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建宇丨中唐至北宋《金刚经》扉画说法图考察

From 张建宇兰台挥麈 2019-03-30

一、引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广为人知的大乘经典，属般若部。历史上《金刚经》曾先后出现过六个汉译本，尤以5世纪初的鸠摩罗什（343—413）译本时代最早、流布最广[1]。至唐代，《金刚经》已相当流行，唐玄宗推行“三教并重”政策，从释、道、儒三家各选出一部经典，佛经所选的就是《金刚经》罗什译本，玄宗亲自为其注释，颁行天下，进一步推动了这部佛经的普及。随着经典的深入人心，中古之际出现大量《金刚经》写本或刻本，现存者多为敦煌藏经洞及新疆吐鲁番出土文书，据学者的粗略统计，“现知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总数在2000号以上……以鸠摩罗什译本占绝大部分”[2]，而菩提流支、真谛及玄奘译本总共仅有11个卷号，达摩笈多与义净译本则一无所见[3]。

在数以千计的唐代写、刻本《金刚经》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敦煌藏经洞出土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刚经》，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ciii.014。这是全世界已知最早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4]，同时也是现存最早的插图本《金刚经》，其卷首有一幅精美的释迦说法图扉画。尔后，另有一些具插图的《金刚经》刻本或写本相继出现，最常见的图像仍是释迦说法图。除咸通九年本外，已公布的唐至北宋带释迦说法图的《金刚经》还有如下四例：

1．Ch.xi.001-2《金刚经》册，五代（10世纪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2．吴守真印《金刚经》，北宋雍熙二年（985），日本京都清凉寺藏

3．江阴孙四娘子墓（1055）出土金银书《金刚经》，北宋至和元年（1054），苏州博物馆藏

4．北宋《金刚经》，无纪年，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拍第277号

以上五件插图本《金刚经》，三件为印本，两件写本，其卷首或册中均附有释迦说法图，不仅内容相同，图像形式也颇为相似，有进行综合考察的必要。遗憾的是，除咸通九年王玠造《金刚经》屡被提及外，其他四件作品很少受人关注，更谈不上整体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如上现存最古的五件《金刚经》说法图进行综合性图像考察。

二、作品描述

（一）咸通九年王玠造《金刚经》（王玠本）

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骗购，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ciii.014。经卷为卷轴装，用六块木板雕刻经文，印在六张纸上，每纸高26.67厘米，横75厘米[5]，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刊记，加上卷首扉画一纸，另经末拖尾手书一纸，粘连成一个完整卷子，总长503.8厘米[6]，另说5.25米[7]。此经卷极成熟，学者普遍认为它是雕版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科技史专家潘吉星认为：“当然它显然不是雕版印刷术初期的产物，而是这种新型复制技术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之后的产物。”[8]宿白也指出：“从雕印文字整齐和扉画流畅推察，显然已不是雕印技术开始阶段的作品。”[9]

图1 Ch.ciii.014王玠本《金刚经》扉画，唐咸通九年（868），英国国家图书馆

卷首扉画释迦说法图（图1）[10]，23.7×28.5厘米。居中的释迦呈半侧面角度，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背后有头光及身光，外穿田相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万字，似在说法。其头顶宝盖两侧有两身飞天，释迦左侧（画面右侧）有一握拳力士、五弟子、二菩萨、一国王、二仕女及一大臣，释迦右侧（画面左侧）一持金刚力士、四弟子。除力士外，其他闻法众均双手合十，恭敬闻法。释迦前有长方形香案及二狮，香案上有香炉等供养具，画面左下角有一比丘，双手合十，胡跪于方毯上，目视佛陀，毯上有一双云头履，其左侧榜题书“长老须菩提”。画面其余部位满绘铺地花砖，均呈平行四边形状，扉画左上角榜题书“祇树给孤独园”字样。

