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给我说明，恋人》

巴赫曼于1926年6 月25 日出生在奥地利克恩腾省克拉根福市。父亲是中学校长。克拉根福处于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接壤的边境。那里的居民主要讲奥地利德语，也讲文第语和意大利语。

1945年战争结束，9月，巴赫曼到奥地利西部西部重镇因斯布吕克大学学习哲学。次年4月，转到格拉茨大学主修哲学，副修法律。9月，转赴首都维也纳大学，主修哲学，副修日尔曼文学和心理学。

1947年巴赫曼在维也纳石院精神病院实习，认识维格尔，并加入其莱蒙咖啡文学圈。开始和女诗人艾兴格尔的友谊，创作小说“无名的城市”。同时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批判地吸收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另外，她还撰写过关于科学家维特根斯坦，文学家穆齐尔，外尔，普鲁斯特等人思想创作的论文。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来很欣赏她的诗歌，曾在自己生日时，请巴赫曼和策兰为他写诗，由于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时期的排犹行为，被两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1948 年5月16日，她在维也纳认识了流亡途中的犹太人策兰。这个与她有着深厚爱情的罗马尼亚流亡诗人，比她大6岁。这种恋情在她后来的小说〔马利纳〕里有浓笔重彩的描写。事实上，策兰的诗集〔罂粟和记忆〕就是献给巴赫曼的。尽管两个月后，策兰就离开了维也纳，去了巴黎。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至终。这年12月，巴赫曼的处女诗作在维也纳的杂志“鲁赫斯”上发表。

1950年3月23日，巴赫曼通过博士论文。夏季，在维也纳大学代理当代哲学课程讲座。

10月起，巴赫曼和策兰在巴黎聚会。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本来应该有美满的结合。然而，巴赫曼总是觉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幽魂。这样，爱情自然就没有结果。巴赫曼于12月，去伦敦旅行。这次旅行的感觉，后来留在诗歌“巴黎”和“告别英格兰”中。

《给我说明，恋人》选自诗集《延缓的时刻》，全诗表现了诗人做为一个象征主义诗人在和现实感情生活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哀怨和疑惑的心情。 

诗人构思新巧，表达含蓄深刻，寓情于种种景象之中。由于诗人想象力丰富，把各种不同的感觉揉合在一起，使用了一般人不使用的音韵、词语搭配而产生了奇异的效果。全诗分三节，主题句“给我说明，恋人”在诗中出现两次，不仅起到了点题作用，而且有承前启后富寓深刻的深化作用。 

诗开篇，诗人从风从云落笔，衬出恋人美好的形象。可诗人的情绪并未随之热烈起来，因为诗人已经意识到：“你的心别有留恋的地方，你的嘴摄取新的语言。”诗人看到“数珠茅”在滋蔓、“翠菊花”被夏风吹开又吹落，而这一切又不是诗人的力量所能把握的，由景生情，诗人问道：“你笑着，哭着，你自取灭亡，你还会出现什么情况——”表明诗人不能把握恋人的那种惶惑的感觉和无可奈何的哀怨心理。情之所驱，诗人不禁要求道：“给我说明，恋人。” 

第二节，诗人并没有承接上文，而是笔锋一转，整段地描写起自然景物来，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诗人的全部感受都溶于这些景物之中，使它们具有了极深刻的内涵。“孔雀、鸽子、雄鸭、大地、鱼儿、蝎子、甲虫”都在这个浪漫的、充满生机的季节里，四处寻找自己的伴侣，追逐自己的恋爱对象。所见所感，诗人感喟道：“我如有它的心情，我也会感到，在金甲之下闪着羽翼的光辉，向着遥远的草莓丛中飞去。”这句中的“它”指代前一句中“很远地嗅到最漂亮的雌虫”的甲虫。但这毕竟是一个假设，诗人仍在疑惑、仍在徘徊，不知该怎样去与恋人沟通情感。又一次，诗人要求：“给我说明，恋人!” 

