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作者：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LSE社会学系）在早期基督教中，“城市”（“city”）意味着两个东西：“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人类之城”（City of Man）。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把城市作为上帝的信仰设计的隐喻，但在罗马小巷、集市和公共集会场所上闲逛的古代读者不会看出上帝是一名城市规划者。即使这种基督教的隐喻逐渐式微，人们仍然认为“城市”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物理场所，另一种是由感知（perceptions）、行为（behaviours）和信念（beliefs）构成的心态（mentality）。法语通过两个不同的词（“ville”和“cité”）来厘清这种区别。这两个词一开始区分了城市的大小。“Ville”指整座城市，而“cité”指一个特定的地方。在16世纪的某个时候，“cité”的意思是一个街区的生活特征、人们对邻居和陌生人的感情以及对地方的依恋。这种古老的区别在今天已经消失了，至少在法国已经消失了。如今，“cité”常常指那些城市郊区住着穷人的糟糕地方。不过，这种古老的用法值得恢复，因为它描述了一种根本的区分——建筑环境是一回事，人们如何居住在其中是另一回事。今天，在纽约，设计不良、交通堵塞的隧道属于“ville”，而在黎明时分驱使许多纽约人前往隧道的激烈竞争属于“cité”。除了描述“cité”的人类学之外，“cité”还可以指一种意识（consciousness）。普鲁斯特（Proust）从笔下角色对他们所居住的各种商店、公寓、街道和宫殿的感知中汇集成一幅巴黎的整体图景，创造出一种集体的地方意识。这与巴尔扎克（Balzac）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不管他的角色怎么想，都会告诉你城里的真实情况。城市意识也能代表人们希望集体生活的方式，就像在巴黎19世纪的动乱中，那些起义者将他们的愿望表述得十分笼统，而非降低税收或面包价格的具体要求。他们主张建立一座新城市（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政治心态）。事实上，“cité”与“citoyenneté”相关，后者是法语中“公民权”的意思。如果把“环境”（“environment”）这个词视为覆盖在城市生命体上的躯壳，那么“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这个英文短语之于“ville”的理念并不合理。建筑很少孤立存在。城市的形式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dynamics），比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开放空间（open spaces）的关系、与地下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关系、与自然（nature）的关系。例如，在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的建造过程中，19世纪80年代的规划文件在铁塔建成之前就对巴黎东区远离铁塔的地方进行了调查，试图评估铁塔对整座城市的影响。此外，埃菲尔铁塔的融资不能成为解释铁塔设计的唯一理由。他们完全可以花同样的钱建造埃菲尔的保守同事们热衷的其他纪念建筑。建筑环境不仅反映了经济和政治，在这些条件之外，建筑环境的形式还是制造者意志的产物。似乎，“cité”和“ville”应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人们想要的生活应该体现在城市建设中。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中的体验——就像卧室或战场一样，很少严丝合缝（seamless），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参差的边缘。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篇关于世界主义生活的文章中指出：“用人性弯曲的木材做不出笔直的东西。”（参见《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座城市是“曲木”，它多元，住着讲几十种语言的移民；它充斥着显著的不平等，身材苗条的女士与疲惫不堪的道路清洁工相隔几个街区吃着午饭；它带来压力，刚毕业的年轻毕业生抢着僧多粥少的工作机会。物质性的“ville”能解决这些困境吗？将一条街道变成步行街会对住房危机有所帮助吗？建筑物中使用硼硅酸钠玻璃是否会使人们对移民更加宽容？城市是弯曲的，它的不对称性既困扰着“cité”，也困扰着“ville”。建筑商自己的价值观和公众的价值观之间经常出现错位。如果人们拒绝和与自己不同的邻居生活在一起，这种错位就会发生。许多欧洲人认为穆斯林移民难以消化。英美国家认为墨西哥移民应该被驱逐出境。从耶路撒冷（Jerusalem）到孟买（Mumbai），那些向不同神灵祈祷的人很难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种社会反感的结果之一是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的出现。这些社区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新住宅开发形式。城市规划者本应违背人民的意愿，拒绝建造门禁社区，本应以正义的名义否定偏见。可是，没有直接办法能够将正义转化为物质形式。我在早年的规划工作中就发现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提议在波士顿（Boston）的一个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一所新学校。这所学校将是种族融合的学校，还是像当时城市中大多数工人阶级地区那样实施种族隔离？如果融合，我们的规划者将不得不为公共汽车留出大量停车区和下车区，以便送黑人儿童上下学。白人家长暗中抵制种族融合，声称社区需要更多绿地空间，而不是公共汽车停车场。