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ublican Automatons, 1920, MoMAby George Grosz (1893-1959)
克拉考尔《雇员们》导论
Introduction for The Salaried Masses [Die Angestellten]
作者：因卡·马尔德-巴赫（Inka Mulder-Bach，慕尼黑大学[LMU]德国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译自因卡·马尔德-巴赫给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雇员们：魏玛德国的责任与消遣》（The Salaried Masses: Duty and Distraction in Weimar Germany，这本书也常被译作《工薪阶层》、《工薪大众》、《受薪阶层》等）撰写的导论，克拉考尔这本书的正文由著名译者昆廷·霍尔（Quintin Hoare，1938-）翻译（Verso, 1998）。
在他的遗作《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1969）的序言中，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总结了他的思想历程。他发现了自己对历史和摄影媒介兴趣之间的隐秘联系，这也使他认识到，是什么引导着他半个世纪的中心思想意图：
在最后，我所有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主要成果都有共同的内在联系——它们都在为一个单一的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就是要重新关注那些还没有被命名，因此经常被忽视或被误解的目标和生活方式。
在此，克拉考尔特别提到了他在魏玛时期的两本书——小说《金斯特尔》（Ginster，1928）和研究《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1930）。他们和《电影理论》（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1960）及《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一样，都在探寻现实的那些地带：“尽管已被大量描绘，但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之地。”当克拉考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下这些文字时，原本可能理解他的读者已经不在了，新的读者群也还未形成。他在离开德国前的文章和书籍在英语世界中鲜为人知，而在德国也已被遗忘。他在美国流亡期间的作品大多受到误解或被默然对待。后者的情况与前者紧密相连，克拉考尔在《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的序言中回到了他早期写作的观念，而他的后期作品必须在他魏玛时期的文本（传统、主题和思想）框架的语境下才能理解。最近翻译出版的论文集《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1963）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这位20世纪20年代德国作家的第一步。该作品展示了克拉考尔作为现象学家、历史哲学家以及现代文学和电影评论家的面貌。而本书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他——作为一位研究文化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社会学家，他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描绘了工薪雇员（译注：在克拉考尔所处的社会语境下，可以大体理解为城市白领，异于工人）的未知之地。和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大部分其他作品一样，《雇员们》最初也是以连载形式出现在声名卓著的《法兰克福汇报》（FAZ）的文化专栏中。在完成了建筑、社会学和哲学的学习之后，克拉考尔从1921年开始为这份报纸工作，最初他是一名常规的自由撰稿人，然后在1924年后成为了一名全职编辑，最后从1930年直到他在1933年2月逃离纳粹德国，他是该报纸柏林版面的文化编辑。从1929年的4月末到7月，克拉考尔在柏林进行了他的工薪雇员研究。到了10月，文本完成了，但是由于报纸编辑部的反对，出版被推迟了。由于贝诺·赖芬贝格（Benno Reifenberg）的支持——他是《雇员们》的致谢对象，这部作品终于在12月提前出版了。赖芬贝格在给报纸主编海因里希·西蒙的信中写道，“我们收获了一则轰动的新闻”，读者们的反应证明他是对的。1930年1月，这项研究以书的形式出版了。克拉考尔为这本书设定的副标题简洁且具有讽刺意味，它明确指出了他研究的角度、方式和目标。他的研究并不是关于工薪雇员的学术论文，也不是关于工薪雇员的文学报告。相反，他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像是在进行一次到自家却“异乡”的社会学“探险”，并从“最新的德国”（Aus dem neuesten Deutschland，字面翻译）报道工薪员工的生活，就如同描述某个异国他乡一样。克拉考尔巧妙地将这个“异国”世界的“异国情调”与工薪雇员在电影中惊叹的“原始部落的习俗”进行比较。这种人类学的比喻并不仅仅是讽刺，而是紧密地与他的研究方法和主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克拉考尔实际上是在探索。他不再关注统计数据和学术研究，转而通过实地研究去了解工薪员工的生活状态、习惯、思维方式和语言。他与员工、工会代表和雇主交谈；他参观办公室、公司、劳动力市场和劳工法庭、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他研究公司报纸、广告和私人通信。