第三节，诗人仍以景物开篇，“水波和水波携手同行，葡萄长大而跳落，蜗牛坦坦荡荡地从壳中爬出! 一块石头也会感动另一块石头。”可是诗人仍在思虑，仍是“对爱情不识不知，也毫无爱的行动”吗? 再一次，诗人乞求道：“恋人，我无法说明的，请给我说明”一瞬间，诗人忽然感到这种苦苦相求带来的恐怖的感觉。他暗暗思忖着：“人不能脱离思想?”接着笔锋一转，从乞求说明到拒绝说明，诗人的情绪也转为平静“什么也不必对我说明。”原因何在? “我看到火精，在一切火焰中来去。没有恐怖侵袭他，他也毫无所苦。”景中寓理，凡事总是思前想后而不去行动，人就要为这种思虑所苦，爱情亦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早已结束了自身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始终不断地发展着。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梳理其中的重要问题，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发展走势与前景，不仅对一个学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繁荣也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王瑶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线索。

一九二二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曾经“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这可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进行历史考察的最初尝试。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少数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或讲座。陈子展、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李何林等都讲过这样的内容，他们的讲义大多作为文学史著作出版，即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出版，有关现代文学的“10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仅为其中一节；后又修订更名为《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由太平洋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一九三二年作，同年北京人文书局出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年作，同年杰成印书局出版），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一九四〇年出版）。其中朱自清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当时未正式出版，遗稿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的上海《文艺论丛》第14期；它是首先以作家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着眼在从丰富的文学现象来探讨各类作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重视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并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评述的文学史体例，这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九三五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分别为全书和各卷写了长篇导言，对五四和第一个10年间的新文学分门别类地作了系统分析和历史评价。“导言”的执笔者不仅亲自参加了第一个10年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倾向与流派，在导言中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如胡适用文学进化观解释新文学的诞生，周作人以为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而鲁迅、茅盾的导言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辩证地评价现代作家、作品和流派，在方法上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而且标志着文学的转折；从五四开端的新文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完整的历史阶段，对其作历史的研究与总结，不仅有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在五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以高等院校教材形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其中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一九五三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写于五十年代初，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等，同时随着高校现代文学课程的开设，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队伍，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再批判”，又把上述关于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理论错误推向新的极端；以所谓“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参见邵荃麟：（《扫清道路，奋勇前进——〈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读后》）。继之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批判掉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影响下，30年的现代文学史只能研究鲁迅一人。政治斗争的需要代替了科学研究，滋长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用主义学风，讲假话、隐瞒历史真相，以致造成了现代文学史这门历史学科的极大危机。

王瑶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与变化给予了及时地概括，认为“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的逐渐深化，并由之带来研究格局的突破与研究方法的变革；第二，对‘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的认识和变化，并由之带来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变革”。王瑶还敏锐地感觉到“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创新问题的思考中，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问题。人们强烈地感到，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考察，目光只囿于30年的范围会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把研究视野作时间上的延伸，这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起讫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无论如何，研究者必须开拓自己的视野，不把目光只限于30年的范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的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核心刊物，于1979年创刊。它所刊出的文章，是衡量现代文学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樊骏在1990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统计了这10年在《丛刊》上发表的965篇文章；2000年，他又发表了《〈丛刊〉：又一个10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统计了这10年在《丛刊》上发表的1040篇论文。这两篇分量厚重的文章，通过回顾《丛刊》的工作来叙述和记录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步伐。把这两篇文章并呈在一起，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文学研究近20年的发展轮廓。

