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睡前诉说》

在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中间，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像本集的作者那样：童年寂寞而暗淡，一生无家可归，临终死得既痛苦又孤单，而在诗歌艺术的造诣上，却永生到放射着穿透时空的日益高远的光辉，就一些著名篇什的艺术纵深度而论，就其对心灵的撞击程度而论，真可称之为惊风雨而泣鬼神。诗人的全名是勒内·卡尔·威廉·约翰·约瑟夫·马利亚·里尔克；他本人的签名历来却只是：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八七五年，里尔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德语少数民族家庭，没有兄弟姐妹，九岁双亲离异，跟随母亲生活。母亲是个有点神经质的小市民型女性，把儿子从小当做女孩来抚育，让他蓄长发、穿花衣、以玩偶为伴，并拿“苏菲亚”、“马利亚”之类阴性名字叫他：这段远不正常的童年，使得他成年以后与许多女性交往，难免近似对于未曾充分享受的母爱的追寻。父亲当过军官、铁路职员，始终郁郁不得志，便把自我补偿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十一岁被送进了免费的军事学校，从初级到高级，一读读了五年，其间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所受的折磨使他终生难忘。

一八九一年，他以健康原因从军事学校转到一个商业学校，次年同样由于不适应而退学；一八九五年在一位富有伯父的资助下，进布拉格大学读哲学，次年迁居慕尼黑，名义上继续求学，实际上正式致力于文学写作，此前已在布拉格发表过一些诗文。

一八九七年，前程远大的诗人初访威尼斯，遇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一位比他年长而又博学多才的女性，她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与他保持着毕生的友谊。他和她两度相偕访问俄罗斯（1899，1900），同时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定时祈祷文》。旅俄归来，在不来梅沼地停留期间，他为附近沃尔普斯威德一群艺术家所吸引，其中有女画家保拉·贝克尔和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一九○一年与克拉拉结婚，生女名露特。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家农舍，经济拮据，难乎为继，次年只得把孩子托给外祖母，夫妻分居从事各自的艺术，并相约在可能的情况下再会。

从此，里尔克开始到处漫游，一九○二年到巴黎，一九○三年游历罗马，一九○四年访问瑞典；但是，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巴黎一直是他的“根据地”（虽说其间经常外出遨游），不论从他在那里所体验的贫困、悲惨和冷漠而言，还是作为欧洲艺术中心来说，都对他的创作生涯打下不可磨灭的钤记。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艺术大师罗丹那里得到极其宝贵的教益，不仅帮助开拓了他的创作境界，而且促使解决他长久为之苦恼的艺术与生活的对立问题；一九○五年为了报答大师的亲切款待，他主动牺牲大量时间承担他的秘书任务，不幸次年由于不适当地处理一件信函而被辞退；但在一九○八年出版的《新诗集》二集的扉页上，仍恭敬地写着“献给我伟大的朋友奥古斯特·罗丹”；另外，他还写过两篇关于罗丹的专文，阐释了罗丹的原则精神：艺术家的工作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宗教活动形式。一九○九年，他多次旅居意大利，游历埃及、西班牙等文化胜地；一九一一至一二年，作为侯爵夫人马利·封·屠恩与塔克西斯的客人，住进她的别墅即亚得里亚海海边的杜伊诺堡，开始创作著名的《哀歌》和组诗《马利亚生平》。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在初期“爱国主义”浪潮中，诗人写过出人意表的颂扬战争的《五歌》，不久变得抑郁而消沉，麻木等待和平与文明的回归；一九一五年，被征参加奥军，旋因体力不支转入军事档案局，随即复员。一九二二年，他在瑞士瓦利斯的穆佐古堡发现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于是块然独处，写成《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的全部定稿，达到他的诗歌创作的顶峰，完成了他的笔补造化的艺术使命。一九二六年，茕茕孑立的诗人死于麻醉剂也难以缓解其痛苦的白血病，身旁没有一个亲人。

Ich möchte dich wiegen und kleinsingen 

und begleiten schlafaus und schlafein. 

Ich möchte der Einzige sein im Haus, 

der wüsste: die Nacht war kalt. 

Und möchte horchen herein und hinaus 

in dich, in die Welt, in den Wald. 

Die Uhren rufen sich schlagend an, 

und man sieht der Zeit auf den Grund. 

Und unten geht noch ein fremder Mann 

und stört einen fremden Hund. 

