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治：自由主义和现代城市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作者：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节选自同名著作（NY: Verso, 2014）导论
19新世纪伊始，自由（freedom）的治理方兴未艾。也许是时候思考这种兴于19世纪的治理了，自那时起，“自由”开始被系统地用作一种治理当时新兴自由民主国家的方式。我书写“自由之治”，将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运用自由的概念。当这个词被用在自由主义（liberalism）中时，它通常指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被放任的自由，或者它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对自身有益之事的实践。将自由视为一种治理人民的模式，就是将“没有约束”视为一种“约束”的形式，这是一个悖论。我在本书中试图探讨的正是这种悖论，把自由作为治理或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积极的，也富有创造性。我在这里所说的悖论超越了人们熟悉的认识——为了使人们自由，可能需要强迫他们，因为自由本身是一种善（good），无论是积极的善，还是消极的善。在这种见解中，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实体（entity）。但我想把自由看作“被治理的东西”，自由是行使权力（power）的方案，也是一种治理的技术（technology）。用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指“那些实行治理的人向自己提出治理的原因、理由、手段和目的，并激发统治的问题、目标或野心”。在这里，治理是政治理性的同义词，激发治理术的不同形式包括了不同的政治理性。治理术是一种政治理性，是“一种智力机器（machinery或apparatus），将现实付诸可思考的方式，使其适合于政治方案”。在此基础上，治理的技术是“战略、技术和程序，通过它们，不同当局制定不同政府计划”。罗斯说：这不是一个通过意志行为（act of will）在现实中实施理想化模式的问题，而是各种力量（法律、建筑、专业、行政、财务、判断）、技术（记录、计算、检查、评估）、手段（调查和研究、培训系统、建筑形式）的复杂组合，它们承诺调节个人、团体、组织与权威的决定和行动。那么，历史上的治理术定义是如何出现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这一术语的阐述界定了该研究领域。我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因为它有助于构建我自己的叙述。米切尔·迪安（Mitchell Dean）转述福柯的论点，16世纪，治理术与主权（sovereignty）的分离意味着，治理是一种活动，一种“技艺”（“art”）。国家（state）的治理变得独立自主，并与不同的主权变体（比如“神权”统治理论）和主权者身份相互结合。从那时起，治理就建立在对特定领土内的臣民行使的超验权威之上，它必须考虑到被治理对象的性质和“布置”（disposition），后者指“事物和人类的空间和战略安排，以及它们在特定领土内有序运动的可能性”。治理意味着“培育”物质资源和人类资源，增加生存手段，增加居民福祉和繁荣，增加人口数量，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国力。通过这种方式，“人口”成为了一种治理原则，而生命驱动力是治理的表现形式。一种可治理的“经济”（economy）和“社会”（society）开始出现。在政治上，自19世纪早期以降，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的行为都将被专门化（specialized）并受到审查。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把治理权让渡给了一个不可知、不清晰的治理对象。自由主义害怕过多的管理，它面对的是现实（市场、公民社会、家庭，在我看来还有城市），在这些现实中，这些问题得到确认。这些现实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和自我调节机制，必须得到重视。因此，自由主义仰仗某种自我的培养，一种具有反思性和自我观察的自我。然而，这种自我也监视着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治理术需要培养不断质疑自由的限度来实践自由的人。在自由主义中，治理权被让渡给了一个必须不断监督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自我，而这些既是自由的保障，也是自由的威胁。自由主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也有一定的韧性，也就是在不稳定性中茁壮成长的能力。这在自由主义中尤其明显，也许这可以解释自由主义的持久性。在第三章中，我从自由主义治理的伦理学角度，更直接地探讨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主权在现代世界被自由主义简单取代了。主权有它自己的后续历史，国家维护自身就是主权的目的。然而，我的书不是一部现代主权的历史，我也不研究自由主义之外其他种类的现代政治理性。福柯确实简单思考过这些，但我在结论中提到了“非西方”形式的治理术，并一定程度上思考了殖民的形式。福柯也认识到，“自由主义”并没有简单取代“治安”（police，或译作“警治”或“公共监管”）形式的治理，因此可以说这两种形式都延续到了自由主义时代。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后来，我们需要区分相当不同的模式，在一个更“自由”的英国和美国这种区分显而易见。尽管如此，“治安”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治理的“腹地”延续下来，延续在英国对19世纪爱尔兰的统治中，也延续在大都会的治理本身中。我既不做现代治理术的一般研究，也不研究不同治理术的历史。我要撰写自由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以历史学家的传统精神对时间和地点的偶发性保持敏感。这个研究目标有别于更静止、更非时间性的特征。福柯的著作中也缺乏这种非时间性，约翰·劳（John Law）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发现，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和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理论组合很有帮助。