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 出国忆今昔：从不同时期访学经历看改革开放的影响【“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之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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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忆今昔：从不同时期访学经历看改革开放的影响

  俞可平 |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俞可平教授几十年间踏出国门访学的不同经历，从中可以一窥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印记。

无论从时间的意义上还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说，伟大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全过程的经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不仅亲身经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也亲身经受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颠覆性变化。过去40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体现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变迁上，也体现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40年来亲身感受的种种沧桑之变，无不言说着改革开放的故事。就拿我自己的出国经历来说，先后相比真不免有隔世之感。

小平同志有不少过人之处，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就是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同步推进。在当今时代，没有对外的开放，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内部改革，必然要求对外部的开放。对外开放不外乎“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主要是吸引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走出去”则主要是选派大批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到发达国家学习、进修、访问和交流。以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40年间“走出去”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自身的脱胎换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沧桑巨变。

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出国热潮，出国留学在当时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当时能够到发达国家留学和访问的，不是相当优秀的才俊，便是其家庭有相当的背景和实力。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我自思没有任何可能性，所以从未做过出国梦。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厦门大学哲学系来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出国留学的机会也不期而至。当时我跟赵宝煦先生攻读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期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来北京大学做访问教授。邹先生与赵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是知己好友。赵先生让我不时去请教邹先生，既了解西方政治学的前沿理论，又听取他关于我博士论文选题的高见。邹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学习与研究，当他得知我是学哲学出身的，而且修过科学哲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时，就建议我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说，这是西方政治学的前沿理论，研究它就可追踪西方政治学的最新发展。赵先生也同意他的建议，我更是踌躇满志。但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学者懂得理性选择理论，我只能出国去学习。于是他们商定，博士生期间送我去美国留学一年，并亲自推荐和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和指导老师。

邹谠先生

但是，当所有前期工作都准备妥当、将要办理正式出国手续时，我自己却翻悔了，决定不去美国留学，也不再把理性选择理论作为论文选题了。为什么会突然放弃梦寐以求的出国机会并变换学位论文的选题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激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浓厚的改革气氛熏陶下，我觉得自己应当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改革事业，应当关注作为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关键的政治体制，而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纯粹的学术理论。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居然自作主张，把“当代中国政治分析”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自己做出抉择后，便准备了一大堆理由，去跟两位先生说明：为什么不想做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而改做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为什么要放弃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赴美留学机会。两位先生都崇尚自由宽容的北大精神，尽管充满惋惜和担忧，但他们都理解并接受了我的选择。我的第一个出国梦便这样烟消云散了。

放弃了学生时代的出国梦后，直到1994年我才第一次踏出国门，那时我已经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的副所长，出国不再是单纯的学习了，而是以访问讲学为主。邀请我的是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学者、时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先生。当时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外汇储备更是少得可怜，公派出国的经费很少。学者们在国内的收入更低，所以到国外后要在已经低得可怜的经费中省下一些外汇来，买几个电视机之类的 “大件”回家，因而，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们的生活普遍十分窘迫。我当时以“鲁斯学者”（Luce Fellow）身份做访问学者，拿的研究基金比国家公派的要高一些，但同样省吃俭用。当时的汇率大约是1美元兑换10元人民币，而我在国内的月工资还不到200元。随便省点美元，就相当于增加几个月的工资收入。因而，到了国外，我自己也像变了个人似的，在国内从来不算计生活，在国外也开始精打细算了。

2004年访问印度西孟邦农村

记得在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曾去纽约看望几位公派出国的朋友，发现不少人在中餐馆偷偷打工挣钱。他们再三叮咛，回国不要给别人讲，丢不起这个脸。其实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无奈，每个月区区几百美元的资助，在物价昂贵的纽约如何生活？看着他们租住的鸡窝般的宿舍，还第一次从他们嘴里听到诸如“外卖”“光猛”等新鲜词儿，不胜唏嘘。我的老领导、著名经济学家荣敬本先生多次给我们讲过他那令人伤心的访学经历：他在纽约做公费访问学者时，与4名来自非洲穷国的黑人合租一个破旧的公寓，共用厨房和客厅。有一次，一名同屋发现冰箱里的肉少了一块，竟抓住荣先生的衣襟，质问是不是荣先生偷吃了。荣敬本先生不无感慨地我们说，贫穷使人屈辱。

