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赞歌 ｜何建明：雨花台［报告文学］（人民文学 2021-06）

 何建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院长、茅盾文学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一九七八年开始创作，出版五十余部文学著作，代表作有：《革命者》《浦东史诗》《大桥》《爆炸现场》《国家》《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忠诚与背叛》《国家行动》《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出版。十二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雨花台（节选）

何建明

人民文学 2021年06期…… ……

“一号烈士”之谜

其实他是我党早期潜伏于敌人心脏的重要的军事人才，中共“三大”代表。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曾代表党中央向他特别交代：若要打仗，应设法保存实力……牺牲前，他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革命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

假如他活着，新中国的元帅名单里可能会有他。金佛庄，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

走进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大厅，第一个见到的烈士就是他——金佛庄。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也常常被讲解员几句带过的烈士：“这位烈士牺牲得早，公开身份又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团长，所以有关他的事迹很少……”

一个潜伏于敌人总司令部之中的重要人物，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一次怀疑，两次怀疑……后来经过多方调查与证实，我不再怀疑了：雨花台的“一号烈士”果真是一位非凡人物！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当时浙江还没有成立中共组织。1922年，浙江第一个中共组织杭州党小组成立，金佛庄是这三人小组的其中一人。而此时，中共党员在全国的总数也才195人，更没有像金佛庄这样具有保定军校毕业的背景和担任过北洋政府军浙江首脑夏超的警卫营营长之职的党员。参加完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并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时，专门密令金佛庄，如果所带的一营要打仗应设法保存实力。可见党对金佛庄所寄予的希望有多大！而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毛泽东早有重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基础。

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施。孙中山与李大钊协商的黄埔军校即将创建。中共从实际控制的上海大学和各地中共骨干中抽调人员赴广州协助创建黄埔军校。

“金灿兄，现在我受组织之命向你传达指令：派你去广州参加筹建黄埔军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书记、浙江省党组织负责人、杭州党小组组长徐梅坤（后名徐行之）有一天突然找到金佛庄，秘密通知道。

“马上就要动身？”

“当然。”徐梅坤点点头。

两人在西湖边接头之后，金佛庄回到营部，做了简单地收拾，便辗转千里，到了广州。

“你就是两进保定陆军军校，又考上厦门大学的金佛庄先生？”正忙着筹备黄埔军校的国民党财政部长、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改任军校首任党代表的廖仲恺先生，一见前来报到的由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推荐来的教官金佛庄既军事素质高，又仪表堂堂，格外高兴。

金佛庄报到之时，正是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最忙碌的时候，除了建校，还有招生。当时国民党因为没有地方组织，所以除了广东之外，连招生的“广告”都发不出去，各省军阀互不买账。孙中山生怕黄埔军校首次招生流产，于是便让廖仲恺找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希望借共产党之力，帮助招生。后来尴尬的局面很快打开。比如在上海，就由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了黄埔军校“招生办”负责人，为首期黄埔军校输送了许多优秀学生，如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大家的徐向前等，也有成为国民党名将的黄维等。

黄埔军校的招生特别严，除考政治、作文和数学三门课程外，还有年龄、身体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要初试、复试。复试则必须在广州大帅府黄埔军校筹备处由专门的教官和招生办工作人员按统一的标准进行。

那天金佛庄与廖仲恺首次见面时，廖仲恺办公室的外面就是学生复试点。这时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号哭声，随即又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

“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着？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驰骋疆场吗？总理孙中山的个子也只有1米68，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貌取人呢？”

“你、你这是对总理和党代表的不敬！”

“我说的是实话，这怎么叫不敬？我看哪，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

外面这一来一去的火药味，室内的廖仲恺和金佛庄听得一清二楚。金佛庄心想：也不知哪个考生竟敢如此直说总理和党代表个儿矮……他借机偷偷瞟了一眼正在向玻璃窗外看“热闹”的廖仲恺，以为大人物的廖仲恺一定会迁怒于那位不识抬举的考生。哪知接下来廖仲恺的做法让金佛庄大为感动和感叹。

“走走，到外面看看出了什么事……”廖仲恺朝金佛庄一挥手，便出了门。

廖仲恺一看，那个大嗓门的考生是位小矮个儿，看上去不到1米6的模样。一问，是浙江宁波来的，名叫胡宗南。

“党代表，他除了个子不够条件外，年龄也过了好几岁，已经29岁了……”教官见廖仲恺出现在面前，赶紧报告。

“噢，个子似乎比我廖某还矮那么一点点儿，年龄嘛，倒是比我年轻好几岁……你真的很想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廖仲恺和目笑颜地将那个嚷嚷了半天的考生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问道。

“报告长官：我胡宗南跟定孙中山先生革命到底，就是死了也不后悔！”那位叫胡宗南的考生如此说。

“好，这位同学，现在我批准你参加考试，并且愿为你担保入学！”

“是！谢谢长官！”刚才还在哭鼻子的胡宗南这回激动得又哭了起来。后来成为国民党一代名将的胡宗南在黄埔军校“靠哭鼻子入学”的事一直在国民党军队里流传。

不过廖仲恺处事的这一幕，让金佛庄对廖仲恺格外敬重起来。

“来来，我们言归正传。”重新回到办公室的廖仲恺对新报到的金佛庄说，“我们学校的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也是你们浙江人，刚才那位考生也是浙江人。浙江才俊多啊！请用10分钟时间说说你这三年中跨两个高等学校的传奇吧！”廖仲恺笑眯眯地盯着眼前这位年轻英俊的浙江军事才俊。

“算是党代表的考试吧？”金佛庄整整军服，端坐后肃容道，“后生佛庄自小出身贫寒，家父是一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郎中，在东阳横店四乡一带稍有几分名气，但仍不能支撑有四男二女的小家。佛庄是长子，为了少给家里添负担，从小就由叔公带养着。6岁时入本乡老贡生金洪锦先生的私塾念书。金先生去世后，又跟随老秀才吕松贵先生课读。吕老先生见我好学，文章写得还算好，老人家十分喜欢我，亲自给我取了学名‘金灿’和字‘辉卿’，意思是希望我日后前程远大，光辉灿烂……”