克拉考尔的做法相当于林德夫妇（the Lynds）在他们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研究中几乎同时发展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方法。然而，克拉考尔的方式却更显个人色彩，他反对将方法论一概而论，强调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获取知识和保持注意力的关键。克拉考尔探索的主题，被赋予了“最新的德国”这个副标题。这个最高级的描述既表达了对现代报道的夸大揶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讽刺。因为克拉考尔为我们描绘的“新世界”，只是充满了“微妙的恐怖感”（imperceptible dreadfulness）的日常生活。如果把“新奇”（newness）和“平常”（normality）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考虑，人类学的隐喻便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克拉考尔的研究就像一次探险，它不仅提供了对工薪雇员的社会学研究，更是通过分析这个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试图揭示“最新的德国”，也就是经济和社会文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最新状态。因此，他的研究深入到了现代大企业的核心，而这些企业是经济理性化的极端例子，为研究未来将决定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基础。同样，他的研究也深入了大城市柏林的心脏地带，因为在柏林，大规模的工薪雇员生产过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雇员也首次成为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重要塑造者。克拉考尔将工薪雇员的生活比作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著名短篇小说中的“被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这封信正因被公开展示而避免被发现。他将工薪雇员从匿名的大众中挑选出来，赋予他们名字，将他们置于双重的视野中。一方面，他描绘雇员既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推动者，又是其受害者，这种现代化在所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发生。因此，他首次描绘了这个阶层与工作和休闲、经济理性化（economic rationalization）和由文化产业提供的消遣之间的关联。他捕捉到了现代身份形成的特定过程，这个过程不再主要通过原始和传统进行传递，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二级和三级的社会化手段进行传递；他描述了在压力下形成的新的选择和标准化机制，使得人们的面孔开始变得相似，形成了在语言、服装和举止上一致的都市类型；他发现青年成为现代的崇拜对象；他也认识到女性在工作场所和大众文化消费中的重要地位正在增加。在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克拉考尔的研究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现代化的描绘，也预见了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几年后可供操纵的社会矛盾、误解和假象。在国际化的周末时尚下，工薪雇员以官僚等级和专业阶层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深深植根于德国特有的传统之中。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工薪雇员像德国一样，早早地在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公众意识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们被政治拉拢的程度，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比拟的。工人和工薪雇员的社会地位差异，也只有在德国表现得如此鲜明，影响深远。“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的概念在19世纪末被提出，将工薪雇员定义为社会的新中心，并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冲动的缓冲器”。1911年，《雇员保险法》（Angestelltenversicherungsgesetz）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概念，它赋予工薪雇员更多的保险和劳动权益，将他们定义为比工人阶级更高的阶层。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理性化也影响了在战争和通货膨胀期间已经丧失财产的中产阶级，使这种定义丧失了基础。工薪雇员的数量大量增长，他们失去了证明自己特权地位的东西——较高的收入、相对的自主权、社会晋升的机会以及就业的稳定性。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开始与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尽管如此，工薪雇员更加渴望从意识形态上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区分开，试图保持自身资产阶级或企业文化的特征。