规划者应该为社区服务，而不是强加一套外来的价值观。像我这样的人（受过哈佛教育，拿着种族隔离的统计数据和无懈可击的蓝图）有什么权利告诉南波士顿的公交司机、清洁工和产业工人应该如何生活？我很高兴地说，我的老板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没有屈服于阶级内疚感。但是，生活和建筑之间的差距不能仅仅通过规划者表现出道德上的正直来解决。在我们的案例中，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的道德信号在白人公众中滋生了更多愤懑。这就是今天城市的伦理问题。城市主义应该代表社会的本来面目，还是寻求改变它？如果康德是对的，“ville”和“cité”就不可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二十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教城市规划。我当时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媒体实验室”（The Media Lab）离我的办公室很近，对我这一代人来说，那里是新数字技术创新的中心，将创新的想法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这些项目由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于1985年创立，包括为穷孩子提供超便宜的计算机，设计像机器人膝盖这样的医疗假肢，让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参与城市活动的“数字城镇中心”。对建筑的重视使“媒体实验室”成为工匠的天堂。但是，这一光荣的行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陷入了技术陷阱，造成大量浪费。“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他们似乎从不睡觉）解释了“微软级”（“Microsoft-level”）项目和“麻省理工级”（“MIT-level”）项目之间的区别。“微软级”的项目打包现有知识，而“麻省理工级”的项目将其拆开。“媒体实验室”里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让微软的程序失败或停止运行。不管怎么说，“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总体上是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眼中的普通科学很平庸，因此去追寻前沿科学。他们觉得，微软是“封闭的”，“媒体实验室”是“开放的”——“开放”使创新成为可能。哈佛大学医生杰罗姆·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凭借比“媒体实验室”更清醒的态度解释了新药临床试验中的公开程序。在“适应性临床试验”（adaptive clinical trial）中，试验的条件会随着实验的展开而改变。实验性药物可能很危险，研究人员在描绘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但适应性临床试验中的实验者更感兴趣的是使那些令人惊讶或有趣的事情变得有意义，而不是确认那些可能事先可以预测的事情。揭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说，他的发现来自研究常规实验室工作中的小“异常”。研究者需要定位，而固定程序提供了这种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自我批评的工作，探索奇怪和特异的结果。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可能性？“开放”意味着将奇特、好奇、可能性组合在一起的一种系统。数学家梅兰妮·米切尔（Melanie Mitchell）对一个开放系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中央控制和简单操作规则的大型组件网络产生了复杂的集体行为、复杂的信息处理，以及通过学习或进化实现的适应。”这意味着复杂性产生于进化过程中，它通过信息的反馈和筛选才出现，而不是像一开始就预设好的目的和程序那样存在。所以，这些部分如何互动的开放系统理念也是如此。数学家斯蒂芬·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说：线性方程可以被分解成碎片。每一块都可以单独分析和解决，最后所有单独的答案都可以重新组合。在一个线性系统中，整体完全等于各部分之和。而在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的系统中，各部分不能这样被分解。
这种观点在麻省理工学院有坚实的基础。媒体实验室建立在“电子系统实验室”（Electronic Systems Laboratory）的知识基础上。20世纪最伟大的系统分析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20世纪4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该实验室。维纳身处一个大量信息可以被机器消化的时代。站在风口浪尖的他探索了组织消化过程的不同方法。他对电子反馈特别感兴趣，这种反馈有复杂的性质，模糊而矛盾，也不直接。如果他所谓的“学习型机器”能够说话，它会说：“我没有想到X、Y或Z会发生。现在，我需要弄清楚原因，弄清楚如何重新调整。”这就是开放式环境的缩影，尽管这是半导体“居住”的环境，而不是人居住的环境。开放式实验室的精神如何与城市相联系？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曾宣称：“我喜欢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追求丰富的意义而不是清晰的意义。”尽管他抨击了许多现代建筑和功能主义建筑，但他的话十分深刻。“媒体实验室”被他移植到了一个城市中。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充满矛盾性和模糊性。复杂性丰富了经验，清晰却使经验变得单薄。