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夏天（上）

 今天起发一篇我的原创小说，分上下两部分。今天的是上篇。（因为此平台对音频文件的容量有限制，所以尽管文字可以一次发完，全部音频却无法一次性上传，只能一分为二。希谅。）

既然是小说，那故事就是虚构的，尽管用了第一人称。故事就是用来消遣的，听过拉倒。完全不必认真。 

第一章  失欢

大伏天，正中午，毒日头。

大家都躲在那个“凹”字形的宿舍和别的屋里睡午觉，下午要到两点钟才出工。

那个地皮被晒到发烫冒汽的篮球场上，只有一个人。

草帽压到眉梢，与其说是挡日头，不如说是不想被人一下子认出来。

她并没有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她只是将左手搭在自己的右肩上，右手托着下巴，努力让自己仰视贴在西墙上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所攻击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他。

她知道，大字报贴出来已经有5天了，这个山头上的大多数人都已然看过，并不断有呼应的支持攻击他的新的大字报出现。

她也知道，人们都在悄声地议论着那个他的命运。

她还知道，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的那天起，那个他就被勒令停止劳动，在屋里反省自己的问题。

只是她一直没敢来看，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大字报上的内容。

她终于下决心来看这么一看。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刻，就在离她40多米的地方，那间“凹”字形的宿舍后面的泥墙瓦房里，有一双眼睛，透过镜片，透过自己的和别人的重重蚊帐，在幽暗中注视着她，颤抖的手指几乎捏不住那半截烟头。

哦，她终于来看我的大字报了。

那一刻，我并不沮丧，因为这是早晚的事。

我只是贪婪地注视着她的侧影，这个我已经5天没有看到过的裹在宽大的灰蓝工作服里的娇小身体的侧影。

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都被人整成这样了，这段刚开始了三四个月的恋情注定要无疾而终。

那一年，他18岁，她也是。

这个山头，这个有着“凹”字形的宿舍和篮球场的山头真正热闹起来，还只是半年前的事。

也不知是谁的头脑发热，便下令在这里办起了一个有着实验性质的农场，对当年在当地农村的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实行集中管理。

知识青年中，有从省城来的、从县城以及镇上来的，和我们从980多公里外的上海来的。

据说，当年能来的上海知青也分为三种：表现最好的、表现最差的和能歌善舞有所谓的“文艺细胞”的。

由于我后来在这里写过许多被认为还过得去的“文章”，“创作”过许多文艺节目，所以一般人都以为我一直属于第三类。

其实不然，我肯定是属于第二类的。

有些事，别人容易忘却，自己却不易。

就在上一年8月的全乡知青大会上，被不点名批判的那个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唱黄色歌，看黄色书的“不良少年”就是鄙人了。

回家乡刚过完年，我就接到了要到这个山头来报到的通知。

果然，没满一年，“不良少年”又出事了。

这次的“罪名”是攻击领导，污蔑贫下中农。

  第二章  失事

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说说当时的“罪名”是怎么来的了。

有个管理财务的下放干部名叫“尤发权”，因为每到月底老拿不到场部承诺下发的钱（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叫“欠薪”），于是，我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不发钱”（当地话里，权钱同音）。很多人都跟着笑，跟着喊。

当时，场里还请来了一个温州老农，是帮助我们学种田的。

平心而论，只有我是他真正的“高足”，把他的本事学得最地道。

也许就是因为太相熟，所以口无遮拦的我就拿他来开玩笑。

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圆镜，对着镜子拔胡子，我就在一边说：

“老不死了，还照什么镜子。”

我师傅听了倒是哈哈一笑，估计旁边跟着笑的什么人就上心了。

事情都坏在“跟着笑”的人手里呢。

由于100多个城里人是第一次独立耕种220亩水田，一开始忙了个七仰八叉，也就没人顾及“阶级斗争”。

这会儿，夏收夏种，俗称“双抢”，也就是一年中最忙的农活都忙完了，大家空了下来，于是，就有人要搞“阶级斗争”了。

8月的一天（又是8月！），突然，墙上贴出了大字报。

我不是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

一开始被贴的那些人我也不熟，所以，也就不闻不问。

我只是感到这个山头上的空气有些紧张。

任何运动都是机会，有人倒霉，就有人因此而得益。

你甚至能感觉得到他们的那种暗自的兴奋，和关起门以后的表情。

那天，我照例出工参加大田里的“耘禾”，却突然隐隐觉得，大家都有些故意避开我。

工间休息时，我发现已经只能独自坐在一边了，只听得那边大树下的人们在议论着一个人，什么“不发钱”啊，“老不死”的，间杂着“大字报”这样的字眼。

收工后，有人通知我，明天不必出工，在宿舍里待着，“听候处理”云云。

“听候处理”？怎么“处理”？

当年当地的一般“处理”就是开大会，让你上台低头，听从大家的批斗，如果你不“老实交代”问题，就有被麻绳捆起来，吊起来的可能，打骂是在所难免的。

我见过这样的阵势，只是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轮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