“哈哈……你这位先生有远见！有远见嘛！这不，年岁轻轻，已经是营长大人了嘛！”廖仲恺这时拿金佛庄玩笑起来。

“听说你后来是在东阳中学毕业的？”廖仲恺又问。

“是的。我们东阳中学在当年很有名。我的同班同学有个叫严济慈的，他特别聪明，我们一直在班上比赛，看考试谁是第一名。他很了不起，不像我偏政治和社会学，他专攻科学，是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届理科毕业生，毕业证都是第一号的。现在他在法国留学当科学家呢！”

“你同班同学严济慈的大名我听说过……现在来说说你自己嘛！”廖仲恺慈祥地拉回这位浙江年轻军人的话，颇有兴趣地想听其“个人传记”，“说说后来为什么去读陆军军校去了，中间又转到厦门大学了呢？”

金佛庄见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军校党代表如此平易近人，便打开了话匣子：“这要感谢袁大头袁世凯，他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一事传到我们东阳中学，我就决定不再跟严济慈拼数学了，我决心从军报国去！就这样，1918年中学毕业后，我就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学校的第八期学员……”

“嗯，那是我们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可惜它的办校宗旨并不是为了我中华民族复兴，而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孙中山总理要办一所为自己革命事业服务的军校。这不，你们这些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就有许多才俊被招到我们这儿来了！说，往下说，说你自己的！”个头矮小的廖仲恺右手支着下颌，仰着头，双眼盯着风华正茂的金佛庄，满眼欣赏地说。

“后来，后来我去了保定，当了一名军官候补生……”金佛庄说。他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后，发现北洋军阀队伍里很黑，于是也对从军报国的道路产生了怀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使他受到猛烈的冲击，思谋另找出路。1920年，直皖军阀开战，军校一度停办，他转而考进厦门大学，改为研究教育与文学，以求改造社会。在厦门大学读书，虽然得以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但生活上却困难得多，不像在军校那样一切都享受公费，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家庭负担。父母无力供给，只能靠亲邻好友共同帮衬，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囿于现实，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后，金佛庄于1921年10月3日离开厦门，乘海轮去天津，转道北京，重返保定军校求学。

“听说你第二次返回保定军校后，埋头刻苦地学习与钻研？”廖仲恺目光炯炯地问。

金佛庄一愣，心想：不愧是党代表，对我以前的事了如指掌啊！于是便答道：“是是，佛庄不才，以前只是井底之蛙，并不知中国之概全，只凭鼠目寸光，赌气离开了军校。这回重返学校，便开始珍惜时光，不能再虚度年华了！所以就不敢怠慢每一天……”

“听说你在保定那里边学边思考，而且还写下了洋洋万言的《佛庄日录》……不知可否让仲恺一学？”廖仲恺这话，让金佛庄不好意思起来。

“党代表羞杀吾也！羞杀吾也！那都是旧学堂时的低级谬念，不值一看！不值一看！”金佛庄忙不迭地从斜挎的书包中拿出一卷用小楷写的书文，毕恭毕敬地递给廖仲恺，“这是我来广州时，准备发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另一篇谬文，因为说的是军官的问题，所以想请党代表教正……”

“《军官的心理》……嗯，这个好！这个好！中山先生创办本军校，就是为了培养我党军事人才，而军事人才，其心理品质其实胜于军事素质。你的这篇鸿文，我一定花上三天工夫，好好学习，然后我俩另找时间一起交流交流……”廖仲恺接过书卷，有些迫不及待地要起席而别。

金佛庄赶忙紧跟其后，并连声道：“岂敢岂敢，还请党代表劳神指教，佛庄我在此洗耳恭听……”

“你等着！”廖仲恺一阵风似的走了，留下身后的金佛庄心潮澎湃。因为自当年弃笔从军后一直在寻找革命报国之路上徘徊而未见曙光，如今在广州黄埔军校，特别是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身上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他怎能不激动？其实，作为中共党员身份的金佛庄也清楚，现在的这所由孙中山亲自创办的新型军校，不仅是孙中山先生与中共负责人李大钊一起商议创办的，而且中共派出了重要的建党人之一的张申府先生协助孙中山负责黄埔军校的筹建和招生工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开学之后担任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张本人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后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也是由张申府向孙中山和蒋介石推荐的。金佛庄来黄埔军校报到时，已经深深感受到这所军校不仅具有国共两党合作的标杆意义，同时军校的教学方式完全按照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方式在进行，革命的色彩和革命的朝气处处皆是，这令金佛庄的内心格外兴奋和激动，他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地。

想想过去几年寻找革命之路的曲折，金佛庄越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每一刻……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期的那些日子以及毕业后的峥嵘岁月里，他与共产党接触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往事，更是历历在目——

那应该从金佛庄重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说起，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学校中一些革命的进步师生，通过他们也开始看到了如北京出版的《晨报》，还有上海的《国民日报》《建设》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这些报刊上已经有不少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让金佛庄有了一种全新的探求革命的方向，于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观察，挥笔写下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的《佛庄日录》，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虽说是一所北洋政府主持的军校，但由于它对学员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开放，所以进步的组织包括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也开始在进步的青年学员中发展对象。1922年，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金佛庄，被正式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从此这位青年军人有了自觉投身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意识和精神。那时党组织和团组织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保密的，所以金佛庄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和校内4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壬戌社”（金佛庄他们应是1922年毕业的学校第八期学生，这年正好是农历壬戌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

1922年7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在上海的日子对金佛庄来说异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金佛庄来到上海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才一年，而革命的形势则蓬勃兴起，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势力在上海特别有市场，进步的《新青年》《建设》等报刊几乎每期都能让人看到革命的理论文章。中共上海组织在青年中培养和发展工作也做得非常活跃。金佛庄作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人才，自然也格外受到党团组织的重视。因为他是浙江人，在上海当了很短时间的见习排长一职后，旋即被分配到浙江陆军部队当见习军官，并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

“金佛庄同志，现在我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我们一起向党旗宣誓……”

