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地下作家丨纪念索尔仁尼琴逝世十周年

索尔仁尼琴体验大地 202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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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日是索尔仁尼琴——这个有着无尽勇气的异见者，可以真正称得上“俄罗斯的良心”的伟大作家——逝世十周年纪念日；2018年12月11日，也是他百年诞辰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体验大地”特出他自述个人经历的《地下作家》一文。

《地下作家》选自索尔仁尼琴的《牛犊顶橡树》。这本书记述1960年代初至1974年这15年间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经历、他的荣与衰、飞升和跌落；是他从一个“地下作家”到“英雄末日”的记录。《牛犊顶橡树》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苏联文坛乃至政坛的风云变幻；对于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前苏联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价值和政治历史价值。

《地下作家》一文也收入严凌君主编的《青春读书课》系列人文读本中《心灵的日出》（2），《青春读书课》一书，也是《跟史老师从小读到大》第四期，《中学综合读写课》第三期、第四期教学用书。

地下作家

文丨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

译丨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生活条件非常优越的作家良心受到谴责，内心也十分痛苦。

说来说去，转入地下，不担心世人了解你，或者相反，希望老天爷知道你，这是我们祖国作家的造化，是纯俄国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造化！现已查明，拉季谢夫在死前不久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藏得无比之深以至于今天还未能发现，无从了解。普希金曾经巧妙地用隐语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十章，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少有人了解恰达耶夫长时间地采用密写方法创作。他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己家大图书室里各种不同的书页中。当然，对于卢比扬卡监狱的搜查者来说这样并无效果，不论有多少书，检查人员总能从头到尾翻个遍，全都给你查出来（朋友们，不要往书里藏东西！）。然而沙皇的宪兵们竟没有发觉。恰达耶夫死了，他的图书室保存到革命时没有人动过，分散在各书页里不为人知的手稿一直在其中。二十年代时手稿被发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终于在三十年代由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准备出版。然而在这时沙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从此再没有回来）。恰达耶夫的手稿直至今日仍然秘密地存放在“普希金之家”^➊里：不准出版这些手稿，因为……其中有反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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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之家”即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与文学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瓦西里岛的马卡洛娃沿岸街。——编者注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家的作品被扼杀的纪录——他逝世已经一百一十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写了就写了，到此为止！

后来变得自由多了：俄国作家不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桌子里，只要愿意全都可以出版（只是批评家和政治家还需要选用些伊索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国家机构，以至于使俄国文学得以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进行了革命。

然而，当文学跨过它自己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文学走进的并不是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天棚斜竖的小阁楼，四壁萧然，狭窄异常。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又经过大约十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作家们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还没有完全丧失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希望。

被捕之前我对此种许多奥妙全然不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并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所谓的新鲜题材而黯然神伤。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监狱集中营生活，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我把目睹的一切当做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出版著作，我今生今世也不敢想象，决不存此奢望。

于是，我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将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开始写诗、后来写剧本、最后又写散文作品。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保全了我自己。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有几万行之多。为此我想象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棍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劳改期满时，我相信记忆的力量，开始写下小说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后来竟能写下并记住整个一篇作品。记忆力还真不坏！进展顺利。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的东西重复一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

这时，开始流放，而在流放之初又发现我得了癌症。1953年的秋天，好像我是在和生命最后诀别，活不上几个月了。12月间，医生们（也是被流放的伙伴）证实我最多还能活三个星期。

我的生命，连同我在劳改营中记诵的一切全都面临毁灭的危险。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临近释放时瘐死狱中和我写成的一切（这是在此之前我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功败垂成。我深知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特点，我不能向外界的任何人呼救：快来吧，拿走吧，快来拯救我的著作！而且根本不能求助于外人。朋友们，他们都是劳改营里的犯人。母亲已经谢世。妻子又嫁了别人。我终于还是邀请她来同我再见最后一面，也许她能把手稿顺便带走。但她并没有来。

