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oling Jiang：海南黎锦

Original Dooling Jiang 创作人 theCreator 2021-02-13

逝物守真——人类文明的另一个方向

左图为五指山；右图为扎传统红巾的黎族男子。

黎族是聚居在海南岛最古老的居民。《山海经》中称黎族为“儋耳”，源于黎族先民的装饰。自西汉至隋唐经“骆越”、“里”、“蛮”、“俚”、“僚”等名称的演化来泛指中国南方包含海南岛的黎族先民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直至唐末“黎”这一专有族称方才伊始并沿用至今。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族语黎族语支，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五种方言，其中赛方言与其它几个方言差别较大。“黎”是他称，其内部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五种称谓。但载对外交往时都称为“赛”。

“现中国黎族聚居在海南省的三亚市、通什市、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9个市县，部分散居在儋州、万宁、琼海、屯昌等市县的12个民族乡镇” 。海南岛丰富的矿产、海洋及动植物资源得益于其中部高四周低的独特地势，而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各大河流均发源于海南岛最高的五指山地区后呈辐射状流入南海。黎族分布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常年阳光充沛万物勃发，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黎族独有的传统文化。

黎族自汉至唐距于海南岛近千年的发展格局是非常缓慢的，这与黎族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产活动和其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保留维系是密不可分的。黎族人民在这种生活形态下约定俗成地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在时代变迁拥嚷之中也传承了尽可能原始与悠久的历史文化。

黎族先民开始与南迁的汉族交往始于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下辖16县。先民们开始掌握先进的铁制工具和农耕技术，社会力得到了发展，原始社会开始瓦解。至6世纪末海南岛归附隋朝，岛上3郡10县的行政管辖制度被设立，中央政权随之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高度的彰显。汉族移民不断增加，海南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对开发海南岛和促进黎族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到了唐代，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环岛地区设立了琼、崖、万安、儋、振5州22县进一步加强了对海南岛的开发和统治。珍珠、玳瑁、沉香、无色藤、盘斑布、益智等黎族地区的土特产被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入中原地区。

五代以后，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大批汉人南迁入海南岛，大部分在沿海地区与黎族杂居。“当时邻近汉族地区的黎族已懂得耕耨灌溉之法，种植水稻，苎麻用来与汉族互市。黎族地区出产的藤器、黎锦、黎单、黎幕等精美的手工艺品也行销中原深受人们的喜爱，黎族也从汉族商人那里得到铁器、针线和金属头饰等物品。” 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在避居崖州时向黎族妇女学习的棉纺织技术在回到中原后将其加以改进创造出了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至此中原棉纺织业因受黎族独特纺织工艺的影响而得到了瞩目的发展。

作为一个设计者，如果单从服装设计70多年的发展来看（以二战结束为一个结点，故为70多年），最鼎盛的时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2000年后再少见佳作，正是因为2000年之后的设计逐步开始放弃了内容。而自第二次工业革命算起的150年间，人们亦逐渐抛弃了对工匠劳作的尊重转而崇拜大机器的高效高产，全世界人们的衣食住行被全面改造以运行起这套系统。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我们是否有比不停地“设计”出新产品更重要的任务呢？以服装为载体做设计，是否只有时尚产业这一条至上出路可循？

中国拥有几乎最多的朝代，文明之脉从未间断过，它古老的象形文字保留并发展延用至今5000年；而在这片土地上人类发展生存的空间从春秋战国，五代十国的割裂战乱至秦汉，唐宋的盛世。从时间长度与载量上来看，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内容。活在21世纪的我们不仅能读懂4000年前古人对历史文化的记录，还能作为“人” ——这个世界最主要的构成元素在朝代更迭中周而复始地延续着。虽然现代科学的进步为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不同文化与民族的距离亦被拉近，但几千年来“人”作为单个元素而言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人们依旧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日进三餐，亦不能离开规律的睡眠，以保证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重复”的，这种“重复”带来能量，同时转换能量。

木棉，俗称攀枝花。在遥远的年代里，黎族人曾将它作为“族花”，与椰子树一同作为族人村落的标志。

黎族，作为一个聚居在中国海南岛的古老民族，保留并延续了这种具有时间厚度的“重复”的内容。早在秦汉时期，黎族人织造的黎锦已经成为岁贡极品。但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黎族并未同中原一般，发展出先进的文化与科技，也未接纳中原的技术。不论是造屋、制陶还是纺织，他们选择了沿用祖先传下的最原始的工具和法术。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大背景下如何去继承与发展传统手工业制造，作为一个设计师如何在现代语境下表达我们祖先的生活习俗与智慧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左图为金字形底座与骨架结构，右图为竹杆捆扎形式的拱形屋顶。以这种营造方式搭建的船形屋与金字形屋一直沿用至上世纪90年代。

