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希腊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赫西俄德（古希腊文：Ἡσίοδος，英语：Hesiod，前8世纪，享年不明），是古希腊诗人。原籍小亚细亚，出生于南欧地区的希腊比奥西亚境内的阿斯克拉村。从小靠自耕为生，他可能生活在前8世纪。

从前5世纪开始文学史家就开始争论赫西俄德和荷马谁生活得更早，今天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荷马更早。以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闻名于后世，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

唯一一首被公认是他写的长诗是《工作与时日》。《神谱》即使不是赫西俄德写的，从风格上与他的作品非常相似。《工作与时日》这部史诗详细谈到了诗人与弟弟佩尔塞斯打官司的情况，受到贿赂的法官把赫西奥德的羊全部判给了佩耳塞斯，但是勤奋的赫西奥德又积蓄了一笔财产，而佩耳塞斯则失去了他的全部所有，被迫去向诗人请求帮助，赫西奥德毫不保留地给予他援助，并将他的劝告写成一首828 行的诗篇。诗的题目恰好概括了它的主题: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而幸运是按照工作与时日的规则而有所偏爱的。其实，《工作与时日》是一部有关劝诫的道德格言集和农业历书，诗人在诗中主张将公正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将劳动作为生活的基础，全诗风格清新质朴,简洁生动。

工作与时日(节选)

(465—476行)

初次开犁的时候，手一接触犁把，

(505-517行)

要提防勒奈翁月，这时气候十分恶劣，

能让所有的牛全都脱去一层皮。

北风刮过以后，严寒就笼罩了大地。

北风自产马的色雷斯袭来，辽阔的海

卷起波浪，大地和森林一起号叫。

深山峡谷之中，许多高大的橡树，

粗壮的松柏，倒在养育人类的大地上，

无边无际的森林，同时发出呼啸。

只靠软毛护体的野兽，夹起尾巴，

冻得全身不停地发抖，即使前胸

毛茸茸的野兽，也全都被北风吹透，

甚至穿过牛皮，都不能使它停留。

那些有长毛的山羊，北风也能吹透，

却吹不透成群的绵羊，绵羊毛实在太厚。

(582—596行)

在那令人难受的夏季，菊芋盛开，

只只螽斯，落在树上高声地歌唱，

翅膀下面不断发出吱吱的叫声。

这时，山羊的肉最肥，酒味最醇，

女人放荡不羁，男人却脆弱无能，

因为天狼星使人头部和膝盖发烫，

皮肤也会由于炎热而干枯。这时，

但愿峭壁下能有一块荫凉，加上

比布林的名酒，一碗羊奶，一张薄饼，

一块森林里面牧养的母牛犊儿的肉，

或者山羊羔的肉，坐在荫凉之中，

把美酒畅饮!待到酒足饭饱以后，

转过身去，把脸对着清新的西风，

三次从终年流动，清澈见底的山泉

取水祭祀，第四次将酒献给神明。

(695—705行)

长到成年之后，你要娶个妻子。

三十岁左右，上下相差不要太多，

对男子来说，这是适合结婚的年龄。

让未婚妻过成年四岁，第五年娶她。

娶一个姑娘，以便教她端正的品行。

最好娶邻近居住，了解底细的姑娘，

免得你的婚姻成为邻人的笑柄。

一个已婚男子的所有，没有什么

胜过贤妻，也没有什么坏似恶妇。

馋嘴的婆娘，不用火能把丈夫烤熟，

使他未老先衰，即使他还很年轻。

(782—789行)

赫西俄德所作长诗《工作与时日》共828行，是用荷马史诗的六音步诗行写成的叙事诗。虽然诗中的格律和方言与荷马史诗一样，但风格则完全不同，全然没有荷马史诗描写过去英雄时代的那种浪漫主义氛围，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作。

作品起源于赫西俄德对其不劳而获、奢侈享乐的弟弟佩耳塞斯的训诫，敦促每个人努力劳动，恪守正义。诗歌后面部分大段的格言，更确证了其劝诫的良苦用心。在《工作与时日》里，赫西俄德较详细地记载了古希腊时期的种种宗教祭日以及一年四季的田功农时，最后以历数每个月的吉日和凶日结束。诗人用讽喻的口吻描绘了当时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反映了贵族阶层对农民残酷的剥削，此外，诗人还对自然景色作了出色的描写，诗歌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作品第一节写下了初次开犁的祈愿仪式，告诫人们要悉心播种、精心管理，才能得到俄林波斯之神——众神之王宙斯和丰收女神得墨忒耳的赐福，尽享丰收的喜悦。第二节写希腊半岛最寒冷的隆冬时节，严寒侵袭，大海、大地和森林与北风同啸，野兽奔逃，然而，“吹不透”的“成群的绵羊”却让人们看到了农家的希望。此处的景物描写栩栩如生，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诗人拟人手法的运用也让人在寒冬的无情中感受到了一丝丝的人情味。第三节写炎热难耐的夏季，农民倒也能苦中作乐，寻一处阴凉地，美酒加好肉，终了取山泉水和酒祭献神明，其乐融融哉。祭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足以显示神明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第四节写男女适宜的结婚年龄，合适的迎娶对象及其重要性，此节口语体特征明显，语言诙谐有趣。第五节写降生、出嫁等生活大事与阉割、建造等农事的吉凶。

