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与阴谋：侦探小说、间谍小说和现代社会的形成
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 Detective Stories, 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
作者：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1940- ）
译者：陈荣钢
来源：节选自同名著作（Polity，2014）第一章《“现实”与现实》（REALITY versus Reality）
《蓝色十字架》（The Blue Cross）是《布朗神父的天真》（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中的第一个故事。《布朗神父的天真》是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1911年至1935年间出版的五部侦探故事集中的第一部。这些故事中的侦探主人公布朗神父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布朗神父面对的是一个超级罪犯：弗兰博（Flambeau）。弗兰博出生在法国，但足迹遍布全球，是出色的犯罪艺术家，至少在欧洲三个国家被警方通缉。这是故事早期的事，后来，布朗神父设法“策反”了弗兰博，使他成为宝贵的合作者。他们一起揭开了谜团，这些谜团就像穿透地球大气层中的流星一样，不断穿透我们的世界，扰乱看似稳定有序的现实秩序。在《蓝色十字架》的开篇，法国侦探阿里斯蒂德·瓦伦丁（Aristide Valentin）前往英国追捕弗兰博，他对弗兰博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瓦伦丁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因此崇尚理性。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理智要求我们密切关注那些逃脱理性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瓦伦丁没有线索可循。所有可能的调查路径都向他敞开，但他没有理由选择其中一条。瓦伦丁不仅不知道弗兰博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引到了伦敦。他认为，这必然是一个犯罪团伙，弗兰博为此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完成。瓦伦丁因此选择了一种方法，去关注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微小事件，从而使其具有神秘色彩。在《蓝色十字架》的开头，瓦伦丁在伦敦街头徘徊。他并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寻找线索，因为他甚至不清楚某些特定的安排指向什么性质的犯罪活动。如果他知道，他就可以在这些安排和犯罪活动本身之间建立一种参照关系。他只是密切关注着每一个具有神秘性质的事件，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谜团”。第一个谜团：他去一家餐厅吃早餐，点了咖啡和水煮蛋。那是一个宁静、简朴、充满古韵的地方。当他准备往咖啡里放糖时，惊奇地发现糖碗里放的不是他想象中的砂糖，而是盐。当他继续查看盐瓶时，却发现里面装满了糖。他叫来服务员，服务员承认了这一奇怪的现象，并将其归咎于两个牧师。两个牧师一高一矮，都是平静而受人尊敬的人，他们不久前还在那张桌子上喝过汤。为什么这么说呢？服务员解释说，因为两个牧师中的一个表现正常（他付了账单就离开了），另一个却逗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他的汤杯，把里面的汤泼到了墙上（第二个谜团）。瓦伦丁继续他的随机追踪，在一家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了水果——橘子和坚果。这时，第三个谜团出现了。坚果堆上挂着“优质橘子，两便士”的牌子，橘子堆上却挂着“巴西坚果精选”的牌子。在询问下，愤怒的商人回答说有两个牧师来过，其中一个还故意推翻了橘子篮子（第四个谜团）。随后，瓦伦丁与站在街对面的一名警察攀谈，问他是否碰巧遇到过两个牧师。警察回答说，他们上了一辆黄色的公共汽车，其中一个似乎喝醉了（这是第五个谜团，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牧师会在清晨醉醺醺地在街上闲逛）。瓦伦丁也坐上了一辆黄色巴士，坐在顶层。过了一会儿，巴士经过一家酒馆，酒馆的前窗破了，看起来像是被人故意砸碎的（第六个谜团）。询问店主后，店主告诉他这是两个黑衣人干的。结账时，其中一个黑衣人给了他一笔比饭钱高出三倍的钱。那人说，“这是赔你们的钱，因为我要打碎你的东西”。然后他就用雨伞打碎了玻璃。最后（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谜团），在一家迷人的甜品店遇到的一位女士告诉瓦伦丁，一位牧师给了她一个包裹，让她寄到某个地址。通过追踪这个包裹，瓦伦丁找到了那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罪犯的踪迹，也找到了自己出现在伦敦的理由。阿里斯蒂德·瓦伦丁在伦敦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他让自己被一系列谜团所引导，这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如何理解“谜团”这个词。“谜团”源于一个事件，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不重要，但当它在某种程度上与背景（background，借用形式心理学的术语），或与叙述者没有亲眼目睹、但后来仍可感知的过去事件的痕迹相映衬时，就显得格外突出。因此，这种背景由我们通过权威（authorities，尤其是教育）和/或经验（experience）所了解的一般看法构成，后者赋予行动（actions）一种相对可预测的特性，它们尤其与习惯（habits）联系起来。因此，谜团是一种奇异事件（因为每个事件都是奇异事件），特征可以被称为反常（abnormal），它打破了我们认为正常情况下的事物呈现方式，使我们的思维无法将不可思议的事件纳入普通现实（ordinary reality）。因此，谜团在现实的无缝结构上留下了某种划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论批判》（On Critique）中提出的概念，“谜团”，便可以说是世界侵入现实核心的结果。借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说法，我所说的“世界”是指“一切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一种无法完全了解和掌握的“一切”（everything）。与此相反，现实被预先建立的形式所稳定，这些形式由机构（institutions）来维持，至少在西方社会，这些形式往往具有法律或法律辅助的性质。