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八十:孤独的英雄是被自己人杀死的
有人骂他是人艺的叛徒,也有人赞他是第三世界的大师。但无论褒贬,几乎所有人都对林兆华尊称一声“大导”。
大导今年80岁了。
如今的他,时常一副刚睡醒的北京胡同大爷形象:趿拉一双老头布鞋,鞋帮踩在脚后跟下。上身披一件外套,一件毛衣不分季节地系在腰上,走起路来松垮地晃荡在身后。冷了,就套上外套的一只袖子。
有年轻演员第一次见他时心想:这人怎么穿着袈裟就来了?也有老街坊看他接受电视采访时半躺在圈椅里,问他女儿林丛:“你家老爷子怎么越来越没样儿了?”
“没样儿就对啦!”林兆华满不在乎,“我可不想成长了,想青春。要不是没牙,我还想学小丫头吃棒棒糖呢。”
这个性格本就朴直的老人,现下到了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嬉笑怒骂,好恶分明,说话行事从无遮掩,“撅人”骂人冲口而出。
“妈的,没钱”
林兆华是天津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久居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先后任演员、导演、副院长。
提到他,话剧导演孟京辉连说几个“服了”。著名演员濮存昕更是多次表示,相遇林兆华,是我最大的幸运。
然而,声誉的累积并未使林兆华的戏剧之路变得平顺,反而更显窘迫磕绊——就像他晚年渐缓的脚步和语速一样。
今年3月至7月,第六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作品正在天津陆续上演。这是邀请展被迫从北京“战略转移”的结果。
从2010年开始,林兆华凭着自己的眼光和资源,从国外选戏、请戏,引进了诸多世界一流的戏剧作品,宗旨就是“让国内看看好戏长什么样”。该邀请展也被认为是国内外戏剧一年一度的交流盛会。
然而,6年来,邀请展始终没有摆脱缺钱的命运。
2010年,首届邀请展是女儿林丛为他掏的腰包,最后赔了50多万。邀请展初创时期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那年剧展结算的时候,“大导戴着个圆框眼镜踩着风进来”,笑盈盈地说:“还可以呀,没赔多少,咱明年还可以干!”
第二届,林兆华把前一年个人工作室的话剧收入扔进去做了启动资金,最后赔了150万。
第三届彻底没钱了,以空头账户启动,继续赔,他在邀请展的发布会上宣布不再办展。
2013年,邀请展停办。
2014年,林兆华还上了欠账,继续办展。4部戏中的3部原定在北京演出,其中两部却因经费不足而取消。
去年,大导硬着头皮邀请了6部戏,最终只有一半得以在京落地。
2016年,第六届邀请展干脆整体撤出北京。林兆华再次骂咧咧地放出“不想办了”的气话。
“我这工作室,多少年来,妈的,没钱。”大导以“自黑”为开场白,“排一个戏,筹一次钱。我他妈的谈了一辈子投资。这两年,多亏有钱程(天津大剧院院长)的坚持。实际上我给人家负担很重。”
4月下旬,邀请展中的话剧《藏匿》在天津上演。为了让观众对二战时波兰犹太人的遭遇有“沉浸式体验”,小剧场被布置成逼仄的地下室,全场只卖100张票(均价200元),观众环绕布景席地而坐。面对波兰剧团来华演出的成本,这个戏从选来就意味着赔钱。
“后来我才知道,每年赔好几十万。我原来不知道!”林兆华说。
钱程对每日人物(meirirenwu)笑说,“赔几十万”已经成了大导经常念叨的一句“台词”。实际上,这个数字早已是多年前的行情了。
“他只能排戏,干不了别的”
国家话剧院专职编剧过士行深知林兆华不善经营,周围又没有能帮他打理的人。“他处理起很多问题来,忙得不可开交,脚底下拌蒜。”过士行说,“他只能排戏,干不了别的。”
更别提很多戏本身叫好不叫座了。有时候林兆华“玩大了”,将契诃夫《三姐妹》和贝克特《等待戈多》放到一台戏上时,曾遭遇过只有十几个观众的尴尬。工作人员们常看到的一幕是:大导早早坐在剧场最后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怔怔地看着黑暗的舞台。
2006年,濮存昕将钱程介绍给惨淡经营的林兆华,让他“帮帮大导”。
比起“文化商人”,这位前北京音乐厅的经营者更像是个文化人。“我接触过很多文化公司,钱程是真诚地做艺术的。他像是文化推广员一样,不从赚钱出发,这个太难得了。”大导认定这位合作伙伴靠谱,和他在2010年办起了“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天津大剧院办公区的林兆华照片
两人的演出资源合在一起,请来了不少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第一届邀请展,他们请来了德国塔利亚剧院的《哈姆雷特》。该剧细致微妙又前卫大胆,舞台上甚至出现了一具真鹿的尸体。陈丹青坐在第一排看完,半晌说不出话来。
钱程问:怎么样丹青?是不是看了这戏才明白,比咱们领先四五十年?