例如，在约翰·劳的论述中，社会也是由物质来完成的——给一件东西贴上人的标签，给一件东西贴上机器的标签，给一件东西贴上物质的标签，给一件东西贴上非物质的标签，这种“贴标签”不发生在事物的秩序内，而是人和物的秩序的复杂进程的产物，它们本身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本身。“社会秩序”中的自然与文化，或“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是如此。约翰·劳在这里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研究。拉图尔根据历史上的现代性本身对世界进行了武断的划分。约翰·劳描述的秩序进程被他称为技术社会的进程。我使用了这个术语和“技术政治”的术语，后者让我关注权力和治理。我从技术社会解决政治问题的角度探讨技术政治，这些政治问题可以在市场、下水道、道路、地图等物质进程中找到。这些解决方案的“政治”性质恰恰在于它们作为“技术”的实现方式，因此似乎在政治之外。在物质文化领域，学者们的工作与这些研究有些不同，尤其具有启发性。其中，理查德·别尔纳茨基（Richard Biernacki）和钱德拉·穆克尔吉（Chandra Mukerji）的著作在我看来堪称典范。穆克尔吉研究了国家权力如何被设计到17世纪的法国景观中，以国家“领土化”（territorialisation）的名义，在新法国的外围修建防御工事，在中心修建花园。别尔纳茨基关心德国和英国工人如何在实践层面上，在与工厂架构、支付系统和工厂纪律形式相关的实物和过程中，对劳动能力进行评估。就劳动史本身而言，这代表了一种转变，不再将“文化”与生产和“技术”分开。与其说文化是为了或围绕着实践而存在，不如说文化位于实践中，位于物质形式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研究物质形式如何触及现代国家的知识生产实践，他的研究很有意义。读者可能会发现，他的书中缺乏某种“冲突”，但这取决于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通过强调社会定序（social ordering）而不是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与某些社会历史和相关方法区分开来。我试图避免将权力当作一种“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有权力的人将秩序强加给没有权力的人。这并不是说这种理解不重要，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然而，我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权力和“抵抗”（resistance）。事实上，我谈论了大量的“冲突”，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在“抵抗自由”的标题下，我以抵抗的概念将这些“冲突”汇集在一起，我在物质和人类世界中都思考了这一点。福柯认为，权力和抵抗是不可分割的，我也这样认为。在漫长的最后一章中，我还对“冲突”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审慎的分析。我在这里探讨，自由主义如何因为“冲突”的模棱两可而变得如此强大和普遍？从根本上说，这归功于它被编织到日常生活中的方式。从自由运作的复杂性中产生并促成了这种感觉，我试图探索中间或阈限的地方、人和条件，它们构成了一种社会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权力和社会秩序的本质受到质疑。我也关心围绕自由的各种“他者”，自由通过它们构成和商榷。总而言之，我对“日常”权力和抵抗都很有兴趣，也就是对构成“日常”本身的进程感兴趣。我的兴趣在于所谓的“正常化”（normalisation），我经常称之为世界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它构成了常识的日常世界。因此，战争、革命和抗议的“伟大时刻”往往没有那么突出。这并不是说，我想要最小化这些时刻的重要性。我将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秩序及其经验的问题（特别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因为在19世纪，城市成为了治理者们关心的中心，他们关心的是当时新兴的社会将如何治理。英国尤其如此，它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的同时，也成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本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写自由主义治理的历史，比如说在“社会”和“经济”的宏观层面，或者在更微观的层面，比如说在学校或家庭的层面。在思考城市时，我选择在这两个层面之间操作，以便更好地将它们联系起来，特别在描述曼彻斯特和伦敦这两个城市的时候。我希望对英国的“省级”城市有一些了解，而曼彻斯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是一个比其他城市更好的选择，因为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它是政治和经济创新的巨大源泉（尽管与许多描述相反，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本身更像是一个商业城市而不是工业城市）。尽管曼彻斯特的历史较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重新创造的城市。总的来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托克维尔（Tocqueville）等人看到的那样，曼彻斯特在创造19世纪出现的现代性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同时，书写19世纪的城市不可能不写伦敦，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因如此，伦敦也是惊人的新奇和发明之源。因此，我的选择有一种比较研究的感觉。但同时，我的基本关注点需要涵盖英国大部分城市，以及我认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城市都明显存在的进程。