第一，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前一个10年有600多篇，占全部篇目的2/3，有专文或者专节论述的作家达到140人。其中最多的是关于鲁迅的，有129篇；其次是茅盾，62篇；以下的顺序为老舍43篇，郭沫若35篇，曹禺31篇，郁达夫27篇，巴金25篇，丁玲15篇，闻一多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14篇，叶圣陶12篇，赵树理10篇；5篇以上的，还有徐志摩、艾青、沙汀、朱自清、冰心、冯雪峰、夏衍、胡适、张天翼、胡风、萧红、戴望舒、张爱玲、许地山、王统照、萧军等人；只有1篇的有60多人。后一个10年有近500篇，接近总数的一半，有专文或者专节具体论述的作家160人。其中最多的仍是关于鲁迅的，达46篇；其次是老舍，有28篇；以下的顺序是：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萧红各13篇，徐志摩12篇，林语堂、丁玲各9篇，胡适、徐 、冯至各8篇，钱钟书、废名、胡风各7篇，曹禺、庐隐各6篇，穆旦、无名氏、王统照、叶圣陶各5篇；此外，艾青、冰心、梁实秋、路翎等10人各4篇，李劼人、陈独秀、李健吾、孙犁、汪曾祺等13人各3篇，瞿秋白、田汉、穆时英、梅娘、赵树理等18人各2篇，另有吴宓、夏衍、张天翼、周文、周扬、艾芜、陈铨等61人各1篇。

樊骏指出：“与前一个10年相比，关于张爱玲、萧红、林语堂、徐 、冯至、穆旦等人的文章明显增多，有关闻一多、赵树理、夏衍等人的文章显著减少；同时，又增加了不少新的研究对象（如沦陷区作家），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曾经受排斥被忘却的作家，作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就整体而言，虽然主流文学研究仍然占有大的比重，尤其是鲁迅研究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形成于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主流文学研究与非主流文学研究数量上的悬殊差距，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评价’，进入90年代以后，又有所缩小。再从细处看，像张爱玲、萧红这样两位思想取向和艺术风格、文学历史地位各不相同的女作家，竟然同时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增幅又都如此突出，足以表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情趣、文学观念与学术选择的日趋多样，不再那么划一了。”

第二，以文学社团、流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前一个10年共有80篇。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有30余篇；其次是“鸳鸯蝴蝶派”和创造社，各有10篇上下；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包括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派），都有5篇以上；湖畔社、浅草社、现代评论派、京派、论语派也分别有1～2篇专文。在后一个10年共有95篇，以探讨“鸳鸯蝴蝶派”及相关的旧派通俗小说的为多，超过10篇；“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创造社、新月派、新感觉派、文学研究会等团体派别，依然是人们多次涉及的题目；而“《学衡》派”“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海派”“《艺术志》派”（东北沦陷区）等，也作为独立的课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第三，从所研究的文学体裁来看，前一个10年的小说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达到了249篇，诗歌研究102篇，戏剧研究64篇，散文研究52篇。后一个10年的小说研究255篇，诗歌研究80篇，戏剧研究40篇，散文研究43篇。此外，还有文论研究54篇，作家生平思想研究71篇。从上述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小说研究的数量始终远远超过其他三种文体研究的总和，而散文研究始终是最少的。樊骏因而指出：“对于这种长期存在的小说研究一枝独秀、其他文体研究相对冷落的格局，人们不禁发出原因何在的疑问：究竟多少源于客观因素（研究对象即现代文学不同文体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包含的需要研究、值得研究的问题等），又有多少因为主观因素（研究主体即我们这些研究者自身的知识修养、审美情趣、学术选择等）？”

第四，从论文涉及的历史时期来看，前一个10年，研究现代文学第二个10年的论文最多，研究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的次之，研究现代文学第三个10年的最少。在后一个10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现代文学第三个10年的论文大增，“其数量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里发表的有关第一个10年和第二个10年的文章”。

樊骏精心统计的这几组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们明确地告诉人们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重要信息和动态。依据这几组数据，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异。而产生这些变异的原因：“或者说与这些变异联系在一起的较为内在的变化，是人们所注视与感到兴趣的课题，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集中、突出重点和单一，而在分散扩展开来，显得宽泛广阔和多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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