陈丹青一个劲儿嘬烟卷,想了想说:问题是再过四五十年,我们也排不出这戏来啊!
去年,由有“波兰戏剧教父”之称的陆帕导演带来的《伐木》,在世纪剧院吸引了各路大咖,甚至包括资中筠、张维迎、周其仁、秦晖等文艺圈之外的名人,到场的白岩松开玩笑:今天有颗炸弹扔在这儿,中国文化思想界没人了。
但这样的邀请展一直在艰难维继。很多年轻人抱着艺术理想来追随大导,但是发现工资发不出来、有时甚至得倒贴钱时,就纷纷离开了。
一个曾参与邀请展创办的年轻人回忆,林兆华的办公室里永远有一口电饭煲不停地在咕噜着东西,那是林的养生法宝,没人知道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这些年,应该有不少人走进这个房间,带着劝退的目标来问大导戏剧邀请展还要不要做。”
“做!”
一个字,便不再说话,只有电饭煲的咕噜。狭小的办公室,是他的秘密藏身所,“你能走进去,但永远走不进他的世界”。
“谁叫我是个逆子呢”
2007年,林兆华排了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大将军寇流兰》。这部戏弄来了上百个民工上台做群演,还请来两支金属摇滚乐队伴奏。它后来受邀参加了英国爱丁堡戏剧节,并大获成功,但在国内被评为“不伦不类”。
人艺内部,此前被委托翻译剧本的英若诚曾问林兆华:为什么要选择这部不太出名的戏?林兆华回答:“因为我对孤独的英雄比较感兴趣,他(大将军)不是被敌人杀死的,而是被自己人杀死的。”
这些话林兆华不常说,但多少年来,濮存昕的心里一直有数。
“他选择一个戏,一定有一些他内心的碎片、或者情绪的记忆,是和这个题材有关系的。他一定相信自己——虽然是少数的、被孤立的、边缘化的——但是他一定会觉得,‘不对的不是我’。”濮存昕说。
不会认错的林兆华,自称是人艺的“逆子”。
“中戏是我的母亲,人艺是我的父亲,但他们都不爱我,谁叫我是个逆子呢?”这句话被印在了林兆华写的《导演小人书》封面上。
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林兆华作为演员进入北京人艺,不久遇上 “文革”。好不容易熬过文革,工作17年后的林兆华终于做上了导演。
他逐渐认识到一件事:人艺坚守的所谓传统,其实是仿自50年代苏联的表演体系。他不能接受的是,“人艺就是莫斯科艺术戏院的模子,而人艺的经典戏——如《茶馆》、《雷雨》——也只是在‘描红模子’,几十年前怎么演现在还怎么演”。
“创作者永远要蔑视权威。”林兆华不止一次说,“没有人艺,就没有我林兆华。只不过我不愿意做同一种风格传统的奴隶。”
在原有体制内处处受限,林兆华希望能有个空间自由地搞一些创作。他心知肚明,“有些想法在人艺实现不了,还会给剧院带来麻烦”,于是在1989年成立“戏剧工作室”。
工作室的第一部戏,林兆华就排出了当年一票难求的1990版《哈姆雷特》。之后,工作室以其先锋和实验的特征,迅速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戏剧界却始终备受争议。
在濮存昕看来,“大导总是不安生,总是有一种寻求新的可能的本能——就像一个小孩,要把每个抽屉都拉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略显尴尬的是,大导寻求了一辈子突破,但他排过的真正叫座的戏,还是人艺的话剧——现实主义题材,大牌演员坐镇,票房稳妥。比如人艺“五星”齐聚(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的《窝头会馆》。
“您看着好,咱就弄”
第六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仍在持续举行中。5月3日,《英雄广场》在天津大剧院上演,陈丹青、周国平、陈嘉映等文化思想界大咖专程从北京赶去观看。
《英雄广场》的研讨会,左至右为画家林旭东、陈丹青、哲学家周国平和陈嘉映
“您这么大岁数了,想那(亏损)干嘛?您看着好,咱就弄。”他对大导这样说。两个天津人,满是“嘛钱不钱的”穷欢乐精神。
“好多困难。唉,必然的。我都不想做了,钱程说还要做,说这是好事。”林兆华说起这件苦乐参半的事,竟顽皮地吐了吐舌头。他奇怪,为什么对于高端文艺产品的推广,德国政府能够用财政全力支持,而我们这里不行。