我承认，“城市”是一个有问题的词，在使用它的时候，我指的是更普遍的城市生活，尽管我使用的例子几乎都来自人口集中的地区。但我们没有一个更贴切的词。在承认时间差异的同时，我也研究跨越不同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进程，从治理的角度认识自由主义。在最后一章中，我试图对“自由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我还研究城市在殖民统治下如何运作，比如从大都市和殖民统治的关系中瞥见了现代治理的一些重要起源。我研究曼彻斯特和伦敦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是我一生中最熟悉的城市，为了试图传达一些城市的生活经验，也许在这些城市生活过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样，它们现在的形式就更有效地成为它们过去形式的存档。1869年的曼彻斯特，旧的丁斯盖特大街（Deansgate）被拓宽，安装了现代照明、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因此，这里出现了一种“双重的街道”——地上的街道和地下的街道（管道、下水道、电缆和电线）。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场景可以告诉我们，我迄今为止使用的概念术语意味着什么。首先，表演（performance），照片本身已经创造了一种场景。在照片中，服饰、举止、风度、动作，都可以看作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城市生活和社会关系。这里的人们通常对公共表演有着非常直接的感受。例如，一个相当时髦的背影，站在照片前景的街道上，似乎摆出了一个明确的戏剧性姿势，更不用说那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了，他是当时的一种奇观。因此，这就是人的表演，在我的第三章中，我详细阐述了那些治理者积极进行公开表演的意义。我这样做是基于我所谓的治理伦理。然而，我也想在这里谈一谈管道和下水道，因为这些东西是由人类制造的，目的是鼓励物质按照人类希望的方式运行，简而言之就是让物质运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描述眼前的建筑。当然，物质并不总是服从它的人类主人。因此，这种我称之为行动和“做事”的感觉很重要，并且与我使用术语“定序”相联系，而不是“秩序”。因为这些不同的层次也构成了社会生活定序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许多不同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定序活动都存在——1869年，大规模的城市发展让我们看到物质街道的定序（路缘、路面、灯具、街道标志），也有其他定序，例如驾驶车辆的规矩，男男女女应该如何在街上表现自己，等等。就更不用说时间上的定序了，也不用说新与旧（宽阔的新街和狭窄的旧巷）如何继续相互依存。正是通过认识这些定序过程的互动和模式化，我所说的治理合理性或治理权力的抵抗和联合才得以实现，这些实体都具有自身的力量和统一性。然而，1869年，以及在此之前所有关于城市治理的倡议本身就存在分歧。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城镇健康协会（Health of Towns Association）对“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医学和身体应该如何被理解”等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协会、利益和倡议经常相互冲突。我关注反映这些差异的“战术”（tactics），但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这些战术和差异，持久的“战略”（strategies）确实也出现了。他们出现在照片中显眼的地方，街道宽阔而笔直，让城市成为高能见度的城市，成为个人和事物可以自由流通的城市，让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明亮。简而言之，某种“自由”被实现了。这种自由围绕着城市和人而实现，因为两者现在都是自由行动、自由交往的场所，人现在可以自由选择、负责任，因此可以自我监督。城市和街道的构成方式是为了消除个体（自由主体）能够行使自由的所有障碍（危险、黑暗、交通等障碍，以及非铺装道路、泥土和马粪等非常“世俗”的障碍）。街道下面的城市对地上的城市也有同样的贡献。我们看到一种下水道和管道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学，它为自由的行使创造了可能的条件。这种自由是我认为 “自由主义”之所在。这些东西并不决定结果，因为物质和人一样，不一定总能以人们期待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道路必须不断地被挖开以进行维护——所以这些东西带有某种行动能力，并在其中建立了某种能动性。随着自来水进入家庭，行动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例如隐私方面，尤其是私下排便的能力。我们不应低估这个改变“粪便史”的标志性事件。地图在这里也有作用，是对城市特殊想象的结果，通过框定城市改进者的思想和行动，地图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塑造了他们特殊的城市想象力。城市的社会想象是同时代人的城市模型或图示，作为自由场所的“社会”和“经济”。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照片中的花花公子，因为他象征着自由主义自由试图殖民和使用的自由，这种自由超越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它在逃避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激起了它的行动。反抗再次显现。总的来说，我在书中结合了两种阐述方法。第一种是阐释（interpretation），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新阐释（re-interpretation）。我希望建立基于“自由主义”分析的历史叙事，以便能够使治理术的论点获得历史的支持。例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详述了大量关于地图和公共卫生的文献，以便根据我自己的问题意识重新阐释这些文献。然而，我接着采用了一种更加实证的“案例研究”方法，集中研究具体的实例，比如地形测量、市场和屠宰场。