Dahinter wird Stille. Ich habe groß 

die Augen auf dich gelegt; 

我愿将你轻摇对你轻声唱，

伴着你睡眠出又睡眠入。

我愿成为屋里唯一一个人，

因为他知道：黑夜寒凉。

我愿倾听入又倾听出

听你听世界听森林。

众钟鸣响着彼此呼唤，

于是看见了时间的底。

底下还在行走一个陌生的人，

惊扰了一只陌生的狗，

之后是寂静。我巨大地将

目光放置在你身上；

目光温柔地将你握住然后松开，

我愿轻轻哼唱着摇你入睡，

守护你沉入又走出梦寐．

我愿是房屋里唯一的人，

懂得什么叫夜凉如水．

我愿向里里外外四下里倾听，

向你，向世界，向森林－

时钟敲响着召唤每一个人，

人们直看进时间的底蕴．

下边走过一位陌生人，

惊起奇怪的犬吠数声．

随后是一片寂静．

我睁大双眼对你凝睇：

我想轻轻地摇你，为你低歌。

从你入睡到醒来，都陪伴你。

愿在屋里唯有我知道:夜是冷的。

我想从里到外听你，听世界，听森林。

钟们敲响，互相呼唤。

时间一望见底。

而下面走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惊扰了一只陌生的狗。

这之后就是宁静。

我睁大眼睛注视你。

我的目光温柔地握住你；

还陪你从睡梦中从容徜徉。

我想一个人来守屋，

并知道：夜很凉。

还想向四面八方倾听

在你身中，在世界上，在林子里。--

时钟敲着 把人们呼唤，

可以看见时间搁浅了。

下面走着一个莽汉

扰乱了一条狗的睡眠。

之后是寂静，我把眼睛睁大

瞧着你睡眼惺忪；

我愿哼唱着摇你入睡，

睡去醒来都在你跟前。

我愿做屋内唯一

了解寒夜的人。

我愿梦里梦外

谛听你，谛听世界，谛听森林。

众钟彼此对鸣以合鸣，

借可明了永恒的内情。

屋下走过一个外乡人

搅了野狗的眠梦。

陶 渊 明 的 人 生 道 路

与 人 生 境 界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东晋初年声威显赫，为一代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显职，而且在诗人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

诗人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便归，后因家贫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职。义熙元年（405）为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后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聘，以“种豆南山”负耒躲耕终老。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人们总是赞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烈气节，总是激赏他那洒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视了他必须面对的许多有关社会与个人的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恼，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焦虑等。如果只看到陶渊明的高逸洒脱，而不了解他“忧勤自任”（沈德潜《说诗晬语》），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我们就不明白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底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经历，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饮酒》之十六），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有过“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之五），也有过“慷慨忆绸缪”的雄心（《杂诗》之十）。《命子》据考证作于三十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在追述先辈的勋业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氏在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拟古九首》之八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人在此诗中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侠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实录，身处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张掖至幽州”和“渴饮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罢了。在《读山海经》之九、十两诗，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他在《拟古》之二中也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他在《荣木》一诗前的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不断打起精神勉励自己：“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为了不使自己“白首无成”，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二十九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陶渊明早年生活的贫苦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辞去彭泽县令后生活同样常常陷入困境，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乞食》）去沿门讨乞的程度，可他并没有因为“长饥”去“学仕”，义熙末反而拒绝朝廷“著作郎”的征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经”的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忆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主要动因。

陶渊明的气质个性又不宜于出仕，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也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同上），“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难怪清人张荫嘉认为陶出仕像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诗赏析》）。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特点。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书李简夫诗集后》）这一行为表明他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并没有说清诗人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的原因。他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说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有隐的不安，寄情田园他难免“白首无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与他“闲静少言”的气质相违。最后诗人才深深意识到汲汲于功名是自己误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大彻大悟地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关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曾有过明确的交代：“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南史·隐逸传》都众口一词沿袭沈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历史上一直被传为美谈，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仿效典范，而且成了气节和操守的代名词。尽管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有些大煞风景，但它不仅于情于理不合，更与陶渊明自己的陈述不同，所以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陶元亮）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事，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屈邪？”（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初编》卷四）《归去来兮辞序》中他对自己辞官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

由于求官是“幼稚盈室”而“瓶无储粟”的生活所迫，不仅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内在要求，反而有违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奔走仕途完全是为“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饥冻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从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内在的本性，也远离了自己喜好的“园林”。是委运自然还是曲从人事，是保持自己的自然“质性”还是“矫厉”自己的本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他“解印绶弃官去”的深层原因，这一选择也是他生命的决断。

