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东：方舱医院的创举及其伦理学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文东

疫情防控阻击战环境下的方舱医院已不是通常所谓的战时移动应急医院，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标志意义的生命之舟，成为我们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护人权于急难之中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建设之初，不少人对其安全性表示担忧、质疑：这么多人集中，鸡犬相闻，一个人咳嗽引起此起彼伏，心理互相影响，如何看护？病人身处其间是否会加大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联想到了“难民营”、“集中营”，甚至发网帖称初听提出建方舱医院就感到恶心、厌恶，其中或暗示或明示方舱医院就是当代奥斯维辛。

事实证明，方舱医院自投入运营（2月5日）到全部休舱（3月10日），每天确诊的病毒感染者数量和死亡率不断下降，康复率不断上升，直至全部出院，从而使本来从事战时紧急收治、外科处置、临床检验等任务的这种临时医院，被看作是“诺亚方舟”上的救命舱位。14个方舱医院，94支医疗队，8千多人的驰援队伍，前无所有，举世瞩目。方舱医院成为社会主义发挥制度优势，救治大灾、捍卫人权的一个伟大举措，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上医治世，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治病如治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蔓延世界，中国抗疫是一盘棋，整个世界也是一盘棋，治世、治人、治病仍是当务之急。方舱医院的建设，考验了国家危难救治能力和人民不惧艰险建设美好生活的道德智慧，其社会创举及伦理学意义值得深思。

01

伦理实体的实在性和建构性

方舱医院的出现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对国家责任、医疗救助和医学人道主义提出的特殊要求，全社会必须以当为的、合适的方式积极回应和应对。方舱医院一旦出现，就是一种具有实在性的伦理实体，即一种客观的伦理关系体系。其中既包含医生与患者、方舱内部与外部公共社会的关系，并由这两种关系折射出一般社会里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具体联系，同时也含有与外部世界以相似方式表达的权利与义务、私利与公义、道德与功利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方舱医院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伦理实体，具有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它是我们时代生活领域道德共同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建构性也是这样一种伦理实体的特性。方舱医院本来是一种方便搭建的战时应急医院，在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形下，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展开为一所二级甲等医院。方舱医院的建设基于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立场，使病患和所有正常人一样能够摆脱病毒折磨，获得健康和自由，由此它是一种人为建构起来的、具有存在必然性的伦理关系结构形式和道德善的实现方式。正是因为如此，方舱医院不仅发挥了一般的医疗救治功能，更是超越发挥了社会的、人道的伦理功能。

建构性意味着规范性。方舱医院和一般伦理实体（如家庭、社团组织等）一样，它的规范性在于以伦理关系必然存在与应然要求的方式，提出社会自我立法的规范体系：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范式，方舱医院为特殊情况下的医疗救治活动提供了背景性安排，一切亟需救治的活动都在这一背景性安排中进行，并且服从此背景性规范安排；另一方面，方舱医院作为伦理关系结构体系，为所处其中的医生和患者规定了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疫情防控阻击战环境下的人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内容的实践，离开了这种规范性的伦理实体，就难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方舱医院整体建设、内部管理及基本制度，服务于抗击疫情之需要和国家疫情防控体系建设之大局，从而和舱外世界、公民日常生活迥异。但这种迥异并不妨碍贯彻舱外世界、公民社会的一般伦理要求和基本法律规范。利人助人、人道主义、医疗保障与生命至上，这些一体相关的要求和规范依然是方舱医院作为基本建制的内部准则。社会援助、公共医疗资源、社会期待聚焦于方舱医院，促成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道德关怀力量。这一关怀力量体现出在外部世界形成人与病毒相搏的撕裂关系险境中，医生与患者以及患者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着力于维护生命至上，努力追求一种健康、自由的正确生活、一种合理的人性化秩序。它要求患者和正常人、每一个正常人和国家整体、个体特殊性需要和普遍性准则或法则之间的相融相洽。这其实恰恰就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病患者和一切病态社会的人向往的正确生活和人性化秩序，它的伦理问题是特殊的事物或特殊的利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人与普遍性的对立关系的和解，在其中特殊的利益、个人行为方式与普遍性、共同体、国家，通过自治、援助、关怀等方式谋求建立一种亲和关系。非常时期的个人和共同体、特殊需要和社会关怀之间，在为消除撕裂的共同努力、相互扶助中构成了一体关系。这样就决定了方舱医院在建设病患者和健全人、方舱内和外部社会之间的统一性关系中，显示出这一伦理实体的超凡意义和存在价值。