我的方法是隐喻性的，也是经验性的，因为我的方法逻辑由主题的一个隐喻维度与另一个隐喻维度的关联来引导。例如，在第二章中，我的阐释谈论城市的“生命”过程如何被治理术所利用——我称之为城市的生命化（vitalisation），我遵循生命的主题，包括血液和死亡（动物的死亡，然后是人类的死亡）。在第三章中，自由主义创造开放性或公共性的大主题使我以公共图书馆的形式进入公共性的实证例证，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知识之光的一种隐喻。其他章节采取类似的形式，并按以下方式构成。第一章讨论了知识对治理的重要性。在对人口进行治理之前，必须了解或识别人口。我思考一系列这样的认识方式，比如当时的“一便士邮政制”（Penny Post），但这一章主要讲的是统计学和制图学。在新的自由主义国家，政府治理要达到一种平衡，既要了解被治理者，也要不了解他们。当代治理术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出现在这一章中，那就是治理者政治想象中的“社会”。也许在当时，城市是社会新兴趣的焦点。当我谈论国家时，我继续质疑全景监狱式的国家概念。在统计学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地图的讨论中，国家不仅被视为它帮助创造的知识的作者，而且还被视为这种知识的结果。这意味着国家和治理心态以物质形式再生产，因此在“自由主义”本身中再生产。在思考地图和统计数据时，我关注的是当时出现的新兴政治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包括集体和个人。这种创造部分由国家完成，但也在国家之外进行（城市化进程、劳动机械化、商品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现代性的标志，也巩固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化、抽象化和标准化。在政治上，只有当世界被抽象化的时候，它才能被客观化，而只有当它被客观化的时候，它才能被用于现代的各种治理。在当时，这些变化显而易见。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欧洲出现了一个标准的“铁路时间”。在国家之外，甚至在治理本身之外，技术变革也很重要。蒸汽机明确了独立于自然时间的节奏，帮助巩固了“同质和空洞的时间”。国家本身在特定时期也很重要。这就是第二章“城市的水和血”中所讨论的治理术的下一个阶段。确保治理涉及到认识世界的各种自我调节实体，这其实是一个过程，我称之为“自然化”，所以在那个时候，社会开始被视为“准自然的运作”。城市也是如此。谈到“公共厕所”，我认为这个自然化的过程是为了让城市变成一个自由流通的地方，所涉及的城市社会想象是所谓的“卫生城市”。第二部分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社会进行理解，探讨当代社会与自然的区别。这是从市场改革的角度来思考，特别是肉类市场的改革，当代对治理的一些最深刻焦虑似乎就出现在这些市场上。我把这些焦虑定位在从动物到可食用肉类的过渡中，包括我在整本书中思考的众多阈限空间和条件中的市场。本章最后思考人类的死亡，以及新墓地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我将直接讨论更加明确和清晰的治理模式，第一部分是“绩效自由主义”（performing liberalism），关注治理者如何在制定治理伦理时处理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这种伦理体现在早期公务员制度中。“绩效”的概念再次体现在治理者的行为和行动上，体现在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上。除了“社会”和“经济”之外，我认为政治本身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自治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调节的实体，与行政和主权截然不同。“非政治”政府的出现本身也被视为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因此，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斗争，它的冲突性质解释了它的微妙性和连续性，但同时也是一种在与模糊的政治道德斗争中产生的东西——特别是在这里，“战略”嵌入在“战术”中。人们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到了19世纪下半叶，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自由被越来越强烈和积极地接受了（虽然是渐进的）。我将进一步讨论确保自由治理的问题。城市作为自由共同体的政治实现，首先取决于公开性（publicity）。1835年，《市镇合作法案》（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是其中核心要素之一。“治安”工作也是城市自由主义共同体构建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子项目之一。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认为图书馆也是自由主义宣传的一种技术，它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就像自由主义共同体的概念关注城市机构和实践中的“清晰度”一样。图书馆也体现了教育在创造自由共同体和表现自由自我方面的核心地位。第四章讨论从空间治理到时间治理的转变，这也是治理术文献中通常不考虑的问题。该论点在历史上向前推进，涉及到“卫生城市”的某些缺陷。我将使自由流通的城市道德化，纠正缺陷并扩大不受约束的流通潜力。一旦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被确保为自由流通的中立公共空间，就有必要使这一空间道德化，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时间的作用发生。我所说的道德城市和社会城市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想象。在城市中，建筑形式将审美与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此外，我还思考时间治理和空间治理的普遍本质，并且放弃全景监狱的概念（一个观察多个人的监狱），转而使用“全通道监狱”的概念（omniopticon，多个人观察多个人的监狱），这种制度在社会城市中得到了极大的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