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盖勒普…调查 ▎大脑漫游 《神秘的生命灵光》第三章 你好，神秘的灵光！

作者：（美）赵蔚扬

盖勒普民意调查

1982年，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发表7年之后，在美国及全世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盖勒普民意调查组织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全体美国公民当中整整有2/3的人相信人在死亡之后还有生命。换言之，大约1亿个美国成年人相信人的生命在死亡之后还会延续。此项民意调查由时任“盖勒普民意调查”（Galp Pol）总裁的小乔治·盖勒普先生（George Gallup Jr.）亲自主持。他主持的“盖勒普民意调查”是一个由140家报社组成的辛迪加，而他担任副主席的盖勒普组织经常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民意测试，调查范围跨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项目包括对美国总统及高级政治领导人的表现评价，对各项政治、经济措施的意见等。盖勒普组织在1998年11月对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弹劾选评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对国会最终决议和克林顿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该组织也为世界上35个国家的客户从事保密的市场研究，为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提供调查报告这个组织发布信息的窗口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和《盖勒普青年民意调查》周刊。

盖勒普先生的调查组织从1980年初至1981年9月，在大约1年半的时间里，调动该组织的所有资源，以18岁以上的成年美国人为对象，依科学方法在人群中抽样，采取而对面交谈的方式，从事了一系列国民调查，目的是“探究美国人对于生命不朽的态度和信念”。如果单是这样，这项调查研究与濒死研究并无很大的关联。但是盖勒普先生宣称，他们的研究特别注重美国人卷入濒死经历的情况，他们意图通过这项研究了解濒死经历的性质和意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设计这项调查时有意要向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们提供可资参考的数据，以便专家们能够发表看法和见解。因此，这在濒死研究中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项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触角伸向美国的每一个地区，无论就其广泛性还是就其统计学意义上的坚实基础而言，都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濒死研究。在信息业高度发达的时代，针对科学界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人生现象，听一听广大民众的想法和意见，把大众的声音传播给科学界，并且传播给大众本身，促使科学研究与民意相互沟通，这种创意，足见设计者匠心独具。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本世纪80年代初期，大约2000万名美国成年人认为他们自己有过濒死经历。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估计。肯尼斯：令博士认为这个数字为800万，他依据的是一个简单的算术：

盖勒普先生认为每5个美国人中有1个人有过濒死经历，而80年代初美国的成年人口为1亿6千万。但从这项民意调查发表的其它数据来看，这个数字应该为2000万。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宣称自己有过濒死经历的人，未必全部有过濒死经历。有些人可能把自己其它的经历误解为濒死经历：有些人也许只是在回答问题时开了个玩笑：也许还有一些人对自己是否有过濒死经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选择了回答“有”。

也就是说，在调查进行时真正有过濒死经历的美国成年人，也许远远没有达到如此之多的人数。

考察一下这项调查获得的另一些数据，使我们更有理由怀疑上述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发现了濒死经历的10种具有代表性的成分，但是就其中任何一种成分而言，其经历者人数在濒死经历者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超过11%。如有过离体感的人只占总人数的9%，见过光的人仅占总人数的5%，而感觉到某种通道存在的人仅占总人数的3%。这些比例明显低于其它濒死研究所报告的比例。例如，一般认为遭遇神秘的光存在于25%的濒死经历之中，而莫斯博士宣称几乎所有的儿童濒死经历中都可见到这个成分。也许上述的2000万人当中有许多人根本就不曾有过濒死经历，当然也就没有经历过10种濒死经历成分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在总人数中所占的份额使各种成分的经历者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了。另外，这项调查中只有大约13的濒死经历者认为自己已被濒死经历所改造，却有39%的濒死经历者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已由濒死经历所增强，这两项结果与其它一些濒死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存在差异。关于濒死经历的改造性影响，其它研究发现的比例较高：关于濒死经历对宗教信仰的影响，如本书第二章中所述，其它研究显示的情况比较复杂，至少没有发现使宗救信仰增强的倾向。这种差异的存在，都可以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到解释。

