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观众要为《战狼2》站队?——“失效”的主旋律│深焦圆桌谈
策划│深焦编辑部
编辑│尼侬叁
前言
近期“《战狼2》票房神话”及其引发的全民狂欢就不在此赘述了。这部市场意义上大获全胜的影片与《建军大业》在一项观众调查中被称之“满意度领跑,树立主旋律大片创作典范”倒是显得意味深长。“主旋律大片”这一概念并非新创,从《建国大业》、《建军伟业》,到《湄公河行动》,其便与“主旋律 + 类型片”、“主旋律商业片”等指代齐头并进,引发一轮轮主旋律与资本共舞的英雄赞歌。到了“主旋律”变成爆款的今年此刻,我们开始面对一则超越电影文本,更为复杂的“英雄”寓言。
到底谁是“英雄”?这个问题本身自带足够丰富的修辞力——银幕上的爱国英雄,银幕背后的导演;革命历史中的开国英雄,军事英雄,乃至可化为一面旗帜和不死肉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实中的电影创作英雄,产业英雄,大片的重要推手,明星们,资本大咖们,为中国梦买单的爱国观众们,还有“崛起的中国”?英雄之颂的水够深,我们方能以电影之名来场思想的自由泳。
这是深焦史上嘉宾最多、也最多元的一场圆桌讨论,“涉案”人员既有影评界老腊肉,又有学院派小鲜肉;话题看似一本正经,其实旨在分享最“不正确”的反调。整场讨论将对学术探究与江湖吐槽兼容并包,并有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嘉宾分享他们的个人观察与体验。
这一切将以“英雄”开场,却定然拒绝歌颂。
主持人
柴路得:一直努力把工作变成玩儿的电影研究者。
嘉宾介绍
戈弓长:业余影评人,深焦老腊肉。
李小飞:深焦小鲜肉,韩国电影与宫崎骏动漫影迷,喜爱用文字记录感受,一直坚信唯有好电影与好姑娘不可辜负。
不宁唯是:北京大学艺术理论博士,影评人,深度拖稿症患者。
十八爷: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影评人,十八线诗人。
特别嘉宾
莫子灵(Kathy Morrow): 美国华盛顿大学电影学博士,热爱中国电影尤其是纪录片。
曾健德(Raymond Tsang):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一级荣誉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现为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主持人:
各位嘉宾好!感谢参与本场深焦圆桌。
请各位首先分享一下最近观看《战狼2》和《建军大业》的体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表现“英雄”的场景或者镜头是什么?这个场景或细节能否以及如何(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所谓的“主旋律大片”?
截至2017年8月21日10点52分,目前票房已达到51.38亿元。
不宁唯是:
电影《战狼2》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镜头就是片尾最后一个段落中,吴京在车上手举国旗的场景。这个镜头让我不由联想到“董存瑞炸碉堡”等传统军事题材电影里的经典视觉场景。继而让我联想到的是“文革”时代文艺创作的“三突出”的原则: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以及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冷锋作为主要英雄人物在片尾以这样的方式被凸显,一定程度上说明《战狼2》的叙事策略在本质上仍然是与“十七年”同类题材乃至“文革”样板戏影片相一致的。
中国推销员 (2017)
镜头中,冷锋的个人身体与象征国家的国旗融为一体。在我看来,这个镜头非常形象化地展现了主旋律电影的本质: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规训与询唤。十分巧合的是,今年上半年也有一部以非洲为背景但却被大家无视的主旋律电影《中国推销员》。这部影片中也出现了主人公手持国旗穿过非洲战火的场景。如果联系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家战略,两部影片的同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战狼2》的最后一个段落里,高举红旗的冷锋带领着他所拯救的中非人民平安穿过战区。如果从主旋律电影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段落可以说集中表现了这部影片对以往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两点突破:一是高举红旗所表现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缝合;二是跨国主旋律影像的创作,影片的跨国想象相比《湄公河行动》又进了一步。