委任自然，任真自适，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存在方式。在对待穷与达这一问题上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天性，在对待贫与富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他和一般人一样常有“贫富常交战”（《咏贫士》之五）的苦恼。仕途上的“穷”必然带来生活上的“贫”，“拂衣归田里”后等着他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之三）的煎熬。陶渊明虽然“望非世族”（《晋书·陶侃传》），但他作为本朝元勋之后仍有比较深的社会关系，能几次出入桓玄、刘裕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证明。历史为他这种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可以弃官守拙而贫，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正是这种可富可贫的主动性，才造成他精神上是富还是贫的矛盾冲突。诗人之所以最后弃官彭泽，处膏辞润而选择“委穷达”，是因为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投机拍马。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不以轩冕为荣，不以缊袍为耻，儒家“君子固穷”之节是他坐拥“孤襟”的精神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之十六），他“宁固穷以济意”就是因为不愿意“委曲而累己”。不愿“矫厉”自己的“自然”质性而弃官，不愿“委曲累己”而饱受饥寒，其心理动因同样都是他那真率自然的生活态度。

委任自然也是陶渊明摆脱生死束缚的重要途径。《形影神》三诗前的小序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和魏晋许多士人一样，陶渊明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对个体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对光阴的倏忽易逝心怀恐惧：“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他解脱生死之道既不是幻想长生不老，不是纵酒忘忧，也不是立善求名。《形影神·神释》中“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破求仙长生，他在《连雨独饮》也说长生不老是自欺欺人，“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二句破纵酒忘忧，纵酒非但不能忘忧反而是在挥霍生命。“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破立善求名，他在其他诗中多次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永恒可言，不管是躯体的长生还是美名的长存，任何个人不朽的冲动都是徒然，超脱生死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冥契于自然、同一于万物：“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他在《拟挽歌辞》其三中更是坦然地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饮酒》之五表现了陶渊明摆脱物欲、功名和生死束缚后的人生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由于精神上已超然于现实的纷纭扰攘之上，心体原本不累于欲、不滞于物，何劳避地于深山？何必幽栖于岩穴？结庐人境无妨其静，车马沸天不觉其喧，环境虽然随地而有喧寂之别，诗人的心境绝不因之而有静躁之分。苏轼在《题渊明饮酒诗后》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为什么改“见”为“望”便使“一篇神气都索然”呢？诗人心如明镜朗鉴万物而不存有万物，见南山之前胸中并不曾有一南山。“望”属有意——好像诗人自性亏欠而求助于外，特地在寻求美景的刺激，“见”则无心——诗人的自得之趣存乎一心，丝毫不关乎见不见南山，其胸次的“悠然”不在于“见南山”之后而早已现于“见南山”之前，是“悠然见南山”而不是“见南山”才“悠然”。由于诗人既不累于物欲，又不累于功名，他超越了世俗，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死与生，既随意而采东篱的秋菊，亦无心而见远处的南山。他的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无所欠缺的圆满，洒落悠然就是他生命境界的特征。

陶渊明这种生命境界所展露的到底是儒家的胸次还是道家的襟怀，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属于儒家的“洒落”，并举出他《时运》一诗中“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为证，说他深心体贴的是孔子“吾与点也”的气象；有的认为属于道家的“逍遥”，并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完全是道家的景观，《归园田居》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真”“自然”“忘言”都是老庄的概念范畴。

其实，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就其文化底蕴而言，可以说是儒道兼综，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征。陶渊明的洒落悠然与庄子的逍遥自适在境界上相通而又不同：相通在于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和自我的超越，不同在于庄反社会而又超社会，陶则在世而又超世。由于反社会、反伦理，庄子逍遥游的承担者只是那些吸风饮露的“神人”或“至人”，逍遥游也只能到“无何有之乡”或“四海之外”去寻觅（庄子《逍遥游》）；由于不离人伦日用之常，陶渊明的洒落在当下即是的“人境”或“东篱”就可实现。“结庐在人境”——好像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回响（《论语·微子》）；“而无车马喧”——似乎又是庄子“彷徨乎尘垢之外”的同调（庄子《逍遥游》）。他在对人际的超越中又充满了对人际的关怀。清方宗诚在《陶诗真诠》中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另外，由于受到庄子《逍遥游》精神的深刻影响，陶渊明的洒落比起清沂舞雩之乐的曾点更加脱略形迹，更加超脱旷远。当然，就其既超脱又平实的人生韵味来看，陶渊明更近于儒门的曾点。尽管他在《止酒》一诗中声称自己“逍遥自闲止”，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倒更能与曾点“寤寐交挥”。因此，我们将他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标以“洒落”，而不目为“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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