1953年，索尔仁尼琴劳改释放当天

在医生们许诺给我的这最后几个礼拜，我仍不能逃避不到学校工作，可是我连续许多个夜晚，由于疼痛而彻夜不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1954年新年前夕，我去塔什干，准备在那里升天。

但是，我并没有死。（我患的是严重的恶性肿瘤，耽误了诊治，根本没有希望。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这一年春天，久病初愈，由于大难不死我如醉如痴（也许我只能再活二三年），兴奋之中写完了《劳动共和国》。这部作品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记诵下来了。这是我领略到幸福的第一本书：我不再需要刚刚背会一段就把它们烧掉；写到结尾时还可以参照没有毁掉的开头；可以通读全剧；可以誉清、修改，最后再抄好。

但是，销毁旧的草稿，又怎样保存最后的定稿呢？别人成功的思想和有效的帮助引导我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应当掌握新的技艺，以使所有的手稿（包括写好的和正在写的）既不让偶然造访的窃贼偷去，又能逃过流放地里泛泛的搜查。学校里我每周有三十节课，还担任班主任，自己一个人做饭照料家务事（由于需要保守住写作的秘密，我不能够结婚）。已经够忙的了，地下的写作也还嫌不够，我还需要学会新的技艺——把写好的作品藏起来。

学了一种营生接着还要学另一种：自己把手稿拍成微缩胶片（没有灯光照明，只能在太阳不被云遮的条件下）。然后把微缩胶片藏进书籍封皮里，写好两个信封：美国，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托尔斯塔娅农场收。在西方我不认识什么人，连一个出版家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列夫·托尔斯泰之女不会不帮助我。

孩提时读战争故事或者地下工作者的勋绩，常常惊异不止：人们义无反顾的勇气来自何方呢？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经受住这样的磨难。三十年代读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时，我就曾经这样思考过，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确信，一切都简单得多，渐渐就会习惯，作品中描写的要比实际上可怕。

如果是冒冒失失地转入地下，红灯下，黑面罩，指天誓日，立下血书，这可能是很可怕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早已被家庭式的生活抛掷在一旁，没有基础（同时也已经没有愿望）再建立外部生活，只过着一种内在生活，他找到一个又一个门径，东躲西藏，结识一个人，又通过这个人去结识另外一个，信中或见面时使用暗语，有时又以代号相称，还有几个人的联络网，于是乎有朝一日早晨一觉醒来时便会说：天哪，我早就是地下工作者了！

当然，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仅仅是为了文学艺术而隐入地下，这是可悲的。

流年似水，我已经被解除流放，获得了自由，迁居俄罗斯中部，结了婚，恢复了名誉，过着相安无事而又卑微屈从的生活，但是对于我已经非常习惯，如同习惯了学校表面的生活那样习惯地下文学的内幕。任何一个问题：为哪一个编辑部赶写的作品？大约在什么时候写完？印刷多少册？印多大开本？使用什么机器？印好的书以后放在哪里？这样一些问题那些不受约束的作家无须自己解决——他们只求印完书，欣赏一番，随即走开了；还有地下工作者的那种永远紧张不安的盘算：这些书怎样保存？保存在哪里？用什么工具转运？写好和印好的东西逐渐增加，体积越来越大，应当想办法找些新的储存地点。

物品的体积确实最要紧，不是指创作手稿有多大，而是有多少立方厘米。一系列的因素帮助我摆脱了困境；视力还没有损坏，生就的一手小字（能写得如同葱籽一般），很薄很薄的纸（如果能从莫斯科弄来的话），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都消灭（我总是只做一件事：付之一炬），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是正反面全都写满，重写之后原来的清稿也要焚毁：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按照这样的程序，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剧本《坦克了解真情》，这里还不包括早期的一些作品。^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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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剧本原稿烧掉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泪，它是用特殊方法写成的，但是在一个恐怖的夜晚我不得不把它投入火中。梁赞市的住所是靠火炉取暖的，这就方便多了，如果是暖气住房，要把书稿付之一炬就会忙乱得不可开交。——作者原注