通过“个性”、“教育”、“文化”、“职业”和“社区”这些概念，克拉考尔揭示出，工薪雇员如何和为什么不断重建这些资产阶级概念的外壳，但他也同时揭示了这个概念外壳在现实中已经崩塌。工薪雇员与工人阶级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归宿。他们暂时在文化产业提供的避难所中寻找庇护。几年后，工薪雇员无产化的现实与他们资产阶级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将把他们推向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1929年，克拉考尔还不能预见这一点，但他描述的工薪雇员面临的恐怖氛围，已经预示了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的政治灾难。这项研究引领我们进入了“最新的德国”，同时也让魏玛共和国开始走向结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给了克拉考尔进行探索的直接冲动。也许是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的著名电影《柏林：一座大城市的交响曲》（Berlin, Die Symphonie Einer Orossstadt，1927）中的剪辑技巧激起了他的批判；也许在分析1928年的德国电影制作时，他首次根据社会阶层划分大众文化的受众，那时，这个想法才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回顾起来，他似乎不需要特定的刺激就可以进行这项研究。因为工薪雇员的研究结合了克拉考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追求的主题和兴趣。然而，他的文本体现的理论视角、阐释学的关切以及文学技巧，都是在一个明显“自我现代化”的智识过程中获得的东西。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1922年首次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等待者》（Die Wartenden）的文章中看到。在这篇文章中，克拉考尔就已经在研究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态度，并使用了“空虚”（emptiness）和“虚空”（the void）这样的空间隐喻来表达他的观察结果。然而，这些隐喻所指的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空间，而是一个形而上的空间。这个阶层并不是指那些工薪雇员，而是指克拉考尔自己所属的那个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就是“学者、商人、医生、律师、学生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的孤独中度过。最后他解释道，将这些个体团结起来的，不是社会学状态（sociological condition），而是某种存在状态（existential condition）。他解释说，这就是他们“因为在世界上缺乏更高的意义而产生的形而上学上的痛苦”——他们“被流放出宗教领域”。这让他们成为了“不幸的伙伴”。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基督1889年进入布鲁塞尔》（Christ's Entry into Brussels in 1889，1888）
克拉考尔在这里以一种群体社会学的诊断来表达他自己的存在感，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文学发展的起点。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很少能看到现代主义的热情，更不用说任何革命的立场了。克拉考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是看到了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束，这个进程关乎“衰败”。在这个进程中，那种包含了整体现实意义的存在被破坏了，人们变成了孤立的个体，事物变得混乱且多样。只有在这种灾难性的分裂和去实质化的过程中，他才能认识到现代的“完全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克拉考尔结合当代保守文化批评的主题和哲学、社会学前卫的理论范式，得出了这种认知的阐释模型和思考方式。因此，他对“完全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既借鉴了文化保守主义对社会和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对立，也借鉴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祛魅理论（disenchantment）——克拉考尔最初带着深深的文化悲观主义接受了这个理论。他的研究方法是把存在和社会的事实转化成空间图像，然后解读空间，把空间当作社会事实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这一点受到了他的导师西美尔（Georg Simmel）的启发。最后，在“被流放出宗教领域”这个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他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1920）中引入的“超验的无家可归感”（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的概念，这被用来定义现代性。克拉考尔热衷于评论卢卡奇的书，他保留了“无家可归感”的概念，并在他的《雇员们》一书中修订了这个概念，以便进行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批评。