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情迷中國」 | 陳國球訪談（下）

在上一篇推送的李浴洋與陳國球教授的訪談節選中，陳老師主要講述了《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中的大時代脈絡、兄弟私話與學人成長史。今天推送的訪談下半部則著重包括陳國球對夏志清非常著名的的「Obsession with China」這一概念的看法，以及他對《書信集》中夏氏兄弟與密友在亂世中惺惺相惜的故事的解讀。在他看來，從夏志清超越國界和民族情結的立場出發，「Obsession with China」或許譯作「情迷中國」比流行的譯法「感時憂國」更要貼切。

上篇推送：陳國球：夏志清夏濟安兄弟書信中的學者成長史

（以下採訪內容首發自「文匯學人」，轉載時略有修改）

陳國球：夏志清夏濟安書信中的學者成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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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

01

「感時憂國」不如「情迷中國」妥帖

李浴洋：

您對於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的理解似乎與學界的普遍認識有所不同。對於他提出的最具影響的「Obsession with China」的概念，您不同意通行的「感時憂國」的譯法，主張應當譯為「情迷中國」。而您也將自己的一部文集命名為《情迷家國》。這讓我對於兩者之間的關聯不由產生了興趣。能否請您解釋一下您主張把「感時憂國」改譯為「情迷中國」的理由，並且談一談您對於夏志清的這一提法的看法？

陳國球：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是由劉紹銘先生等人據原著第二版翻譯，於1979年最先在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的。這一中譯本已經收錄了《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一文。該文由丁福祥與潘銘燊兩位先生翻譯，題目改作《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譯筆流暢通順，但也犧牲了許多原文的深義。自此以後，「感時憂國」一說，便不脛而走。我最早閱讀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版本，就是這一中譯本。我對於「感時憂國」的瞭解，也是從此開始的。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前世今生」

後來我看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英文本，發現夏志清使用的原文是「Obsession with China」。 「Obsession」一詞在英文中包含有比較複雜的感情，但「感時憂國」就完全是歌頌愛國精神的正面意思了。這就啓發我重讀了《中國現代小說史》。我發現，在夏志清那裡，「Obsession」顯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講「Obsession with China」，有一種認為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都把自己的感情過於陷溺在對於中國的迷思當中的意思。而在他的整個論述中，得到更高評價的明顯是那些可以從對於民族國家的迷思中超越出來的作家。他認為這種對於中國的迷思，已經成為了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的一種包袱。他說「Obsession」，是帶有批判性的。如果結合夏志清的文學觀念進行理解，他的這一態度也就更加明確。他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也是一位人文主義批評家。在他那裡，民族國家並不是最高的評價標準。他更看重的是對於人性與社會的關懷，是對於道德的反思與追問。而在他眼中，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並沒有做到這點。因此，我認為把「Obsession with China」翻譯為「感時憂國」是不夠妥當的，至少是不盡貼合夏志清的原意的。「情迷中國」的譯法或許好一些。

在寫作《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時，夏志清的基本看法是「情」代表了對於中國的付出，而「迷」則說明瞭這種付出是陷溺其間——換句話說，也就是缺乏批判性的。夏志清這樣說，並不是主張不要付出，而是強調付出必須以清醒的思考為前提，同時最好也具有某種超越性的關懷。這大致可以反映他本人的文化與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他的這一立場後來發生了變化。他自己做到超越民族國家了嗎？我認為沒有。非但沒有，而且隨著時日推移、教學相長，他更沈潛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體味與省思。

例如，1979年他在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過一本中文論文集《新文學的傳統》。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他是站在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視野中打量「中國現代小說」的；而到了《新文學的傳統》結集的時期，他雖然仍舊堅持人文主義的立場，但對於「新文學的傳統」本身卻多了一些同情，少了一些批判。他更加肯定「新文學的傳統」所具有的正面價值，欣賞富有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