这些形式构成了一种语义学（semantics），表达了“是什么”（what is）的“什么”（what is）。它们确立了限定条件，界定了实体（entities）和试验（trials），并确定了实体与试验或检验之间必须保持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些关系才能具有可接受的性质。这样，现实就被呈现为一个因果关系网络，将经验所面对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有了这些关系的参照，就有可能通过确定这些事件必须归属的实体来赋予所产生的事件以意义（meaning）。因此，人们普遍默认这些因果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似乎没有必要去验证它们，为它们证明，没有必要把调查推向习惯和对既定形式有效性的信任所设定的界限之外。当所涉及的因果关系具有社会性时，这种信任的基础是那些保证将事件定期归因于预先确定的实体的机构。在现代社会，法律和政府机构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稍后我们将看到，法律可以被视为用来建立和维护这些归属的主要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之一。与被定性为普通事件的事件不同，当一个事件摆脱了特定实体的正常归属（服务员在盐瓶里放糖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或者当归属于它的实体的性质未知时，它就具有了谜一般的“谜团”特性。因此，一个谜团很可能具有直接的意义（某幢大楼倒塌了）。状态变化可以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物理数据来描述（如果大楼升上了天空，它就会被称为“奇迹”）。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只要无法将事件归因于某个实体，或者当该实体已经为人所知时，我们就无法确定该实体的意图（intentions），事件就没有意义。因此，奇异事件只有与一个能被识别、具有时间稳定性和意向性的实体相关联，才具有完整的意义（无论后者是否通过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某栋大楼倒塌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了赋予这一事件以意义，我们必须能够确定这一事件的实体及其背后的原因。倒塌的原因必须归咎于地震吗？设计缺陷？建筑商的施工缺陷（例如为了省钱而使用劣质材料）？业主为了获得保险金而采取的非法手段？还是罪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犯下的谋杀罪行？恐怖分子引爆的炸弹？（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概念。侦探小说是一种体裁（genre），提出了谜团及其解决方案。这种形式的故事从某个事件开始，并追溯其原因。因此，这种文学体裁的形成需要对现实有一定的预设。诚然，人们已经注意到，只有在稳定的现实背景下，谜团才能被注意到。更确切地说，侦探小说基于两个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将这一文学体裁与其前身区分开来，一是传奇故事（tales），尤其是奇幻故事（fantastic tales)，二是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后者起源于西班牙，并在法国和英国文学中以多种形式得到发展。侦探小说有别于传奇故事（无论是奇迹故事还是奇幻故事），因为它们依赖于“自然”现实的存在，也就是依赖于“自然”科学建立的因果联系。侦探小说的叙事逻辑与科学逻辑之间的联系，是最早对这一文学体裁进行分析的核心。如果自然现实与超自然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侦探小说就无法存在。如果神灵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现实，如果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意图，那么现实就不具备必要的稳定性，谜团也就无法在正常事件的背景中被注意到。在侦探小说中（当然也包括间谍故事），都没有提到鬼魂等超自然生物，这种缺失标志着我们正在考虑的两种文学体裁与所谓的奇幻故事之间的区别。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与奇幻体裁相关的叙事并没有直接提到超自然生物的介入，也没有提到任何神奇的东西，而是通过描绘普通的情景来引起读者的焦虑和不安，从而凸显出它们的陌生感。但这种手法在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奇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尤为明显，目的是将所有现实都描绘成带有令人焦虑的不可思议的东西，通常是将现实描绘成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可能看到的样子。现在，这种文学手法也排除了建立侦探小说阴谋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形式，并向不可能和不可理解的事物倾斜，那么悬疑小说所依赖的奇异性（调查者的工作就是解释这些奇异性）就会被吞没在一个框架中，无法再区分普通与非凡、可解释与不可想象。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既是奇幻体裁的大师，也是侦探小说的发明者，他的作品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这两种体裁。坡的奇幻故事中不乏超自然现象。但在侦探小说的前身中，这些现象从未出现过。同样，虽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在私人生活中是泛灵论的拥趸，甚至写过一部泛灵实践的历史，但他在以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主角的侦探小说中排除了超自然和超自然元素。在这些故事中，没有任何事件超越我们西方社会习惯上认为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s）的因果模式。虽然某些人物最初可能会唤起此类现象（鬼魂出现、门在没有人为或机械干预的情况下打开或关闭等等），但探究最终总会给它们一个自然的解释，或将它们归因于旨在欺骗故事主人公（同样也是欺骗读者）的手法。这种限制显然不适用于道尔的许多奇幻故事。例如，让我们比较两篇都包含怪物神秘出现的故事。在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中，读者起初相信那只让村民恐惧的巨兽是超自然现象。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调查推翻了这种非理性的想法。非理性有了理性的结果。