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王观
词中所写，无非是皇帝和一个受宠嫔妃的宴乐，所谓“媟渎”，大概就是不加避讳的描写了一点调情的场景，语言中有一股戏谑之味，显得对万乘之君不是那么尊重。虽然在古代，词的风格并不用象诗那样“温柔敦厚”，保持庄重面孔，但敢于对皇帝的私生活进行打趣，而且这种打趣不是私下里，而是正儿八经的交“应制”的命题作文，王观的“轻狂”的确可见一斑。不过，记载中是太后不满而驱逐他出朝，并没有说皇帝的态度，有可能在王观赋应制词的当场，作为词中男主人公的神宗未必如太后一样古板，会恼怒于词意不够恭谨，多半只是呵呵一乐，立即付与歌女演唱取乐。毕竟连一本正经斥责柳永“且去填词”的宋仁宗都在私下十分喜欢柳永的俚俗之词，何况是曾经“试开封府第一”被录取的翰林学士的小小调侃之作呢？在这件事上，我以为如果没有平时的默契，王观也不见得自讨没趣，硬要冒着得罪皇帝的危险去揭开他高高在上的圣君面目吧？在这起“逐客”事件之中，王观自己惊人的狂放性情固然是主因，与神宗本人的宽容乃至纵容也不无关系，不过王观忘记了神宗背后还有以端肃出名，日后被称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怎么容许得了有人以这样“淫词艳曲”引诱坏了皇帝？这一种心情可以比之于现在的父母：哪一家父母也不希望儿女交结轻佻的朋友，有走入“歧途”的潜在危险。王观忽略了此事，以至于逞一时之轻狂才气，断送将来的大好前程，当时人给他记录下来，多半有前车之鉴、莫蹈覆辙的警诫用意。
不过，不管同时人怎样看待，后人又怎么评说，当事人王观却似乎并未就此惶惶然不可终日，又或者从此沉溺在追悔莫及之中，他的乐天性格，使得仕途上致命的挫折，反而化为了平生的风雅韵事——他给自己取号为“逐客”，仿佛公然以受逐为荣。而古人说“逐客骚人”，往往指的是政治上不如意、“忧谗畏讥”的贬谪官员，他以这样小小的“风流罪过”被谪而自诩，又是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自我嘲弄。这种做法很象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未必没有怄气的成分在，却善于从困境中找乐子，精神十分可嘉。柳永有着被无故落名的愤激，也没有从此忘记功名之路，而王观愤激已是不必，既然打上了“逐客”的烙印，回归朝廷估计也无望，索性肆无忌惮的继续自己的轻狂人生。后人的评价如何，他并不在乎，“朱衣引马黄金带，算到头、总是虚名。莫闲愁，一半悲秋，一半伤春。”（《高阳台》）他也曾赴过琼林宴，他也曾打马御街前，由鲜衣怒马风光无限一落而至被逐出朝，由簪笔御苑侍宴上林一落而至卧处小县惊岁晚，能够看得破，却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有趣的是，教出这个轻狂书生王观的，却是当时的儒家大师胡瑗。胡瑗字翼之，是泰州海陵（今属江苏）人。因祖籍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为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平生以“圣贤自期许”，曾在苏州、湖州执教，后来主持太学，桃李满天下，连王安石都誉他为“天下豪杰魁”。据说他门下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到了令人一见就看得出是胡门高弟的地步，居然教出王观这个异类，真是奇怪的事。不过，王观应该还是当时胡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他在太学和秦观的父亲是同学，也是同乡，关系应该非常不错，秦观父亲佩服这位同学的“高才力学”，所以将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观”。秦观后来成长为一代名词人，说不定这位善于小词的父执也曾对他有过影响。可惜的是，秦观的才名虽远过于王观，性格却不及这位同名前辈的洒脱乐观，在遭受仕途打击之后就此沉溺在悲哀的情绪当中，以至过早的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应该读一读王观的这首《红芍药》：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
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
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
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
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
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
幸新来、有酒如渑，结千秋歌笑。
明代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写诗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度过了。算来只有二十年在世,受尽了多少奔波烦恼。”全然化用王观此词上半阕，在仿佛严密算术法之中，得出了人生有限，莫若及时行乐的结论，似颓废却又豁达，在逆境中，不失为很好的自我开导式心理治疗。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