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是怎样回上海的（三）
第四章 不协
再见琴琴，她似乎过得还不错。她热心地为我介绍她的插友。
萝卜潭共有7个上海知青，四男三女。
女生除了琴琴，那个胖胖的叫阿雯，那个瘦小且不大讲话的叫珍珍。
男生除了一路上已经谈得很熟络的阿廉，我还见到了两位，戴眼镜的叫小弟，黑黑壮壮的那个，大家都叫他大模子。
“还有一个黑皮，”琴琴说，“还没来。”
“还在上海？他倒很笃定泰山嘛。”
“哪里，”阿廉解释道，“去年因为打群架，被县武装部抓去办学习班，听说下个月好放出来了，要春耕了嘛。”
小菜还是挺丰盛的。
阿廉带来的自家腌的酱油肉，问老表要些烟笋，炒起来特别香。
琴琴家的香肠，阿雯妈妈亲手炒的辣酱，当然还有炒鸡蛋和自留地里的新鲜蔬菜。
我两手空空，也不好意思坐吃白食，就帮他们去挑水，生火添柴。
一边忙，一边说的都是关于病退的事情。
原来这七个人里面，真正算是有点头绪的，只有小弟和珍珍。
珍珍是有备而来，连X光片也带来了。不过真正“脊椎侧弯”的不是她，而是她姐姐。
“家里急死了，”珍珍平时不响，说起话来也还利索，“人家都查出毛病来了，就我没有。我的脊椎笔笔直，根本没有侧弯。还是娘舅出主意，说你们家几姐妹都一般高，让她两个姐姐去查查看。一查，果然二姐有脊椎侧弯，我就把她的X光片带来了。”
“那在这里的县医院会不会穿帮？”
“不会，都问过调查过了，小小县医院根本没有拍X光的机器，他就是心有怀疑，也不敢轻易否认上海大医院的诊断结果啊。”
“那不是还要回上海复查的嘛？”
“到了上海，一切就好办了。哈哈哈哈。”
“珍珍，你家里路道很粗的嘛。”
“也不全是。娘舅说了，医生的同情心也会起很大的作用。这么多人插队，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他医生护士家里就能逃得脱？”
“有道理有道理。”
我注意到，琴琴一听大家说这个，就走开去了。
未几，她的房间里就传出了小提琴声。
这次拉的不是欢快的《新疆之春》，而是《梁祝》了。
这里的谈话还在热烈地进行中。
“小弟，你讲呀，你也搞得差不多了吧。”
小弟就是戴眼镜的那个男生。他和我一样，都从小就是深度近视，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一上来就是600多度。
“我在上海反复问过了，”小弟说了起来，“近视眼要800度才符合病退的政策。”
“那你现在多少？”
“我这次瑞金医院、五官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都去查过了，800度还差一点，客气点也只帮我写了750度。”
“那你怎么办？县医院没有X光机，视力表还是有的。”
“视力表好对付，500度以上你都可以说看不见那个最大的E的……”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琴琴出现了，“饭菜都烧好了，我们还是先吃起来吧。”
大家举杯。
琴琴指着我一脸认真地说，“我这位朋友今天是第一次来萝卜潭，大家就算给我个面子吧，我们吃的时候就不再谈那些事了怎么样？”
大家自然同意的。
可是，不谈这个谈什么呢？
还有什么比病退更关乎个人的命运和前途的呢。
酒过三巡，终于有人摒不牢了。
“唉，明年开春，大家还会这样在一起么？珍珍肯定已经重做上海人了。”
“小弟也快了。唉，还是要想办法啊。”
琴琴站起来，走了出去。
我还听到了她摔宿舍门的声音，便跟了出去，她果然已经不在宿舍了。
“别理她，没关系的，”和她同屋的阿雯很镇定，“到河边拉琴去了，她经常这样。”
满桌人你看看他，他看看你，都一脸无奈。
我走出门外。
河边传来了小提琴声，还是《梁祝》。
第五章 不测
知青搞病退，说起来只是一股在暗中涌动的潜流，其实仔细观察的话，还是不难察觉的。
就拿这小小县城来说吧，今年春上，街上的上海知青明显要比往年多很多。大家都要来县医院复查的啊，当然，还有各种托人找关系，都要来县城。
我偶尔去县政府食堂吃饭，感觉到大院里的当地人也常常在议论知青病退的事。
很快就有风声传出，说当下最美的肥差就是县知青办主任这个位置了。说那黎主任以前就一农民，现在好了，浑身上下都是上海货。的确良卡其的中山装，上海牌手表，还有当时在上海也要凭专用券才能买到的价值18.60元的青年式牛皮皮鞋，擦得铮亮。
最荒唐的是，有人看到，黎主任的老婆也穿着崭新的男式皮鞋上街，家里的上海男式皮鞋是不是太多了？
萝卜潭的同学们来县城也来得很勤。