（二）五代写本《金刚经》册（Ch.xi.001）

敦煌藏经洞出土，册装本，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xi.001-2。本图册是《金刚经》绘本，画面四角呈圆形[11]，纸张下部略残。该经册有两页插图，第一页（Ch.xi.001）是释迦说法图（图2）[12]，14.2×21.2厘米。图中佛陀位于画面中心偏右位置，其左右两侧共有二弟子、四菩萨，均合掌恭敬闻法。佛、菩萨都有头光和身光，两位弟子则仅有头光。佛陀面前设有香案，上置香炉。在画面左下角绘一比丘，跪在毯上，面对佛陀，双手合十，这是请法的须菩提。第二页（Ch.xi.002）绘一身金刚像（图3）[13]，双目圆睁，目视其左侧，左手上举过顶，手持金刚杵，右手握拳，垂于体侧。金刚右侧榜题书“奉请第八大神金刚”字样，其对页上书写“持经梵音”四字，然后书写“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等字样，该偈语出自北凉昙无谶（385—433）所译《大般涅槃经》卷三《寿命品》。英国艺术史家韦陀（Roderick Whitefield）将这件作品的时代定为10世纪初[14]。

图2 Ch.xi.001《金刚经》扉画，五代，英国国家图书馆

图3 Ch.xi.002《金刚经》扉画，五代，英国国家图书馆

（三）雍熙二年吴守真印《金刚经》（清凉寺本）

京都清凉寺有一尊北宋栴檀佛像，是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自宋请回日本的。1954年维修佛像时，在栴檀像腹内发现四幅北宋雍熙年间（984—987）版画，其中一幅是《金刚经》扉画。该经卷为梵筴装，纸本，15.7×81.9厘米，卷末有北宋雍熙二年（985）发愿文：

高邮军弟子吴守真舍净财，开此版印施，上答四恩三友，下酬生身父母，然保自身。雍熙二年六月日纪。

图4 吴守真本《金刚经》扉画，北宋雍熙二年（985），日本京都清凉寺

卷首扉画释迦说法图（图4）[15]，图像自右向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位于画面右侧，图像以释迦为中心。释迦呈半侧面，似在说法，头顶宝盖，后有头光及身光，面前置香案。释迦左侧（画面右侧）有一位年长的弟子和五身金刚，最前面绘出二菩萨，释迦右侧有一年轻弟子，弟子身后有三身金刚，前面有二菩萨。第一组图像中所绘人物非常密集，上端左、右两角分书写“四菩萨众”与“八金刚众”榜题。第二部分为画面中段及左侧下半部，这部分图像的核心是香案前的请法者，他跪在释迦面前，双手合十，面带恭敬，其右侧榜题书“须菩提”字样。须菩提左侧（画面上面）有两块方毯，方毯上分别跪着五位比丘及五位宰官，均在合掌闻法，榜题书“比丘众”及“人天众”。他们上方又绘一身飞天，面对释迦，双手托盘，正在供养。须菩提身后（画面左侧）绘出一国王，合掌跪在方毯上，榜题书“舍卫国王”，其身后站着两位侍从，各持一长柄障扇。舍卫国王身后有一老一少，似在交谈，通过榜题可知是“给孤独长者”与“祇陁（陀）太子”，祇陀太子身后有两位侍从。第三部分是画面左上端，与第二部分之间以山峦隔开，暗示所绘的是另一时空场景。画面中绘半侧面释迦立像，右手托钵，足踏莲座。释迦面对着一个城门，榜题书“舍卫大城”字样。这幅扉画最显著的特征是多榜题，宿白评价其“人物众多并附有榜题。构图繁缛和多标榜题的作法，应是北宋初佛经扉画的新发展”[16]。

（四）孙四娘子墓出土至和二年《金刚经》（孙四娘子墓本）

1980年12月，江苏省江阴县发现一座北宋墓葬，出土了经卷、买地券、牒文、墓俑、家具、藤奁盒、铜镜等大批北宋文物。据经卷和买地券题记，可知是“故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墓主人卒于至和二年（1055）[17]。墓中出土八件经卷，共十一卷，包括卷轴装和梵筴装两式，写经和刻经两种。这批经卷出土后藏苏州博物馆。

图5 金银书《金刚经》扉画，北宋至和元年（1054），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苏州博物馆