我的朋友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是一位最终接管了“媒体实验室”的建筑师，他在系统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他是一个经常出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夜生活的“生活家”，他宣称“键盘是我的咖啡馆”。他的《比特之城》（City of Bits）是第一本关于智能城市的书，出版于1996年，那时还没有迎来手持设备、Web 2.0互动程序和纳米技术的时代。米切尔的书企图迎接未来的一切可能。他想象智能城市将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里，信息共享将给市民更多选择，因此也有更大自由；“ville”的实体建筑、街道、学校和办公室将由可以不断改变的部件组成，因此可以不断发展，就像信息流一样。智能城市的形式将变得越来越复杂，“cité”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某种程度上，这种技术幻想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Politics）中写道：“一座城邦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相似的人不能使一座城邦存在。”人们在一起比分开更强大，因此，战时的雅典收容了逃离农村的各种部落。也接纳了流亡者，然后他们留在了城里。虽然他们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身份也很模糊，但这些难民给城邦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艺。亚里士多德让我们注意，贸易在密集的城市中比在人口稀少的村庄中更有活力。几乎所有关于城市的古代作家都指出，多样化、复杂的经济比经济单一化更有利可图。亚里士多德也在思考政治复杂性的优点。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中，男人（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只有“男人”）有义务理解不同的观点，以便治理城邦。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把不同人拉到一起称为“群体集住”（synoikismos，συνοικισμóς）。城市就像斯托加茨的等式，是一个大于其部分之和的整体。“开放”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1945年，奥地利难民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他就欧洲如何陷入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西方思想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让人们破坏了不同群体之间基于事实的（fact-based）理性辩论，这种思想让独裁者编织出“我们是一个整体”（“we are one”）和“我们反对他们”（“us against them”）的诱人神话？《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并没有过时，尽管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命名不当，因为波普尔分析的是一系列不自由的（iliberal）政治思想（thought），而不是日常社会中发生的事情（happennings）。不过，这本书还是对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同事。他们当时正在设计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希望设计出一个计划，使其官僚机构保持松散和开放，而不是僵化和封闭。波普尔的学生，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后来将大量资金用于建立公民社会中的大学等机构，以反映波普尔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看起来，开放社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适合一切容纳不同人类的城市。相互宽容将使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同样，一个开放社会应该比今天的大多数社会更平等、更民主，财富和权力分散在整个社会主体中，而不是囤积在顶端。但是，这并非城市的特有愿望。农民和小城镇的人们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公正。当我们在思考城市伦理的时候，我们在思考什么？例如，自由（freedom）在城市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德国有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这句话承诺公民可以从经济和社会的固定、继承地位中解放出来，从只为主人服务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可能对行会、邻里团体和教会负有义务，但这些义务可能在一生中发生变化。在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的自传中，这位金匠描述了他在20多岁学徒期之后的转变。他利用了他工作的意大利城市在法律和习俗上的差异，这让他能够以不同的角色去适应不同的赞助人。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金属加工工匠、诗人、士兵，都学得有模有样。他的生活比留在农村时开放得多，因为城市把他从一个单一、固定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想成为的人”。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看到了一群来自上海的年轻建筑师。