作品以劳作为主题，并以时日为其主线穿插其中。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诗人则以自然代言人的身份，提醒人们按照自然法则行事。作品中有很多道德和农业生产方面的警句，既可说是一部道德格言集和农业历书，也可说是希腊早期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杨莉 )

一说古希腊诗人，大家总是先想到荷马，毕竟荷马代表了一个时代。但要说古希腊历史真正有据可查的个人作家，那可不是荷马，而是赫西俄德。

荷马史诗一向被认为是借荷马之名，由许多代人创作出来的，而且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至今仍是没有定论。

赫西俄德的名字虽然没有荷马响亮，但他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他留下的两部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都是他的个人作品。

《工作与时日》是一部教喻诗，是赫西俄德为训诫自己不学好的懒弟弟，才创作出来的。这首长诗以“勤劳致富”为主题，重点是生产技术的指导和伦理道德的训诫。

整首长诗828行，包括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序曲，诗人以对缪斯和万能的宙斯赞颂，引入到了对弟弟的劝诫。

第二部分的中心是劝弟弟要走正道，勤劳致富。

他用两个不和女神做比喻，来代表能激人奋发的”竞争“和无益的”争斗“，让弟弟不要做后者。

然后，诗人又讲了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的神话故事，告诉弟弟人间为什么会有恶，为什么需要工作。进而，通过详细描述传说中的五个时代，告诉弟弟为什么恶会不断地增加，为什么人会活得越来越艰难，为什么会有战争和各种纷争。

诗人还讲了一个老鹰和夜莺的寓言，揭示暴力和不公的真相，以及遭到的上天惩罚，做为对比，他同时也讲了公正带给一个国家的幸福。

在这部分的最后，他用小结的方式，将这些心得都浓缩成了格言，劝弟弟做人要公正、勤劳和谨慎，只有秉承好的品德，才能得到神灵的庇佑。

第三部分主要是劳作知识指导。

诗人首先诚恳地指出，勤劳工作是为了避免物资匮乏和生活窘迫。想从从容容地在树荫下品美酒食佳肴，就要谨慎小心地对待自己的一年的劳作，而不是游手好闲。

然后，他按照一年四季的节气和气象变化，讲了种地农耕、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这部分描写细致而生动，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

第四部分是格言，大多是关于家庭日常活动的注意事项，教导弟弟不要有亵渎神灵的行为，对人要谨慎等等。

第五部分比较有意思，有点类似中国的“老黄历”，是专门讲吉日凶日的，很详细地记录了当地农民关于哪些日子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的迷信信条。

那么，这首长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据考证，赫西俄德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出生于中希腊波俄提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除了种田放牧，还经常出海做生意，因而成了一个小康之家，生了两个儿子，也就是赫西俄德和佩耳塞斯。

父亲离世后，留下不少遗产。弟弟佩尔塞斯为人比较狡诈，贿赂王爷拿走了老人遗产的较大一份。

赫西俄德没有为此计较，在分割遗产之后，他自己一直过着朴素的农牧生活，靠勤奋积累了更多财富，家道颇为殷实。

而且，赫西俄德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才华，据说曾经参加诗歌比赛还得到过大奖，奖品是一只三脚青铜鼎。为了感恩，他把这个鼎献给了缪斯女神，据他自己说，他是在放羊时得到了缪斯女神的神传，才学会作诗的。

但没想到的是，得了大部分遗产的弟弟佩尔塞斯，后来却因为游手好闲变穷了，而且毫不羞耻地跑来向赫西俄德请求帮助，不给就准备再次诉讼。

赫西俄德虽然为有这样的懒弟弟感到可耻和生气，最终还是毫无保留地伸出了援手。但为了训诫弟弟，他不辞辛苦地创作了《工作与时日》这首长诗，苦口婆心地劝懒弟弟走正道。

没想到的是，这篇劝弟弟的长诗，却让他成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位个人作家，并意外地得到了后人的赞颂，从此流芳百世，成就了他的千古诗王之名。