在庄严的镰刀与锤子的红旗下，金佛庄满怀激情地紧握拳头，用心声向党宣誓，而也在同一时刻，他决意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中国共产党。

“你现在是军队的营长，我们党要夺取革命胜利，武装斗争是必由之路，将来你的作用会比一般的中共党员都要大，所以要学会在军队中保存实力，发展自己的同志……”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对他说。

其实，那个时候整个浙江省也只有三个党员，除了徐和新发展的金佛庄外，仅有一位，他们三人既是浙江省的中共党组织成员，也是中共杭州支部的党组织成员。这时的金佛庄不仅在杭州警备团里任营长，而且还兼任新闻记者，是《嘉言报》主笔。

1923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蜜月”期的开始，广州作为当时的革命中心，金佛庄作为杭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中共“三大”会议，第一次见到了中共缔造者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他心目中崇拜的领袖级人物，内心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也就在此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向他传达了“保存实力”的重要指令，理由是：他是当时100多个中共党员中，仅有的几个在军队中服役的军官，且金佛庄的资格堪称最老，他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又已是有实权的杭州警备一营营长。

1923年时的中共，如果有一个营的军队，意味着这是一支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啊！所以中共对金佛庄怀有特别的厚望。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也专门派员密令金佛庄：“相机做反战宣传，如果所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这是再一次重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予金佛庄的“特别指令”。一句话：你金佛庄是咱中共的“秘密武器”，保存实力是第一位的！

可见在建党初期的中共领袖心目中，金佛庄是个被暗藏的特殊人物。党对他寄予厚望，他必将挑起千斤重担。

果不其然，1924年初，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帮助下召开之后，孙中山听从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将党的纲领确定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新政策，令中国革命阵营焕然一新，整个革命形势为之一振。

金佛庄在开会中，深切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内心的热血早已被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们激荡和燃烧……此时的他，作为旧军校毕业生，在思考军队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即军队军官的素质。“言军队素质，军官的素质是根本。军官的素质，其实军事素质比起心理素质是次位的，军人特别是军官，他的心理素质好坏才是关键。一个军队的素质好不好，关键是军官的心理素质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正是在这一观点下，他有了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被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孙中山、蒋介石和廖仲恺等人所看重。

《军官的心理》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新型军事观的军官心理理论著作，是金佛庄在学习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后，针对旧中国军队的问题而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正是这部著作，使他在日后的军队工作、黄埔军校任职及战争战斗中显现了天才般的军事才能，受到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赞赏。当然中共党组织对金佛庄的军事才能更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因为当时的中共缺少来自一线有打仗经验的实际军事人才。

接近100年前，金佛庄就在《军官的心理》一文中指出：“社会制度及经济组织，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经济的背景有解释人类行为的可能。”他进而指出：“同时人处于一个特别的环境，每起一种适应于此环境的心理。”

“‘这种军官心理，细分之，是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的反映……’说得极是也！”深夜，廖仲恺在炼油灯下，一边读着金佛庄的文稿，一边赞叹不止。

“战场上的军官，每生一种特异的心理；但平时的军官也有显然与众不同的心理。此地所论是专限于平时的。真的，平时的军官天天在精神战争中哩！这种精神战争影响或支配于他们的行为很大。他们的性质日习于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

“极是！”廖仲恺自言自语着。

“现在军队组织的第一毛病是各级军官的隔离，使他们遂各不相顾，甚或互相妨害。上，下，同事，各怀恶意。为什么军队各级间会发生隔离呢？大半原因是军队的阶级制度。

“军队自兵至将共分十五级；即就军官论也分三等九级。各级职权不同，严分界线，受系统的指挥和政府的遵守，叫作服从和军纪。系统上的统御，在求上下一心，是精神的；秩序的排列，在求有条不紊，是形式的。合形式和精神而一之，叫作军队的团结。形式之划分，所以防平时上下之侵越而保养上位的威严；精神之融结，所以收协同一致的功效，达治兵之目的。前者消极的；后者积极的。以整齐的形式而济之以融合（不分上下的）的精神，才名为精练的军队。这是现在的军队组织的真意。”

“是啊，孙先生领导我们革命和建立新型军队，就是要有这等‘精练’之气的军队！”廖仲恺不停感慨。

“然而中国军官每每谬用阶级的地位和权力，因起了许多变态的心理。

“居在上边的军官仗着地位与权力，以为威严是他们的特权。他们一意装摆官僚的架子，威临部下。这种谬误的观念，占据了他们的充满了旧习惯的头脑，就发生压迫的心理。他们仿佛说：上官的讲话是‘圣旨’；上官的举动是‘师表’；上官的惩罚是不可申诉的。他们凭他们的喜怒爱憎的感情和冲动，常常给部下一个‘笑脸’、一个‘丑态’，或一个冷酷的表示。他们只善吹毛求疵；他们总不愿听部下有‘超出己右’的才能。他们不肯稍表一点同情心于部下，但他们暗示部下以‘威风’。”

“要用，要重用！这等人才不用，误革命大业啊！”掩卷那一刻，廖仲恺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向他建议推荐开学之后需要确定的4个“学生队”队长名单。廖仲恺清楚：黄埔军校能不能办好，第一期最重要，而第一期办成啥样，组织好师资队伍和安排好带兵的学生队长是重中之重。孙中山曾向廖仲恺特别叮嘱过，让他选好人才，不得有“次品”混入军校。

校长蒋介石对师资和带学员队的队长人选更是格外关注，他想得比孙中山更远更具体，是因为他内心有份私心在作祟：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尤其是不能用共产党的人。这是他蒋介石的“用人底线”。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645名学员，蒋介石的意思是每150多人一个学员队，共4个队，每个队有一名队长。“队长的职责比教员和我这个校长有的时候还要重要。”蒋介石曾在与廖仲恺商量学员队配置队长时这么说过。于是谁当学员队队长这事，廖仲恺十分在意，也特别重视。金佛庄的出现令他欣喜，当然其他几位人选他也在紧锣密鼓地挑选。

“党代表啊，今天你的气色这么好，肯定是有喜讯告诉我了？”这一天，蒋介石刚刚在办公室的椅子坐定，就见廖仲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便问。