克拉考尔早期对现代性的诊断在他的著作《作为科学的社会学》（Soziologie als Wissenschaft，1922）和《侦探小说》（Der Detektiv-Roman，写于1922年至1925年之间）的科学和认识论批评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早在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之前，他就发现了康德的理性批判可以被读作一种“密码学”（cryptography），这不仅阐述了可能知识的条件，也证明了现代理性是异化（alienation）的驱动力，是通过控制自然来实现抽象自我肯定（abstract self-assertion）的工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克拉考尔在当代“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中也看到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遗产，这种社会学将自己理解为仅仅是“形式”的科学，一种“客观的、不偏不倚的（value-free）科学”，却在建立模型和分类系统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和历史的具体内容。克拉考尔反驳说，社会学在这种自我定义中失去了它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人类经验的社会现实"中，不存在普遍且必然的规律，我们也不能将这一现实简单地还原为不偏不倚的客观事实。社会经验的世界由阐释、有意图的生活表现和个体现象构成，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个体的和有意义的情况时，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克拉考尔的认识论批评和他对宗教及伪宗教改革运动的辩论同步进行，而这场辩论在当时日益激化。尽管他对当代文明的初步批评主要关注形而上学的缺陷，但他并不打算投身某种改革运动要求的“理智之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因此，他对遇到的所谓“新”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反应尤为强烈，比如天主教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犹太学者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起初，他还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弥赛亚哲学持有强烈反感，但后来他和布洛赫成为了朋友。他深知拉克是个糟糕的建筑师，只是因为超验的”家园”能提供庇护，却并不能修复它。那么，在抽象理性的“斯库拉”（Scylla）和衰败的救赎教条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之间还有什么选择呢？（译注：源自希腊神话的典故，分别代表两种极端且同样危险的困境。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在返回家乡的路上必须通过的两个海妖，一边是斯库拉，另一边是卡律布狄斯，这个故事被用来比喻“在两难之间”或“进退两难”的情况。）这个问题又回到了“等待者”的身上。文章标题的讽刺意味深长，它与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一封信相呼应，信中，罗森茨威格批评克拉考尔对宗教改革者保持怀疑的距离，称其为“冷眼旁观者，只是在旁边等待而已”。然而，克拉考尔提出的态度并非旁观者的态度，他把自己的态度描述为“努力从由无形力量和毫无意义的个体构成的原子化虚幻世界中脱离出来，进入现实世界及其周遭领域”。这种态度更与《雇员们》一书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角色有关——那个陌路人。克拉考尔小心翼翼地将“等待者”定位在“被流放出宗教领域”和“进入现实世界”的隐喻语境中，因为他的目标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寻求将超验的无家可归者流放——如果不能进入“家园”，至少也能进入一个熟悉的住所。“等待者”尚未成为“最新的德国”的民族学家（ethnologist），但他已然是一位陌路人，决定在现代世界中进行探索，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也因为他对此充满好奇。在作为自由撰稿人加入《法兰克福汇报》专栏（feuilleton，或译作“小品文”）编辑部几个月后，克拉考尔发表了这篇名为《等待者》的文章。文章的发表时间和他的加入时间非常接近，这表明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巧合。因为，克拉考尔构想的知识现代化实质上也与专栏的写作体系密切相关。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探索日常生活旨趣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平台。这些专栏可以用来探索“大”问题，不是以哲学体系的形式，而是直接引用具体的现象。最后，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实验的领域，他的思想可以在这里通过打破“科学学科之间以及新闻、文学和哲学之间既定的风格和流派的界限”而变得具体。克拉考尔并非唯一利用专栏反思和批评现代性的人。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恩斯特·布洛赫或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作家也都看到了它的潜力。