在我看来,这个场景中所呈现出的救世主姿态或许应当引起一种思考:当我们的主旋律电影步入跨国阶段时,如何想象与描述别国?在《战狼2》中,非洲被描绘成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焦土,是被凝视的异域奇观,是等待拯救与征服的他者。这种表述方式,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所一贯批评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何区别?全球化时代,或许我们的跨国主旋律应该寻求另外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述方式。
戈弓长:
《战狼2》是8月上旬的现象级电影,票房登临中国影史之冠,也是同期全球票房第一。虽然我国的各种数据注水早已不是新鲜事,也不排除有资本运作的可能。高票房还是营销,排片,资源人脉,政策保护等诸多非艺术因素左右的结果。但我觉得,去除这些因素,《战狼2》的巨大成功,依然与其艺术质量、思想有直接关系,它也必然投合了潜在的心理,切中当下的情绪。
电影的序幕就让我感到冲击,惊叹国产电影已经能够毫不拖泥带水,节奏紧凑地直入主题,展开叙述了——开篇是一个极流畅的航拍长镜头,从中国蜿蜒崎岖的大河,淡入到无际的域外洋面上。配合音乐,气魄宏大。海盗驾驶快艇入画,张开渔网试图在印度洋上劫持远洋货轮。镜头又潜入海里,水下镜头交代渔网缠住了螺旋桨,逼停了货轮。虽没有明指,但我想观众都会在心里琢磨——“索马里海盗”。片中这种有意唤起熟悉感、带入感的“国内外新闻事件大拼贴”,后面的讨论还会提到。这同时解答了国人心中疑问:小海盗是如何劫持大货轮的。
货轮上乱作一团,白人船长呼叫“联合国护卫舰在哪?”,千钧一发之际,吴京饰演的主角冷锋纵身跳海,在水底大显神威,力克海盗。航拍,水下拍摄,手持跟拍,地点景别不断变化,上天入海,没有废镜头。直接进入一个充满紧张感的戏剧情境,交代了电影发生的海外地点背景和主人公。就算是在水底,也细致表现了冷锋是如何绑住匪徒的手,将他们困死水下,而非无衔接的跳跃夸张。相比前些年炫技而无谓的《云水谣》特效长镜头,本片序幕已经让人看到了国产电影的最新成果。
接下来正片的展开,更叫我感叹本片作为“主旋律”的意味所在。在域外大展拳脚之后,突然切入一个再“接地气”不过的国内场景,同样是国内舆论近年的热点——村镇强拆现场。
本片也有军方作为后盾,这样可以绕开某些政策的掣肘,尺度大为放宽。这和《湄公河行动》的情况一样。这一段实际上是赋予影片主角一个身份——一位正义的中国军人,“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是站在普通百姓一边的,保家卫国,舍命为民。这种主导话语的传达不是机械的,而有情感为依托,比如用闪回交代了“忆往昔战友情”,包括整个强拆事件的情感带入性。这种“动之以情”的意识形态询唤是成功有效的。
冷锋因为违规,被剥夺了军人身份,这让他失去了过于浓重的国家暴力机器之属性,能够“个人主义”,商业类型地放开拳脚。他前往非洲还出于找寻杀害爱人凶手的私人目的,非为执行国家任务。同时他要证明自己无愧于军人身份,有了更高的行为动机。但是面对非洲的混乱,国人的安危,他又不忘军人使命,放弃随使馆撤离。个人和国家既分割,又联系,统一。
莫子灵(Kathy Morrow):
我在八月一号上午自己去看了《战狼2》,又在一周内和朋友看了《建军大业》。几年前在北京时,我参加过特定单位或学校组织的专门放映,是观看《天河》(2015年由中央电视台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涉藏题材纪录片)和《天上的菊美》(2014年涉藏剧情片)。这一类观影行为都不是为了娱乐,而是有特定诉求包含其中,会同时激发反思与娱乐。当这些影片通过强调个体为了某个宏愿而牺牲自我来引发观众的感情回应时,正是这种特定观影方式有意识地生产和调动情感,从而引导观众“正确”思考。
建军大业 (2017)
时常有朋友发现我对此类“主旋律”影片的兴趣而感到吃惊。对我这样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影片其实是有“猎奇”成分的。如果让我举出一个观看美国电影体验的相似例子,那将很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在影院中除了娱乐便不会有审美、教育等其他诉求;而是说美国人在娱乐之外的观影动机恰恰都是次要的、私人性的,且从根本上是个人化的行为,不像在中国这一切都是制度化的。美国普通观众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与信仰可能经由观看的影片塑造而成——这因此给好莱坞留下了巨大空间,以娱乐化的包装来掩盖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
当任何人批评电影所传递和兜售的种族主义、仇外、仇视女性和其他仇恨性思想时,他们都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回应:“这只不过是一部电影。”意识形态流通如同常识,更使爱国主义变得自然而然。在一定程度上,我发现不管自己是否认同“主旋律电影” (Main Melody films)所推销的价值观,都有可能被其中那种明晰的动机和在娱乐之外的信念所吸引。这些电影最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如何呈现作为一个类别的“主旋律电影”,以及当我们更广泛观影时我们在做什么。《建军大业》和《战狼2》构成参照:前者聚焦于历史,与过去和真实人物相连接;而后者则是塑造穿梭于当代世界的虚构人物。就像学者菲利普•罗森(Philip Rosen)所称那样“一部历史题材影片中,对任何画面的观看都有其复杂的运作机制”。