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当然都是因为事怕万一，然而上帝保护小心人啊。安全委员会的人无缘无故就来造访我家的情况绝无仅有而且不可思议，虽然我是一个劳改营分子，可是劳改营分子又何止万千呢！^➊而现在还是一句谚语在起作用：

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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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真的前来造访，处在当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等待我的起码是死亡。读者如果有机会读到我的《第一圈》原稿的全文（九十六章）肯定会确信这一点。——作者原注

我必须在生活中采取一切办法使自己更安全些。我不久前迁居梁赞市，在这里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家里既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不出去做客，因为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年年月月，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没有一点儿闲暇时间。不能让隐藏的原子从住所里泄露出去，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妻子严格地信守这项制度，我对此评价很高。工作中身处同事中间从来不表现出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是总装作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告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些事情、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永远心安理得。

俗话说：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身处逆境才能够穷而后工。

谈何容易！似乎流放并未结束，劳改营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的胸前还是挂着那样的号码，头不能抬，腰不能伸，每个戴肩章的人在我的面前都是首长。满腔怒火都只能在下一本书里发泄出来，实际上这样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诗歌的法则是：不可以任自己的愤怒爆发，从永恒的角度领会理解现实。

但是对这一切我都平静地对待：我工作得仍然很好、很卖力气，甚至在没有闲暇时间，得不到真正安宁的时刻也是如此。那些生活有保障、闲适的名作家在广播里唠叨，说应当怎样在工作日一开始时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如何重要，使自己处于和谐的环境之中更是事关大局，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大惑不解。我早在劳改营里就已学会了在押解队伍行进途中吟诗写作；在酷寒的草原、在铸造车间、在吱吱作响的小木棚里我都能写作。如士兵只要往地上一蹲就可以打瞌睡，如一条狗在苦寒时节以自己的一身皮毛代替火炉一样，我已经学会了自然适应环境，到处都可以写作。虽然获得自由（压缩和舒缓人的心灵的法则！）之后，现在我变得有些好挑剔了——收音机、谈话妨碍我——即使是这样，甚至在直接冲向我梁赞住宅窗户的卡车发出来的经久不断的吼声中我还在写一部电影剧本，掌握了我完全不知晓的电影剧本的写作手法。只需要有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上帝用创作上的危机、悲观失望和功败垂成的冲击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

在从事地下写作的这些年代，包括生病前五年的劳改营生活，包括流放和自由的七年，出人意料的病愈之后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时日，我的情绪非常平稳，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愉悦和洋洋得意的情感。现在大肆鼓噪的文学，十余种厚厚的杂志、两份文学报纸、无数的选集，还有单行本的长篇小说，还有作品全集，一年一度的种种奖金和对那些无聊透顶的作品的改编演出，我统统认为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所以我并不为此浪费时光。我也不为它们的存在而恼火；我早已知道其中不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那里不可能诞生天才——可能它们只是生在那里，而后又死在那里。因为他们播种的土地不适宜，我知道这样的土壤不会收获任何成果。他们刚一步入文坛，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小说家、热情奔放的剧作家、社会诗人，更不必说政治家和批评家了）就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绝口不谈主要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了。这种回避真理的誓言就叫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甚至爱情诗人、甚至抒情诗人，那些为了安全堕入大自然或者优美的风流浪漫故事中去的人，他们也因没有勇气触及主要的真理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我熬过地下写作的那些岁月，还因为我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而这个主要的真理并不只是由牢狱、枪决、劳改营和流放构成的，尽管如果完全不谈这些也不会道出这主要的真理来。我们有几十位这样的人，全都不能轻松自如地呼吸，但是时辰不到我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彼此敞开心扉。那一天终将来到，我们会像神话中的三十三位勇士那样从海底走出，而我们伟大的文学将会兴衰继绝，这种文学是我们在伟大的转折时（也许还要早些）送入海底的。

