大城市前往欠发达地区，可以帮助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同时还可为急需产业转型的大城市减负增能。
因此，在种种现实需要的挤压下，工人和小工厂主面前似乎只剩下了两个选项。其一，向北80公里，前往与广州接壤的清远。清远郊外崭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准备就绪，并配套了优惠与奖励政策。其二，把工厂转移回湖北。湖北荆州、潜江等市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回到湖北继续办厂。无论是前往新地区还是放弃流动人口这一身份、回归故里，康乐村的存在看起来都不再长久，成为了悬而未决、“暂时”存在的一个社会空间。
但是回到现实，从2019年至今，康乐村看起来似乎并无衰败景象，依旧每日熙熙攘攘。当时代的风声尚未吹到个体头上，他们的“暂时”便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哪怕在2022年年底大批工人离开了康乐村，开春后人头也未见稀少。人们陆续回到了这里，继续着在城市中的生计。原因可想而知，“都是为了生活”。
或许，人们还有一部分的坚守因为在康乐村构筑的关系网络。中国乡土文化的联结作用在另一个空间同样发挥了作用。在非官方的外地人口社区中，因为并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因而也无法被清晰地纳入城市空间秩序之中。但是，许多以地缘为基础建构的非正式组织，例如同乡会、商会等，在城中村起到了协调和维护的作用，帮助社区的延续。例如在康乐村发生动乱时，湖北人同乡会便自发组织车辆，护送乡人回湖北。在种种身处外地的相互照应下，个人已深嵌入该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中，想要脱身，实在存在一些难度。
2023年3月，江老板一家卖掉了自己的工厂，前往不远处姐姐的工厂共同合作运营。在康乐村的人头攒动下，每天有多少“江老板”关掉自己赖以生存数月的工厂？如果没有江老板姐姐这样能够托底的关系，他们又要何去何从？虽然康乐村的表面依旧繁忙如往常，但是支撑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似乎在不断地被抽空。但是，活在悬而未决之下，面对一场不知何时结束的“暂时性”生活，未尝不是一种跳脱出传统乡土观念、独属于流动人口的人生境遇。
撰稿 | 张新怡
编辑 | 李晓琳
编校 | 谭宇轩
编审 | 王利兵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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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2023
秉持“培育公共精神，创造健康社会”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目标，坚持“本土化，个性化，国际化”方针，积极营造“民主，团结，和谐，高尚”氛围，努力创建“体面的学术社区，博雅的知识高地，愉快的精神家园”。致广大而尽精微，公天下而存高远，让我们一起服务国家、无畏艰辛，砥砺学术、创新生命，追求卓越、共享荣光！
吾院虽瘦 必肥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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