海南岛自世界大多数区域都进入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起，不再是过去荒蛮的文明边缘的岛屿。经数十年的开发，海南岛因其特有的自然与地理资源带动起来的现代旅游业，发展吸收了大量外来财富、文化及人口。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人也逐渐住进了现代化的楼房中。但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很在乎祖辈曾保持了几千年的原始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新鲜。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黎族人都是在船形屋里长大，女性穿着筒裙纺布制陶，男性上山打猎采药，下湖捕鱼。我十分好奇黎族人是怎样看待万物的，以致他们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还能保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原始的织锦、制陶技艺，以及用本地最繁盛的资源树木去做的树皮衣、独木器等，是我去寻找答案的线索。

制陶是黎族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之一。主要由妇女承担。工作程序是：选好合适的泥土，粉碎筛选拌水，不断揉打揉和，待泥土完全柔软黏之后，以泥片捏制坯形，沿口用泥条盘筑，旋转摸光成形，陶坯晾干后，放在木柴上露天焙烧，用树叶淋水淬火，陶器制成。

黎族妇女制作陶器，全凭一双手，所用的简易工具随处可见可得。传统上，黎族男性是不被允许参与到制陶过程的，据说男性的眼光会破坏陶器的完美。理由也许是巫术上的，但依然很难去解释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黎族文化是有别于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主流文化的。

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黎族独木器具的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辑。” 独木器多达200种以上，其制作工艺是将整个圆木多以炭火慢慢烧腐其心，再用刀，瓦片等刳、掏、镂修即可成为大型的独木舟、独木棺、独木谷桶等。左图是有三台面双层上下各十条腿的鼓形独木凳，右图为独木屐。

木器方面，黎族人只制作独木器——将一块整木烧灼后掏空成实用器具，原理和独木舟一致。他们对中原发展出的榫卯结构并不感兴趣，他们并非不明白，以榫卯为手法去制物，达成的是一种标准，应允了批量制造的可能，现代工业制造的原理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生存信念和内在世界与这应允毫不相干。

左图为黎族妇女用植物汁液染纱线；右图为黎族妇女用陶纺锤纺纱线。

黎族女子从六七岁起靠母女相传开始学习纺纱、染纱、织布、刺绣等技法学习书写她们独特的史书（heritage）——黎锦。她们技艺高超，在制作黎锦时并不需要底稿，所有起针、扎线的位置，所有的纹样图腾已胸有成竹，手到心到。海南黎族有不同的方言区，各方言区在应用纺织工艺上各有侧重。哈方言区擅于在贯首衣上作双面绣；美孚方言区保留了非常古老的絣染工艺。

左图为絣染黎锦；右图为美孚方言区妇女在经线上扎绳，做絣染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在我国已十分罕见，名为“絣染”的技艺（史书亦称“缬染”，又称结染、扎染）。此种技艺在我国其它民族的印染技术中也出现过，通常是先织布后絣染，而黎族的絣染技艺是先絣染后织布。从细部说来黎族絣染是把理好的纺线做经，紧缚在絣染架上，然后用青色或棕色的棉线在经线上扎结所需的花纹图案，随后从木框上取下来，放入染缸里着色，染后晾干，摘去所结的棉线，就有了别具一格的朦胧晕色经线。再在经线上织彩色的纬线。现在海南也只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和东方市黎族美孚方言区有此技艺传世，在黎族妇女中目前掌握此技术的不过十人。

原始腰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简单的织机之一，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出现。浙江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遗址、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墓群中都出土了一些腰机的零部件，如：打纬刀、分经棍、综杆等。在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铜制贮贝器的盖子上有一组纺织铸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人们使用腰机织布的场景。

黎族使用的踞腰织机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织机，与六七千年前，栖于陕西的半坡氏族使用的织机非常相似。只简单的纺织工具，编织方法，配以纺、染、绣工艺，便可创造出大量纹样繁复的棉纺织品。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黎族先民从中国大陆陆续迁徙至海南岛，过着男猎女织、自给自足的渔猎生活，因此，黎族经历了一段较为独立的纺织技术发展。在秦汉时期，黎锦已经成为岁贡之极品。宋元以前，黎族人的棉纺织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原汉族。

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记述了黎族人穿的贯首衣，这种贯首衣今天在润方言居住的地区仍然可以看到。贯首衣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服饰形式，图为黎族润方言区贯首衣。

黎族妇女的下裙，无褶无缝，形状似布筒，又称为筒裙。

而使用这种古老的踞腰织机所能达到的提花工艺令现代大型提花设备望尘莫及，哪怕是最先进的机器，亦无法复制他们的纹样。黎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但无文字；黎锦成为他们记录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黎锦上复杂的纹样（他们称之为图腾），记录了祖先的生活与黎族的历史，这些图腾比他们的语言古老得多。2006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四大技艺，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着筒裙的黎族妇女。