02

援助医疗的义务性与功利性

方舱医院是资源有限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可取之策、现实之策，它首先体现了公民慈善觉悟、支援者参与、国家责任的援助特点。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捐建者、湖北诗人阎志说：“只要城市需要，我们义不容辞，不只是免费提供，还捐床捐床被，真要运行起来，只要允许，我们还要摆上鲜花绿植、书刊杂志，还要组织志愿者送水果送餐食，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一直相信，武汉客厅是吉祥之地，病人一来马上就会痊愈。”国家责任之外，公民慈善觉悟、支援者参与也是推动方舱医院援助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

医护人员或劳动者很多是支援人员，其劳动既是出自职业需要和岗位责任要求，也是具有援助意义的自觉工作，而非纯粹基于险中谋利的求生工作。方舱病毒丛生、环境危险，但这里的医疗服务劳动特点不是被迫的强制，而是包含着自觉自愿的性质。

援助医疗工作者和患者容易达成共同目标，所有人都在为共同目标积极努力，彼此理解，相互关照，共同奋斗。这里不只是危险、辛劳，也使人人感受到一种不同于舱外医院的久违了的医疗人际关系。本于心甘情愿付出的劳动在其工作过程中固然有体力、技术能力和情感的付出，也具有亲和、关怀、支持、协作的道德付出，因此在某些方面也不乏具有类似于义务性劳动的某些特点。从比较狭窄和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义务性劳动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自愿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正是援助医疗的义务性，方舱医院有可能全面实践人道主义，践行尊重病人生命、人格、平等医疗权和生命价值的誓言。

援助医疗追求趋乐避苦，以达到治愈大多数或全部病患为目的的原则。其功利性考虑基于如下：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人起码在较小的程度上都是利他的，且大多数人会接受为了营救另一人的生命而要面对一个非常低的死亡风险；如果进一步假设，如果有选择，大多数人愿意面对尽可能低的死亡风险，那么尊重每位可能加入救援队伍的人员的意愿会带来下述结果：尽可能尊重这些人员的意愿就是要组建一支庞大的救援队伍以营救数名重症病患——这是以许多条生命为代价的。因此，如果施救问题被简单看作是权衡每位救援者的个体风险和被救个体的利益，那么执行一个因付出生命而总体上代价高昂的政策似乎就是对的了。

当然，以援助劳动履行职责，一方面要体现免除病人苦痛、尊重其权利和人格为中心的道义原则；另一方面则要不忘任何一个危重患者，最大限度地达到实际救治、疗伤之目的。从功用性意义上来说，方舱医院具备达成功用目的之条件，例如它可以进行CT等多项检查、配备有手术室，并能实时与千里之外的医院专家会诊；它不同于军队野战方舱医院，可以利用现成场地进行腾空、布置，配套更完备的公共设施，投入使用速度更快；它可使轻、重症患者既得到医疗照顾，又能与家庭、社会相隔离，从而解决大量患者在社会上造成传染。

功利性原则的实质落实，主要基于具体有效的去毒疗伤和康复工作。第一，基于方舱医院相对常规医院的简易条件现状，救治设备足够，就可隔离病患、控制传播、实施救治。第二，贯彻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定点医院容量有限，大量轻症患者无法收治，方舱医院尽可能收治了流动性较大的轻症病人，对患者进行有效看护、观察、治疗。第三，配备生化检测、放射检测、病原学检测等医学检查检验设备，随时对患者情况进行相关监测，并尽可能迅速扩大收治容量。这里隔离治疗比居家隔离更安全，既能避免患者和家人、亲友之间的传染，也能让患者得到妥善的治疗和照顾。第四，缓解医疗空间、医务人员紧张情况，集中轻症和疑似患者，避免医务人员到社区入户治疗，提高治疗效率。

方舱医院集中有效利用社会紧急资源，以最快速度收集病患进行大容量治疗，体现了目前中国医疗的现场救治能力和及时有效的医学人文关怀。共产党人以方舱医院为堡垒，坚决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担当，积极履行使命至上的人道义务，答好公共卫生应急救治的“答卷”。

03

集体生活的道德性与优越性

人类历史上遭遇的每一场大疫情最终得以控制，并非简单地归功于单纯技术或科研的直接成果，而是归功于一种科学、及时、果断并符合公共精神的集体行动。方舱医院救治工作就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生命之舟里，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病友临时党支部、各地支援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纷纷成立，党员和群众相聚拢形成与疫魔竞速的战斗集体。医护人员徐荣（安徽亳州市志愿抗击疫情人员）在日记中写道：来到武汉的第二天，褪去14小时奔波的疲惫，内心涌出的都是即将奔赴前线的热忱与激动。回顾过去的30年，好似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过。作为一个党员积极分子，现在我终于可以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前线，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一场场与病魔争夺时间的接力赛在方舱上演，党员医务工作者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