他进而描述了理解历史影像的三个层面:
第一,是拍摄这部电影的事实,对于《建军大业》来说便是演员欧豪出现在摄影机前的拍摄阶段;
第二,是叙事层面,比如欧豪的战斗场景与(他所饰演的)叶挺在凶恶敌人面前展现的勇猛;
第三,历史题材影片尤其依赖于罗森称之“由叙事情境到‘类文档’(quasi-document)的回溯性对话”,在《建军大业》这个案例中,这是指观众认同影像替代了发生于1927年的史实,并接受这些电影场景便是当时战斗的真实样貌。换句话说,这便是罗森所理解的主流的、经典好莱坞模式处理历史题材影片的方式。
建军大业 欧豪饰演叶挺
林肯 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然而,《建军大业》看起来略有区别。在美国影片《林肯》中,人们很重要的观影乐趣来自主演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 Lewis)与林肯的相似长相,以及历史人物“起死回生”的熟悉之感。《建军大业》却并非弥合这些不同层次(欧豪的表演、战斗的叙事意义,以及叶挺所在的历史空间)之间的缝隙,而是恰好醉心于(这些层次之间的)断裂。当我们看见欧豪在硝烟和战火弥漫的背景中呈现一系列面部表情变化时,如同在观看一部为其粉丝拍摄的流行音乐MV奇观。我们真的被期待从舞蹈一般的战斗表演追溯历史真相吗?在我看来,《建军大业》使人们凝视并乐在将明星们看作历史人物,这与好莱坞把演员刘易斯嵌入亚伯拉罕•林肯的历史再现形象之方式大相径庭。《建军大业》意在同时保持观众心中关于明星与历史人物的两种想象,且缝合过去之苦与现时娱乐之间的裂痕。我们可以(通过观影)想象叶挺,但更多观影的乐趣则在于我们不过是看见作为“明星欧豪”的欧豪。
至于《战狼2》,结尾处的护照图像尤其让我吃惊,可能因为这部电影直到最后一刻才直接指向了银幕之外的观众,将解救中国公民与拯救当地人的电影叙事延伸至更加普世性的海外旅行安全议题。这其实指出了当代很多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好莱坞影片中同样存在的问题:将观众收编成为一个强权国家的特权公民群体。
李小飞:
我来谈谈《建军大业》中“革命英雄”的场景。在起义前夕,贺龙与叶挺一行人聚在江边吃鱼商讨计划。镜头却有意识地将视角留给了年轻的粟裕,与军权争辩一幕相同的是,粟裕同样被遗留于起义计划之外,但叶挺亲手制作了一碗鱼片粥送给粟裕——真实的革命斗争经验被放逐与叙事之外,观众在粟裕的身份代入中成功参与了革命叙事,这也似乎象征着曾经隔绝的市场文化与革命权威在一碗粥的兄弟情谊中达成了谅解。这与其说是革命年代的战友情,更近乎于现代人文理念中的家庭情感。这种家庭结构中所呼唤出的青春成长意义在遭遇成长仪式时才会释放出强大的询唤力量,当代观众才会家庭情感中主动完成新主流的身份认同。《建军大业》将粟裕、林彪青春一代的成人礼设定为家庭结构的缺失——三河坝战役之后起义部队分化、瓦解。青年粟裕看到曾经的革命队伍四分五裂之后,忍不住热泪盈眶,随后振臂高呼“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这无疑是全片中最感人的一幕,也是青年一代正式蜕变成熟的成人礼。这幕场景之所以感人的原因并非源自于崇高的革命理想与斗争意义,而在于家庭缺席后的青春主体所内爆出的成长能量,正是当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焦虑的城市族群所急迫渴求的。
建军大业 马天宇饰演青年林彪
此片表面上是红色主旋律经典,但在新主流的解码下被还原为现代中国市场上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青春片”——一部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初期的青春成长的挫折故事。这无疑与当下荧幕上的青春成长挫败经验与情感成熟构成了同一序列。参与影片的众多小鲜肉其自身所携带的众多青春迷影记忆也使得观众可能在潜意识中将《建军大业》归置为熟悉的青春片类型。粟裕的成人礼与《致青春》中陈孝正与郑微悲情告别的场景类似,拥有着青春成长动因的同一向心力。因为家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分化至底层位置的陈孝正遭遇青春挫败,最终顺应90年代的出国热潮终结成长的他与《建军大业》中的粟裕分享着共同的家庭缺席的挫败经验,都主动选择认同主流文化完成青春时代的告别仪式。左翼叙事困境在市场文化的转换下从而隐秘地完成了青春重述的突围之旅。
主持人:
感谢以上各位嘉宾详细分享他们的观感,并提醒我们“主旋律”的表述远比我们惯常理解的更为复杂,是可疑且必需反思的。大家能否进一步谈谈:在“‘主旋律’影片变得比过去好看了”这类过于简单的判断之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主旋律”的历史变化?这其间的轨迹并不稳定,也充满矛盾,其究竟缝合了什么?又或者(同时)撕裂了什么?