他们的家乡是今天整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爆炸的缩影，以迅猛的速度扩张经济，吸引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进入它的轨道。虽然我的这群上海年轻人每年新年都会回到他们老家的村子或小城市，但在城市里，他们把老家的观念和习惯抛在脑后。一些年轻的男建筑师出柜成为同性恋，年轻的女建筑师推迟生育或成为丁克。这两种性别选择都让家里人很沮丧。我跟他们说了“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的德国谚语，他们用普通话把这句谚语理解为“戴不同帽子”，这些浅显易懂的词句传达出一个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当代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就像中世纪的本韦努托·切利尼。麻省理工学院让我想到，所有这些“开放”的线索可以指向“cité”和“ville”之间的难题。一个开放的城市并不试图理顺这种关系，而是与这种复杂性协同工作，就像一个复杂的分子。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角色既要鼓励复杂性，又要创造一个互动的、协同的“ville”，使其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在其中，秩序的小块将给人们指出方向。在道德上，一座开放的城市要容忍差异并促进平等，但更具体的是将人们从固定和熟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可以让他们尝试和扩展各自经验的地形。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是的，当然。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以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流派为框架，一切经验都应该是实验性的经验。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我怀疑他们在“媒体实验室”会感到很自在。这些人拒绝将“实用主义”和“实践”等同起来，因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导国家价值观的那些强硬的实用主义者蔑视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的东西，但是他们赞美效率（efficiency）。不过，在我这个实用主义框架的小角落里，要否定这些立场鲜明的价值观并不那么容易。大多数城市项目都花掉了大量资金。德国谚语并没有告诉城市规划者街道应该修多宽。规划者必须对人们负责，他们可能不喜欢被迫生活在一个随随便便地方，或者生活在一个实验失败的产物中。杜威和詹姆斯在这方面并不天真。他们认识到，实用主义必须弄清楚如何从实验（experiment）走向实践（practice）。如果你正在解构一项实践，解构并不能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詹姆斯甚至怀疑，开放的、实验性的心态（对世界的现状加以批判，认为事情可以如此不同）实际上背叛了对承诺的恐惧。用他的话说，永恒的实验者患有 “对不可逆转的恐惧，这往往产生一种无法迅速和完美解决的性格”。摆脱了这种神经症，就能找到一条从“可能”到“可做”的路径。开放实践的实用主义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了米切尔身上。在《比特之城》问世的几年后，米切尔和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一起赞助了一个项目，寻求设计一种高科技的自动驾驶汽车。它将带来一种乘坐的乐趣，而不仅仅是一台机械容器。他们想实现“一个难以估量的目标”，米切尔称之为“运动的美学”（“aesthetics of motion”）。在我的追问下，他回答“我还不知道”。这也是“媒体实验室”的回答。我时常去看这个项目，注意到它的人员似乎经常变化。被问及为什么实验室助理经常离职，一位项目负责人向我解释，说许多人不了解他们的角色。这两位寻找“不可方物”的天才并不寻求启迪他们的员工。他们希望下面的人能够凭直觉抓住灵感，然后付诸实施。因此，这个开放的、最前沿的实验还在“残废”的边缘徘徊。2010年，米切尔因癌症去世，他没能活到愿景实现的那一天，但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科技世界也在转型。科技世界正从一个开放的状态转向一个封闭的状态。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写道：“互联网最初二十年是一个开放系统的集成系统……抵制任何中央集权机构的权力，而今天，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促进相对少数有影响力的人的权力积累的互联网。”Facebook、Google、亚马逊、英特尔、苹果。这些名字体现了本克勒现在看到的问题。互联网的封闭时代由少数垄断企业组成，生产机器和程序，从事大规模信息挖掘。一旦被收购，垄断变得更加个性化和更具控制性。尽管卡尔·波普尔早在数字时代开始之前就已经去世，但他的幽灵会告诉我们：“我就知道会这样！”波普尔憎恶经济垄断，就像他害怕极权主义国家一样。经济垄断和极权主义国家都做出了同样诱人的承诺——生活可以变得更简单、更清晰、更易用，这跟今天的技术承诺如出一辙。只要人们愿意服从这个组织你的政权/管理制度。然而，你从中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将失去自由。你的经验将变得清晰而封闭。早在波普尔之前，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就指出了同样的威胁。他警告现代生活将被“残酷的简化者”统治。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诱人简化。对于波普尔和布克哈特来说，那些开放经验的口头禅——“复杂”、“模糊”、“不确定”意味着对权力压迫制度的抵抗。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是封闭的，它们是科技领域的镜子。