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了，总有人陪不了我们走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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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了，总有人陪不了我们走这么远

Original 畸笔叟畸笔叟 2021-03-26

前注：音频略长了一点，就怎么也上传不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分上下集就简单了。又怕被人说吊胃口。

于是只好忍痛删除一些。因此，与下面的文字版不完全相同。

边看边听会有点跳的。完整的，还是请看文字版。

为此，从早上一直弄到现在。唉，说了其实也没用。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1969年，我们下乡插队。眼睛一眨，整整50年就这样过去了。

很多知青都在纪念，搞活动。有的还组团回到大山里去。

我哪里也没去，静静地呆在家里。连散步都懒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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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确实有点怪，有点痴。

插队插到那么苦，我竟然会觉得，当年，那么多少男少女在一起，多少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再说，谁当年不是爷娘心头的贾宝玉。

因此，我的回忆里都是大家初次相见时的纯真幼稚。特别是女孩子们像剥光鸡蛋一样充满胶原蛋白的脸，窈窕的身材，眼睛里无邪的光芒。她们都是可以进入金陵十二钗画册的人物，哪怕副册又副册。

我真的不大想看到，这一切都变成了眼前的白发、皱纹和肚腩，还那么密集，以及言谈中避也避不开的宝钗式的圆熟。

我一直欢喜贾宝玉的态度。他是一早就看穿了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要散场，早散晚散都是散。

去年底，我又重回那个小山头，什么也没了。端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只有这个当年少男少女们洗衣服的河埠头还在

当然，谁没有一丝两丝挂念，总有几个人是想要见一见的。

而那些我想见的人里，有的再也见不到了。

没等散场，他们已经离场。

毕竟50年了，总有人陪不了我们走这么远。

有一个人，他下乡插队才一年，就生病故去了。他只活到18岁。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李小龙。我和他未曾谋面。他的一切，都是我的好朋友李伟民告诉我的。他们是同学，并一起在港尾插队。

老李说，最后一次去看他，坐下后，自己习惯性地点了一根烟。李小龙就斜倚在病床上幽幽地说，“侬还吃香烟啊？侬看看我呀。”

老李只有苦笑。

即便是没话找话，找的也还是当前的珍惜。

头两年，我和老李谈到他时，总会长叹一声：“阿拉又比李小龙多活了几年了噢。”后来就不讲了。

人心还是会麻木的。

老李现在还在吃香烟。

前排中即江勤昇。1994年10月。

东庄有个江勤昇，家住“交大小花园”，当年与“三家村”（即南村、北村、市民村）齐名。他家的两层红砖房子在弄堂里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他很早就有个绰号叫“老克勒”。当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绰号。由此也可见，当年“老克勒”只是个随便叫叫的名称而已。

他是老高中，因此，人们把他名字里的“昇”写作“升”，其实他是很生气的。就像有人把我的“奠耳鄭”讲成“关耳郑”一样。

很多高中生都早早上调了，他没有。无奈之下，只好托亲戚从江西转到河南洛阳，谎报年龄进了拖拉机厂。喝了酒，他总是拿身份证出来给我们看，说，其实他的生日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990年代初，他好不容易说服厂方，让他在上海开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办事处，这样，他总算也回到了上海。为了庆祝这一高光时刻，他找了二三好友，在陕西路的“美心”请我们吃了一顿“酒饱”。我在那篇《梦回淮海路最后的街角》里提及过。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打牌、喝酒、聊天。他和我，当年都是李小南家的常客。14年前的一天，李小南突然告诉我说，“老克勒”没了。

“老克勒”是要面子的人，他一生只想告诉别人，他不差。

1994年我与金兆骥在我俩原来住过的宿舍前

横桥有个金兆骥，家里住在塘子泾。即虹桥路番禺路口，以前都是本地房子。

我就是在他家第一次吃到本地人过年吃的大团子。好像是一个年初七，我们一帮人在他家“大怪路子”打到天亮，他姆妈老清老早起来帮我们蒸团子。现在想想有点难为情了。

我和小金在实验场住一间宿舍。他从横桥来时，我们素昧平生。他就走过来问我一句，我住你这里行吗？我说好。宿舍又不是我的。那时候的日子就这么简单。

记得1975年的一个春雨之日——落雨天，在我们那时是叫“外国礼拜天”的，因为可以不出工。而我，不巧，正好要下去帮公社里写材料。临出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别忘了买瓶酒上来，菜我都准备好了。我反倒问他，啥个菜咾酒嗰？他说，咦，侬忘记忒啦，今朝侬生日。

等到我傍夜快上来，小小台子上已放了三四样菜，有他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还有用带来的紫菜冲的蛋花汤，春天有笋，带来的咸肉还没吃光，当然还有腌笃鲜。其实我们的腌笃鲜里没有鲜肉。