在克拉考尔的支持和贝诺·赖芬贝格的审慎领导下，他们也成为了《法兰克福汇报》的定期撰稿人。因此，20世纪20年代，专栏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空间，在视觉上也与其他部分有所区别，它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理论的片段化生产场所，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也将永远不会再出现。最初，克拉考尔犹豫不决，但从1924年开始，他逐渐下定决心，开始将专栏文章引向大众文化的新媒体和流派（摄影和电影、广播和流行音乐、体育和评论）以及由它们产生的、分散的感知方式和接受方式。在这些新媒体的压力下，他研究了图书市场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这个市场上众多的流行类型和迄今为止几乎被忽视的畅销书现象。他还探究了新的社会交流规则，并描绘了仪式化的形式和姿态。他探索了游乐园和酒店大堂，现代人在这些地方进行空洞和为了消遣的“宗教崇拜”。他还探索了公共生活的象征性空间——城市和街道、拱廊街和火车站、餐馆和商店，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和慈善厨房（soup kitchens），这些地方聚集了被经济进程淘汰的人群。在这些研究中，克拉考尔实践了他在《等待者》中的设想，“进入现实的世界”。然而，他关注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关注那些顽固地抵抗阐释、逃避理论框架和概念归类的瞬间和微妙现象。他为这些现象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术语——“不起眼的表面表达”（Unscheinbare Obeifliicheniiusserungen）。这个“表面”的隐喻是克拉考尔早期对文化悲观主义的“空虚”和“非现实”观念的改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对于真实性（genuineness）、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深度”以及真理的理解。同时，这个隐喻也反映了现代性本身的一个基本特性——公共领域开始适应技术可复制性（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的条件，并发展出了一种以媒体需求为模型的“照片面孔”（photographic face）。在《等待者》中，一位柏林百货商店的经理将他在公司必需的“令人愉快的外表”描述为“道德上的粉红肤色”，这就是克拉考尔所说的“可见性（visibility）变成了判断力的投射表面，而判断力本身只是再次测试是否适合表面外观”。克拉考尔认为，表面的意义与“不起眼”直接相关，就如同“道德上的粉红肤色”的比喻一样，不仅表达了经理的想法，而且揭示了“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甚至不需要思考它”。他的批判现象学的中心论点是，在这里，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减弱了；在这里，社会存在（social being）被编码为物质性的“象形文字”，被有意识地隐藏和伪装起来。“表面表达”是无意的、未经审查的，与“时代对自身的判断”相比，当它们能够被成功解码时，“事物状态的基本实质”在不被意识形态扭曲的情况下表现出来，不受“意识的干扰”，因此是“无中介的”（unmediated）。克拉考尔在1923年至1926年间重新思考了他的批判现象学的理论基础，深入阅读了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马克思（Marx）和马克斯·韦伯，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他对现代性的早期文化悲观主义的诊断转化为“物质的历史哲学”（material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背景，这一观点在他或许最知名的文章《大众装饰》中得到了表达。在分析消遣文化的象征——“踢乐女孩”（Tiller Girls）的滑稽表演时，克拉考尔试图确定自己所处“时代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译注，“踢乐女孩”的名字源自舞团创始人约翰·蒂勒[John Tiller]，它实际上代表一种风靡于20世纪初的女子歌舞团的表演形式，她们通常穿着性感的服饰，集体表演整齐的舞蹈动作，著名的百老汇“齐格飞富丽秀”[Ziegfeld Follies]就擅长表演这种歌舞）。在克拉考尔的早期著作中，他将现代性的历史解释为从先前丰富的意义中坠落的历史。而在1927年的文章中，他将现代性的历史视为一种“祛魅”的过程，一种对自然联系的“去神秘化”（demythologization）。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本质上都被视为一个破坏性的过程，一个解体和去实体化的过程。因此，克拉考尔在他的“去神秘化”新概念中特别强调了解体和分解的含义——尽管他早期的著作认为，历史进程至多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推测性的构建中，现代性以全新的视角被呈现。它象征着一场历史危机（a crisis of history），这并非因为它代表了祛魅的最高形态——相反，它的真相就在于此。它引发的危机源于它可能终结祛魅的动力。现代理性凭借消极的分析精神，的确参与了祛魅理性的实现。但这种进步的潜力却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益稳固抵消掉了。正如克拉考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ratio）中，神话的“虚假具体性”（false concreteness）被扭转为直接的对立面，一种除了“统治和利用自给自足的自然实体”之外无其他目标的“虚假抽象性”（false abstractness）。