第三个信念是：不论我们这些身披甲胃的武士将来怎样从海中浮出，这只不过是死后的一种象征而已。这只是靠朋友们的披肝沥胆和随机应变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我们写的书籍，而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肉体，我们在此之前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我至今仍不相信文学会引起社会震动（虽然，不正是俄国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我曾以为社会的震荡甚至更新来自于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出现了缝隙、自由的缺口，我们的地下文学马上乘虚而入——向迷惘和惶遽的人们说明：这一切为什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1917年起又是怎样顺延发展下来的。

岁月流逝，我开始倾向于认为，上述三个信念全都错了。

文学的土壤并不那样瘠薄。不论怎样烧毁给生物提供营养和水分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总还是成长起来。难道可以不承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有现实意义吗？怎么可以不承认舒克申、莫扎耶夫、田德里亚科夫、别洛夫以及索洛乌欣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范例呢？如果卡扎科夫不回避主要的真理，他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写出更好作品的作家吧？我不可能历数所有人的名字，这是容纳不下的。要知道还是大有人在——有一些勇敢的年轻诗人……

我的第二个预见也错了，而且是错得很不幸：那些机敏的、坚贞的、幸福的人原来少得可怜。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文学，肃反委员会的铁扫帚毫不留情，超乎我的预料。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是超凡入圣的天才被碾入轧进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或许是他们比我们更顽强更机敏？——到今天仍然是在无声地写作、不露头角，他们了解自由的时刻还不可能来到？我想也许可能。因为要是在一年前也会有人在杂志社里这样提到我——他们就是不相信吗？）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早春开始时就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相信了二十大，当时就经由最早的地下印刷的途径发表了自己的诗作。1956年夏天我读了这些作品，激动得浑身战栗：这是个天才，是我了解的那些秘密写作的兄弟中的一员，我当时一点儿都不怀疑这一点。只要可能联系上，我一定会马上向他披肝沥胆，可是我比他还不轻易相信人，而且当时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出来，健康和年龄要求我忍耐，于是我缄默了，继续写作。

我的第三个信念也错了：相当早地，还在我们在人世的时候就开始了使我们从浑浊深渊里钻出的第一步。我也活到了这一天，享受到了这种幸福——伸出头，把最初的几块石头掷向歌利亚^➊扁平的额头。前额没有打破，石块纷纷蹦了回来，落到地上，长出了可以开启魔宝箱的仙草，人们或是欢呼雀跃，或是恨之入骨，没有谁处之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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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利亚：《圣经》中传说的巨人，与大卫战斗时被杀。——译者注

接下去，与预料相反，一切变得如蜗行牛步，像是寒意料峭漫长的春天。历史变成了绞索，绞索甩了起来，将要套住并且缢死更多的人。一切都是在强人所难（这是早应当料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怎样使出最后的气力把最后的几块石头掷向这打不穿的额头。

是的，是的，当然没有人不知道用一根柳树细条是刺不穿混凝土的塔楼围墙的。有这样的猜想：也许这些墙壁只是画在粗纹布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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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二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十三年时才战栗了。这是在1960年的夏天。由于我写的许多东西完全没有出路、完全无人知晓，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在文学的地下状态我觉得空气太少了。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是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自己仅有少数的读者（我大约有十来个这样的读者，主要是过去的劳改营分子，即使是这些人也没有能够读到我的所有作品——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任何人都没有闲暇时间、绰绰有余的路费和可以待客的多余住房）。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他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入微的艺术审美能力。这样地下作家就得不到熟知现代文学标准的严格的艺术批评。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层面进行冷静清醒的审视和评价是非常需要的，每个作家都需要，即使是五年才一次，十年才轮到一次也好。还是普希金的忠告说得好：“求全责备的艺术家，你满意他吗？”忠告虽很切实，但并不完美。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写上十年、十二年，会不知不觉地随心所欲，开始原谅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有时长篇大论空空洞洞而且过于尖酸；有时激昂慷慨声嘶力竭却又故弄玄虚；有时又由于搜尽枯肠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段使作品充满斧凿痕迹，竟用些粗俗的传统手法硬黏合到一起。