其中有一件至和元年（1054）金银书《金刚经》，卷轴装，卷长780厘米，高22.8厘米[18]，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7167。该经卷之经题，以及“佛”、“菩萨”、“须菩提”诸字皆用金书，其余银书。引首有释迦说法图（图5），长27.1厘米，高16.3厘米，用金线绘释迦，端坐莲座上，四周诸菩萨、弟子等闻法众及须菩提，皆用银线描绘。居中说法者，图像漫溢不清，孙四娘子墓发掘简报称，扉画“图中用金线勾出观世音端坐莲台”[19]，尔后《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一书中延续了该说法。卷尾有墨书题记：“瑞昌县君孙氏四娘子谨舍挣财权赎此经，永世供养，至和元年十一月”[20]。

（五）北宋刻本《金刚经》册（德宝本）

北京德宝2007年秋拍第277号，册装本，麻纸，305×11.8cm。卷首释迦说法图版画（图6）[21]，占两折面。释迦居中，结跏趺坐于莲座上，着田相袈裟，眉间放白毫相光，举右手，背后有头光及身光，头顶宝盖。释迦身旁及身后围绕着二弟子、四菩萨、八金刚，画面右侧迦叶脚旁有一狮。画面左上角绘一身飞天，左下角有一弟子，双手合十，面佛而跪，其身旁刊刻“须菩提”字样，这是画面中唯一的题记。说法图之后是八金刚立像、四菩萨坐像与十二幅金刚经灵验感应故事，共计二十四幅（图7）。其中金刚像与菩萨像占每折面上栏位置，金刚经感应故事刻在下栏。

图6 刻本《金刚经》扉画，北宋，北京德宝2007年秋拍第277号

图7 刻本《金刚经》扉画，北宋，北京德宝2007年秋拍第277号

三、图像分析

尽管从类型学角度，如上五件插图本经卷存在着刊印本与绘本，卷轴装、梵筴装与册装，乃至扉画幅面横竖等显著差异，然而其图像模式却有着内在一致性。以下从说法者、闻法众、请法者、说法处所这四个方面稍作分析，并与现存敦煌金刚经变壁画略加比较。

首先是“说法者”释迦，他是《金刚经》的“经主”[22]，其基本特征是位于图像中部或偏右位置，呈半侧面角度，面向画面左侧。这种表现方式和壁画金刚经变明显不同。敦煌莫高窟，今存18铺金刚经变壁画[23]，时代从盛唐晚期至晚唐，持续约一个世纪。其主尊无论是释迦，还是偶尔出现的卢舍那佛（盛唐31窟），都以正面角度加以描绘，此外主尊周围的闻法众也采用对称处理，“这和《净土变》以及其它变相中的法会图没有根本的区别”[24]。与壁画不同，经卷中的《金刚经》说法图具有配合经文的功能要求，释迦以半侧面角度面向画面左方，这样扉画后面的经文，犹如其亲口宣讲的一般。

其次是围绕在释迦身旁的“闻法众”。与《法华经》、《阿弥陀经》等不同，《金刚经》文本中并没有详举闻法众的姓名。这几件作品中闻法者数量差异显著，比如最早的王玠本中，释迦身旁绘出九位弟子立像，连同面释迦而跪的须菩提，构成了十大弟子。而在藏经洞五代绘本和北宋刻本中，弟子则仅有两位。尽管如此，闻法众的图像并非完全没有规律可循，所有作品都呈现出弟子、菩萨和金刚的组合，其中二弟子、四菩萨加八金刚的组合最常见。敦煌五代绘本最早出现这种组合，稍有不同的是，金刚绘于说法图后面的第二页（Ch.xi.002）上，且仅有一身，图像右侧榜题书“奉请第八大神金刚”字样，以最后一位金刚代表全部八金刚。此后清凉寺本和德宝本沿袭了这种图像组合，区别是弟子、菩萨和金刚都环绕在释迦身旁，且八金刚悉数绘出。孙四娘子墓本或许也运用了这种组合，但因图像漫溢，难以确认。