在今天“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中非国家的巨大城市爆炸中，大型金融和建筑公司正在将“ville”标准化。无论是“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还是“全球南方”，城市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少形式上的实验。办公园区、学校校园、坐落在一片绿意中的住宅楼，这些形式不欢迎实验，因为它们都自成一体，而不对外界的影响和互动开放。然而，在波士顿的经验提醒我，不要把封闭看作大国压制人民的简单做法。对他人的恐惧或无力应对复杂的问题，也是“cité”生活中封闭的方面。因此，对“cit锓未能”开放的评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在波士顿也发现了这一点。硬币的一面是愤怒的民粹主义偏见，而另一面则是自我满足，是精英阶层的美德标榜。因此，封闭的“cité”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制造”（“make”）这个词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不会多想。我们的祖先没有这么淡定。希腊人对创造最普通事物的能力充满了好奇。潘多拉的盒子不仅包括异国的灵药，还包括刀子、地毯和锅子。人类对存在的贡献是在以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创造出一些东西。希腊人拥有一种深度的好奇，而这种好奇在我们这个颓废的时代已经衰微了。他们对事物存在的事实感到好奇，比如陶工能够保持锅子不开裂，雕像的颜色如此鲜艳；我们只对新事物感到惊奇，比如一种锅子的形状或一种从未见过的颜色。这种对“制造”的庆祝在文艺复兴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将“制造”这个词应用于自我（self）。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在他的《论人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中宣称：人是一种具有多样化、多形式和脆弱的动物。人可以拥有他所选择的东西，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
这不是不谦虚的吹嘘，而是如蒙田（Montaigne）在文艺复兴末期所论述的那样，人们通过独特的品味、信仰或遭遇来构建自己的生活。蒙田的文章在人格（personality）和性格（character）之间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对比，前者是一个人自己创造的东西，而后者是由每个人共同的信仰和行为构成的东西。不过，对皮科来说，人可以成为他/她自己的创造者，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格问题，它还承包了上帝对人的命运（fate）的权力（power）。皮科是一个强烈的宗教信徒，他用自己的一生试图调和这两者。18世纪的哲学家试图通过关注“制造”的一个方面来缓解这种紧张情绪——做一种做高质量工作的冲动。这种制造者的美德从中世纪开始就被上帝所接受。好的工作标志着服务和对超越个人自私客观事物的承诺。现在，哲学家们用世俗的术语断言，当人们作为工人并寻求做高质量的工作时，他们就实现了自己。“工匠”（homo faber）出现在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读者面前，该书从1751年到1771年写了一卷又一卷，论述如何做好工作（无论是厨师、农民还是国王）。百科全书》对做好实际工作的强调，对康德“曲木”的比喻提出了挑战，因为能干的工人是一个合作的存在，在共同的努力中理顺他与他人的关系，以创造出好东西。在现代，对“工匠”的信仰已经变淡。工业主义使技术高超的劳动者形象黯然失色，因为机器取代了他/她的手艺，而工厂条件则使得工作的社会背景失去了尊严。上个世纪，纳粹主义（Nazism）和国家共产主义（state communism）都把作为制造者的人变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武器。“工作就是自由”（“Arbeit macht Frei”）被写在集中营的门口。今天，虽然这些极权主义的恐怖已经消失，但新形式的短期偶发性劳动，加上机器人劳动的进步，已经剥夺了“大多数人对自己作为工人的自豪感”。为了理解“工匠”在城市中的作用，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设想劳动的尊严。城市中的“工匠”不是一种要去信奉的世界观，而是以一种谦逊的方式来获得的荣誉——尽可能便宜地装修小房子，在街道上种植小树苗，提供公园长椅，让老人可以安全地坐在外面。这种谦逊的道德观反过来意味着与“cité”的某种关系。作为一名年轻的城市规划者，我被上世纪60年代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的著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折服了，从而认识到谦逊的制造伦理学。在那个后现代主义和理论的时代，鲁道夫斯基远离热点问题。他记录下建筑环境的材料、形状和选址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产生。在远离主广场的地方，（意大利城市）锡耶纳（Siena）体现了鲁道夫斯基的观点。它的门窗和装饰覆盖了基本相似的建筑体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积累，而且这种积累仍在继续。走在锡耶纳的街道上，玻璃店面紧挨着中世纪的木制门洞，旁边是麦当劳，再旁边是修道院。这让你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地方正在展开的过程，这使它充满了复杂而不一般的特征。这些变化主要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做出，这一点更为重要。他们在时间上创造和调整了建筑。麦当劳的玻璃门面不得不与邻里协会协商他们的招牌，现在看起来就很舒服。鲁道夫斯基认为，地方的创造不需要自觉的艺术性，比如中非丛林中形状优雅的椭圆形粮仓，再比如伊朗为吸引鸽子而建造的精致塔楼，鸽子的粪便积累起来，使塔楼变成堆肥厂。