左图为吉贝，右图两张为木棉。

我国福建、两广、海南等南方地区历来有称呼当地棉花为吉贝（或者古贝）的传统。这个称呼最早可能出自黎族。黎族人称棉花为“贝”、“吉贝”。古代常把棉花与木棉相混淆。古籍中提到的“木棉树”其实是吉贝树，也就是亚洲棉。除了吉贝树之外，海南岛还有一种称为“红棉树”的木棉。对于这两个品种，清代张嶲主撰的《崖州志》里做了明确的区分：“木棉花，有二种，一木可合抱，高可数丈，正月发蕾，二三月开，深红色，望之如华灯烧空，结子如芭蕉，老则折裂，有絮茸茸，黎人取以作衣被。一则今之吉贝，高仅数尺，四月种，秋后即生花结子，壳内藏三四房，壳老房开，有绵吐出，白如雾，纺织为布，曰吉贝布”。这两个品种品质差别很大。红棉纤维较短，只适合制作枕芯之类的东西，“可絮而不可织”（清代屈大均《世说新语木棉》）。清朝末期，我国引进了陆地棉。陆地棉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好，因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陆地棉便完全取代了本地品种“吉贝”，岭南地区吉贝树的种植迅速地衰落了。如今，吉贝树在海南岛已经少见，这一见证黎族文明的珍稀树种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

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雨林地区的黎族人，亦善于从大自然获得物料。黎族聚居的山脚地区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盛产一种可用做纺织原料的植物——“吉贝”，当地人也叫这种棉花为海岛棉。3000多年前，黎族人就开始以棉纤维为原料，经纺、织、染、绣等工艺来织锦。将布料染成深蓝色和黑色的染料，也是从靛类植物中提取出来的，黎族还能熟练地使用（螺灰、芒果核等）染媒进行染色，使染料和被染物更加亲和，能使鲜亮色彩同时不易褪色。据考证，黎锦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每织造一条黎锦一般需三至四个月。

据古代典籍记载，至少在3000年以前海南岛的黎族人民便有了树皮衣的制作。由晋人裴洲《东观汉记》一书可知，汉代已有用树皮布做冠的记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如哈尼族等也有以树皮制作衣裳等生活用品的历史。古代文献中所称的楮冠、谷布衣，就是用树皮制成的衣冠产品。在人类衣服历史上，发源于中国的纺织丝布和楮树皮的无纺织布，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丝织品由丝绸之路自中国西向，在陆路上远达西欧，最后进入英伦三岛。树皮布技术自南中国南向进发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上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美洲。树皮布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穿用树皮布做的衣服，不是野蛮落后的标志，而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树皮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因为只有树皮布才可证明，人类衣物从无纺布到有纺布的发展过程。

左上图为树皮绩成的麻线；左下图为麻线纺的黎锦；右图为着树皮麻衣的男子。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文献通考》和清代《黎歧纪闻》等书籍中，均有海南黎族“绩木皮为布”的记载。

黎族先民在掌握了棉纺织技术后，更原始的树皮布技术并未完全让位于麻、棉制品，依然有人用楮树皮制作垫单、衣服、腰带等生活用品。这主要是因为树皮原料丰富且易采集，黎族对其技艺已相当娴熟，而成品又十分耐用。所以，无纺树皮布、有纺树皮绩衣和棉纺织锦三大工艺至今仍有留传。

黎锦上的纹样。

“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幅极阔不成端正，联二幅可为卧单者，名曰黎单；间以五彩，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为幕者，名曰黎饰；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曰鞍搭……”这是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黎锦的描述。黎族女性最早学习的纹样都是从母亲手中传过来的“祖先纹”；当熟练掌握纺织技艺后，她们便开始将自己观察到的世界、生活经历织成黎锦的纹样，山川、海洋、动物，都是她们的创作元素。目前考证出的黎锦纹样多达160多种，多由直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形构成，色彩对比强烈。

图为黎族双面绣纹样。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梁钊韬先生对此曾给予过极大评价：“黎族中的本地黎（即润方言黎族）妇女则长于双面绣，而以构图、造型精巧为特点，她们刺出的双面绣，工艺奇美，不逊于苏州地区的汉族双面绣”。

黎锦的纹样、色彩是区分不同部落的重要群体标志，不同方言区的黎族女性在成年时，要在脸上和身上纹满本族群的纹身，这些纹身与她们所着的由黎锦做成的衣服，有着一样的结构。这些是黎族人祖先留传下来的“无形的文字”，与黎族女性的纹身一起，记录下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活历程。

很多人能做黎族人做的事，但很少人去做黎族人做的事。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消费社会，崇尚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性进化史观使很多人不敢在“创新”上止步，惧怕被“劣汰”。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们最终选择了抛弃内容，转而去“创新”目的。那么，作为一个有足够历史渊源的国家的设计师，当觉得要被随处可见的资讯淹没时，回头看看自己生长之地的文化、历史、传统，这些能帮助我们很多，很多。而使黎族人保持远古而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原因，更是一种他们渴望与大自然相守的信念和对生存本身的敬畏。他们的生存法则提醒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活在现代科技愈发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从古老的历史中找到真知。谨记，逝物守真。

参考书目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