珍珍的X光片已经给了县医院，县医院的答复是，我们会给上海拍片的医院发一份公函，等接到上海方面的公函，确认那片子是他们为你拍的以后，他们就会放行。
完全是抓阶级斗争内查外调的那一套。
小弟也已来过两次，但都没有正式复查视力，他说这种事情必须一次成功才行，所以目前还在“火力侦察”阶段。
阿雯则脚踏实地，从零开始，积累病史。每个星期都来，每次都先喝了热开水再进诊室量体温，每次都是37度5上下。
她说，家里叫她先积累半年的“长期低烧”的病史，然后再回上海拿这个症状“说事”。
大模子跟阿雯学，他积累的病史就是胃疼。他十天半个月就得来一次，做各种痛苦状，医生按他腹部，按哪哪疼，开的药当然都不配不吃。
有趣的是，萝卜潭的人不管谁来县医院，阿廉总是陪着，反正他有钱，有时帮买个车票，有时一起吃顿饭，都是他会钞。
但他钱再多，却从不住店。他嫌脏。所以，他就来我这儿挤挤。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萝卜潭的动静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有时候，我也问他，“你怎么样？”
他还是很稳得住：“先看看，多看看有好处的。”
三月底的时候，周团长把我找去，告诉我，关于推荐琴琴报考的事，他在省歌舞剧院的老朋友有了回音，说是要先看看人。
我赶紧叫阿廉把口信带回萝卜潭去。
但是，阿廉再来县城时，琴琴却并没有一起来。
阿廉说，“她这两天好像有什么心事，告诉她消息，她不但没表现出高兴，还露出惊恐的表情。大家都吃不准。”
阿廉劝我二进萝卜潭。
我又坐在了琴琴的对面。
阿廉很快就识相地躲了出去。
我亲口把这个消息对琴琴再说了一遍。
她一动不动。
良久，她才说：“谢谢你的热心，但我不想去了。”
“为什么？”这么好的小提琴天赋难道非要这样自我埋葬不可么？
她突然别过身去，抽搐了几下。
然后又很猛烈地回转身来，近乎粗暴地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我。
“妈妈来信说，我表姐做了人流。”声音低到无法听清。
什么，是我们说起过的那个谭亭薇么？那个漂亮的女高中生？
不易察觉的点头。
谭亭薇比我更早调到公社，在农科站工作，说起来，我们共事好像还不到一年。
平时只是打个招呼，只有不多的几次团日活动，我们好像在一起抱怨过苏联小说里的人名太长了什么的。
经琴琴那么一说，我倒想起了那段往事。
保送知青上大学的名额当然是先分配到公社的，我们几个在公社上班的知青最早开始猜测，这次的幸运会落到谁的头上。
后来听说是谭亭薇中了头彩，我们当然替她高兴了。
我是公社的“大秘”，那个好消息还是由我来通知谭亭薇的。当年的老规矩，知青保送或上调之前，公社书记要进行一番单独的语重心长的谈话。
那晚本来我值班，没成想临时来了个朋友，我就陪着去喝酒了。
是公社知青办主任老刘替我顶的班。
第二天早上，老刘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告诉我，“昨晚的谈话好长好长哟。”
“怎么了？”
“除了他俩在二楼谈话，就我在一楼办公室。我先是打了个盹，醒来我以为小谭已经走了，就关门落闩回屋睡觉去了。没想到刚睡下去不久，小谭就来敲门，说她被锁在楼里出不去了。”
“那有什么？”
“看倒是看不出什么，但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你还不知道我们书记是何等样人。”
短短两年后，那个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这是后话。
我拿不出任何话来劝慰琴琴。
我们这一代知青其实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世界里，对生活的真实和残酷太不了解。
“天下乌鸦一般黑，”琴琴幽幽地说，“这边要谈心，那边要先看看人。我不想去了，我害怕。”
“那你怎么办？你又不想一辈子在这里，要么也随大流？”
“求你了，千万别跟我提那个事，我做不来。”
“总要有条出路呢。”
“路总归有的，实在没路了不还有个死嘛。”她说到死的时候居然还能挤出一个微笑来。
我也只能陪着苦笑笑，并希望这真的只是一句笑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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