这种抽象理性本身具有神话性质，因为它把自身历史生成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视为不可改变的自然基础。阿多诺在1933年向克拉考尔保证，他是“我们之中第一个重新审视启蒙问题的人”，这么说有着充分的理由。回过头看，《大众装饰》读起来就像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核心。然而，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克拉考尔在1927年还未对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丧失信心，或者更精确地说，还未对弥赛亚式的“真理的突破”，即从“空虚”到“存在的充实”的“逆转”可能性丧失信心。这种信念植根于一种末世论（eschatological）观念。20世纪20年代中期，克拉考尔受此影响，致力于他的批判性方法，据此，只有加剧现代性的破坏性过程，才有可能释放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中和的解放力量和乌托邦潜力。因此，当克拉考尔在《大众装饰》中挑衅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不是过多，而是太少”，他是在赌博，他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理性化，让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把内在的批判分析潜力用于自我批判。我们必须推进“去神秘化”的进程，这样，资本主义时代才会面临解体，并且“消极性（negativity）才会得到深入思考”。克拉考尔在1925年使用他的同时代人熟悉的意象写道：“‘美国’只有在它完全认识到自身时，才会消失。”《大众装饰》这篇论文概述了克拉考尔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开始探讨匿名公众（anonymous public）文化空间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在1929年，他将这个公众定义为工薪阶级（the salaried class）。一开始，他并未找到将观察与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联系起来的必然性。相反，如果克拉考尔最初将解放的潜力赋予资本主义文化，那不仅是因为他把这种文化理解为一种“形塑能力”，能够塑造一种大众受众，在这受众中，阶级和性别之间的感知差异被消除。因此，在他1926年的文章《消遣崇拜》（Cult of Distraction）中，他引入了一个概念，一种“均质的世界受众（homogeneous cosmopolitan audience），在这种受众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反应——从银行董事到销售员，从歌剧女高音到速记员”。销售员和速记员所属的特定社会阶层在克拉考尔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在他将分析重心从戏剧转向电影，从大众文化接受的空间和形态的现象学转向大众文化内容的意识形态批评时尤为明显。1927年，在他连载发表的论文《电影与社会》（Film und Gesellschaft）中，克拉考尔首次尝试用电影评论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后来该论文在《大众装饰》一书中以《店小妹去看电影》（The Little Shopgirls Go to the Movies）的标题重新发表。接着，在1928年连载的另一篇文章中，克拉考尔明确提出“下层白领工人”是“电影观众的主要群体”。这并非巧合，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克拉考尔以空前激昂的情绪，甚至承认了自己的无力感，对当代德国电影的“愚蠢”、“假象”和“卑鄙”发起了挑战。他对大众媒体产品的意识形态分析越是严谨，就越是深刻地面对如下问题——会接受这些产品的观众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问题的存在使他更为迫切地需要借助社会学知识来补充他的现象学和历史哲学。在此，我们可以理解克拉考尔对工薪阶级的兴趣的起源，以及《雇员们》从中得到启示的理论构造。在这本书中，克拉考尔不再主张解放的潜力，更不用说消遣的“革命消极性”了。如果他几年前曾声称“均质的世界受众”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现实”，他现在则将大众文化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集体压抑的媒介，目标是将“革命”和“死亡”的观念，以及“那些并未包含在我们社会生活结构内，但又是支撑这种存在本质的内容”一次性地投入无形的遗忘深渊。因此，先如今，在驱使雇员走入娱乐业“乐园”的需求中，克拉考尔只看到了一种缺失的症状。这是一种源自“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被称为生活”的生活，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移置和存在的绝望症状。这种对消遣概念的重新评估，反过来又揭示了全面的理论变革，这影响到了克拉考尔对现代性整体结构的理解。克拉考尔对受薪雇员的研究与他之前的文章有着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它更多地依赖实证研究和社会学视角，而且在于，它放弃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支撑他的历史哲学“大故事”。这导致阿多诺后来指责他缺乏理论严谨性，甚至认为他与现状共谋。