民意调查毕竟不同于医生们所作的临床调查。民意调查的被调查者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它所取得的结果和濒死研究中临床调查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这两种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倒是很难令人相信。

但是，盖勒普先生主持的调查取得了一些临床调查无法得到的结果。

美国民众通过盖勒普先生传达了他们在80年代初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死亡之后的生命？”

上面说过，67%的成年美国人的回答是“相信。”对于同一个问题，美国一流科学家中有16%的人作出了上面的回答。而美国一流的医生中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同样回答的人多达32%。

这个结果至少向人们传达了两个信息：其一，在80年代的美国知识精英中，相信死亡之后还有生命的人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一般民众中的比例：其二，因职业关系与濒死经历者比较接近的医生们当中有较多的人相信死亡之后的生命。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和一流的医生们当中分别有多少人有过濒死经历的切身体验，想必对我们了解濒死经历会有更大的帮助。幸运的是，盖勒普先生主持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难得的机会。接受调查的美国一流科学家中有10%的人宣称他们有过濒死经历；美国一流的医生们当中有9%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过这种经历。我们据此可以知道，这两组人士中有过濒死经历的人所占的比例与一般民众中的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不是暗示，濒死经历的发生对于人的知识和教养程度并不具有选择性？

现代濒死研究以本世纪60年代为酝酿期，在1975年由穆迪博士拉开序幕，到1981年盖勒普民意调查大规模介入，在美国社会掀起一浪又一浪热潮，然后波及世界各国。盖勒普民意调查所起的作用，明显在于它使每一位美国公民能够了解自己对濒死经历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且为濒死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统计学的资料，使他们得以澄清在缺乏统计的情况下显得模糊不清的许多问题。这项民意调查研究结果的公布，使人们不仅发现濒死经历是广泛存在的生命现象，而且知道濒死研究已经成为使大多数美国公民相信生命在死亡之后将会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有人告诉你，现代美国的大多数人，不论其有无宗教信仰，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相信人的生命在死亡之后还会延续，他说这话的依据就是这里介绍的盖勒普民意调查。同时你一定可以想象到，濒死研究之所以在美国家喻户晓，盖勒普民意调查在其中起了推波逐澜的作用。

顺便指出，盖勒普民意调查在1982年发现大约4500万成年美国人有过包括濒死经历在内的难以解释的神秘经历，而1988年由芝加哥大学国民意见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2/3以上的美国人声称自己至少有过一次神秘经历，5%的美国人说他们经常有这类经历。这两项调查结果说明，濒死经历并非唯一在人们当中广泛发生的神秘经历，而它与其它神秘经历之间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大脑漫游

一位从事濒死研究的学者说“身为一名科学家，我首先试图对濒死经历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是濒死研究的发起人和操控这项研究发展方向的舵手，而濒死研究者的主体也是由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所构成。不言而喻，他们首先会竭尽全力对频死经历作出科学的或者说自然的解释。一般而言，濒死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发生在离体经历之后和返回经历之前，所以当事人实际上都认为他们的经历是在某种“离体”的状态下发生的。他们的自述确实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是至今为止科学无法证明人体内有任何东西可以离开人体而去经历任何可以为这个人意识到的事情，甚至无法证明人的精神可以独立于大脑而存在科学充其量只能指出，没有精神的参与，大脑也许无法独立地工作。因此，在现阶段，对于濒死经历的科学解释应该排除人体内有某种东西离开人体去经历濒死经历中那些事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尽可能把濒死经历解释为人体内发生的某种经历。这种解释把濒死经历局限于当事人的主观世界，认为它包含的各个成分与独立于当事人存在的客观世界没有任何关联。简言之，科学家希望从大脑的活动中找到濒死经历的根源，或者能够将之解释为纯粹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现象。一些十分严谨的科学家，如肯尼斯·令博士，甚至在阐述研究结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灵魂”之类很容易令人产生宗教联想或给人以“非科学”印象的字眼，意图在对濒死经历的科学解释和宗教以及神秘主义的解释之间划定明确的界线。这样一来，对濒死经历的科学解释显然依赖于科学对人的大脑活动所作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专家和外行都可以想到，生理学、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药物学、心灵学这些学科都会在对濒死经历的科学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事实上，濒死研究除了涉及这些学科以外，还应用了另外一些学科如现代物理学和新兴的全息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听到有关濒死经历的报告以后，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梦幻。一个人的愿望很可能出现在他的梦境里。既然死亡之后还有生命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尽管这愿望似乎与现实大相径庭，它仍然很可能出现在梦幻之中。而且，我们所爱的人故去以后也可能在我们的梦幻中出现。我们有时也会在梦幻中看见自己的过去，例如我们在成年以后还可能在梦中返回童年。