从文学创作上看，这首长诗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文字不够缜密，逻辑上也稍显杂乱，尤其是那些随时出现的格言，更像是信手而写的随感。

但从整体上看，它的主题是统一的，始终都是在探讨“如何才能生活得幸福快乐”。

这样的探讨显然是合乎当时希腊现实状况的。幸福和快乐正是当时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历代伦理思想家研究的最高课题。

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好的生活，也就是幸福。

卢克莱修也曾经说，一个人要能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一定的生活资料或财富是不可或缺的。

而要取得生活资料或财富，在赫西俄德看来，唯一的正当途径就是勤于工作：勤劳才能致富，致富后才能谈幸福。

并且，勤于工作，不单单要掌握生产劳动知识，还要重视品德。因为，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化，要取得幸福，就必须懂道理、会做人，对于代表着自然力和凝聚社会力的神灵，更是要恭敬的。

《工作与时日》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它是古希腊文明中的第一个个人作品，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因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史诗创作和代表浪漫主义的荷马风已经开始渐渐衰落。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总在颂扬神灵和英雄、怀念过去的诗歌，《工作与时日》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让人们从现实的人世描写中获得了某种美的享受。

同时，这些现实描写还有着珍贵的社会历史资料价值。它们还原了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的居民生活和商业发展，甚至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当时的某些司法审判和文化交流情况。

《工作与时日》虽然看起来像史诗，但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史诗的局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训谕诗。

训谕诗的特点是：以训导为主，所有的叙述都是为了教导目的；教导大量采用格言体，叙述则有抒情、有田园描写、有寓言故事。

因而，这一体裁也成为后世文学中抒情诗、田园诗、寓言等文体的源头。

总之，《工作与时日》无论在西方文学，还是历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显然，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初衷。( 杜豆豆 )

十世纪六十年代

先锋派概念的危机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先锋派的内在矛盾是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已预言性地觉察到的，但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它才成为一场较广泛理知论争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这场论争的出现同时发生的是，先锋派艺术出乎意料地在公众中取得广泛成功，先锋派的概念本身也相应地变成一个被广泛使用（和滥用）的广告标语。长期以来先锋派有限的声名完全是靠触犯众怒而获得的，转眼间它却变成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神话之一。它的唐突冒犯和出言不逊现在只是被认为有趣，它天启式的呼号则变成了惬意而无害的陈词滥调。有讽刺意味的是，先锋派发现自己在一种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中走向失败。这种情形促使一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不仅去质疑先锋派的历史作用，而且去质疑这一概念本身的合理性。

在前面引述过的《先锋派的困境》一文中，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指出，从这个运动自相矛盾的前提和态度中，不可能产生出任何真正新的东西。 38 先锋派死了，如同莱斯利·菲德勒在《先锋派文学之死》（1964）一文中所认为的，这是因为它已从一种惊世骇俗的反时尚（antifashion）变成了——在大众媒介的帮助下——一种广为流行的时尚。 39 欧文·豪同样认定了“先锋派的终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先锋派已经被周围的文化吸收。“在现代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战争中，”欧文·豪写道，“发生了某种任何先锋派代言人都无法想见的事。慨然向敌变成了沆瀣一气，中产阶级已然发现，对于其价值观念的最猛烈攻击，可以被转化成令人欢欣的娱乐，而先锋派的作家或艺术家必须面对一种他不曾有过防备的挑战：成功的挑战。”

在许多作家看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上多元的时代，先锋派的观念可以归结为一种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源于一种“术语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terminis）。为了表明先锋派的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毫无意义，这个词的词源成了关注的焦点。从词源学上说，任何名副其实的先锋派（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的存在及其有意义的活动，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代表人物被认为或自认为超前于自身时代的可能性（没有一种进步的或至少是目标定向的历史哲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需要进行一场艰苦斗争的观念，这场斗争所针对的敌人象征着停滞的力量、过去的专制和旧的思维形式与方式，传统把它们如镣铐一般加在我们身上，阻止我们前进。

但假如没有有效的或令人信服的标准能够确定一种趋势超前于任何其他趋势呢？在《音乐、艺术与观念》（1967）一书中，利奥纳德·B.迈耶就持这种观点。他说当代艺术根本上是“反目的论的”，并用静态平衡（借助“波动稳定状态”的概念加以证明）来描述它，如果他是对的，那么他对先锋派概念的排斥就同样是对的：“先锋派的概念意味着目标导向的运动……如果文艺复兴结束了，先锋派就也结束了。” 41 然而，这种毫不含糊的论断并不妨碍作者在书中自始至终运用先锋派一词，以区别极端反传统的当代表现形式和更为传统的表现形式。这是否是前后不一致？抑或这只是一种证据，表明若不考虑其词源及理论含义，先锋派仍是一个有用的术语？

