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等生到博士生：一位农村孩子的奋斗

来源：赵序茅科学网博客

我的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滕州，距孔孟故里比较近，思想文化上受其影响也比较重。

父母都是农民，没啥文化，不过对教育格外上心。与其说是关注教育，不如说关注学习成绩，在他们眼中成绩是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尺。

我家住在一个村子的胡同里，有许多小伙伴同我一起长大，偏偏他们的成绩都很出色。打我记事开始，就一直活在被“别人家孩子”支配的恐惧里。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次生病，父亲就数落母亲“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没事”，仿佛我的病是母亲照顾不周造成的。每次，母亲偷偷带我去看病，不敢让父亲知道。

我小学成绩一直不好，三年级之前从没拿过奖状。而恰好，我们胡同里的孩子每到过年都得了奖状，唯独我没有。回家后，很难见到家人好脸，尤其是父亲。他一边喝酒，一边数落，“都是上学，人家谁谁得了奖状，你是干啥吃的”。

那时虽小，却也知道羞愧。我不想被人比下去，不想被数落。

到了三年级，我在年前的期末考试得了第七名，第一次拿到奖状。满怀信心回家，心想这次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

刚到家，父亲端着招牌似的酒杯，厉声喝斥：“你还有脸说，人家谁谁考了第一名。”

我依旧活在别人家的阴影下。

家人只看到我的不足，永远看不到我的努力。尽管我比较努力，可似乎天资愚笨，虽以后都拿到了奖状，可是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

小升初的时候，我们县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育才中学。

我报名参加了。张榜那天，我在家，父亲去了现场。回到家，父亲已是小酌微醉，借着酒劲，反话正说：“不孬，正榜！”

我刚要高兴，父亲脸色一撂：“找了八遍也没有你！”

我只好去了乡镇中学，而我的小伙伴们也在那里，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比。

到了初中，我的成绩比小学明显进步。虽然，不能完全超过小伙伴们，不过已经可以平分秋色了。

到了关键的中考，我发挥失常，而隔壁小伙伴和我叔家的哥哥高中正榜！

家里除了母亲外，所有的人都数落我，嘲笑我。父亲只要一喝酒，就会揭我伤疤，带着嘲笑和讽刺：“正榜，正榜生来了！”语言一次比一次犀利。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

姑父在二中当老师，在他的周旋下，我得以进入高中，代价是多花了6000元。从此之后，这6000元如同五指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要一喝酒，父亲的口头语就上来了：“一样上学，人家一分钱不交，你得6000元。”

高中三年，我牢牢记住了这6000元，一步步往前走，几乎每一次考试就进步一次。到了高二，我的成绩已经超过了两个正榜小伙伴。

到了最关键的高考，我太希望证明自己，希望能离开那个家，以至于考前一晚，彻夜难眠。

到了考场，手就开始发抖，握笔都困难，本来轻而易举的题目，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

结果显而易见，仅仅考了452分，只能考虑专科。

这一次，另外两个小伙伴也没考好，和我成绩差不多。父亲早就盘算好了，他不会让我去上专科的，他让我去工地干活。

可是我不甘心，顶着压力决心复读。也不知道复读那一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只记得我几次晚上跑到荒郊野外，撕心裂肺地呼喊，排解心中的压力。

再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次我准备得更充分，没有了上次的紧张，正常发挥。一个月后查成绩575，稳妥起见，报了个普通二本。

我没来得及开心，就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现实：一是考的大学并不好；二是面临学费的压力。

父亲先是命令我去申报贫困生，随后赤裸裸地威胁：“你要是不听老子的话，就不给你拿学费。”带着第一年的学费和父亲的威胁，我一个人背着布袋走进了大学。

除了学习，我还要脱贫，我不想成为贫困生，更不想被威胁。

大一那年最为辛苦，下课后去食堂打工，中午给人家送大桶水。我清楚地记得，我一手拎着一桶20升的水，从一楼一口气爬到六楼，送一桶水可以赚5毛钱。

到了周末，我要去外地做电视剧收视率的市场调研。代理商在地图上划定一个村，我乘车到达目的地，先把村子的地图画出来，而后统计户数，进行抽样访问。

由于访问的问题比较敏感，诸如收入、人口、手机号……很多人家不愿意配合，曾经几次被人赶出村子。

为了多赚点钱，每天背上干粮，直到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住5元一晚的宾馆。

很多时候，晚上一个人从村子里走回当地镇上。那时农村还没有村村通，更没有路灯，也没有现在的手机导航，我借着月光，沿着有灯光的方向走。

曾经几次晚上从坟地旁边穿过，我恐惧到了极点，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害怕也没有用。后来怕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害怕了。