那么，一些常识告诉我们，濒死经历有可能是梦幻。但是另外一些常识使我们很难相信这种解释。我们知道，人们的梦境是千差万别的。一个人可能重复做同一个梦，但是我们很难听说不同的人做了相同的梦。许多人可能有相同的愿望，但是如果这相同的愿望导致不同的人做梦，那些梦境显然不会是相同或类似的。中国古代文献《周公解梦》中列举了许多梦境，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从中找到与自己的梦相对应的梦境。诚然，我们许多人都发现自己在梦中能够飞翔，当然不是乘坐飞机或其它任何航空器：还有许多人都梦到过被妖魔所追赶，等等。但这些梦或梦的片段都不像千万个人的濒死经历一样具有相同的模式。如果我们承认梦幻都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历和想法相关，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许多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濒临死亡时所做的梦不但模式相同而且包含相同的内容，许多美国人和印度人在与死亡擦身而过时所做的梦竞然在整体上一一对应！

此外，从濒死研究中得到的报告来看，自述濒死经历的人都认为他们讲述的不是自己的梦境而是真实的经历。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分辨什么是梦幻什么是真实的事件，如果人们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会像少数不正常的人一样无法区分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把梦境中的事情当作真实生活来对待。我们设想一个男人梦见自己单恋着的女人向他示爱而将此当成现实，会给他的生活制造出多大的混乱！既然如此，我们很难想象濒死经历者都是把自己的梦境误解成了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真实遭遇。有些濒死经历者，例如医生和学者，甚至比普通人更懂得区分梦与现实，而他们宣称自己的濒死经历是真实的事件。

当然，如果进一步细究濒死经历的各个成分，更可以看出有些成分根本不具有梦幻的性质。例如离体经历，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客观世界并看见、听见了其中发生的事情。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知道梦幻者在做梦时会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例如我们可能在梦中听见身边的声响如雷声，它在梦中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声响：又例如盖的被子太重会使我们在做梦时感到另一种程度的重压或不适，而被盖滑落致使肉体暴露在冷空气中则可能使我们梦见自己置身于冰天雪地。但是梦幻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这种联系，不具有濒死经历所有的性质。如果我们梦见的事情和客观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完全一致，那么我们显然不是在做梦。但是离体经历中当事人所见的客观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有时能够得到其他在场者的证实，也就是说，其所见与客观世界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完全一致。

因此，对濒死经历作过认真研究的科学家们认为，濒死经历不是梦幻。

与梦幻相关的还有幻觉。如果濒死经历不是梦幻，那么它会不会是幻觉？

我们的大脑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变成一个幻觉制造厂，它所制造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即完全由大脑虚构出来的对现实的知觉。由于这种产品所贴的标签是“对现实的知觉”，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我们相信它是完全真实的。当大脑开始制造这种产品时，它实际上处在功能紊乱的状态。

大脑制造幻觉的原因之一是药物的作用。

在吸毒成为社会问题以后，药物可以导致幻觉已不仅是医学中的常识，而且已为众所周知。事实上，幻觉正是药物滥用者所追求的目标。现代药物学表明，历史上人们不仅将药物用于医学，即用于治病，也将之用于宗教，试图靠药物的作用得到某种“天启”，或者在某种药物带领下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们已经知道一长串可以导致幻觉的药物名称，其中有麻醉剂、兴奋剂、迷幻药和催眠剂：D麻，可K因，H洛因，陪替丁，M啡，安F他命，赖瑟酸（SD），五氯酚（PCP），笑气，巴比妥酸盐，等等。许多医学上容许采用的药物可以影响人的精神，制造出类似于濒死经历若干成分的幻觉。例如静脉注射克他命，一种现已停止使用的游离型麻醉剂，可能使患者产生不愉快的离体经历和看见另一个自己的“自视幻觉”。停用这种药物是因为它对患者有一些不良的后效应，如心理混乱等等。还有一些患者在麻醉下看到一些死亡图景，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是幻觉。