对于一种从词源学上定义的先锋派，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存在一个当代文化敌人，但这同样受到了质疑。安杰罗·吉列尔米是同意大利63集团（Gruppo 63）有联系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先锋派应与之战斗的对立面，亦即官方文化，已经消失，它已被现代性的知识相对主义取代。进而言之，鉴于文化先锋派概念所包含的军事联想往往会令人反感，在我们这样一个近乎无限宽容的时代，强调先锋派的好战天性（以及它的所有含义如铁的纪律、盲目服从、严格的等级结构等等）是具有破坏性的。扩展最初的军事隐喻，并进而指出今天的先锋派实际上无敌可战，这不仅是在否认其有效性，而且是在取笑它。为理解对于先锋派的这样一种描述——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向荒谬的还原（reductio ad absurdum）——想想吉列尔米在“老的”或“历史的”先锋派与他所说的“实验主义”之间所作的比较将不无启迪：

当代文化的情形类似于一个敌人埋下地雷后弃之而逃的城市的情形。兵临城下的胜利者怎么办呢？派攻击部队去征服一个已经被征服的城市吗？如果他这么做，就将造成混乱，引发新的无谓破坏和死亡。相反，他将派后卫部队的专门分队进城，他们进城时带的不是机关枪而是盖格计数器。

在这种比较中（吉列尔米显然想到马里内蒂的战争式未来主义），老先锋派在今天的文化氛围中可以由完全不适用的攻击部队来代表。与此相反，实验主义则作为高度专门化的后卫部队出现，它所使用的将不是喧闹、残忍且毫无必要的机关枪，而是更为和平、精良的探测装置，它们典型地属于我们这个电子时代。战士及其英雄式的自我夸耀被专家取代，面对变化了的形势，老先锋派的整个策略已颇为可笑地过时了。

今日的普遍宽容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实则是客观上缺乏赖以在各种彼此冲突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标准，在这样的氛围中，吉列尔米自己对于老先锋派的不宽容也许显得是古怪的往日遗风。即使是这个词也令他恼火。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拒绝“新先锋派”这个称号，并用意识形态上中性的“实验主义”来代替它。然而，吉列尔米的选择没有为63集团的其他成员所追随，他们继续视自己为一种新先锋派的代表人物。

上述事例表明，尽管在六十年代不得不面对危机，先锋派的概念却没有瓦解。它暗地里为其内在的矛盾所保护，实际上是为它的无数困境（aporias）——现代性不可化解的二律背反的极端形式——所保护，而且颇富悖论意味的是，还为它同文化危机的观念与实践长期而近乎过分亲密的关系所保护。事实是，从一开始，艺术先锋派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危机而发展起来的。

广义地看，现代性本身可以说一种“文化危机”，如同本书第一部分所论述的。然而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在现代性这个较大语境中，“文化危机”的说法特别适用于先锋派。先锋分子远不只是对某种具体的或是一般的新颖性感兴趣，他们实际上试图发现或发明危机的新形式、新面貌或新的可能性。在美学上，先锋态度意味着最直接地拒绝秩序、可理解性甚至成功（阿尔道的“不要杰作！”可推而广之）这类传统观念：艺术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和危机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有意地实践的。如果危机并不存在，它就必须被创造出来。在这方面，存在于先锋派和“颓废主义”这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概念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不容忽视。作为一种文化危机，在我们这个变化不息的世界里，先锋派有意识地投身于推进传统形式的“自然”衰朽，并竭力强化和加剧现有的一切颓败与衰竭症状。在有关颓废概念的一章里，我将就这方面做更为详细的探讨。在此，只需要强调指出，先锋派的“颓废主义”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明显是反讽的和自我嘲讽的——也是欣然自我毁灭的。

从这种观点看，“先锋派之死”（一个极其贴切的表述）就不能限定在本世纪的任何一个阶段，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只是因为先锋派一直在自觉自愿地死去。如果我们承认达达的虚无主义表达了先锋派的“原型”特性，我们就可以说，任何真正的先锋派运动（老的或新的）都有一种最终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象征性地说，当再也没有什么好破坏时，先锋派迫于自己的一贯性会走向自杀。美学上的死亡迷恋癖同通常与先锋派精神相联系的其他特征并不矛盾：理知上的游戏态度，捣毁偶像，对不严肃性的膜拜，神秘化，不雅的恶作剧，故意显得愚蠢的幽默。说到底，诸如此类的特征同先锋派所一直践行的艺术死亡美学（death-of-art aesthetics）非常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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