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勇：提升影像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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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勇

罗勇，男，汉族，1968 年 7 月生，民革党员，河南省全视影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从事摄影艺术 30 余年，长期致力于摄影文化、摄影史研究。秉持“用影像传承文化”的创作理念，创作摄影作品《中原百姓》曾在北京、上海、深圳，洛杉矶、旧金山等国内外多地展出；开展《大相中国》长期创作，完成《2008 奥运北京》《2010 世博上海》《2014 青奥南京》《2015 深圳》等作品；创作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河南博物院等收藏。

热心公益活动，自 2012 年起，先后在河南省多个贫困县 40 多个乡村开展志愿服务 30 余次，共计服务 2000 人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率领河南摄影小分队为援鄂医护人员拍摄肖像，35 天累计穿行 9000 公里，参与拍摄 2000 人肖像照片。

庚子年·封城记  2.5m×5m  制作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

（用 6000 余张武汉“封城”期间的照片，历时 26 小时粘贴完成，分为天空、道路、事件、市民防护、援鄂医疗队五个部分）

罗勇：提升影像社会价值
刊发于本报2786期2版

深受老一辈摄影家的影响，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罗勇从爱好摄影、学习摄影，到收藏摄影作品、成立画廊，再到策划影展、努力提升摄影的社会价值，扎根摄影行业30余年。他在不同的身份中转换着角色，却让不同的工作井井有条、相得益彰。在与本报记者高洁慧的对话中，罗勇讲述了这其中的秘诀与心得。

高洁慧：什么契机让您开始从事摄影作品收藏的？

罗勇：我老家在河南周口，上世纪80年代周口走出了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摄影家，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喜欢上了摄影，并以摄影为生。

2003年我被当地摄影团体推荐为秘书长，因此接触了很多摄影家，发现很多好影像没有被发表和展出，有些可惜。2005年，我注册了公司，成立了画廊，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后才开始专门做这些影像的梳理、推广、收藏。要收藏某位摄影家的作品就得做一定的研究，必须知道这个人的状况、在摄影界的地位、作品的特色、社会影响力，等等。

高洁慧：画廊的运营是随着收藏工作一起做起来的吗？当时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罗勇：我们的画廊地处中原，信息沟通、客户培养有一定局限性。反过来也有一些长处，在小的地域生存成本比较低，特别是2007、2008年，艺术品收藏业受到很大冲击，大画廊承担不了高额运营费用，我们中部城市运营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当时我们就定了一个政策，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但是对影像的关注和梳理都在不断进行，但这种认知过程很慢，因为在社会上这还属于一个新现象，在逐步推广的同时，也开始自己收片子。

高洁慧：经济危机之后，画廊的经营状况如何？做了哪些调整和转变？

罗勇：前期画廊主要通过引进一些好的展览来提升画廊的知名度，让人感受影像的价值和魅力，初步培养的藏家在经济危机后流失过半。2010年后，我们就努力把影像推广的主线放在了对中国本土影像的梳理和推广上。2011年参加了洛杉矶摄影节（PHOTO LA），带中国经典的影像去国外推广。一开始国内有人说你们这个画廊太土，总是做老的影像，但我会解释，我们近代的影像是与当代的意识有差别，但这些是中国特有的阶段和现象，我们自己的影像要由我们自己去梳理。

2013年以后，画廊有了一些稳定的客户，也跟一些国内外藏家保持了良好的接触。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每年都会去国外参加展览，让世界看到这个阶段真正的中国本土影像，而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或想象中的中国影像。后来我们发现，当下中国的影像最终的买家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中国目前尚缺乏影响世界的艺术家，如果一味迎合模仿，那就很难有世界地位。中国缺的是中国思想体系下的影像作品，当然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不仅在作品的本身，国家力量和资本推手同样重要。

在2016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上，从大家对画廊的关注和最后作品的销售情况来看，真正收藏影像的人是非常渴望看到中国本土影像的。这届展会我们卖了400多张照片，这跟我们做的一些项目有关，我们把这些影像梳理成文本，让大家了解其收藏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了标准，才会有人来关注。 