《新文學的傳統》夏志清著 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而在他轉向對於「新文學的傳統」加以肯定的背後，是他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變化。正如在「偉大的傳統」背後包含的是對於一個「文化傳統」的肯定，在夏志清眼中，中國同樣也有一個「偉大的文化傳統」——入世、關注人生，富仁愛精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這點並不突出。但在他的後期著作中，他屢屢表示對《詩經》、古樂府、杜甫、關漢卿等人作品的重視和珍惜。事實上他本身就是「情迷中國」的一員。我想，夏志清的這一變化與他的人生閱歷有關。儘管他十分強調文學的道德承擔，並且認為道德承擔與對於民族國家的承擔之間保有某種張力，但對於後者，他也沒法輕輕放下。隨著他經歷不同的人、事、時、地，他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思考，對於現代中國的文學與歷史也就愈加同情與肯定。

02

陳國球老師眼中的夏志清

李浴洋：

您與夏志清的交往多嗎？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相關情況？您眼中的夏志清，又是怎樣的？

陳國球：

夏志清的成就很高，爭議也很大。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一位有眼光的文學評論家，他有他獨到的觀點，而在他的觀點背後有一整套的理論資源。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做出的具體判斷，這些都是應當承認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他的著作比他的辯論文章更精彩，他的著作帶給了我很多思考。

我與夏志清先生的交往並不多，印象中直接接觸只有兩次。一次是2000年夏先生來香港參加 「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機會向他當面請益。還有一次是200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夏氏昆仲與中國文學」學術會議提交《情迷中國》的論文，他來聽會，我們也有過面對面交流。除去這兩次，好像就沒有再見過面了。但我讀夏先生的文章著述，則早在1970年代開始。夏志清的中文文章，很早就從台灣地區傳入香港；我在大學階段常置案前。後來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部分章節的中譯在《明報月刊》上發表，我也跟著讀。出書以後，我在第一時間就買了。再後來，他成為我的研究對象，我自然也就把能夠找到的他的中英文作品都讀了。我的感覺是他的英文非常漂亮，文體莊重而典雅，而他的中文則十分輕快，活潑而靈動。他的英文是標準的學術語言，主要面向學術界發言，而中文則俏皮一些，更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我對於夏先生的印象，基本都是從閱讀中得來的。

在我眼中，夏志清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無論對於學術，還是世事，他都有很強的洞察能力。但我們對夏志清的瞭解，其實還是非常不夠。以他的學術而言，其中還有很多內容是我們並不清楚的。例如，有人認為夏志清不懂中國古典詩歌，事實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為研究生開的三門課，首先就是講「唐詩宋詞」。經多年累積，他在這範疇下的功夫不會少。可是至今未見有他的正式論述流傳，我們只能在《夏志清論中國文學》看到他的一部分比較負面的批評意見。但我注意到，1956年陳世驤赴台講學，講的就是關於中國古典詩歌的話題。夏志清起初對於他的學術不怎麼恭維。這在《書信集》中就有記錄。但後來夏志清對於陳世驤的研究評價非常正面；陳世驤去世以後，他還專門寫作了紀念文章，文中說自己對中國的經史子集讀得遠不如陳世驤多。這一變化究竟如何發生？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夏志清論中國文學》夏志清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

03

 夏氏兄弟的香港因緣

李浴洋：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少有的在海內外學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引發巨大爭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去年我訪問文學史家吳福輝先生時，他曾提到北大學人對於這部著作的最早接觸，便是得力於1970年代末期香港學生的私下攜入。香港與夏氏兄弟彷彿具有一種特殊的學術因緣。除去吳先生談及的這段往事，夏氏兄弟的著作中譯本很多也都是在香港面世，並且經由香港對我們產生影響的。夏志清的好友宋淇長期旅居香港。而您也一直在香港工作、生活，能否請您談一談夏氏兄弟其人其書在香港的傳播情況，以及在您看來，在香港閱讀他們的著作，是否具有某種獨特的體驗與感受？

陳國球：

香港學界對於夏志清的關注，絲毫不亞於台灣學界。剛才已經談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最早是在香港出版的。此後，夏志清也有很多著作在香港流傳。他的著作在香港影響很大。例如，張愛玲雖然曾經在香港駐足，但香港學界真正開始關注她，還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以後。再如，香港的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撰寫《中國新文學史》，頗有參酌《明報月刊》上夏志清的《小說史》中譯。至於後來夏志清苛評司馬長風之作，兩人因而筆戰，則是後話了。夏志清又有《印象的組合》一書，由香港文壇重鎮劉以鬯負責編輯。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更全面整理夏氏昆仲的著作，不少英文著述有了新譯，相信對學界又有新的影響。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學術中介。你談到吳福輝先生的回憶，應當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不僅北大學人通過香港開始接觸夏志清的著作，上海的陳思和與王曉明兩位先生也曾經告訴我，他們最早閱讀的夏志清的著作也是從香港傳入的。