然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克拉考尔对一般历史进程的推测性建构持怀疑态度，这更像是他思想生活现代化的一种进步。历史哲学的“大故事”似乎被彻底否定了。更进一步说，克拉考尔放弃大的哲学框架，他对社会学知识与文本呈现之间关系的反思，预示了当前文化理论讨论的趋势。“一个民族学家要做什么？他要写作。”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以此设问重新把民族学定义为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克拉考尔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这种转变。他对“雇员文化”的社会学探索，是一种以社会地理的（sociographical）方式去阐述他在早期论著《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中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物质社会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具体性与有效认知的要求之间进行调和。对克拉考尔来说，它既不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形式社会学”的科学传统，也不是通常基于生活现实进行的实证报道，而是能够满足这一双重要求。
在著名文集《疯狂的记者》（Der rasende Reporter，1924）的序言中，作家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将记者定义为一种没有立场的证人，新闻报道则是“现实的摄影”。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引用了这个定义，并将它反过来对这个体裁进行了批评——新闻报道在“摄影生活”（photographs life）的过程中，现实的“功能连贯性”（functional coherence），包括它的人工性（artificial quality）和建构性（constructed quality）会被忽视。这种“建构性”需要某种表现方式，能够解析原始材料（raw material）的偶然实证连贯性，并重新组织和连接“基于他们含义理解的观察”。克拉考尔将这种文本结构的结果称为“马赛克”（mosaic）。在图像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另一种光学媒介的技术，那就是电影的剪辑技术。
一边是显微描述（microscopic description），另一边是构造（construction），克拉考尔试图结合的这些表现方式，这非常接近电影的特写和剪辑，我们可以从中推断他如何设想一部好电影。克拉考尔在电影中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视觉媒介中纯粹通过聚焦和剪辑来分析和表现现实。他在《雇员们》一书中试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文本。如果他早期的文章将表面现象解读为概念预设的“时代的基本实质”的反射，那么现在，理论在与经验材料的关系中失去了优越地位。理论渗入了表面。可以说，理论在“马赛克”的每一块瓷砖被切割的间隙中显现出来。这种表现方式在序言后的两篇短文中得到了微观展示，这两篇短文是本书的题词。他们描述了两种具体的情境，使用了现在时态和不定冠词，使这两种情境变得匿名和普遍。每一个情境本身都有意义，但是他们试图阐明的悖论状态只有通过克拉考尔将他们组合成镜像方式才能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想要抽象地定义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谈到存在的无产化和资产阶级的身份感之间的矛盾，以及公共和看似私人关系的意识形态倒置，这在社会制度化的工作领域和作为补充的消遣领域的分离中得到了再现。然而，这种概念语言正是克拉考尔关心的关键。1930年，当《雇员们》一书问世时，几乎没有一位评论家能抵挡住克拉考尔的呈现方式带来的“吸引力”。记者瓦尔特·迪尔克斯（Walter Dirks）写道：“克拉考尔的方法相较于流行的社会关系描述，就像是好的地貌学家（landscapte morphologist）的描述之于业余抒情的景观描写。”恩斯特·布洛赫强调了克拉考尔风格的“朴素色彩”，本雅明赞扬其“简洁的语调”，在这种语调中，“人性”从“讽刺的精神”中诞生。本雅明接着说，“在克拉考尔的分析中，有最生动的讽刺元素，这种元素早已从政治漫画的领域撤退，以希求获得史诗般的广度。”经济学家汉斯·施皮尔（Hans Speier）后来写了关于雇员至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他将克拉考尔对环境的描述放在“上个世纪伟大的法国和英国小说家”的传统中。施皮尔写道，克拉考尔不仅“测量雇员生活的空间”，他还渲染了“他们呼吸的空气”。克拉考尔捕捉到现实最难以捉摸的元素，这么说，既是对克拉考尔论文质量和成就的美好诠释，也是他的文本得以流传并在今天仍然被重新阅读的原因。作为某种“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先驱，克拉考尔让我们“接触到”柏林雇员的生活，并让我们相信他“真的‘在那里’”。 在评估当前的民族志讨论状况时，他显然低估了自身立场的不稳定性，以及界定和分离所观察和描述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然而，权力和压迫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民族学研究者和他们试图探索的其他文化之间，而且还存在于其他文化的社会政治和象征结构之内。克拉考尔通过巧妙地结合文献和构造来使这些权力结构变得透明，他的研究超越了“厚描”的民族学诠释，成为一种呼吁重新组织和改变的社会政治诊断方法。【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