后来，我走出地下并且为外界的需要缓和了自己作品的格调，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同胞们最初还无论如何难以接受这样的作品；这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减弱激烈程度之后作品更加博得好评甚至还强化了效果；有些过去没有发现的地方也发现了：我怎么这样放纵自己——应当砌一块完整的耐火砖的地方我竟放上了一块有裂缝的容易碎的砖。从一开始接触职业文学界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还应当奋进。

由于我非常孤陋寡闻，在剧本创作方面可谓完全砸了锅。先是在劳改营，后是在流放地，我写剧本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三十年代我在省城罗斯托夫看过的剧院演出的情景，这种演出在当时已经远远赶不上世界的戏剧水平了。我确信创作中主要之点是真实和生活经验，没有充分估计到形式已经老化，二十世纪的鉴赏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作者不应当对此予以忽视的。现在，浏览一下六十年代莫斯科剧院里的演出，我后悔自己写了剧本^➊（天哪，剧院已不再是演员的剧院，甚至不是戏剧家的剧院，剧院成了唯一的创作者——导演的剧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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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沙拉莫夫的散文不足之处也恰是由于他多年闭塞的缘故。这些散文本来可以写得更完美——仍是那些材料，作家也仍是原来的观点。——作者原注

在六十年代，我不能够准确说出和解释这一切现象，但是我感觉到我处在停滞状态，我写出的很多作品没有用处，于是我开始试图挣脱——活动一下，可是，不能活动，甚至动弹不了，也无处可去。我开始沮丧：我的那些深思熟虑、无声无息、世人所不知的文学构思陷入了绝境。

托尔斯泰在逝世前写道，作家在世的时候出版作品一般来说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应当是写而后用，死后出版。这里姑且不谈托尔斯泰是在经过贪欲和罪恶过程之后才产生高尚的思想的。即使对于慢吞吞的时代他也是错了，更不必说对我们这个飞速前进的时代了。贪求读者一再喝彩会破坏作家的创作，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是正确的。可是最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拥有读者，苛求的、敌对的以及喝彩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影响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但同时也带来无为。托尔斯泰的见解未免失之偏颇。

在此之前只是令我发笑的现代文学出版物，现在又引得我大动肝火。当时发表了爱伦堡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回忆录，我于是给编辑部寄去了措辞尖刻的批评文章，当然是没有人会接受的，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从形式上看我的文章似乎是一概反对回忆录作品，实际上我是感到气愤：这些目睹过巨大阴暗年代的作家仍然想要一溜而过，不告诉我们主要之点。而只是说些鸡零狗碎，想要用舒缓的油膏粘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今后也不能够看到真理。他们，这些有地位的作家，不受威胁的作家，干吗这样胆小怕事？

这一年秋天，幽居在自己狭小阴暗的住所里身心交瘁，我突然想到：我能不能写一点东西，即使不能出版，能不能给人们演出呢？只要不再藏就行！于是我构思《你心中的光明》，这是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材料没有民族性；讲的是近十年内一个安定的社会，说是东方社会也行，西方社会也无不可。

这个戏是我创作中最不成功的一部作品，写得也最费劲。准确说，我是第一次了解到重写了四五遍仍然不成样子，花了那么多时间，有那么多困难，很多场景删掉了，换了别的场景，还是不行，情节不自然。为了这个戏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以为写完了，实际上没写完，不成样子。可是我是以莫斯科的一个家庭的真实故事作为剧本基础的，没有任何一处昧良心，我写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真诚的，最讨人喜欢的，从第一幕起就没想投书刊检查官们所好，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提到俄国的具体现实吗？（根本不是为了伪装，也不只是为了其他的“开放性”，而是为了表现更多的共性：写有温饱的西方世界比写我们更真实些。）离开了俄罗斯土壤我连俄语也不会用了吗？可是别人可以随便用这种不指名的方法来写，他们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不行呢？就是说抽象的形式也和具体的形式一样，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不能抽象地迈出一步半，而其余的部分再具体地写。（当然，主要的失败显然是由于妇女形象之不可捉摸。）