《印象的組合》夏志清著 香港文學研究出版社出版

04

夏氏兄弟、宋淇、吳興華等人構成了一個鬆散的知識社群

陳國球：

（接上問）當然，談論夏氏兄弟與香港的學術因緣，如果僅從著作傳播的層面上立論，恐怕不免太過簡單。夏志清和他哥哥夏濟安與宋淇的關係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入口。兄弟二人在上海讀書時，就認識宋淇了。而他們之間的交誼，一直延續了數十年。因此，我讀《書信集》時很關心他們是怎麼講宋淇的。宋淇與他們的關係絕不是「好友」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的。

宋淇（1919年－1996年），又名宋悌芬，知名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筆名林以亮。

他們三人之間有許多批評，但也有很多鼓勵，更有對於各自的人生道路的實實在在的幫助。比如，夏濟安在香港時期的生活問題，就有很多是宋淇利用他在美新社的身份幫忙解決的。他到台灣以後，宋淇也繼續支持他的文學事業，為他的《文學雜誌》組稿。與此同時，夏氏兄弟對於宋淇的工作也經常施以援手。我注意到，宋淇在1961年出版過一本《美國文學批評選》。儘管這一選本的編者署名「林以亮」（宋淇筆名），但我相信夏志清為此也下了很大功夫，因為通過選目，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介紹的文學批評的觀念許多都是當時耶魯大學流行的，而這無疑是夏志清為宋淇提供的資訊。他們「合作」的這一選本不僅對於我們瞭解夏氏兄弟與宋淇的交誼很有意義，而且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夏志清在耶魯所受的學術訓練。

李浴洋：

提及宋淇，便不能不說到今年同樣也有一部與他相關的「書信集」問世，那便是吳興華的《風吹在水上：致宋淇書信集》。我知道，吳興華是您很感興趣的學術對象。他與宋淇的通信是在1940至1952年間進行的。這與夏氏兄弟的通信時段（1947—1965）恰有部分重合，而相近的時代背景與人生經歷也讓這兩部「通信集」中的話題多有關聯。將兩者對讀，或許不失為一種策略。您對於兩者都做過專門研究，不知是否有什麼發現？

吳興華（1921年－1966年），筆名梁文星、鄺文德、欽江，中國浙江杭州人，現代文學家及詩人。

陳國球：

你的思路很好。我在看他們四人的文章時，也想到應當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思考。通過他們的書信與回憶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在上海時期，宋淇與夏濟安曾經是校友，他們合辦過文學雜誌。宋淇常去夏濟安家中，有時夏濟安不在，他就與當時還是高中生的夏志清交談，夏志清很多關於英國詩歌的知識，都是通過宋淇瞭解到的。而宋淇與吳興華是燕京大學的同學，經由這層關係，夏氏兄弟也很早便知道了吳興華。無論是宋淇與吳興華，還是宋淇與夏氏兄弟，他們之間都是相互欣賞的。夏、宋、吳等又與其他背景及興趣相似的學人，構成了一個鬆散的知識社群。當時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學》雜誌，便是以他們為主力。夏濟安與吳興華經常給這家雜誌投稿，宋淇更是串連京滬兩地作者的聯絡人。順帶一提，雜誌的編輯之一是柳存仁，這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家曾幾度在香港居停，對香港的文化和教育都有過重要的影響。

《西洋文學》非常精彩。後來夏濟安到台灣以後重辦《文學雜誌》，其淵源一是朱光潛辦過的《文學雜誌》，另外一個便是《西洋文學》。1952年之後，吳興華與宋淇書信斷絕，但他的作品卻開始以「梁文星」為筆名在台灣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吳興華本人對此應當並不知情，這是出自十分欣賞他的宋淇與夏濟安的好意，他們有意把吳興華的文學火種播撒到香港與台灣地區。而「梁文星」在當年的確也成為了港台文壇上風靡一時的人物。（全文完）

《風吹在水上：至宋淇書信集》吳興華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無論是從個體角度來說，還是從「時」、從「地」的意義上看，《書信集》都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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