有了上面这些知识，当我们考虑到濒临死亡的人在接受抢救治疗时确实会受到药物的影响，科学家们借助药物学的帮助来解释濒死经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也许是对濒死经历最为简单的解释。我们从许多医学家那里知道，从理论上说，麻醉剂在使用不当时会导致患者血液中的氧含量下降，而二氧化碳含量会因此而增高，这时就会形成可能诱发幻觉的条件。然而正是这些医学家又说，恰当地使用麻醉剂一般不会导致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因此不会给患者制造出幻觉：而且应该相信，医院的麻醉师们在使用麻醉剂时一般不会失当。其它药物，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阿司匹林、抗菌素和激素等等，在它们产生的副作用中有时也包括幻觉，但是幻觉的内容和人们的梦境一样是千差万别的。

用药物学解释濒死经历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许多频死经历与药物毫无关系。前面已经说过，许多濒死经历发生在远离医院和医疗人员的环境里，经历者本人没有接触任何药物。另外，一些置身于医院里的患者所有的濒死经历是发生在他们接触药物之前，而非在用药之后。更有甚者，一些研究表明，如奥西斯、哈拉尔德和令博士就曾指出，麻醉剂具有阻碍、破坏而非产生濒死经历的作用。穆迪博士引用过的一个病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位动过两次手术的女患者在第一次手术中接受了麻醉没有濒死经历，而在第二次手术中没有接受麻醉却有了濒死经历。

最简单的解释不见得是最正确的解释。对濒死经历的药物学解释不能令人信服。

上面已经说过，很多医生知道大脑缺氧也会导致幻觉。就濒死经历而言，如果当事人发生心率降低和呼吸困雄，就会导致大脑缺氧或者说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那么，大脑缺氧能不能充分地解释濒死经历？关键似乎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濒死经历是否普遍发生在当事人大脑缺氧的时候？第二，大脑缺氧所产生的幻觉是否和濒死经历相同或类似？关于第一个方面，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包括穆迪博士和莫斯博士这样身为临床医生的一些学者指出，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大脑缺氧的情况并不普遍。关于第二个方面，有人认为，由于大脑中主管情绪合成的颞叶对于缺氧特别敏感，它在缺氧时可能作出具有濒死经历特征的反应。另外，试图完全以科学方法解释濒死经历并且做了大量研究的苏·布莱克摩博士指出：大脑缺氧会导致整个视觉系统任意活动，大脑会无须通过眼睛而产生黑暗隧道和光的幻觉。但是一些有关大脑缺氧的实验表明，观察对象没有报告这样的经历。问题还在于，当大脑缺氧时当事人会失去意识和记忆，因此他的幻觉也不会留在他的记忆里。如果这是濒死经历者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不可能听到任何关于濒死经历的报告。因此，用大脑缺氧解释濒死经历存在很大的缺陷。

另一个可能导致幻觉的因素是组织缺氧。本世纪50年代，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梅杜纳博士让神经病患者在几分钟时间里吸入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以治疗他们的疾患。许多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报告了与濒死经历非常类似的梦幻般的经历。布莱克摩博士也认为，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产生的心理效果，会导致非常接近于濒死经历的幻觉。莫斯博士则假定高含量的二氧化碳会驱使大脑促发濒死经历（这与他自己的研究结果似乎多少有些矛盾）。但是组织缺氧和大脑缺氧一样，在解释濒死经历时遇到了障碍：首先是濒死经历并非普遍发生在当事人组织缺氧的时候，其次是组织缺氧时大脑会丧失意识和记忆。