申请国家的文化艺术资金支持,是件尴尬的难事。大导的一位好友透露,申报的时候你得说“借助西方的戏剧理念,对促进我国的……什么什么的。这就是中国特色。”
在谈及为什么不在北京演出时,钱程算了笔账,比如,“《朱丽小姐》在北大演出,场子太大效果也不好,2000多座全卖光,还欠北大5万块,更别提演出费、食宿、机票了。《伐木》在世纪剧院也是,票款全卖完也不够交场租,没法弄”。
随着钱程竞标到了天津大剧院的经营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得以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但在这里,困难又是另一层面的。
天津大剧院正门的林兆华雕像
去年开始,天津推出了6万张“文化惠民卡”,拿着这张卡可以看遍天津11个国有院团的演出,比如杂技、梆子、评剧——唯独不能去买天津大剧院的演出票。
提起这个,林兆华沉着脸说,下一步他准备回天津,找有关领导“侃侃去”。“我不能整天他妈的叫人赔钱啊。”
“总孤独就不孤独啦”
“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人,不大不小,正好到可以干事的年龄,噌地一下就上去了,他们想跟上一辈不一样。但是到后来很奇怪,下面没有人跟上来。所以林兆华就变成孤单单的,一直到老都是一个人。”
“80年代文化思想界那种想‘往前拱’的过程被中断了。然后实验话剧就不重要了,以王朔为代表的连续剧就起来了。”
90年代文化界风气骤变。和大导合作的很多演员都成了名,之后就进了影视圈,再难返回舞台。戏剧成了一种没什么经济增长点的业态。原林兆华工作室的一位成员说,大导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他从不说。
今年4月份的一次饭局上,林兆华对过士行和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倒了倒苦水,说自己以前“看人眼光有问题”。曾经身边的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仿佛规律一样,“火了就不理他”。
“孤独呀!好多哲学家说,孤独是积累智慧,我孤独经常生气。活人永远离不开孤独。不被人理解孤独,生活失败孤独,欲望不可求也孤独……总孤独就不孤独啦。”林兆华这样劝解自己。
大导今年80岁了,但他烦别人说年龄,也不愿意提自己做过的事。他像自己的作品《建筑大师》中的主人公索尔尼斯一样,到了晚年开始怀疑自己的所有东西,经常甩着手说“那都过去了”。他也和索尔尼斯一样,晚年有危机感,说自己现在对于欧洲戏剧的了解也“有局限性”。
“少年维特有烦恼,老年烦恼更多,不请自来,且没有漫长的时间化解。我打坐打了几十年,仍然杂念更多,甚至更烦!”林兆华这样写道。
他偶尔也会问钱程:排什么戏能挣钱?演员多了会费钱吧?钱程就劝他别想这些。
“我干什么都是凭直觉摸着石头过河,有时能到彼岸,有时不知道蹚到何处。”林兆华在自己的书里说。
林兆华岁数大了。他的儿子林熙越觉得,老爷子的脚步比以前明显慢了。这两年,他终于不再“跟老伴儿在三九天里骑着大奔遛街”,而是坐上了老伴骑的电动车。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是给妻子买辆 Smart,就这一个心愿,却迟迟没能实现。
有一次,林兆华带病来人艺排戏,濮存昕看到他那“瘦瘦的”、“一步一晃”的身影,突然觉得很感动。
4月底的一天,林兆华的一个老朋友去家里看望他,带去了一个好消息:钱程的团队拿下了哈尔滨大剧院的经营权,那边的支持力度会更大。“您得把身体弄好了!咱还得弄戏呢。”他说。
林兆华将手平举上前额,耸身比一个敬礼的动作,但布满皱纹的面庞板着,眼神凝滞。他披着衣服慢慢向里屋走去——就像他多少次,一个人走向人艺那条木制结构走廊的深处一样。
每人互动
说起林兆华,你会想起哪部戏?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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