在《蓝萤石间隙的恐怖事件》（The Terror of Blue John Gap）这个奇幻故事中，故事一开始就引用了理性的论据，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却否定了这些论据。英国一个偏远山村的居民也相信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存在。叙述者是一个“头脑清醒、崇尚科学、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一开始对这些“老太太的故事”嗤之以鼻，并试图为当地人报告的奇怪现象（在没有月亮的夜晚羊群莫名其妙地消失）找到合理的解释。第二个前提涉及社会世界。如果侦探小说所依赖的谜团要在现实背景中变得显眼，那么现实不仅要符合自然“法则”，还要符合社会规律（social regularities）。这就是侦探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区别所在。这两种体裁都属于冒险故事这一广阔领域。侦探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冒险”经历，故事中的事件、反转、戏剧性的转折等都是由他们串联起来的。但是，与流浪汉小说不同的是，侦探小说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现实的脉络和联系为可预测的预想提供了基础，谜团在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变得显眼。在流浪汉小说中，“各种冒险并列在一起，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世界只有偶然”，“碎片化和偶然性”主宰一切。比如，阿兰-勒内·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受到17世纪西班牙文学和伏尔泰《老实人》（Candide）的启发，是后期流浪汉小说的戏仿。与该流派的经典作品一样，这些作品强调人物所处的各种环境有些混乱，而所有人类总是都生活在这些环境中。根据这些作品的构思，人首先是环境的玩物。就空间和时间而言，这些环境总是局部的。因此，每个地方的每个时刻都有特定的环境组合，主人公在“此时此地”的处境取决于这些环境组合。但是，一旦某个特定情境得到解决，尤其是主人公试图逃离的不受欢迎的情境，他或她就会被推入另一个同样奇特的情境中（而且往往不会更受欢迎）。因此，人生的展开就好比一直“掷骰子”，不受任何一般因果关系原则的支配，而是取决于心血来潮或偶然性（后一术语在这里是指绝对不可预测的微小意义，而不是帕斯卡之后数学家赋予它的概率论意义）。流浪汉小说不仅撇开了有序现实的图景，甚至排除了隐藏的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可能涉及神的旨意、历史的决定和支配社会的客观规律，它们能够赋予任何个人计划或甚至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以意义。在牛顿的启发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对道德生活进行了理性建构，这种建构与流浪汉小说截然相反。在流浪汉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无法区分（伏尔泰正是为了嘲讽同时具有天意和理性的道德秩序，才写了《老实人》）。从最初匿名发表的长篇小说《小癞子》（Life of Lazarillo de Tormes）开始，流浪汉小说将恶意、谎言和诡计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和故事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黑暗现实主义排除了稳定的现实，因为行动的动机完全不可预测。更重要的是，现实被呈现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平面将诡计引发的转瞬即逝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种结构不仅排除了侦探小说所需的平行现实层次之间的参照，也排除了矛盾性（ambivalence）。矛盾性与谎言有所区别，矛盾性将构成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及其续集中收集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它们与侦探小说的发明同时出现。它们包含了标志着侦探小说和后来第一部间谍小说诞生的叙事中的大部分要素，尽管史蒂文森的故事与后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说中，谜团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但又在混乱、悖论或喜剧中化解。正如这本小说集的标题所示，作者的意图是翻新阿拉伯故事的体裁，将其移植到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被视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当时的伦敦）。在这些叙事中，我们发现了侦探小说，甚至是间谍小说所熟悉的各种威胁情境（诱杀装置、决斗等）、实体（具有反常目的的秘密俱乐部，如自杀俱乐部和秘密社团）和人物（罪犯、诈骗犯、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按照故事的逻辑，在史蒂文森的故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主人公的冒险完全无法预料。波希米亚君主弗洛里梅尔王子（Prince Florimel）在他忠实的伙伴杰拉尔迪安上校（Colonel Geraldien）的陪伴下，乔装打扮，在伦敦的地下世界游荡。他遇到了疯子、亡命之徒、冒险家、落难的贤淑少女、狂热分子和智者。他仅凭自己的勇气和荣誉感，充当了既不听命于警察也不听命于法律制度的内在正义的工具。作品中确实存在谜团，但结果总是自相矛盾。例如，在《引爆者》（The Dynamiter）中，无政府主义者首领“零号人物”从未成功引爆过一枚炸弹，他是无能的化身。虽然所有的素材都来自于当代现实，但在这些或多或少有些离奇的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接踵而至的各种情况联系在一起。史蒂文森本人是个不拘小节的花花公子，他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的洞见。无论是奇幻故事还是流浪汉小说，都不适合用来构建谜团。奇幻故事展现的是一个充满陌生感的世界，而流浪汉小说展现的是一个不连贯的世界。陌生化和不连贯这两种状态的呈现都依赖于本体论的预设，这些预设排除了任何偏离的世界设定。谜团的存在，必须依赖谜团的解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谜团的否定，就没有谜团。它是一种反常现象，一种介入的东西，它打破了一套连贯的可预测的预期。然而，这种破坏不仅是暂时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幻的。一旦找到了解决方案，一切都会回归正轨。