高洁慧：摸索了这么多年，对于这样的梳理工作，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罗勇：一般我们都是请业界知名专家学者组建团队，有做研究的，有做理论的，把所有资料集中在一起。我们不光看作者作品的好坏、影响力，还要看对社会某方面发展有没有推动力，即使没有推动力，对社会记录的承载有巨大作用，这样的作品就可以留下来。我们还特别关注人的品行，要能够保证藏家收藏和转让的必须是信得过的作品。

我们希望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在中国的摄影史、发展史上留下立得住的东西。仅仅想到销售是不够的。

高洁慧：您认为在画廊运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罗勇：最重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摄影的影响力不是摄影人之间的互相认可，而是在社会上被认可，不仅仅是得奖那么简单。

从2008年开始，我们意识到作为艺术品，摄影很长时间内都不被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馆认可。所以我们努力争取博物馆和美术馆对摄影作品的认可，这对摄影的社会价值提升有很大作用，比一两个人做画廊、做展览、做摄影节影响力大很多。

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目录中没有影像门类。  2014年我们作为国内唯一一个摄影机构参加了博物馆的博览会，展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包括一些老影像。在这届展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提到，在第四次文物普查中，一级文物有160多万件，占国家一级文物的三分之一，其中照片的藏品有1.7万多件，底片的藏品有1.6万多件。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在我们的展位待了40多分钟，对我说：“这真是好东西，我们是真想收藏，但是国家文物目录里没有。”

经过了解，一些有学识的博物馆馆长都认识到国家级的博物院里不应该少了影像。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就是收集、研究、整理人类社会进程的实物、文字，具有认知、培训、研究的功能。现在承载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工具就是影像，缺失的后果不可想象。同时，这些博物馆馆长们也在努力将影像放入博物馆收藏目录。如果这一天到来，那么影像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跟很多博物馆建立了联系，帮他们做收藏体系，提供一些方式方法。河南省博物院从2008年就开始有计划地系统收藏影像原作了，另一个比较可喜的事情是国家美术馆的目录上也已经明确有影像这一门类了。

高洁慧：除了收藏，在策展方面您还有哪些见解？可否为我们讲讲您策划的“中国事像：当代摄影20+1”这个展览中的一些工作？

罗勇：好的策展人一定要对作品、对艺术家本人有提升。做一个展览，除了要对策划、场地、出版一系列的东西有非常精确的计划，对作品的社会定位是重中之重，这些是战术和战略关系。而策展人和艺术家必须相互信任。

 “中国事像：当代摄影20+1”展览邀请了摄影家于德水为主策展人，摄影家李江树和评论家陈晓琦作为学术主持，他们都是中国近几十年社会变革和摄影发展的亲历者。这次策划敲定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中国近50年的社会变化影像。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了20个人的作品，他们对各自领域作品创作、选择、题材都有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关注。虽然当中有很多河南摄影师，但他们的拍摄内容及拍摄区域是全国性的，能代表中国纪实摄影高度。在研究作品的同时，我们对每位摄影家都做了单独的研究。

“20+1”的概念来自一位名叫赵震海的纪实摄影家，他曾于80年代享誉摄影界，但后来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由于没有工资和医保，2014年，我们曾举办赵震海摄影作品展览及义卖活动，为其募集善款20万。为了保证他的生活和治疗，我们决定在这个项目上对他再做些资助。而做一个艺术品的文化推广收藏项目，就要按照市场规则——《中国事像》的所有参与者除了提供作品外，还需本人在作品上签字。当时，赵震海处于失智状态，最终由画廊和亲属代其参与全程。赵震海的作品由画廊担保，提高了其在市场的可靠性与信誉度，这个特殊情况也是“20+1”的由来，而“+1”对画廊来说，实际上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也是再次帮助赵震海本人，我们会在项目收入中再捐出20万给赵震海，参与此事的20位摄影师和藏家也表达了爱心。

这个影像收藏项目，用21位摄影家的210张影像描绘了中国1965年至2015年的社会状况，一经推出就得到社会、机构和藏家认可，在国内外举办展览、讲座、对话等十余次活动，藏品销售也已接近尾声，被很多朋友认为这是“十三亿中国人五十年的共同记忆”。‘

摄影：罗勇

采写：高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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