方舱救助中形成了医、患双方以及与双方利益有密切关联的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医、患协调配合，医生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患者理解、尊重、信任和支持医生的工作，构建起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温馨和谐的方舱医患关系，搭建起相互支持、同心同德的工作平台，其专心致志、共克时艰的协作精神，使集体主义伦理精神大放异彩。罗国杰先生在《谈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说：“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把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归结为什么主义的话，则可以把它称为集体主义。”这里相当于对无产阶级道德和马克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定性。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思考》中说：“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但在实施中，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要求。”方舱内部与舱外世界的竞争甚至丛林法则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伦理学意义在于真实地告诉我们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和谐社会。

方舱医院让人们看到了集体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首先，方舱建设保证内部健康人不受病毒感染、内部病患者不外散病毒，这从内部隔离、避免外部扩散，造成大范围感染这一目的看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大局先于局部、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体现。其次，受病毒感染、侵袭的个人在方舱医院中得到关心、保护和充分的救治，表明社会、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大集体没有抛弃病患者。这是集体利益保护、促进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中发展、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具体表现。第三，无论重症患者还是轻症病人，他（她）们作为病患和普通公民的正当利益都得到充分保护和发展，这些利益包含伸张病患应有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救治权、保护隐私权、疾病认知权、知情同意权等等；当然他（她）也有相应的义务，如实陈述病情、配合方舱医院和医务人员进行一切检查治疗、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及人格尊严、遵守医疗规章制度以及不影响他人治疗等等。这既是集体主义重视和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体现，也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的表现。第四，方舱医院实行基本医疗资源分配向病患开放，一视同仁，从而真实地体现集体关怀伦理。根据武汉《方舱医院管理规则》，方舱医院原则上收治已确诊且未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轻症患者，这些标准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或普通型患者；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无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基础性疾病及精神疾病等。这些标准安排主要是基于方舱医院条件相对简易的现状，同时也是基于一视同仁的救治原则。方舱实行平等主义，以公平、公开、公正、阳光的行为实践慈善关怀，使其成为全民医保制度建设先进性道德的实践者。方舱医院保证患者不因费用问题而延误救治，国家兜底医疗保障费用。没有资本的入侵，只有按治疗需要分配，保障贯彻了社会正义。没有特需病房和高干病房，病患者都是一样的床位和伙食。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分配，打破了社会上综合按身份、费用支付能力分配的差距。方舱内部是大家庭，相对于舱外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方舱集体生活的道德性提示未来医疗平等的可能性。

集体生活的道德性显示出公有制下医疗救助的某种优越性，公费医疗、举国保障、援助救治、公共关怀外，还有超越功利的医患关系。舱内人们每天都有很多收获，大多数病人健康逐渐转好，医生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和睦，一些患者出院后还会在病友群里说要来做志愿者，医生会感动于所有的这些心意而自愿付出。他们在病毒肆虐、险象环生的逆境中相互鼓励、相互配合，使良好的沟通与高超的医术相得益彰，使市场经济大潮里沦落的医学人文精神如春风般回归大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个体和集体之间努力追求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的形成是基于外部环境的残酷性，但是其中包含的医患守望相助、集体普遍性和个人特殊的支持建构，进而促进了关系丛式的集体主义精神。它不把普遍抬高成脱离特殊的绝对原则，而是正视个人特殊与集体普遍的异质性，公平对待个人、维护集体尊严。

超越功利的医患关系为我们在公有制体制中推行医疗改革、建设医患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方舱医院里医生和患者双双摆脱了现实社会被利益和资本奴役的状态，回归到帮助与被帮助、救助与被救治这一医疗关怀的最初起点。在私有制社会里，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横行，把医生和患者当成了经济增殖的工具，医患关系往往被利益异化。方舱医院医患关系的集体主义导向是由其公益性、公共性决定的，病人不但不担心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赚钱，而且还会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尽量自己克服困难，努力配合医疗救治工作。医护人员自身既代表一种集体主义大家庭的公共关怀，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是临床上工作的医护人员，还是后勤保障支持人员，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白衣天使”变成“白衣战士”，勇敢站出来，承担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并在与病患建立的友好关系中获得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显然，方舱医院运作展现出人民的智慧、美德与乐观，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生命智慧、生活伦理的生动体现，它不是排挤病患的实验室、抛弃生命的奥斯威辛，而是一种包含新时代维护人的健康权利的有意义的道德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病患安康是方舱医院的宗旨，科学防治、精准救治体现了团结起来的人民能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和天灾人祸，人民战争是胜利的保证的强大道德意志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04