这就是他所说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意思。“cité”首先要从居住中创造。粮仓、塔楼和粉刷过的街道被精心打理，这表明人们对这些地方握有所有权。当我们说起一个社区，说我们在那里有家的感觉，我想我们是在宣称这种能动性。物质环境取决于我们的居住方式，取决于我们是谁。鲁道夫斯基甚至吸引了像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这样经验丰富的城市规划者，后者更多从技术角度思考经验应该如何指导空间形式。例如，库伦研究了“地平面”（grade level）上的建筑变化如何反映在临海或临河的城市中。低于地平面的空间逐渐出现，以适应装载和卸载，如巴黎的码头，或高于地平线的阿格德（Agde）的广场，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其高度由年复一年的经验校准）。专业人士应该遵循这个由经验形成的视觉尺度，而不是任意抬高空间，或者仅仅因为纸面上看起来不错就把它们挖掉。鲁道夫斯基和卡伦提醒制造者不要任意创新，还出于另一个原因。根据定义，每一次创新都会受到人们目前做事的方式和他们可能做事的方式之间的不匹配的影响。时间上的开放性意味着一个东西将如何演变，以及对这个东西的使用将如何改变。这个过程往往无法事先预测。以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手术刀为例（它在16世纪问世），当时冶金学的进步意味着刀子制出了更锋利、更耐用的边缘。然后，医生们花了近八十年的时间才弄清楚如何在医学上使用这些锋利的刀子——例如，如何巧妙地握住刀子，而不是像钝剑那样过于用力地挥舞它。在这八十年间，刀刃和刀柄无规律地变窄，每十年都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刀柄，其中一些版本被改为用于屠宰动物的新工具。在手工艺中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一种工具或一种材料在人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之前就出现了，只有通过试错实验才能发现它的各种用途。时间颠覆了形式应该跟随功能的魔咒。相反，功能跟随着形式（而且往往是慢慢地跟随）。同理，人们需要时间来学习建筑环境。常识告诉人们“直觉地”知道如何在一个建筑或地方活动或理解，但任意的创新建筑可能会破坏这些公认的习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结合了所有这些观点。这位伟大的作家和斗士没有质疑城市设计本身的价值，而是断言城市的形式是根据使用和经验的教训慢慢出现的，而且是渐进的。纽约的规划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站在她的对立面，他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建造了纽约市——求大求快、快刀斩乱麻。我年轻时一直生活在简·雅各布斯的影响下。渐渐地，我已经从中走出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自己的实践活动场景发生了变化。作为一名规划师，我一直从事“谦逊的”实践。事实上，回过头来看，我后悔没有抓住实用主义的线索，多实践，少教学。我在美国的实践以当地为基础，以加强社区为导向。到了中年，我开始在联合国（UN）做咨询，先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然后是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最近是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在“全球南方”，城市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大规模的设计。对于如何提供大规模的住房、学校或交通，缓慢、谨慎和地方性的指导是不够的。在更大的范围内，如何能以谦逊的精神来实践城市主义？我并没有放弃塑造我的伦理观，但它需要被重新阐释。观念的另一个变化来自个人因素。几年前，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在康复过程中，我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理解建筑和空间的关系。我现在不得不努力置身于复杂的空间，面临着保持直立和笔直行走的问题，也面临着神经系统短路的问题，这种短路在人群中使受中风影响的人感到不安。奇怪的是，我自己走路的努力扩大了我对“环境”的感觉，而不是定位在“脚下的地方”或“紧挨着我的人”。我在更大的范围内适应了模糊而复杂的空间，成为了罗伯特·文丘里那种都市人。这两个变化都促使我去探索“工匠”如何在城市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一种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也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visceral）城市生活，因为地方和空间在身体中活跃起来。积极的城市生活可以与道德谦逊相结合。谦逊并不意味着屈从。城市设计者应该成为都市人的合作伙伴而非“仆人”，既批评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对他或她所建造的东西进行自我批评。如果“cité”和“ville”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城市就可以开放。有一种说法反对这种观点。制造者的部分自尊在于他/她纯粹的意志。所有伟大的城市缔造者都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深感自豪，他们的工作独立于他人的愿望，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一个以谦虚的精神对待他/她的劳动的制造者，就像卡伦或雅各布斯所希望的那样，肯定会减少制造和居住之间的紧张。然而，他/她可能避免承担风险。如果只有不谦虚、自信、创造性的意志，那么一种更敏锐、合作、自我批评的城市生活能不能变得同样有活力？【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