1961年我又做了另外一次尝试，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产生不出任何腹稿，于是我随便拿出了《854号劳改犯》，打印的时候做了一些缓和处理，删去了一些最激烈的词句和议论。我打印完就放下了，大大方方地放到那里，不再到处藏。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被解放的心态——再不用煞费苦心地去想该把未完成的作品藏到哪里，而是就放在桌子上，这是许多作家没有好好珍惜的幸福。以前，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停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叩门我该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

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厌倦，这比写作本身还让我伤脑筋。可是不论从哪一方面都难以预见到会有什么轻松，我总在听西方广播（即使是被干扰时），它们也不知道地下深处会有地理学上的平移断层和裂缝，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在地表引起轰隆隆的回响。人们对一切全然不知，我不等待任何令人愉快的消息，开始重新加工和重新打字《第一圈》。毫无特色的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了，它煞费苦心地用无言放弃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光荣的创举，在二十一大之后再也不可能预见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对史达林将发起猛烈和突然的攻击。我们这些消息闭塞的人士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的！

但是进攻发生了，不是如二十大那样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的进攻！像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这样有趣的发言我已经许久没有读到过了。我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读这些发言，在一所已经腐朽了的木屋的斗室里，这里藏着我多年来的全部手稿，不慎的一根火柴可以使它们全部毁掉。我读着，觉得我这内心世界的墙壁在摇动，如同是剧场后台的帷幕一样，动荡在加剧，我也晃动起来，心情激动不已：是不是梦寐以求的令人极度兴奋的时刻已经降临？是不是已经到了我应该把头伸出水面的瞬间？

可不能出差错！不能在时机不成熟时就翘首星空。可是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缘也不行！

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发言中的调子包含有：早就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印行一些作品，而“我们竟没有去做”；他还提到了《新世界》杂志上根本就没有刊载过比较大胆和比较尖锐的东西，它是可以刊载的。

我曾经把长诗《春草园》时代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同那些向谎言的香炉顶礼膜拜的诗人看成是一路货色。我不知道他的短诗之中有什么上乘之作，流放期间中我浏览过1954年出版的他的两卷集，没有发现惊人之笔。但是在前线我读了他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我认为那是令人惊奇的成就！它的出版大大早于那些第一批反映战争真实的作品（从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中篇小说《在史达林格勒战壕里》开始，这类作品寥寥无几，最多五至六部），伴随着我们的枪击声和炮轰声，涌现出狂热的鼓噪浪潮，在这种背景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写出了超越时代的、气势恢宏、纯净无瑕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有一种罕见的个人分寸感，也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农民的那种儒雅持重（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说出战争中全部真理的自由，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奇迹也恰是由此而产生。我这不是只讲自己的感受，战争中我细心地观察过自己炮兵连的战士们。根据我们的电讯服务条件，他们甚至在战时也有很多时间听作品朗诵节目（许多夜晚，他们聚在声测哨的扩音器旁，中央台在朗诵作品）。在他们听到的许多作品当中最受欢迎的是《战争与和平》和《瓦西里·焦尔金》。

后来进劳改营、流放、教书，从事地下写作，不得空闲，我没有机会读《路旁人家》和他的其他作品（只有《焦尔金游地府》，我是在1956年阅读了手抄本，我始终偏爱和注意地下出版物）。我甚至不知道在《真理报》发表了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章，也不知道这一年该诗作获得了列宁奖金。我很晚才读到全诗，《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新世界》杂志上读的。

在当时，人人都还余悸未消，这首诗很大胆：写到了达丽娅大娘夜间的劳作，“万岁，他还会是正确的！”甚至像这样的诗句，“高高的莫斯科耸立着，像是一组奇怪的布景。”就在这时我第一次有过一闪念：我是不是应该把写的东西拿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一看呢？该不该立即决定呢？