接下来是“请法者”须菩提。在释迦十大弟子中，须菩提有“解空第一”之誉，在般若部经典中多次出现。这五件作品，须菩提均位于释迦面前，双手合十，跪在方毯上。其中王玠本、清凉寺本和德宝本都刊刻出了“须菩提”或“长老须菩提”字样的榜题，说明他在《金刚经》说法图中的重要性。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刚经变壁画，敦煌现存十余铺金刚经变壁画，无一例出现须菩提，而流行在佛陀面前绘乐舞形象。许绢惠曾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否因为金刚经变所处石窟内，尚有其他经变的存在，因此产生互动而导致的变化”[25]，但并未进行具体解释。笔者同意此推测，并略作申述。在敦煌莫高窟，金刚经变壁画出现比较晚，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早已流行的净土式经变的影响，如正面角度的主尊佛像、对称式闻法众，以乐舞人物替代请法者等特征，都与净土式经变相同。在《阿弥陀经》、《药师经》或《弥勒下生经》等经典中，均有两个“经主”：一是说法者释迦牟尼，二是被说的阿弥陀佛、药师佛或弥勒，二者是“能说”和“所说”的关系。敦煌净土式经变均以后者——即“所说”者为主尊，如西方净土变绘阿弥陀佛、药师经变绘药师佛等，因此图像中无须描绘请法者舍利弗（《阿弥陀经》）、文殊菩萨（《药师经》）或阿难（《弥勒下生经》）。金刚经变壁画以释迦为主尊，与净土图中以所说者为主尊不同，但又沿袭了净土式经变无请法者的形式，因此略去须菩提。相比之下，如上五件《金刚经》说法图全都绘出须菩提，与《金刚经》文本更相符。

图8 莫高窟144窟南壁金刚经变，中唐

最后是“说法处所”，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经文未对此处进行具体描述，只有如下简单记述：“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作为佛教圣地，祇树给孤独园的知名度颇高，包括《金刚经》在内的多种佛经注疏，以及《法显传》（416）和《大唐西域记》（646）都对此地有过详细描述，因此它对于中古佛教徒而言必定不会陌生。在王玠本中，匠师同时运用了三个手段，来提示观者说法的地点。一是榜题，在画面左上角刊刻出“祇树给孤独园”字样。二是画面空白处满绘花砖，并在释迦头顶部位刻出树叶，暗示出这是由给孤独长者黄金铺地、祇陀太子供养树木，因此而成的一处道场。这种图像表现渊源甚久，可上溯至约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大塔栏楯“祇园布施”浮雕（加尔各达印度博物馆）[26]。三是供养人中有王者形象，最合理的解释是舍卫国王。清凉寺本说法图运用了另一种表现方式，这幅作品没有表现园中金砖和树木，而是通过人物来暗示祇树给孤独园。画面右半部绘出“舍卫国王”、“给孤独长者”以及“祇陁（陀）太子”形象，左上角还描绘了释迦在“舍卫大城”乞食的场景。此外孙四娘子墓本人物众多，很可能描绘了舍卫国王、给孤独长者或祇陀太子，但该图漫溢不清，难以确认。综上，唐王玠本运用三种方式表现祇树给孤独园，晚出的清凉寺本（或许还包括孙四娘子墓本）进一步发展了以人物表现处所的方式，而敦煌五代绘本和德宝本《金刚经》未对场景加以有意描绘。再来看金刚经经变壁画，其说法图的场景表现沿袭了更早出现的经变图样式，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背景以宫殿、宝台为主，类似于西方净土变，如莫高唐中唐144窟南壁（图8）；第二种以山峦为背景，典型实例见于中唐112窟南壁（图9）、154窟东壁，与法华经变的灵鹫山说法图相似；此外还有前两种类型的结合，如中唐359南壁、晚唐156窟南壁。总之，唐代的金刚经经变壁画仅沿袭了既有经变的场景描绘方式，而《金刚经》经卷本说法图则发展出表现祇树给孤独园的独特方式。