命运共同体的共济性与相融性

方舱医院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而不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它是集体性的、公益性的医疗组织，更是具有共济性与相融性的命运共同体。方舱医院投入运行前，不少人对它的担心、猜测甚至否定，实际上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复杂心理和矛盾冲突的折射，折射出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整个大环境及多种因素的诸多不信任，包括对公众群体、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少已经在网络和相关媒体上表达出来了。方舱医院的实践给了我们确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有益于将来借鉴的经验。

消除市场经济、利益冲突和金融资本对人我关系的异化，建设具有共济性与相融性的命运共同体，加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应该努力的方向。方舱医院一度成“网红”，病房里有声有色的“小品”“广场舞”“生日会”等活动以及入住患者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动了不少人，其中不仅充斥着正能量，也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不仅是集体主义大协作精神的生动呈现，也是在特殊条件和特殊境遇中生成的、具有共济性与相融性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肆虐，军队和各地医院精兵强将增援武汉，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大协作思想，破除市场经济思想过度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铸造成具有共济性与相融性的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令人鼓舞的有效作用和积极意义。

建设具有共济性与相融性的命运共同体，立足点或起步在于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每一个人开始形成人我和谐关系。方舱医院里的医患关系越过了病毒带来的死亡威胁和恐怖气氛，在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轻松、友善的人我关系，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而不是相互竞争、互为手段的；整体气氛积极进取、充满信心，而不是消极落后、悲观失望。方舱医院无疑首先构成了一个小社会，它体现的救死扶伤职责，以人道主义精神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医生沒有市场经济环境下收入竞争和考核压力，专心履行职责，不再让病人对其心存戒心，所有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共同战胜疫情、恢复健康。医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病人是真诚感谢医生的。方舱医院不是特殊情况下的乌托邦，它是充满平等、互助、信任、友爱的生命共同体，是消灭了身份差别、特殊医疗的公有医疗，这是社会主义该有的医疗。

方舱医院也是生长精神的命运共同体，人的精神在其中得到培养和锻炼。曾经有报道：一位男子戴着口罩，躺在在武汉方舱医院病床上，安静地读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媒体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照片迅速流传在社交网络上。该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推特上转发了读书人的故事并写道：他（读者）的冷静与熙熙攘攘的医院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精神的力量。他看的不只是一本书，他看到的是另一种生活状态，另一种心情，另一个世界。在疫情中能静下心来读一本书，似乎也是一种安逸和幸福。即使形势严峻，生活还要继续，每个人都需要镇定下来，积蓄精神的力量，增强精神免疫力。回想建国初期的光辉岁月，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时代，我国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创造了医疗资源军地城乡共享、农村合作医疗基本普及和赤脚医生走向世界的人间奇迹。新冠疫情肆虐，我们认识到方舱精神的道德重要性，就必然能建成良好的医患关系。人民医疗卫生工作者们一定能够把患者团结组织起来，创造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的人间奇迹。每一个人都被动员到这场防控战役中，也更加懂得我们共处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场不容失败只能胜利的抗疫战中，只有凝聚更大力量、付出更坚实努力，全面胜利才会到来。

聪明的民族必须从灾难中学习。中国疫情防控虽形势明显向好，全球疫情却在升级，多国确诊病例仍在攀升，中国建设方舱医院为世界提供了经验。这也说明抗疫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全球命运相连，疫情暴发是人类的灾难，不能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或以邻为壑。人类必须摒弃种种偏见分歧、政治心结和意识形态铁幕，形成全球性联防联控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及早发现、有效隔离、及时治疗以及气温升高等因素，盛行于多国的病毒终会被控制，然而我们无人能确保下一年、几年、几十年内或百年后，不会爆发类似大规模威胁人类、摧残生命的灾难？我们的确需要谋划建设命运共同体，需要体会和总结方舱医院给予我们的积极意义，尤其应把方舱医院的伦理学意义推而广之，探索如何建设新时代集体主义道德大家庭，相信这由此也将会对建设美好的更高级的社会道德文明带来有益的启迪。

图片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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