廖仲恺自己搬过一把木凳子，坐下后便说：“4个学员队队长人选差不多可以定了……今天来跟你推荐的是一位你的浙江老乡，顶优人才！”

蒋介石一听，面呈喜色问道：“浙江人？谁呀？”

“金佛庄，保定军校毕业的，后在杭州警备团任营长，很有点墨水。刚看过他写的《军官的心理》一文，其论点是对中国旧军队的批驳，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指出了革命军队如何培养军官的方向性问题……”

蒋介石在听廖仲恺介绍金佛庄此人后，心头记下了这位优秀的浙江籍老乡的名字，而且暗中派人对金佛庄做了一番细察。特别是细细翻阅了金佛庄所著的《军官的心理》后，蒋介石兴奋地拍案称道：“像金佛庄这样既有军事素质，又是管理军官的理论专家，我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啊！人才，顶好的人才！”

并非蒋介石“火眼金睛”，诸读者可以设想一下：金佛庄是近100年前的一个旧式中国军校毕业出来的一名职业军人，在那个新一代中国军队尚处萌芽状态的岁月里，他能写出《军官的心理》这般专业和精到的军事理论文章，加之又是“浙江老乡”，刚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能不暗喜吗！

为了打造国民党第一军事高等学府，在黄埔军校筹备之日起，孙中山亲力亲为，并派出蒋介石、廖仲恺两位左膀右臂主持日常校务。身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更有自己深层的考虑，因此他在被任命为校长后，每天起床很早，他从居住地骑马到校门内，响起的马蹄声就是学员、教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起床号”，随后出操、吃早饭。蒋介石一直与师生一起就餐。他出现在哪里，所有下属必须站起；他坐后，其他人才能坐下；吃饭时他动筷子了，其他人才能动筷子；他吃完搁下碗，其他人必须搁下碗；他走时，所有的人必须行注目礼……总之，蒋介石以此来驯服所有黄埔军校的同事和下属。这与后来他所有国民党下属称呼他“校长”有着紧密关联。一声“校长”之后，其意就是“我是你蒋某人的兵”！这种“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是“蒋家王朝”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根系，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圣法则，打造了国民党军队的“血脉”。在党内，蒋介石用“总裁”称谓来维系着这种“君臣”关系。

如上所言，蒋介石用人十分注重“老乡关系”，凡是浙江籍的，他总是以“亲眷”般的私情来拉拢。这不，金佛庄这样的人才，又是嫡系的浙江老乡，他老蒋怎会轻易放过！

开学前的一日，蒋介石找到金佛庄，让他到自己的临时办公室进行“训话”。

蒋：“你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你以为中国的旧军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黄埔军校借鉴的可取之处？”

金不曾想到蒋校长会提这等问题，于是虽心存疑虑，但仍然流畅回答道：“自然有一些。比如北洋军队的军装是有一定规定的，是按季节变换服装的。虽然我们黄埔军校是在南方，一套短裤短衫，但如果有条件，还是需要按季节发放不同军装，以整军威……”

蒋介石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金：“还有，北洋军队驻地将官出入营门，卫兵司令就不能离开卫兵室，将官一出入营门，就要集合列队，对将官行举枪敬礼，随时接送。同时，号兵按将级衔只奏从军乐：少将吹一番号，中将吹两番号，上将吹三番号，有时可加一番……在下看来，这些都是十分需要的。”

蒋：“好，你的这些意见非常好，对我们新型的革命军校有很大参考价值。佛庄是我们浙江东阳人，东阳出才子！但现在我们革命军队既需要理论家，更需要能打仗、打硬仗的军事人才，希望佛庄为大家榜样！”

金：“在下一定听从校长的教诲，当一名真正的军人！”

蒋大喜，“以后有什么事，尽可直接找我。”

金：“是。”

在一个告别的军礼之后，金佛庄走出蒋的办公室，突然听到身后蒋介石在发问：“你是共产党吗？”

金佛庄一听，顿时后背发凉，但马上镇静下来，转身后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冷静地报告道：“报告校长，现在我已经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这话找不出任何毛病，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亲自同陈独秀和李大钊谈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黄埔军校有一项特别规定：凡是入学的学员和在军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一律要加入国民党。金佛庄就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共组织同意，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金佛庄的回答找不出碴儿，于是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说：“这就好！这就好！”

但是金佛庄出门后，感觉后面似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他心头暗暗增添了一分警惕：虽然当时国共合作已在“蜜月”期，在孙中山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已经很多了，而且还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包括在黄埔军校里，金佛庄看到了几位他所知的中共重要人物，这是他在参加党的“三大”会场上认识的。但黄埔军校毕竟是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当校长的地方，而且党内同志告知他两条“基本原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尽可能地以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场面上、工作中，做好在黄埔军校的本职角色，争取校方特别是蒋介石的信任，储蓄革命力量，侍机为中共事业贡献力量。

由于廖仲恺的特别看重，蒋介石对金佛庄也抱有不一般的好感，金佛庄不仅很快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第三队）队长，而且还被任命为首届军校特别区党部（国民党）5名执行委员之一，可见蒋介石对他既怀信任，又想拉拢。当时蒋介石在校一级层面有“八大金刚”，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和张治中。这些人在黄埔军校时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后来也都成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的大人物，像张治中后来还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当时的黄埔军校内，还有一种私下里的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一线教员和学生中，还有“十大金刚”，金佛庄就是这其中之一，并且是非常靠前的“金刚”。

1924年6月16日，这一天是黄埔军校的成立之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大元帅出席，而且这一天他与年轻的夫人是早上6点钟就从大元帅府大本营出发的，可见孙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成立的重视。

“赶快集合官兵到码头欢迎总理！”那天，蒋介石一上来就有些措手不及。

7点40分，孙中山乘坐的“江固号”军舰，在“江汉号”军舰的护卫下，驶入黄埔岛码头时，岸头的军校官兵齐声欢呼，锣鼓喧天。

一身白色中山装的孙中山先生拉着夫人走到蒋介石面前，摆摆手，道：“想到了我们也要建一支革命军队，所以睡不着觉……”意思是，起这么早你们没有准备好欢迎队伍，情有可原，不必拘礼了。