图9 莫高窟112窟南壁金刚经变，中唐

研究王玠本说法图时，沙武田认为“Ch.ciii.0014插图本《祇树给孤独园》对敦煌洞窟壁画金刚经变的影响不大，并没有形成画样画稿的意义”[27]。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王玠本之后的几件《金刚经》说法图，并逐一分析了这些说法图的主要图像要素特征，其中半侧面式的“主尊”及“闻法众”，以及强调“请法者”须菩提是这五件作品所共有的特征，与金刚经变壁画形式完全不同，此外对“说法处所”的描绘也差异很大，因此可以认为《金刚经》扉画说法图和金刚经变壁画之间不是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图像系统，尽管二者所依据的文本相同。

附表：唐至北宋《金刚经》说法图简表

四、问题辨析

最后讨论这几件《金刚经》说法图的三个问题。

（一）孙四娘子墓本的主尊尊格问题

江阴孙四娘子墓所出至和元年（1054）金银书《金刚经》，出土时扉画图像已漫溢不清。该发掘简报将主尊认定为观音，称“图中用金线勾出观世音端坐莲台”[28]，尔后《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延续了这种观点，然而都没有说明判断尊格的具体依据。

图10 P.2265《金刚经》扉画，唐代，法国国家图书馆

按确知的唐宋《金刚经》说法图，从未出现过以观音作为主尊的实例，而且这种做法与《金刚经》文本不符。在法藏敦煌文书中，有一件《金刚经》唐代写本，编号P.2265，其卷首扉画的主尊为正面角度的六臂观音，之后又以上下分栏的形式绘出八金刚（图10）[29]。目前无法解释为何此件作品以六臂观音作为扉画主尊，但是P.2265仅描绘了独立的六臂观音尊像，其性质显然不是说法图。说法图中描绘有请法者须菩提，以及弟子、菩萨等闻法众，因此说法者应该是《金刚经》中所记述的“世尊”，即释迦。

再回到孙四娘子墓出土金银书《金刚经》，笔者没能亲见这件作品原迹，仔细观察出版物中主尊残存的金线，也找不出任何与观音相关的图像特征。结合其他《金刚经》扉画综合判断，笔者认为其主尊仍是释迦。孙四娘子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北宋写本《心经》（珍贵古籍07165号）[30]及《佛说观世音经》（珍贵古籍07193号）[31]，其扉画均以观音为主尊。或许出于这个缘故，导致发掘者在辨识这幅漫溢不清的图像时误认其为观音。

（二）北宋以前插图本《金刚经》的分布与传播

尽管这仅存的五件作品是唐宋插图本《金刚经》中极小的一部分，但仍可从其中窥见一些端倪。

关于王玠本《金刚经》的印、刻地点，有学者推测长安或成都（益州）。美国学者卡特认为造于四川成都[32]，其依据主要是宋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朱翌（1097—1167）《猗觉寮杂记》等文献史料。中国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则更倾向于出自唐都长安：

无论从纸或印刷质量来看，都使我们相信此《金刚经》不是在敦煌就地所刻印，而是在内地，很可能是在长安完成的。……之所以认为它刊于长安，因为我们在敦煌写经中看到一些有明确年代及施主姓名的精美佛经，多载明施主是在长安任职的高级官员，如不列颠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36）写本……写本如此，刊本也应如此，他们在京内制成佛经后，再通过一定渠道送到佛教圣地敦煌千佛洞供奉。《金刚经》刊本也有可能在四川成都刊印，再经过长安到达敦煌。总之，不外这两种可能。[33]

藏经洞所出Ch.xi.001-2《金刚经》册，属五代时期，此时敦煌正处于曹氏归义军统治，和中原的关系不如此前紧密。这件扉画是绘本，不必出自版刻中心，此外其绘、写风格较为简拙，很可能是敦煌本地工匠所为。