心理学中的行为科学领域在实验室条件下从事的隔离研究表明，研究对象在长时间孤立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类似于濒死经历中若干成分的幻觉。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使他不可能接触任何社会成员，或者让他长时间从事单调重复的劳动，形成对感官的隔离，使大脑的感官输入急剧减少，而动觉信号减至极小以至于消失，便可以达到目的。被隔离者的这种状况与濒临死亡的人们所处的环境有些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体验全景式的生活回顾。从理论上说，“泰坦尼克”号游轮撞击冰山出事后的幸存者在遇救之前如果是孤身一人漂在海上，他或她很可能在同一瞬间看到自己过去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隔离状态除了能够产生生活回顾，对被隔离者的精神也有积极的影响。它还能制造时间感的失真，部分脱离躯体的感觉，对于回到文明社会或走出隔离状态的抗拒，以及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由于隔离研究所报告的经历与濒死经历极为相似，学者们承认他们为濒死经历找到了对等物。我们可以设想，佛教中禅宗的打坐、静坐修道和闭关修炼等等，实质上是追求一种隔离状态，以求获得隔离经历，或者说濒死经历。莫斯博士则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精神领袖都有过濒死经历的深刻体验。如果从事隔离研究的学者能够说明他们研究的经历为什么会发生，濒死经历的奥秘也许就会昭然若揭了。但是隔离研究只是告诉我们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可能发生全景式的生活回顾，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它跟没有得到解释的濒死经历又是对等的。于是在这里，我们不是找到了濒死经历的解释，而是搜集了另一个疑问。此外，有隔离研究者宣称被隔离者的经历不属于幻觉的范畴。如果这种看法有正确的理由，那么濒死经历也很可能无法呆在幻觉的世界里。

大脑制造幻觉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制造出一种与M啡类似的化学物质，一种乙酰胆碱，我们称之为内因性M啡。这个名称的意思是，它是由我们身体制造出来的M啡。科学家在0年代初期发现它是大脑为了对付痛苦或压力而生产的一种镇痛剂或迷幻剂。后来麻萨诸塞普通医院的丹尼尔·卡尔博士试图用它来解释濒死经历的成因。他认为运动、创造能量、宗教信仰、死亡的痛苦或任何严重的压力都能够制造出这种自然的迷幻剂。如果卡尔博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当然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运动员和艺术家们高昂愉快的情绪了。但是就濒死经历而言，尽管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从神经学的角度解释其最初阶段的安宁舒适的感觉，其它阶段仍然无法得到解释。何况我们还有另外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运动员或者艺术家没有报告过他们在运动中或创作高峰期有过濒死经历？为什么给一个人注射同类镇静剂不能够复制出濒死经历？如果这种内因性M啡是濒死经历的创造者，为什么曾经濒临死亡的人们当中只有大约10%的人得到了它的恩惠？学者们不怀疑内因性M啡能够减轻人体的痛苦，但是，包括卡尔博士在内，不能够确定它会制造出濒死经历。

濒死经历中的离体经历可以在神经病人的“自视幻觉”中找到似是而非的翻版。这种幻觉很像中国神话中的孙悟空变出另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孙悟空，然后他看见了他变出的那个“自己”。也就是说，神经病患者隔着一段距离看见了自己的投影，其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穿着和其原型即他自己完全一样，惟妙惟肖，还能够毫无阻碍地穿门过墙。如果孙行者也会患脑瘤、偏头痛或中风，就像他经常受到紧箍咒的折磨，那么他想看到另一个自己，大可不必花费神力去变，完全有机会像我们俗界的患者一样看到自己的投影。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自述自己在偏头痛时看到过另一个自己。这种心理现象虽然鲜为人知，但并不等于很少发生。以美国的情况而言，大约2%的人口有过这种体验。乍看之下，自视幻觉与濒死经历中的离体经历有些相像，其实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自视幻觉中的患者是从平视角度看见了自己的幻像：而濒死经历的当事人是离开自己的躯体俯视现实中的自己；第二，自视幻觉的患者看见的幻像是有生气的、活动的，有时甚至能够对他自己说话，颐指气使；而濒死经历的当事人看到的自己是一具了无生气或者奄奄一息的躯体。因此，我们甚至很难说自视幻觉是濒死经历的相似现象。更令人失望的是，自视幻觉和前面考察过的隔离经历一样，至今没有得到公认的科学解释。