戈弓长:
“主旋律电影”这个提法,最早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由电影局提出的。其实就是体现“主导意识形态”(为了和主流意识形态区分)的,带有官方政治色彩的电影。提出这个概念,就是面对改开之后,各种思想文化涌入的局面,所以要坚持和弘扬一个主导政治话语的“主旋律”。“第五代”登临,高扬精英文化,但实际上伤痕反思面对的还是宏大的、民族的,历史和政治的问题,后文革时代精神的延续。《黄土地》开头还是八路军那套东西,“人”还是大写的。
等到80年代外来的思想涌入了,西方的,港台的,此时的主流文化已经不是原先的了,而是商业大众文化了——形成了政治性的主导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局面。“主旋律”概念的提出和强调,本来就是面对思想分化的形势而产生的。面对“主旋律”的式微,1987年电影局又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电影,一方面要坚持主导意识形态的严正性,另一方面试图融汇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流行文化以“多样化”,以有效传达主导价值观是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
黄土地 (1984)
实际上,每年都有不少各级政府扶持的“主旋律”电影,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比如《汶川不相信眼泪》这种,其投入回收也是机关单位学校组织观看,没法在主流电影市场里竞争。我国有电影审查制度,只要打上龙标的,都是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较之更直接体现主导意志,往往有官方背景。
“主旋律”电影是一个政治性提法,不是商业性说法。它可能是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战争,灾难,犯罪等。其中尤其以反映社会,历史事件为主,因为这涉及到对重大问题的解释权。韩国的那些“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熔炉》《素媛》,都是反映重大的社会真实案件。韩国由于其民主制度,以及1996年废除了审查制,所以影片往往是站在平民立场上,质询执政当局,拷问体制弊端。在我国如果拍这些大案,就很难不是“主旋律”电影。要么就是李杨那种只能屈身地下的“盲”系列三部曲。
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李小飞:
我们可以发现《战狼2》与《建军大业》两部片子所代表的市场身份——独立的资本民营机构与官方体制下的集中资源的一次博弈与对话。我相信这场对话对于未来国产主流电影的走向具有非常大的指示性意义。这不仅在于革命找到了有效的讲述方式,现代化与革命叙事也获得了整合。
其实,现在“主旋律电影”的说法基本上已宣告失效,《建军大业》与《战狼2》是以“中国梦”为主题之新意识形态潮流中的“新主流电影”。1987年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首次诞生了“主旋律”的说法,“主旋律”的出现主要是配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重构。一个很有意识的事实是,“前后30年互不否定”就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平衡性策略,80年代出现的“主旋律”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协调之中,“主旋律”时常以“左”或“右”的文化跷跷板的形式出现。正如“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个口号所呈现的悖论,主旋律既要吻合改革开放的新官方说法,又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在这种平衡性状态中,《建军大业》、《战狼2》的出现也是当前主流意识演变的必然。《建军大业》一直备受舆论诟病的一点是出现多处与中共建军史史实不符之处,比如说南昌起义中朱德真正承担的角色以及对于古田会议、三湾改编的回避,其实与其说暴露出历史与现实的裂隙,不如说是当前的新主流意识形态有意遮蔽或重述的功能,其最终的意义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整合——80年代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启蒙与50-70年代左翼革命叙述的弥合与谅解。
建军大业(2017)
现在人们提到主旋律时,恰恰忽略了“主旋律”的特殊历史语境。在80年代后期电影制片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娱乐片被认为是一种不承担任何意识形态说教色彩的影片,主旋律则成为与之相对的参照,承担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功能讲述的任务。主旋律的出现恰好是在制片体制、文化生产方式全面转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刻,或者说,“主旋律”一词的出现颇有救场的意味,是在电影文化逐渐丧失“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背景下出现的。