日本京都清凉寺藏雍熙二年《金刚经》，据卷尾发愿文，乃“高邮军弟子吴守真”所造。吴守真于正史无载，高邮军设于北宋开宝四年（971），治所在今之江苏省高邮市，属淮南路统辖。此经卷发现于京都清凉寺栴檀佛像腹内，该像制作于浙江台州，佛像背面盖板内侧刻有台州工匠张延皎、延袭兄弟的名字[34]。栴檀佛像腹内，还有另外三幅北宋版画，其中雍熙元年（984）《弥勒菩萨像》上[35]，刊有“越州僧知礼雕”字样。越州，即浙江绍兴。知礼（960—1028），天台宗僧人，四明（浙江鄞县）人，雍熙年间住天台山螺溪传教院。据印刷史专家张秀民的研究，北宋可考的刻书地点有三十余处[36]，高邮和越州（绍兴）都是刻书之地，综合上述诸多信息，应刊于江浙地区，其中高邮的可能较大。

江阴出土孙四娘子墓本扉画，是继Ch.xi.001之后又一件《金刚经》绘本。据蔡襄（1012—1067）《蔡忠惠公文集》卷35《瑞昌县君孙氏墓志铭》记载，孙四娘子是葛宫（992—1072）之妻，葛宫曾任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知州，孙四娘子随往，至和二年（1055）任满后“从还京师（汴梁）”[37]。这件《金刚经》写本卷尾有“至和元年十一月”墨书题记，可知其制于福建南平。

最后是德宝本《金刚经》。在五件经卷中，这是唯一来源不清楚的作品，德宝拍卖公司笼统的推测其出自北方地区：“图中版画表现出的明快、劲健风格，虽然不如唐咸通九年刻《金刚经》扉画细致，但其中刀刻技法运用，具有宋及宋以前北方的佛教版画特征”[38]。

综上可知，唐宋插图本《金刚经》的分布区域非常广阔，从北方到东南沿海，从西陲敦煌到东瀛日本，都有实物存世。此外还有文物流动、传播的问题。王玠本自长安（或成都）向西传到敦煌，清凉寺本由日本僧人从中国江浙地区带到日本京都，孙四娘子墓本则被其主人从福建南平带到都城开封，最终陪葬于其在江阴的墓中，这三则实例充分显示出，唐宋之际插图本佛经的流动性很强。

（三）佛经卷首“说法图”的定型问题

1959年，宿白先生调查西藏萨迦寺所藏汉文卷子装印本佛经之后，在《赵城金藏、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一文中推测：

佛经扉画作说法图，似从元世祖起，始为永式。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引（世祖）《弘教集》有云：“帝命写金字藏经，卷轴前图像未定，帝云：此经是释迦佛说，止画说主，庶看读者知有所自。”[39]

宿白立论的依据来自两个证据，分属两类材料：一是西藏萨迦寺所藏13世纪汉文佛经《大般若经》卷首扉画护法神王像，属雕版印本；二是元代杨岐派禅僧念常（1282—1341）所编《佛祖历代通载》，书中记载的是“金字藏经”，属于写本，因此相应的卷首扉画也应是绘本。然而元以前的佛经扉画，无论是绘本还是刻本，均以说法图为大宗，在卷首雕印或绘制护法神王像的则较为罕见。通过考察上述几件唐至北宋的《金刚经》扉画，尽管风格和图像繁简有相当差异，但深入分析则发现其图像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且与同题材壁画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因此可以说此时的《金刚经》扉画说法图业已基本定型。

图11 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扉画，五代吴越乙丑岁（965），绍兴铁阿育王塔出土，浙江省博物馆