其实，这一天对国民党要员们来说，非常重要，连平时开会很少准时的汪精卫、胡汉民、林森等，这一天也从居所早早地来到了黄埔军校。因为大家清楚，黄埔军校是国民党要建一所现代化新型军校之大事，而且孙中山亲自选定的6月16日这一天作为军校成立之日，意味深长。两年前的这一天，孙中山革命队伍中发生了一场差点要了孙中山命的“中山舰事件”，一向标榜是“孙中山的学生”和“最可靠卫士”的陈炯明趁孙中山不备之际，发动了“永丰舰”反革命叛变事件，陈炯明调转枪口，将枪炮瞄准了孙中山和大帅府。虽然最终以叛军陈炯明失败告终，但此事给孙中山造成的心理阴影非同一般。至于心头之痛更不必说，因为就在挫败陈炯明的这次政变中，孙中山也失去了他和宋庆龄唯一的一个未出世的爱子——宋庆龄此次流产后与孙中山再无后嗣，并成了一生遗憾。

孙中山进军校后，在校长办公室便开始接见全体教员和学生队长。这是金佛庄第一次近距离与他所特别敬仰的孙中山交谈与握手。在介绍到金佛庄时，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插话向孙中山报告。

廖仲恺：“这位三队队长是位有心研究军官心理的专家。”

蒋介石：“我希望他也能下功夫在打仗上！”

孙中山听后，连声道：“好，好！能文能武者方为我们革命军人也！”

这一次与孙中山的接触，对金佛庄非常重要，尤其是孙中山的这句“能文能武方为革命军人”的话，对金佛庄影响很大。而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尤其是孙中山那天所做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说，令金佛庄和全体在场的人热血沸腾。金佛庄虽为中共党员，但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十分佩服。那个时候，会场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但金佛庄却把孙中山的许多话一直记在心头——

建立黄埔军校，“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革命过去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失败。”

孙中山的话振聋发聩：“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班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

“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

孙中山越说越激动，不停地挥动着右胳膊：“你们，所有在场的师生们，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愿，只知救国救民的事业！

“革命和革命军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败军阀！

“我们就是要用你们这支队伍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以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业！”

金佛庄后来曾对党内同志讲过：入黄埔军校，让他看到了革命浪潮的蓬勃兴起和势不可挡的潮流。

当天下午阅兵式，孙中山检阅了4个学生队，金佛庄再次进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视线。开学第二天，金佛庄被正式任命为学员队上尉队长。军校的军纪虽严，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并不是都那么听话，调皮捣蛋的仍不乏其人。就在开学典礼上，当国民党重要人物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时，一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被台下陕西籍的杜聿明听成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这句笑话，后来在黄埔军校里流传很久。每每开饭时，学员们相互调笑：“今天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开学之后，训练和管理学员队其实是黄埔军校最难的几件事之一。学员素质参差不齐、性格各异，加上队伍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国民党员，左的、右的，调皮的、正经的，什么样的学员都有。

“本军校最大的特点，也是我们有别于旧军校的根本点，在于军事与政治并重，这至关重要。”金佛庄在与廖仲恺交流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讲得好！军事与政治并重，乃我军校之根本也！”廖仲恺并不知道金佛庄的这些办学新理念，是他按照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在执行——中共党组织要求金佛庄利用学员队队长之职，不断吸收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办校经验，并通过推进“政治与军事并重”的理念，在学员中不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同时让学员们弄清革命为了什么、革命军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理解。

其实，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学校内部的左派和右派的暗中较劲十分激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金佛庄利用自己“学员队队长”一职，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军校内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及其所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埔军校开学的第一年年底，一位格外英俊的中共重要人物从国外回来，到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后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在周恩来之前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是戴季陶先生。戴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的领袖级人物，在中共也很有人缘，因为他曾一度热衷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入右”进入国民党阵营后，他自感不得志，尤其是到了广东的孙中山政府后，极不满意自己的职务，所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也不当回事，故周恩来到来之前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基本上是“死气沉沉”。

周恩来的到来，一改旧的工作方式，全校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大为改观，师生活跃，正气顿增。

金佛庄开始如鱼得水。在军事教育方面，他训练有素的带兵经验及教学方式，使他的学员项项考核在四队之前；政治教学方面，他更是纵横驰骋，理通论明，学员们都喜欢他的课，且愿意跟着训练上课及进行军事实践活动。因为同是中共党内同志，金佛庄与周恩来和时任军校政治教员的恽代英、张秋人关系密切，并且在日常工作中相互照应、亲密无间。由于金佛庄的“保定陆军军官”毕业生身份和“浙江老乡”的关系，蒋介石一直在明里暗里拉拢他。而中共党组织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也一直指令金佛庄在学校的公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尽量淡化“中共党员”身份，多以激进的“国民党员”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尤其是要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潜入其权力核心，争取日后为我党所大用。

这是中共建党之初的一大伏笔：为日后武装斗争储备一位重要的军事人才和深入敌对势力心脏的“尖刀”——金佛庄在黄埔军校和日后在蒋介石身边的意义非同寻常！

他，中共党员、国民党军事队伍中的军事才俊金佛庄，正按照组织的指令，一步一步地向蒋介石军事集团的核心迈进……

事实上，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之时，全校各级官佐、教官和职员，连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一起算上，也才50来人。像金佛庄这样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背景又在军队带过兵的人并非很多，所以作为学校的中层官佐，金佛庄属于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员，加上他的“浙江老乡”身份和有相当理论功底的原因，他受到蒋介石和廖仲恺两位主官的特别宠爱，也因此一遇重要事变，金佛庄的地位和身份便会显现出来。

军人的机会就是打仗和战争。作为军人，随着1924年7月下旬广东商团掀起的一场企图推翻孙中山革命政府的阴谋渐渐登上舞台，金佛庄开始在“能打仗”的层面上，被蒋介石所看中和看重了——