以爱荷华大学的鲁塞尔·诺耶斯博士为主的一些学者试图以人格解体论说明濒死经历是一种幻觉。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致命的疾病或意外事故遭受死亡的威胁，大脑要为他寻找出路。它选择了把自己关闭，借此把肉体痛苦和情绪的惶恐拒于门外。这时候，当事者只是在情感上脱离自己的躯体。这是对逼近的死亡产生的一种防卫性的心理反应，使他能够应付生命岌岌可危的高压局面。他获得了安全感。因此，短暂的人格解体是情感的丧失，当事人觉得他们自己陌生而不实在。这种补偿性的幻觉以抛却生命的意义为代价，把濒死者包裹在它编织的茧壳里，使他能够否认咄咄逼人的死亡，无视生命即将灭亡的残酷现实。前文已经述及的瑞士登山者在坠落后到大难不死这个过程中的经历，似乎接近于人格解体的心理分析。其实不然。许多学者，包括权威濒死研究者莫斯博士、令博士和芬威克博士，都认为人格解体论不足以解释濒死经历，理由主要在于：第一，濒死经历主体认为他们的经历不具有梦幻的性质，而有强烈的真实感：第二，濒死经历主体的心理状态是积极的，而不具有人格解体中的逃避心理：第三，濒死经历主体的感受是强烈的，而人格解体中的感受是漠然。

体温升高，或者说发烧，可能产生幻觉，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经常听说发高烧的人说胡话，这有时和幻觉有关。我们自己也偶尔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自己或别人发高烧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自己发高烧时是否有过濒死经历。濒死研究的结论是：大多数濒死经历并非伴随着发烧发生的。此外，我们很难设想人们在发烧时有过的幻觉会像濒死经历这样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内容。

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抑郁症患者，也可能产生幻觉。只要你跟他们之间的一员打过交道，你很容易相信他们有时生活在幻觉之中。但是濒死经历肯定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专利，也没有人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幻觉是以濒死经历为特征。

我们也知道，幻觉并非总是发生在不正常的人身上，也并非总是发生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常人在疲劳和瞌睡时也可能产生幻觉。正在戒酒的人可能发生幻觉。情人极至，痛失所爱，都可能导致幻觉发生。因此我们有时甚至很难明确区分幻觉与梦幻。但是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些幻觉都不是濒死经历。

上面我们企图在幻觉中发现濒死经历的实体，结果只是找到了一些影子。尽管有些影子与它具有非常相似的轮廓，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学者们到目前为止得出的结论：濒死经历不能被科学明确地解释为幻觉。

记忆也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濒死经历会不会是记忆的重现？

我们回忆一下完整的濒死经历的全部内容，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有什么遭遇能够使一个人留下一整套这样的记忆。科内尔大学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试图把濒死经历解释为一个人出生时留下的记忆。这种想法的依据显然是：生殖道与濒死经历中的，黑暗通道可以联系起来，婴孩离开母体意味着离体经历，而婴孩脱离生殖道后所见的光便对应于神秘的光等等。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异议。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婴孩在出生过程中没有视力，也不具备知觉或记忆的精神能力。因此，关于记忆的这种解释已被轻而易举地推翻。

梦幻、幻觉和记忆都是大脑的产物。既然学者们不能明确地将濒死经历解释为大脑的这些产物，科学在现阶段还能不能够从大脑中找到濒死经历的发源地呢？它是否不仅能够指出这种经历的制造者，还能够查明其制造工艺和制造原由呢？

回答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显然，科学在解释濒死经历时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我们已经看到的难题是：很难找到一种能够完整地解释濒死经历的科学理论。换言之，许多解释只是针对濒死经历的某些阶段或某些成分才是有效的。下面我们还会继续遇到一些并不见得比较容易突破的难关。若非如此，我们不该把濒死经历称为神秘现象。若非如此，学者们不会如此锋芒毕露，如此热烈地向这种现象挑战。