出国留学访问的这种经济窘境，到了21世纪便彻底改变了。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而成为全球第一。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成倍提高了公费留学的资助经费，无需任何外来的补助，也足以维持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正常生活。此外，国内居民的工资收入持续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是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依靠国外访学的节余来补贴家用了。过去的所谓“大件”，例如电视机、电冰箱、相机等，在国内产场的性价比甚至比国外还高，也完全没有必要再从国外购买了。过去我们在出国时，总是潜意识地把美元等外币换算成人民币来计算各种商品的价格，现在多半不会这样了。过去不敢去餐馆、旅游景点和名牌商店，现在跟在国内一样照去不误。上个世纪在发达国家的高档消费场所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现在要是听不到有人讲中文，倒反而要怀疑这是不是高档场所了。

1995年我应邀在德国自由大学做客座教授。当时我不仅在自由大学讲课，也在其他许多大学做演讲，几乎有请必到。这当然有学术交流和传播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但坦率地说，讲课挣钱也是重要目的。德国的学术体制跟美国很不相同，学术演讲大都会有报酬，当时每场演讲大约200—400马克不等，这相当于我的数月工资，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到了现在，情况正好颠倒了，绝大多数国外邀请，我都婉言谢绝。不仅如此，一些演讲费很高的邀请，只要自己不喜欢，便断然谢绝；相反，一些没有报酬的演讲邀请，只要自己感兴趣，也会欣然应允。2011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期间，曾应邀到几所美国著名高校演讲。美国的名牌高校通常没有演讲费或只是象征性地给三五百美元。他们的逻辑是，作为世界著名高校，我邀请你来演讲，就是对你的极大尊重。有几所大学演讲完后要给演讲费，我主动放弃了，因为几百美元不再是个大数字，填写一堆税单之类的东西又实在麻烦。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出国留学和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我们是本着当学生的态度，去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我们知道自己腹中空空，因此往往很努力也很谦卑。相应地，许多西方学者，无论是出于故意还是无意，对出访的中国学者普遍不加重视。在那些讨论和决定学科发展的重要工作会议中，几乎见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鲜有中国学者受邀做大会的主旨发言；在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中，中国学者担任全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的人少之又少。我1995年在德国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据说全德的华裔教授只有三人，其中两人祖籍台湾。那时我在欧美大学访问演讲，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Are you Japanese？我回答说，No, I am Chinese。然后对方通常会说：Oh，you are Taiwanese，让我哭笑不得。之所以会被问及这种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因为那时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实在太稀少了。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学者出国做访问研究或讲学，不仅其研究成果往往不受重视，有时还不被信任。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国内一所著名大学与欧洲一所著名大学有合作伙伴关系，按照两校合作协议，欧洲大学一门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的课程由中国大学的教授主讲。中方派出了强大的教授阵容，主讲者均为国内著名学者。然而在期末考试时，中国主讲老师却没有独立的判卷打分权。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现在当然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教授不仅在欧美大学给本科生授课，也给研究生讲课。例如，我这次出访就是以“莫卡托教授”的身份，指导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2008年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校长颁发名誉博士证书

2010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演讲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学术场所，西方国家的著名高校随处可见任全职的华裔教授，在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中国作者的论文屡见不鲜。在这方面，我自己同样有切身的体会。进入21世纪后，我担任过法国重要智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国际监事，时任希拉克总统首席顾问的莫诺先生是该基金会的主要成员；担任过“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的理事，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也是该委员会的理事；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在2008年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在授予仪式上说，据他所知，这是德国有史以来授予中国人的第10个名誉博士学位。2011年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年会上，我应邀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道发表主旨演讲。上个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全俄政治学家年会上，我也应邀发表大会主旨演讲。好多次在国外大学演讲完后，主办者都对我说，前来参会的听众创造了纪录。这种情景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在西方学界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不是因为我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变得强大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2011年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同台发表主旨演讲

2011年在美国百人会演讲

从我自己的出国今昔对比中，我更多体会到的当然是积极进步的一面，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和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地位的提升。但毋庸讳言，也有消极负面的东西，主要是西方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刚到杜克大学时，人生地不熟，当地德尔姆市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汤姆先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几乎每周都要请我到中餐馆吃饭，帮助我解决许多生活中的困难，甚至借车给我学考北卡驾照。我第一次去访问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时，向当地居民问路，他们热情得恨不得亲自把我送到目的地。然而，这样的热情友好现在反而日益稀见了，相反，对中国人的冷漠、猜忌，甚至蔑视变得益发多见。国内的媒体总是引导舆论把原因归结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惧怕和抑制，我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许多同胞在国家强大以后，出国时变得财大气粗，忘乎所以，咄咄逼人，不那么尊重当地的文化。一个优秀的民族，应当像一个优秀的人一样，自己越强大，就越要文明理性，仁爱为怀，平等待人。

2016年香港团结基金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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