某种意义上讲，还得“感谢”广东商团的阴谋：1912年成立的广东商团，经过10年发展，在广东势力很大，关键是他们有一支武装，而且人数众多，到1924年时，已经有4000余人。更由于商团的头目与香港的港英当局勾结，日渐发展成欺压民众和与孙中山革命政府对立的地方恶势力。这年夏天，也就是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广东商团便已经在密谋推倒孙中山领导的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商团此时通过港英的暗中支持，已经在为夺取和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做战争准备，大批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广州等地，准备随时出手推翻孙中山革命政权。

孙中山再次面临革命的危急时刻，想到了动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然而这些刚入校的“学生军”到底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赢，孙中山心里没底，其他国民党要员心里更没底。而这个时候，具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要亲自挂帅出征，并向孙中山保证平息暴乱，铲除商团。然而当时学校开学才两个来月，有兵力吗？没有。因为4个学员队中一个队被派去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真要打仗的话，黄埔军校本部还得有一支队伍留守，因此蒋介石所能调动的就只有两个学员队的人数，也就200多人。

“兵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勇；仗并不在于怎么打，而在于智谋。”蒋介石本人是在日本军校毕业的，非常重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时的智谋与勇敢的发挥。然而面对10倍兵力于自己的商团及地方军阀，他有些拿不准。初步决战方案这样确定：学员一队负责保护孙中山，二队留守学校本部，只有三、四两个队跨出校门去作战。

三队队长便是金佛庄。蒋介石自然要听听这位“浙江老乡”的意见。

“我们人少兵薄，但我们整齐划一，战斗作风和战斗形象胜于敌方民团及军阀军队，只要我们出师撼敌，并民利秋毫不犯，就会获胜……”金佛庄如此这般地向蒋介石谈了自己有关消灭商团武装的战略与战术。

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随后他跃上马背，挥动指挥刀，在军校内飞奔，并高声命令道：“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保卫孙总理，三队、四队的官兵们，跟我冲锋杀敌去——”

“跟着校长冲锋杀敌去啊！”蒋介石的身后，是金佛庄率领的学生队众官兵，他们一个个英姿威武，杀敌的战斗激情昂扬，大有所向披靡之势。

出战的第一役，他们首先斩获了商团私运枪支的丹麦商船“哈佛号”，从船上收获了9000支步枪和300万发弹药。这不仅切实武装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备，而且沉重打击了商团的武装后备力量。

之后，金佛庄带领的队伍进入广州市区后，处处以威严之师出现在街头，同时又对群众和市场秋毫无犯。于是在日后的打击商团战斗中，市民们纷纷倒向孙中山革命政权这一边，使得反动商团无立足之地，直至最后被“学生军”打得落花流水。

原本已经认定广州沦陷的孙中山，在此役中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判断大为赞赏。而名震广州的“学生军”的战斗力，也让蒋介石对金佛庄异常满意和宠爱了。

然而，尽管“学生军”粉碎了商团的阴谋，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仍然并不稳定，尤其是叛将陈炯明不仅贼心不死，反而勾结军阀和各种反对革命政权的反动势力，汇聚了几万人的兵力，企图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的机会，自封“救国军总司令”，准备向广州进军。

一时间，广东特别是革命中心的广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民革命第一次“东征”也由此形成，“学生军”的黄埔军校师生们再次出征。金佛庄出任军校教导团第2团第3营营长，带领部队冲锋在东征最前线。金佛庄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杀敌在前。

淡水城一役最为惨烈。这个小镇在深圳东北不远处，当时的小镇四周筑有6米多高、厚3米的石头城墙，另加城墙外是一片300多米宽的洼地，守敌顽固，一时难以攻破。

蒋介石亲自来到小镇前线督战。可是面对如此坚固的守敌，无奈东征部队受挫。

“只有一个办法：组织敢死队！”队伍里传来一个不高不低的声音。

“谁？谁说的组织敢死队？”蒋介石急红了眼，忙寻找谁出的这主意。

“校长，是我，金佛庄……”金佛庄从队伍中走到蒋介石和周恩来等指挥官跟前。

“你认为要组织多少人才够？”蒋介石问。

“100人左右……”金佛庄说。

蒋介石用目光向周恩来、苏联专家等指挥官征求意见。他得到的回音是一致的：行！也只有这法子了！

“何应钦，你负责组织百人敢死队，给我拿下淡水城！”蒋介石军刀一挥，一道寒光在教导团团长何应钦面前闪动着。

“是！”何应钦向校长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后，转身跑到教导团面前喊着：“革命的兄弟们——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刻到啦！我们马上要一支奋勇队，去端掉前面的这座阻挡我们前进的淡水城！谁报名？报名的站到这边……对了，金佛庄，你报名了没有？”何应钦见金佛庄站在他身边，就问他。

金佛庄一个立正:“报告团长，我第一个报名！”

生死关头，黄埔军校的师生，在金佛庄的带头下，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敢死队”，这场面让蒋介石、何应钦等感动不已。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自然更不用说，他清楚，这报名的队伍中，有他最亲爱的同志。

最后何应钦一点人数，共105人报名参加了“奋勇队”——这名称是何应钦临时改的，“敢死队”有点太冲，所以他临战改的口，生怕一说到“死”就把人吓回去。

“奋勇队”果真不负众望。他们在一阵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到城墙根下。但是城内的敌人也不含糊，机枪的子弹在金佛庄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

“营长！这墙太高了，上不去呀！”贴在墙根边的勇士们一时无法前进，而且时间一长，更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子面前。这是十分危急的战局，100多名勇士随时可能被敌人“一扫而光”。

这可怎么办呢？金佛庄突然想到了在保定军校苏联专家指导过的“叠罗汉战术”，也就是说由几个人肩搭肩地竖起一个“人梯”，从而突破敌人高墙的封锁线……想到这儿，金佛庄一声大喊：“来——从我肩上往上冲——”