就这样，我利用周末时间做了两个月的市场调研，跑了临沂3个县，28个村。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我第一次成为纳税人。

到了大二，我平时在餐厅打工，周末去做家教，寒假到临沂市一个培训机构教课。后来，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开培训机构。

于是，我利用积攒的钱在临沂市里租了两间房子，自己开了一家培训机构，晚上辅导孩子作业，周末给他们补补课。

为了省钱，我从废品收购站买来一个铁架子，自己装修成一个广告牌，挂在外面。到了周末，大街小巷去发传单，风里来，雨里去，从开始只有一个学生，到慢慢有了几十个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有了保障。

自打第一年父亲给我出了学费后，我再没问家里要过钱，心里最自豪的是解除了父亲的威胁。

大学期间，校园里到处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草坪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情侣们的倩影。一到周末，学校周边的大小宾馆全部爆满。

我们舍友大多有了女票，有一位校长的公子隔三差五就换女朋友。那时，我也渴望谈一场恋爱，也努力去追求心爱的姑娘。

行动过，努力过，付出过，伤心过。现实的残酷让我心灰意冷。

我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女生的地方，用班里女生的话说，我“长得不帅，家境不好，不懂浪漫，也没有什么特长”。

想来也是，我上完课后还得去餐厅打工，周末去加班，整天灰头土脸，谁会和我谈恋爱啊。

到了大三下学期，我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考研还是就业？

思来想去，我决定考研。我知道眼前的培训机构虽然能够赚些钱，可是并不长远。

于是，我关了自己创办的培训机构，准备考研。虽然那时手里有点钱，可是不舍得报考研辅导班，自学了高等数字、线性代数和概率论。

最后，如愿考上了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硕士期间，应该是我最开心的几年。

中科院不收学费，还有国家发的补助，我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操劳。硕士三年，我跟着马老师跑遍新疆南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走过的路程。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写科普。

马老师是第一个发现我可以写的人。那个时候，走得路多，写作欲望也强。

后来，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吕秀齐老师和杨虚杰老师的支持下，把在新疆时期沉淀的东西，先后出版了《西域寻金雕》《雪豹下天山》《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

硕士毕业后，我打算继续深造，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

在上海的一年中，我想好好做研究，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导师难以达成共识。我整天胡思乱想：“我到底哪里错了，为何导师不待见我？”

后来，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扪心自问：“序茅，你是来混学位的，还是来做科研的？如果你要混个学位，你就得忍辱负重。如果你想坚持做科研，那就离开了吧。”

读了一年博，我瞒着家人，咬牙下决心退学。

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北京，进入国家林业局做科普。在北京租了一间4平方米的隔间，来回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半年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国家大院的工作，决心再次考博，随后考上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进入动物所，我找到了梦想中的科研环境，导师很支持我，我也努力不辜负他的期望。

这期间，我各处出差，跑遍了云南、四川、西藏、陕西等几十个保护区。在肯尼亚参加了第29届世界灵长类大会，并做了报告。

按照动物所的要求，我去年的文章就达到了毕业标准。只是，我觉得工作还有待完善，并且我在组里是独自开辟的方向，我走了没人接盘。

我也知道李老师想留我，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找到了导师，提出延期一年，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对导师有个交代。

博士期间发了3篇SCI，和导师合作一本专著《滇金丝猴生活史》，5本书科普书籍《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走进伪装大师》《神雕谜踪》《红唇美猴传奇》《灵犬之智》，及100余篇科普文章。

其间获得第五届梁希科普奖一等奖，《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被上海市教委选为初中生课外阅读材料，《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入围2017年中国好书。

很多人只知道我能写，或者说我写作欲望强。他们不知道我的辛苦付出，别人逛街，我在写；别人喝咖啡，我在写；别人风花雪月，我也在写。

一晃，到了而立之年。前不久，那个不断数落我、鞭策我的父亲离开了。四年博士也即将毕业。

前途未知，未来难期；何去何从，依旧迷茫。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不论世事如何艰辛，初心依旧！

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但也从来不曾放弃过！无论再苦、再难，认准了目标，就一往无前！

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能省的钱要省，能挣的要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