在濒死研究中，大脑的一个部位早已引起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这个部位的功能使一些学者能够提出解释濒死经历的假设。可是科学对于人类大脑能够提供的知识远不止是假设而已。一些非常有趣的实验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吸引科学家们的这个大脑部位名叫颞叶。为了下面叙述的方便，请大家记住：颞叶的位置正好在耳朵上侧，在大脑枕叶的前方。颞叶和枕叶都与大脑的海马区直接相连，而这形状酷似小海马的海马区，神经学家们称之为“机器中的人”因为它是大脑的“主控装置”。早在现代濒死研究起步之前，一位大科学家的研究已在无意中预设下一个直接的证据，表明大脑的右颞叶与濒死经历有关。这意味着心理学首次在大脑里找到了心理现象所对应的一个地址。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使心理学不再是空悬而无着落的理论分析，大大增强了其效力的可信程度。很久以来，人们认为整套的心理治疗还抵不上几颗药丸，尽管临床医学已经表明催眠治疗可以消除肿瘤和斑疤，意念可以治愈疾病，具有药物或手术不可能达到的神奇效果。

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彭菲尔德，开始对人的大脑进行多方面的“测绘”。当然，“测绘”只是一个比喻。他所使用的工具是电针，采用的办法是针对局部麻醉下接受大脑手术的患者，用电针刺激其大脑中不同的范围，观察并记录所得到的结果。他的这项工作为现代人了解大脑的功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用电刺激大脑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他分辨出了大脑哪些区域分别主管手臂和腿的活动、视力、讲话和其它许多功能。而当他探查到右颞叶中的某处，患者就体验到了安宁舒适的感觉，离体经历（意识分裂），出现在幻觉中的人，还有瞬时的回忆。一些学者，如莫斯博士，认为这正是濒死经历中的一些现象。另一些学者，如萨本博士，则认为它们与濒死经历中的成分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如果彭菲尔德这位杰出的脑外科医生在上述实验中得到的确是濒死经历的若千片段，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至少濒死经历中的一部分是发生在大脑的右半球。另外，我们还知道视野的崩溃发生在大脑的枕叶，这会导致隧道经历。那么可以说，是大脑右颞叶和枕叶中包含的神经电路创造了濒死经历，至少其中的若干部分。这就是说，濒死经历的这些成分有了生理基础作支撑，它们存在于每个人大脑的“线路装置”之中。因此，莫斯博士甚至认为，濒死经历的这些成分就是我们身上部分的遗传构造。那么，濒死经历有可能是我们先天获得的，正如我们的语言分析能力是通过遗传获得的一样。动物界也有相似的例子。科学家们认为鸟类脑子里天生有一份详细的夜空地图，这使出生在实验室里的鸟能够按照对星星的

“记忆”飞翔。这是因为鸟类的脑能够感应地球电磁场，以此确定行动的方向。人脑中也有电磁场感应器官。如果濒死经历真是人类的天赋，对我们生活的实际意义不亚于鸟类的这种天赋带给它们的方便，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至少包括减轻甚至完全避免死亡时的痛苦和惶恐。

在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芬威克博士的研究。这位学者对大脑的各种功能了如指掌，并且能够将这种知识十分娴熟地运用到濒死研究中。他为大脑右颞叶产生濒死经历若干成分的看法找到了有力的佐证。他指出，大脑右半球主管情绪，而濒死经历通常是非常情绪化的经历：大脑左半球主管言词和经历分类，由于它没有参与制造濒死经历，所以人们觉得自己的濒死经历很难描述，并且不知道如何为它找到合适的名称：空间组合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之一，而濒死经历中常有关于空间和人的和谐感与疆界丧失感：时间定向障碍和事件排序错位是大脑右半球的另一个功能，而濒死经历当事人经常自述对时间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例如常有人说时间似乎延伸而形成永恒。他的论证还令人想到大脑右颞叶受到损伤或刺激可能导致濒死经历中的生活回顾和超能力认知。但是，同样是这位熟知大脑功能的学者指出，用大脑活动解释濒死经历会遇到一个致命的矛盾。大脑在无意识的条件下无法产生任何体验。即便大脑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可以建立体验模型，可是记忆无法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形成。此外，大脑的记忆能力非常脆弱，很容易遭受破坏或发生紊乱。既然为数不少的濒死经历是在当事人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濒死经历留给当事人的印象又是非常强烈和生动，那么一道几乎是无可逾越的障碍便横亘在研究者前面。濒死经历在这里再一次显露出它那诱人的神秘性质。