他这么一蹲身子，随手又揪过一个学生兵往他肩膀上一推，于是身边的人就知道“叠罗汉”了！于是，整个“奋勇队”迅速搭起几组“人梯”向墙上冲锋……

“掩护！机枪掩护啊！”这一幕被远远站着的蒋介石等清楚地看在眼里，他挥舞着军刀，命令何应钦等后援部队。于是，一边是金佛庄他们敢死队的奋勇冲锋，一边是何应钦后援部队的枪炮齐鸣，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之后，敌人的高墙封锁线被革命军冲破。随后，蒋介石、周恩来带领的革命军大部队向城内敌人发起总攻，并同顽敌进行了长达半天左右的激烈巷战，最终获得了全胜。

淡水城之战，让黄埔“学生军”再度名声大振，因为这场战斗确实不易，敌我兵力的悬殊是10∶1，教导团缺失惨重，伤亡半数以上，9个连长中有6位阵亡、3位负伤。在此次战斗前线指挥的长官中，表现最突出的应该属何应钦，营职长官中当算能战能谋又一直冲锋在前的金佛庄。同样是教导团其中一位团长的王柏龄，则成为战斗中可耻的逃兵，最后被撤职查办。

通过“东征”之战，金佛庄的英勇善战给蒋介石等留下深刻印象，蒋亲自为其“学生军”营授予“英雄善战旗”。而作为党内领导者，周恩来则暗暗地赞赏，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以实际行动，让自己的同志更为蒋介石集团接受。这是革命的需要，攸关革命未来和前途！

第一次“东征”之后，由于孙中山在北上过程中不幸病逝，广州反革命势力再度向新生的革命政权反扑，而且当时的势力远在革命军之上。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再次组织了以黄埔军校为主力的第二次东征战斗。国民革命军同时宣布成立，蒋介石出任东征革命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1军党代表。金佛庄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不久又被改任为第2团团长。

在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战役中，金佛庄带领“学生军”在广州街头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宣传队。这个时候，曾经在第一次东征时被讨伐过的陈炯明死灰复燃，再度危及革命政权，于是革命军又向陈炯明部进行了二次讨伐的东征。

二次东征战斗异常惨烈。

身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介石最心腹的部队自然是他的黄埔军校师生，所以他把此次东征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重要一役。一则消灭革命政权的敌人；二是在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部势力斗争越加严重和分裂的情况下，想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战争的砝码开始向蒋介石个人的天平上倾斜了……

但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东征的，因为那些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进行反扑的敌人必须彻底地消灭，否则革命会再度陷入低谷。

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中的中共最高职位者，他肩负双重责任：既要把黄埔军校的师生“学生军”带好，同时又要动员和发挥好中共党员在东征战斗中的作用。

金佛庄便是周恩来“双重责任”的直接践行者。

“军人最后的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在出征前、出征途中，金佛庄手捧《重征东江训诫》，向所属的二团官兵们喊话道，“革命军的官兵，就是要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这“十不怕”，后来被蒋介石搬过去，成为东征队伍的“十不怕”战斗口号。

1925年秋天里的东征战斗，先从广州出发，再向广东的博罗、惠州进军，一路战斗激烈，敌我呈犬牙交错之势。身为总指挥的蒋介石也多次陷入重围，周恩来等高级指挥官皆随时处在危险境地。为了保护长官，金佛庄建议加强总指挥部的警卫，同时建议要从学员队中挑选一英勇机智的人担任总指挥部的贴身护卫。一期学员陈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任到蒋介石身边当护卫官的。也是在这次东征中，蒋介石一度身陷重围，准备“杀身成仁”之时，是陈赓一面指挥自己的部队全力阻击掩护，一面将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背出危险绝境。由此，陈赓将军大名传扬，与蒋介石之间也有了一次次传奇的际遇。若干年以后，陈赓已经是红军师长时，一次受伤后到上海治疗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蒋介石立即接见了他，并且劝降。陈赓不从，蒋介石无奈，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将陈赓放了。陈赓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这是后话。

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中，金佛庄引以为自豪的还有许多人，其中一位叫陈明仁的学员，在此次东征惠州战斗中，表现特别勇敢。他在敢死队里冲锋在前，成为翻越城墙的第一人。战斗结束时，蒋介石带众将士入城后看到城内皆是血痕斑斑，人迹难觅时，忍不住潸然泪下。在召开攻城庆祝大会时，蒋介石动情地大喊道：“陈明仁上台！”等陈明仁上台后，蒋介石命令全体将士向这位攻城英雄“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这一刻，金佛庄是欣慰的，因为这些都是他学员队的队员。

“佛庄，现在我要你到我的身边来工作了！”蒋介石对金佛庄的考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他知道这位“浙江老乡”对共产主义信仰有些“执迷不悟”，但绝对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黄埔军校担任了一段时间教员并为校长编写教材之后，金佛庄被蒋介石调到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这是蒋介石的核心部门。老蒋十分赏识金佛庄的杰出才华，并企图利用“浙江老乡”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金佛庄，暗示要他脱离共产党。

金佛庄迅速把蒋介石的这份心思报告给了党组织，得到的指令是：继续取得蒋的信任，潜伏于他身边。金佛庄对自己的使命更加清楚了。

蒋介石显然越来越满意这位“老乡”了，不久又任命金佛庄为他的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而且是少将军衔。

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也就等于他是蒋介石的“御林军”长官。而这时蒋介石任总指挥的“北伐革命”开始，这既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蒋介石坐稳其国民党“大佬”交椅的大行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挑选自己的警卫团团长的重要性，也许比挑选北伐先遣部队的团长还要重要。我们知道，当时在北伐先遣部队中有一位团长后来赫赫有名，他就是叶挺。

叶挺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指挥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后，他在军内的地位极高。而金佛庄作为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党员，在1926年时，已经在国民党内部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

北伐革命时的政治风云激荡起伏，对当时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严峻的考验。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日益暴露，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情况也变得异常错综复杂。金佛庄作为深藏在国民党核心机构、每天生活和战斗在蒋介石身边的一员，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而当时的革命对象，主要是北洋反动军阀政府。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警卫团团长，金佛庄时时刻刻坚守在蒋介石等一批北伐要员的身边，负责着总部指挥机关行动，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当时反动军阀势力和北伐所到之地的地方武装顽抗抵制北伐革命军，作为警卫团团长，身上的责任重大。那个时候，除了蒋介石等一批司令部人马外，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大帮人，他们的安全皆由金佛庄的警卫团负责。他们的行动时而保密，时而暴露在大众面前，所以需要金佛庄随机应变，迅速做出调整。金佛庄安排得井井有条，令蒋介石十分放心。