在明确了侦探小说出现的条件之后，我将提出第一个假设。这种小说体裁的出现有一个可能的条件，那就是建立一种可以作为现实呈现（presented as reality）的东西。为了明确这个术语的含义，我将对行动背景的两种命名方式加以区分：一方面是真实（the real），另一方面是现实（reality）。在奇幻故事中穿梭的人物当然会接触到真实的实体和事态。如果某个奇幻的幻象不是真实的，故事就会失去所有的趣味（因此，当叙述者在最后对叙述中的奇异事件做出“合理”解释时，读者会感到失望）。同样，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人公也要面对完全真实的环境（否则他就不会冒险，故事也不会吸引人）。但是，行动必须考虑的真实实体和事态具有环境性和独特性。它们依附于特定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表现出来，也依附于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情境。因此，有多少事件就有多少现实事物，而一系列的情境又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的、往往是不相容或相互矛盾的现实事物。反过来说，将某一事物称为“现实”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可以依赖一套规律性的东西。无论设想的情况如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都会保持不变，而且无论事件多么奇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都会为每一个事件提供框架。这些规律性使人们有可能追溯“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并为行动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使其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或者说是一定的秩序。在流浪汉小说或奇幻故事中，确实存在一些孤立的秩序区域。这些区域通常归因于强者的政治意愿，或归因于明确的轨迹和交汇点（今天，我们称之为“网络”）。但它们总是脆弱的，很少能抵挡住各种情况的冲击。与此相反，侦探小说依靠的是现实本身，也就是说，依靠某种能够替代行动所面临的各种情况的东西，而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无关。构成这一现实的要素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即使有关现实的延伸和限制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假定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并构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整体，从而使描述性的概述成为可能（即使我们知道这样的图景总是不完整的，可能会被修改甚至改变）。只有在这种理所当然的现实背景下，谜团才能脱颖而出，熠熠生辉，引人瞩目。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这样定义的现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与宗教、亲属关系或法律相关联的形式。在最初的侦探小说中，这种现实背景建立在两种明显分离但又相互作用的秩序之上，而这两种秩序的构成相对较新。它首先是一个物理现实（physical reality）的问题。这一体裁最早的分析来自雷吉斯·梅萨克（Régis Messac）和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他们正确强调了侦探小说的出现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关系。但是，这也是（尤其是）一个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问题。我们将人类环境描述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计划，它拥有特定的逻辑，并遵循其特有的规律，而与每个人单独的动机和意志无关。这个整体同时由个人和多种多样的实体组成。某些实体由法律界定（如律师协会成员），另一些实体则不是（如社会阶层）。这些实体可能扎根于当地（例如某个小镇的居民），也可能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例如贵族）。最后，这些实体一般都被赋予了属性，具有某种意向性和存在方式或特定的特征，这些属性和特征大体上反映在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特征中，个体能够通过他们某些属性与这些实体联系起来。因此，资产阶级有一种特有的存在方式，一个事先了解这种存在方式的人，在与该阶级的成员接近时，就会预料到自己的某些行为。随着这些新形式的发展，其他更古老、更广为流传的构建现实的方式（特别是依靠法律和亲属关系的方式）并没有被抛弃。但是，从法律秩序（可称为法定或官方秩序）的规范中衍生出来的属性，与考虑到非法律、非官方和适当的社会实体时所确定的属性的结合是有问题的，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因此，某些人可能“事实上”有一种与其官方身份不符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在被发现之前（往往是在惊讶之余）就会发现他们的怪异性质与将他们与法律上未定义的特定实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有关。例如，起初人们并不知道某个医生是犹太人或出身于下层社会，但一旦有了这些信息，一切就都了然了。1992年，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指出，这种“客观”描述能够从物理现实转向社会现实。这种描述也能够从受立法者制定的规律支配的社会现实转向同样被假定为遵守“规则”的物理现实。这种想法对于政治实体的和谐运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知道，这种观念来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伴随着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然后是社会学的发展（在侦探小说出现前不久）。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依靠这些设想人类环境的新方法，社会小说（social novels）逐渐形成。这种体裁在19世纪异常繁荣，而侦探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迟到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