图12 刻本《佛说观世音经》扉画，北宋政和六年（1116），丽水碧湖宋塔出土，浙江省博物馆

进一步扩大视野，考察同时期《金刚经》以外的经卷说法图扉画，可分为正面式和半侧面式两大类，其中后者更为常见。譬如五代吴越国流行《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宝箧印陀罗尼经》），吴越国王钱（弘）俶（948—978在位）曾多次主持雕印，其卷首扉画最右侧均有说法图（图11），形式虽简，皆取侧面式，与《金刚经》扉画相似[40]。再如，浙江省博物馆藏丽水碧湖宋塔出土政和六年（1116）刻本《佛说观世音经》扉画（图12）和乾道八年（1172）刻本《佛顶心陀罗尼经》扉画，也都出现了与壁画迥然不同的说法主题图像[41]，说明侧面式说法图的流行。更为典型的实例是《妙法莲华经》，这是五代两宋出现扉画最多的一部佛经。《法华经》插图的问题较复杂，其中有几种类型，笔者将另文详述。简单地说，五代宋的《法华经》扉画说法图有正面、侧面两类，其中正面式说法图较少见（图13），多为绘本（绘本通常不如刻本流行），且数量呈趋减之势，到南宋仅出现一例。而侧面式说法图明显更加流行（图14），刻本、绘本都有，后一种图像模式一直流行至元代。

图13 临安贾官人经书铺《妙法莲华经》扉画，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国家图书馆图14 王仪等雕《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金刚经》是最早在卷首绘说法图的佛经，自唐咸通本以后的一系列经卷，无论是绘本还是刻本，都附有大体相似的说法图像。尔后《宝箧印陀罗尼经》、《法华经》等出现了类似的说法图扉画，因而佛经扉画作说法图的形式，定型期是唐至北宋。

[1]其余五个汉译本分别是：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09）；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62）；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590），略称《金刚能断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663），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77《能断金刚分》；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703），略称《能断金刚经》。关于《金刚经》六个汉译本的特点、评价及比较，参阅史原朋：《〈金刚经〉及其不同译本研究》，《中国宗教》，2009年第2期，第29—31页。

[2]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方广锠：《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册，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370页。

[3]杨富学、王书庆：《〈金刚经〉与南宗禅——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79页。

[4]钱存训指出：“从字体上看，刻印技艺均极高超，比上述日本、朝鲜文物及谷腾堡以前欧洲的刻工和印工都要精致。……这是现存最早明确注明印刷年、月、日的整本书籍。”[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钱存训执笔该册），刘祖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5]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6]刘冰：《唐咸通本金刚经卷及元刻朱墨本金刚经复制本出版印刷追忆》，《出版史料》，2006年第3期，第39页。

[7]前揭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第352页。

[8]同上注，第353页。

[9]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10][英] 韦陀（Roderick Whitefield）《西域美术》（Art of Central Asia）第2卷，东京：讲谈社，1982年，Fig. 144。

[11]据研究，藏经洞小册子，边角通常被处理成圆形。前揭《西域美术》第2卷，第346页。

[12]《西域美术》第2卷，Fig. 67。

[13]《西域美术》第2卷，Fig. 98。

[14]《西域美术》第2卷，第346页。

[15]奈良国立博物馆：《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奈良国立博物馆，2009年，第36页，图24-3。

[16]前揭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83页。

[17]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第29页。

[18]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19]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第29页。

[20]同上注。另据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6页，卷尾题记为“瑞昌县君孙氏四娘子谨舍净财收赎此经永充供养至和元年十一月□日”。

[21]李之檀：《中国版画全集·佛教版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图五六。

[22]在佛教文献中，“经主”一词有不同所指。最常见的用法是指某部佛经主要记述之佛，唐代对《金刚经》的诠释性著述诸如道氤（668—740）集《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昙旷撰《金刚般若经旨赞》，均以“经主”指称释迦牟尼。此外该词还有时指某部佛经的译者，或施钱造经的供养人。本文取“经主”的第一种含义。

[23]详阅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金刚经变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35-42页；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金刚经变研究（续）》，《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16-28页。

[24]杨雄：《金刚经、金刚经变及金刚经变文的比较》，《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第61页。

[25]许绢惠：《唐代敦煌金刚经变研究——兼论“禅淨融合”思想的发展》，南华大学美学与艺术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第165页。

[26]宫治昭、肥塚隆主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3卷·印度1》，东京：小学馆，2000年，第34页，图三二。

[27]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50页。

[28]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第29页。

[2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

[30]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0、41页；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第40-41页。

[31]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第42-43页。

[32][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7—59页。

[33]前揭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第353页。

[34]奈良国立博物馆：《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