我必须做点准备，物质的和精神的。

于是，我首先是掏空了自己所有的口袋，一算，还有6毛几分钱。

因为还没有通知我外出要请假，我就迅速去了一次“石脑里”的小店，买了6包烟：只有一包是2毛2分的“欢腾”牌，其余都是8分钱一包的“大生产”。

我想，这“听候”，可是有长有短，万一失去自由，虽不用愁被饿死，但烟就抽不上了，那照样会把我逼疯的。

事后证明，我的预判完全正确。

此后的5天里，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只是一个人躲在帐子里，看书（当然是革命书，记得是《毛泽东选集》），抽那“最后”的6包烟。

至于精神准备，就是为自己设定底线：我能承受多大程度的侮辱？

如果，超过底线，怎么应对？

无非两条：要么逃跑，要么自杀。

  第三章  失望

当时，我选择的是后者，所谓以死抗争。

我甚至想好了死法：就把自己吊在那个山头的中心点——篮球架下那块天天敲着催我们出工的破铁旁边。

这样一来，心里倒也平静了几分。

不平静的倒是我的那些朋友。

当年有一种常用的“阶级斗争”战术，叫做“孤立敌人”。

所谓“孤立敌人”就是要其他人一个不拉地都站在“革命”的一边，让他众叛亲离。

具体地说，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必须“反戈一击”，也写大字报来批判我，才能得到“革命阵营”的认可。

我知道，我的那些最要好的朋友都很义气，他们一直没写。

也有一些“朋友”，第一时间就写了。此后，“包围圈”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也好，让我看清人心，逆境有时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我记得，那些女孩子好象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

当年搞“阶级斗争”的人至少还懂得“怜香惜玉”。

但跟我熟识的那些男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一定是被不断地找去谈话，所谓“分化瓦解”嘛。

到第四天，他们终于顶不住了，他们也把纸和笔墨拿到宿舍里来。

写一张大字报并非一两分钟能搞定，于是难免被走进走出的我看到，他们都尴尬地别过头去。

我一点也不恨他们，我知道，那叫被逼无奈。

然而，众叛亲离却实实在在地在发生着。

他们都写了大字报以后，我心里也就只有一件事好盘算了：

那就是，她会去看我的大字报么？

每天的清晨、中午和傍晚，我都透过镜片，透过自己的和别人的重重蚊帐，在幽暗中注视着。

终于，第五天的中午，她来了。

现在好了，她也来看过了，她是不会再理我的了。

一个有“问题”的人。

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受我的连累。

更何况，这一点也不影响我突然有了那么多空暇的时候想她。

——宝贝，我想你，但与你无关。

其实，我跟她还有许多人都是3月份来报到的，以前并不认识。

一来就是春耕春播，大家都忙得什么似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哪还有什么风花雪月的闲心。

真正认识，是在5月份早稻“耘禾”的时候。

需要解释一下：“耘禾”就是水稻栽下去后，人工松土除草的一种农活，不用农具，田里放满水，用脚踩。为了踩的时候身体平衡，每人都拄一根“耘禾棒”，木头的竹子的都有。

我一直以为，“耘禾”是最具诗意的劳作。

5月的山，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

山脚下层层梯田里，因为要“耘禾”，都放满了水，象一面面形状各异的大镜子。

人在图画中。

“耘禾”一般是妇女参加的多，她们挽起裤腿，露出一截花瓶般的小腿，摇曳在嫩绿的禾苗里，远远望去，煞是好看。

阳光下，大家都戴着草帽，远看就象一丛会动的小蘑菇。

“耘禾”的动作幅度不大，显得很悠闲。

因此，时而有山歌传出，句句都是打情骂俏，都是女人大胆主动的撩人话语，男人们要是害羞或当场接不上，就会遭到女人们一阵开心的哄笑。

那格格格的笑声传得很远，可以传过山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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