可是，就在一边翻阅一边思考这一章的时候，我也在诗行中遇到了以下一些词句：什么“严厉的父亲”，他那与不公正相伴为邻的所谓“公正”，“取得了胜利”我们“应该感谢”他，以及史达林和战斗的钢铁一词属于同源的说法……

……在我们金色的书里

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个逗号……

不是为护卫住我们的荣誉。

是的，我们已发生过的一切，

就让它们通通过去！

这太软弱了：劳改营四十年的耻辱，难道没有压倒我们的荣誉吗？这太含混了：“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们通通过去”，“这里去不掉也增加不了什么”——对所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这样说。这样似乎纽伦堡的审判也是不必要的了？……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们通通过去？这种宏论苍白无力，不能引用它来评说历史，^➊诗人的脚已经触及到了旁边铺砌的小径，但是他害怕走这条路。

➊

位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在《有关安娜·阿赫马托娃的笔记》里回忆说，五年前她曾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写的《童年之友》大加挞伐，说这是“用新的谎言代替用旧了的谎言”。

“国家？这和国家有何干？

“人民吗？干吗提到人民！”

“和我使用同一张入场券，

“像平等的客人到过克里姆林宫”

是的，对于1956年来说这是撒谎最方便的阶梯。——作者原注

我不了解：如同费劲地从泥塘里钻出来，伸出手对他说：来吧！他是走过来，还是执拗着不动？

而且，我对于《新世界》的评价也不高：根据它主要篇幅上刊载的作品，对于我来说它和其他杂志没有多大区别。各杂志之间的对比对于我毫无意义，从长远历史观点衡量尤其没有意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些所有的杂志主要的术语一样，连它们的誓言和咒语也完全一模一样——这一切一切我丝毫不感兴趣。

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地下岩层断裂产生的轰鸣总还是有些意义吧？……我做出了决定。在这里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和思想，“缓和”了的《845号劳改犯》起到了作用。我决定把它投给《新世界》杂志（不发生这件事，也一定会发生别的更糟的事情。已经整整一年了，困难的处境使我厌恶，迫使我寻找一个突破口）。

我自己没有去《新世界》编辑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我是决意不会登门的。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在逆境中挣扎得好苦，我不能以一个初学写作的小孩子的身份到编辑部去。同监的一个难友列夫·科佩列夫自告奋勇替我去送手稿。尽管有二十四万个印刷符号之多，手稿却很薄：我是两面书写，没留边，每行的行距很小。

我的稿子送出去之后，我激动不安难以自持，不是一个贪图功名的年轻作者，而是一个不慎留下痕迹的老囚徒，被咬得浑身是伤的老囚徒。

这是1961年11月初的事情。我以前从未有幸进过莫斯科的旅馆的大门，这一次因为节日前旅客稀少，我才得到了一个床位。在这里我又度过了最后犹豫不决的时光——还可以就此煞住，打道回府（我之所以在旅馆住了下来，不是为了再动摇下去，而是要抽空读完三天之前拿到手的秘密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此前我根本没有读过海明威的任何作品）。

旅馆在奥斯坦基诺，和特殊犯人收容所相邻，我的《第一圈》中描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我领略到劳改营的最初经验，开始认真从事写作也是在这里。读了一段海明威，作为一种休憩我又在自己住过的收容所围墙旁漫步。收容所面目依旧，还是那样的范围，还是围出来的那不大的地盘，这里曾经收容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这里我们的种种争论和设想泛起过。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１０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根树，有３年的时间朝朝暮暮，每天每日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辉的自由——在另一种光明的年代，在天色大亮的国度。

旅馆在奥斯坦基诺区域，和特殊犯人收容所相邻，我的《第一圈》中描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我领略到劳改营的最初经验，开始认真从事写作也是在这里。读了一段海明威，作为休息我又在自己住过的特种监狱围墙旁漫步。特种监狱面目依旧，还是那样的范围，还是围出来的那不大的地盘，这里曾经聚集过许多杰出的人物，在这里我们曾经激烈争论和泛起过设想。