那是我23岁生日。此前，我没在乡下过过生日，此后也没有。

小金的高光时刻，是1991年交大食堂改制开餐厅，他当了经理。我当然去捧过好几次场。有一次，我们一帮人喝多了，跳到圆台面上唱歌。我还记得当年跳上去的人里，好像很多人后来都很有些名气。比如电台的阿瞿。

我最后一次见小金，是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已经听人说过他的身体状况，但看到他那天还是神采奕奕，被女儿挽着走T台，我还是为他高兴。阿拉宁波人讲法，总算人生几桩大事体，他“和总扳落了”。

右一即史贤华。左一为阿吴，左二为笃哩。1972年。

下村有个史贤华，外号“大模子”，年轻时确实长得魁梧。家住康平路余庆路口，现在成了街心花园了。我俩相识也晚，不过，插队最后几年，我俩几乎一个礼拜要碰两三次头。碰着就聊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算是知青里不多的喜欢看书的人，因此我们的话题也就更多。

后来我去了县剧团，他还留在下村。

有一桩事体，我一直无法证实，当他的面我又一直不敢问，如今再也没了证实的机会。

“病退风”刮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拼命在自己身上寻毛病，很多人着急啊，寻来寻去寻不着呀。他是“大模子”，就更加寻不出了。我在县里听说，甘坊有人用很多辣椒面下酒，痛到打滚，后来，县医院的诊断是“胃部弥漫性大出血”？我当然不敢相信是他了。

我们都没想到，几十年后，根本用不着在身上寻来寻去寻毛病，毛病早就寻着我们了，而且来了就不肯走了呢。

回城后，我俩一直失联，直到前几年。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几个开了车来寻我，就在我家附近的芝麻餐厅（现在也没了）里吃了一顿饭。

四个老男人坐了一桌。想想也好笑。他们的绰号分别是：大模子、老尼姑、笃哩和四眼。

大家讲得兴奋啊！眼睛一眨，他去把账结了。

1972年就玩露天秀胸肌了。左三为史贤华。左一为毛刁。

他的高光时刻，在一家外贸单位的“三产”企业当到了工会主席，还入了党。结果呢，编制死活转不进去。最后企业改制，他还是落了个“老协保”还是“新协保”，早早回家吃“老米饭”了。

现在都讲励志，讲努力，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的。尽管我也一直很努力，但我不信。

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讲两个南昌知青朋友。当年都在一个实验场里摸打滚爬。

传说中的那个小山头。1994年。

一个叫姜冬苟。绰号“死狗”。其实心灵手巧。心灵，一口上海话绝对可以以假乱真。上海话不好学的。手巧，一手无师自通的木匠生活。后来就靠这手艺立足上海滩，成为了金陵无线电厂的正式职工。他还因此讨着了上海娘子。

很多上海知青回城，不靠顶替，都难以做到。

说起来，我们曾经同属上海市仪表局（我曾在上海无线电十八厂），也是一种缘分。

在农场时，我们就无话不谈。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晚上，我俩躺在那个小山头的草地上，看着星星聊天。因为有蚊子，就把有橡皮筋的蓝色线裤的裤脚往下拉，罩在脚面上，再穿鞋子。香烟吃光了，他就一个一个男生宿舍去寻。人家睡着了，也去摸人家的枕头下，衣袋里，摸到半包算半包，摸到一根算一根。直到把别人的香烟都吃光了，我俩才只好收摊。

找不到姜冬苟的照片。右一为浦钧乐。

他曾被毒蛇咬到过，在右小腿上。当时，我的另一个朋友上海知青浦钧乐正好在附近，跑过来就帮他用皮带扎牢止血，并用嘴帮他把毒血吸出来。多年后，我们在虹桥路上的邓家菜（也没了）聚会，说起来，那次还是“老克勒”做东。我俩又在一起聊天，说到这一节，他还很记浦钧乐的恩呢。

他的眼光也很不错。那天，他在我面前把所有他认得的上海知青评说了一遍。现在回头再想，一点没错。

我们在庐山。左一为吴超仁。

还有一个叫吴超仁。绰号“猪头”。无非长得胖些。他要算是那批南昌知青里最有文化的了吧。我俩还通过信对过诗呢。回城后，他也混得很不错，当过正经国企江西变压器厂的工会主席。

他也讲得一口好上海话。自从1994年我们重新联系上以后，他除了给我写信，还一直保持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年过年，他会给我打来拜年电话，然后聊个十来分钟。一律用上海话，尽管我们离开江西那么多年，他早就没有了那个上海话语境。

后来，我在博客上写回忆文章，他也一直都看。每次打电话，也都谈他的感想。

右一为吴超仁

想起来，我真是活得有点太混蛋，有些细节就这样生生给忽略了。

后来我知道，那一年，他大概已经病了，依然打电话过来，照例是上海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说，“你能不能讲两句南昌话给我听？”

当时我竟然很混蛋地想到，哦，你还记得我的南昌话也几可乱真啊！于是不无炫耀地讲了一大通。

只记得，他听了以后，高兴得有点语无伦次：“太好了，太好了，你以后每次都多讲几句南昌话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