1926年秋，北伐军进攻南昌不利，一时得而复失，十分被动。金佛庄的警卫团也被奉命调去增援，他率领全体官兵，以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之势，直扑敌军，一举攻克了南昌外围蛟桥，压迫敌之侧背，会同各友邻部队，齐向南昌城进发。11月8日，北伐革命军再次胜利攻克南昌。金佛庄的警卫团又一次立下卓越功勋。

然而革命形势仍然非常艰难。军阀代表人物孙传芳部仍盘踞在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令北伐军难以继续北上。

“已经快要入冬了，我们这些军队都是从广东过来的，穿着单薄，如果遇见寒流，必造成战斗力自毁一半的危险境地，所以必须早早攻克孙传芳部！”北伐军总司令部再次召开首脑会议，金佛庄列席参加。

“外打强攻是一种战斗，内联暗攻同样也是一种战术。”金佛庄从争取北伐战争早日胜利的大局着想，在会上主动提出，愿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自己以前在浙军中服务时的旧交关系，秘密策动浙军部队迅速起义。

“佛庄兄这个建议好！我们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在江浙一带北洋部队中都有一些老同学的关系，如果利用这层关系，策反孙部，那该有多好嘛！”与会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以及金佛庄在保定军校的一些老同学，纷纷赞赏并热烈支持金佛庄的这个建议。

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专家经过商量，觉得金佛庄这主意很好，值得去做。

“佛庄啊，这是一次危险之旅啊，你可要小心谨慎，万无一失地给我回来……”蒋介石专门把金佛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做了周密的交代。“你是我信任的人，又是我的警卫团团长，此次去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如果能够见到孙传芳的高层官员，可以代表我向他们做做工作，希望他们投奔到我们革命队伍之中来。如果到南京还能见得着孙传芳本人的话，更是可以直接代表我本人跟他陈述我们革命军的立场……”

“是，校长！我一定按您的指令去执行！”金佛庄向蒋介石道别。

“早走早回啊！”蒋介石看着远去的金佛庄，又特意叮嘱了一句。此时的蒋介石内心是矛盾的，他既不愿让自己的“亲信”去冒险，可又觉得金佛庄是这一工作的最合适人选。

其实，此次金佛庄主动提出到孙传芳部做策反工作，也是中共组织指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江浙一带的旧军队中，有不少是他金佛庄的保定军校老同学。“让他们脱离反动军阀政权，有利于革命和我党在江浙与上海展开工作。”组织上这样交代他。

身负重任的金佛庄，带着一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两人于1926年12月9日晚，化装成上海的洋行买办，离开南昌，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的官舱，顺流东下。

这本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次秘密行动。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据证明，英商轮船上的外国间谍（秘密警察）把金佛庄的行动秘密报告给了南京的孙传芳情报部门，因此金佛庄两人上船之后的行踪其实已经被泄露。等待金佛庄他们的是一次砍头的结局……

果不其然，11日，轮船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孙传芳部的军警早已在码头上荷枪实弹地戒严了。船一靠岸，武装军警立即上船搜查，当即将金佛庄、顾名世二人逮捕。

孙传芳获悉蒋介石的革命军高级“间谍”被活捉，兴奋不已。蒋介石得知孙传芳抓捕了金佛庄，万分焦急，通过各种关系想法营救。一向不在对手面前屈服的蒋介石这回真的急了，一方面委托当时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另一方面亲自出面，特意发电给孙传芳，希望善待金佛庄，并提出可以用孙传芳军被俘的高级将领相交换。

我中共组织对金佛庄的突然身陷敌营亦焦急万分，积极组织各方营救。

哪知军阀孙传芳看透了北伐革命阵营的心思，知道金佛庄是蒋介石的得力心腹和干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12日晚上（金佛庄被捕的第二天），就将其及随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一起秘密杀害于雨花台……

蒋介石获悉金佛庄被害消息后，气得破口大骂孙传芳，并马上将原先准备交换人质的孙传芳军的一名被俘师长拉出去斩了！

金佛庄在南京被害的消息经上海的报纸披露后，很快传到了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尤其是北伐革命军队伍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926年12月21日，广州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日刊》第220号，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导。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该报主编宋云彬所写的评论《杀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者何？》。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金佛庄邻居张宝琛所写的《金佛庄同志事略》。这些报道和评论高度称颂了金佛庄英勇而光辉的一生，号召同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孙传芳等反动军阀。

1927年1月1日，上海《申报》刊载了广州革命政府就金佛庄遇难通知各军举哀的电讯。在此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也连日刊登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同人发起的《金佛庄同志追悼会筹备处启事》，颂扬金佛庄的功绩。

在北伐军前行的战斗途中，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挽赠了“为国捐躯”的描金红漆巨匾，派人送其东阳老家。

作为秘密身份的中共党员，金佛庄也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的我党革命烈士，同时他也是最早牺牲的中共党员身份的黄埔军校将官。早在1945年4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就已把他登载入册。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造成国共两党决裂，之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敌对状态，所以一直到后来，包括金佛庄家乡的人在内，很少有人知道金佛庄的真实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金佛庄的老母亲曾专门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查明金佛庄的真实身份和牺牲情况。经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国家民政部门于1963年追认金佛庄为革命烈士。

1973年，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再次向有关人士和部门确认金佛庄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情况，致信给曾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及时给了回信，证明了金佛庄的身份和革命功绩，指出“知道金佛庄情况的还有周总理”。之后的80年代初，包括中共早期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茅盾先生，以及浙江省建党创始人和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都出面做证，使金佛庄的“革命烈士”身份得以证明。

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根据相关材料和经有关部门批准，确定金佛庄作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向外展出的100多位烈士事迹的“第一位”，因为他牺牲的时间最早。雨花台“一号烈士”由此被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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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责任编辑  马天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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