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十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树，有三年的时间朝朝暮暮，每天每日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辉的自由——在光明的年代、在天色明亮的国度。

而今，在这阴暗而又朦胧的日子里，踏着11月湿漉漉的泥水，我走在围墙另一侧的小径上，这里从前只有一班班哨兵从这个瞭望台走向另一个嘹望台。我在想：我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我这不是又落到他们手里了吗？

没有人强迫我，可是我怎么能自投罗网呢？……

据《牛犊顶橡树》，亚历山大索ㆍ尔仁尼琴著

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01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年12月11日 — 2008年8月3日）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939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1939年起又同时参加两年制的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校学习。1941年夏在两所大学同时毕业。1941年毕业后随即应征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连长赴前线作战，1944年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上尉。

1945年，因写有戏称史达林为“八字胡的家伙”的私人信函被截获，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被逮捕，遭苏联当局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为罪名判刑8年。狱中索尔仁尼琴曾被诊断罹患胃癌，医生预言他只能活三个星期，但是索尔仁尼琴最终竟然完全康复。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后再度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中学当老师。并且实际开始从事“地下”创作。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他决意争取作品发表，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和帮助。1962年12月，反映苏联在史达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许终于发表。从此，索尔仁尼琴从深深的水下浮出水面，成为苏联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颗“新星”。他迅速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被邀请参加克里姆林官领导人与知名人士的会见，被引见给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被提名为列宁文学奖金的候选人等。《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还发表了他的《小品集》、《玛特辽娜一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础，伴随着“解冻”时期的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拖延数年得不到发表的《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等作品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癌病房》等不准出版；1967年5月他致函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也未被置理。从这时起，索尔仁尼琴开始把苏联文学界的生活片断记载下来，写成随笔、回忆录。汇集成《牛犊顶橡树》这部书。索尔仁尼琴被查抄的作品由当局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印行，在一定范围内阅读。与此同时，索氏的某些作品也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并且在国外出版。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的正式出版，使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时《古拉格群岛》的微缩手稿也已送出国外。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1970年7月，世界艺术与进步协会的50余名活动家联名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索尔仁尼琴申报诺贝尔文学奖，于1970年10月8日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尽管索尔仁尼琴有前去领奖的意愿，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承诺他领奖后还能返回苏联，他的瑞典领奖之旅未能成行。

1973年，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但这一作品彻底触怒了苏联当局，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以叛国罪名被逮捕，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但索尔仁尼琴不服，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最初他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1974年12月去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奖金。1975年迁往美国，在佛蒙特州定居。此后潜心创作了多部鸿篇巨制如《红轮》等，陆续有作品发表，并且曾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国访问。

历经20年的深度缄默和隐居，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实现了20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从美国的佛蒙特洲回到了俄罗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也缺乏民主。在此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并再次预言俄罗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将失败。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但是波兰流亡作家康布罗维奇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之经验传诸子孙，将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199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度过了他80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电视影片，“独立电视台”(HTB)连续四天播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专题影片。然而，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异议者”的本色，就在80大寿当天，他对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要颁给他的、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尔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其实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之外，在这段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新社会”的反叛者，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批判。

1994年5月全家返回莫斯科定居。回国后仍奋力笔耕，主要著作有：《破碎的俄罗斯》、《二百年在一起》，2006年开始出版三十卷集。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家中去世，享年90岁。莫斯科时间8月5日11时，最高规格的葬礼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大厅举行：作家的灵柩由士兵护卫，灵柩后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和俄罗斯国旗。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向遗体敬献了鲜花，告别仪式持续了一整天。

深入阅读

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作者：索尔仁尼琴

译者：田大畏等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版社年：2006年9月

红轮

作者：索尔仁尼琴

译者：何茂正等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