刺激大脑右颢叶的实验结果，指出了濒死经历的一个可能的发生源。即便这个发生源是确定无疑的，更加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濒死经历在那里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对人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学者，如莫斯博士，就这些问题所作的设想和解答已经走到了很远。穆迪博士、令博士和芬威克博士一致认为，这个实验结果只是证明了刺激大脑右颞叶能够诱发濒死经历中的若千成分或片段，没有证明完整的濒死经历产生于右颞叶。萨本博士则认为右颞叶的产物与濒死经历存在差异。而芬威克博士指出，用大脑活动解释濒死经历在理论上自相矛盾。

我们把已有的科学知识看成一堆积木，一位学者要用这推积木尽可能完整地搭起解释濒死经历的构架，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如基础不牢，材料不够，构件不相匹配，等等。但是，如果人们容许他在这个构架中留下许多缺陷，也不在乎它是否东倒西歪，摇摇欲坠，那么他也许真能够拿出一个粗陋的模型。这就是说，只要人们不介意他暂时把若干疑难，点甚至某些关键问题束之高阁，并且能够容忍他运用一些还在激烈争议中的科学理论，甚至借助一些不够精确的心理学观点，那么通过考察大脑的有机过程，他能够解释濒死经历中的许多成分，如看见隧道，看见别人，听见声音，以及看见“天国”般的场所。但是针对另一种成分的解释，却要颇费周章。

再来看一下大脑死亡的过程。

人的大脑动脉将血液送到大脑负责视觉的区域。当大脑开始最终的死亡过程时，这动脉中的血流突然中断，濒死者的视界消失了，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大脑再也不能解释它所看见的任何事物。黑色通道的感觉便会形成。这时侯，人体的一切功能应该止息，接下来是永久的黑暗。他，濒死者，似乎将永远离开光的世界。

但是，如果他是一名濒死经历者，他还会活过来。按照濒死经历故事的情节安排，他会告诉我们他又看见了光，一种不同于人世之光的神秘的光！

这种光是濒死经历的核心。人们之所以认为濒死经历是一种正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经历，之所以从濒死经历中获得极乐的感受，主要是因为遭遇了这种神秘的光。

它含有无穷无私的爱和温暖，含有至高的智慧和包罗万有的知识，以及穷根究源的简洁明确的信息。它给经历者以安慰、信念和把握。

负责解释濒死现象的学者如何解释这种光呢？既然上列各种解释中没有涉及这神秘的光，是否科学对它的解释完全无能为力？

如果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在这个问题上至少会给我们一线光明。

现代科学发现，任何物质，如果将其不断细分，由分子而原子，由原子而基本粒子，再分下去，所得到的就只有光波，或者说频率。你完全可以相信你和你现在坐在身下的椅子都是由同一种光波所构成。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同，万物归一。穷人和富人，平民和总统，一只猫和一块石头，究其根本，原来都是一样。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下面来看这个事实和濒死经历之间的关系。

人在死亡时要在瞬刻之间释放大量的电磁能。如果这释放的能量采取光的形态，这光应该是异常强烈。我们假定，濒死经历者正是通过大脑的某种功能，感知了他自己在死亡过程中释放的能量，那么他看见的这种光的确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幻觉也不是任何心理活动的产物。人的大脑有如一块非常复杂的电路板，在生命行将消亡的时刻，这块电路板可能发生短路，赋予濒死者一种内在的视力，使他能够看见生命和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本质构成，以及濒死经历中所能看见的其它一切。

这是一种很有潜力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些理论没有排除任何用大脑活动解释濒死经历的固有矛盾，即大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体验和记忆，因此它们并非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本文摘录自《神秘的生命灵光》 作者：（美）赵蔚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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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 Mat LXD师关于 X知 化身 神明 教导汇集（2022年11月19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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