红高粱 (1987)
如果联系到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封神为当时的中国艺术片找到了一条生产之路的话,那么“主旋律”诞生的时刻恰逢中国电影格局“三足鼎立”时期—娱乐片(主攻市场)、主旋律(政府资金扶持)和艺术电影(面向国际电影节)。这种混局基本上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1994年中国引入国外“分账式大片”宣告结束。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背后有国家非常大的扶持力量,既有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同时有“五个一工程奖”与“华表奖”鼓励主旋律电影的生产,主旋律也就成为当时众多政府机关的“政绩工程”。但随着国内市场扩大、受众电影多元选择开启,主旋律电影的票房一直不好,无法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以革命历史为讲述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办法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共识也吸纳进去,与时代严重脱节。2007年末冯小刚的《集结号》被认为是高扬主流价值观的大片,《集结号》之后,《十月围城》、《风声》等主流大片恰好弥合了主旋律(革命历史)与商业片(去政治化的消费)间的裂缝。
主持人:
李小飞在谈论《建军大业》时提到《十月围城》,这很有趣且值得探讨。其实二者的确还有个共同点:作为香港导演作品的“主旋律”和“主流大片”,或者如学者张慧瑜称之“港片主旋律化”。《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明月几时有》等影片均有被类比讨论的空间。除去香港元素,《湄公河行动》和《战狼2》一样甚至将故事搬至海外,既有讨巧也规避雷区。不宁唯是在之前的讨论中也提及中式主旋律“如何想象与描述他国”的问题。我想邀请对此现象颇有观察的戈弓长和咱们来自香港的特别嘉宾Raymond谈一谈:你们如何理解如上这类影片的“混血”身份和“域外”元素?
戈弓长: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回归后香港导演北上,他们反而能够旁观者清地,准确触摸到内地人的精神脉搏。而且港导身份让他们更自如,受到官方的某种优待。这些年让港导拍“主旋律”是一道景观,他们首先对商业手法非常熟稔了,还能抓到内地人的敏感神经。数部有突破的“主旋律”首先都由具有港片背景的导演操刀。
《解救吾先生》(2015)
2015年有个引发很大反响的“主旋律”《解救吾先生》,刘德华主演,同时是这个电影的掌局人。导演丁晟曾是成龙的御用,熟谙香港警匪片。这个电影由北京公安监督,就是明显的标准的“主旋律”电影,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电影的典型形态——改编自真实案件,体现国家意志,塑造典型人物,善恶分明,正必胜邪,要具备警示性和普法教育之功能,像是大银幕版央视《今日说法》。精彩和突破之处在于片中有几场香港式的,血腥刺激的枪战场面,这对于“主旋律”而言也过于离奇,于是很机巧地将其表现为片中人物的臆想。
《湄公河行动》(2016)
到了去年《湄公河行动》,改编自真实的湄公河惨案。影片升级了,由公安部主管,片中陈宝国饰演的公安部长坐镇之处,就是长安街上公安部实景。影片尺度大到令人咋舌——开头就是吸毒场景,冰壶咕嘟。片中,警察和情报人员也不再一本正经,他们抽烟、骂粗口,说荤段子,残酷虐打犯人,枪杀俘虏,也有对堕落、糜烂的细致刻画,多少带点港片的“诲淫诲盗”。
林超贤
《湄公河》影片编导,港导林超贤说,公安部对他干涉极少,还给他提供了各种专业帮助。这下影片中各种军事装备和战术就极细致了,军迷们如数家珍,非常满意。《战狼2》也一样,作为战争电影,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军迷,他们原先喜欢好莱坞同类型电影,很大原因就是片中对武器的考究,符合情境。《湄公河》中,之所以这一次“主旋律”能够如此大尺度,正因为影片发生地点是——域外。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三不管“金三角”。片中还尤其提到了这是一次“非官方的秘密行动”。于是各种血腥刺激,一切政治和道德的“非主流”能够在异国他乡,在域外“个人英雄主义”地上演,无损于国内的和谐稳定,主导政治的严肃。
片中镜头一回到国内,就是《新闻联播》式板正的画面。张涵予押送犯人一回国,马上“痞气”尽褪,换上一身笔挺警服,深情仰望头顶祖国天空。这种“域外”主旋律,国内国外区别对待,将国内的问题引导向对外的目光,但实际上又是回到国内,询唤爱国热情,国家认同。可以说是配合我国这些年的外部动作,“主旋律”电影的新举措,这种电影也因此终于能够施展拳脚,在尺度上打开新的“一带一路”。
《湄公河》的“域外”还体现在:片中始终没有明确交代,但是不时暗示了金三角毒枭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排挤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破坏阻挠中国崛起的百年大计。比如屠杀中国商船人员的惨案发生后,泰国举行记者会,电影尤其给了一个白人记者大特写。片中大反派毒枭一直说不想被“老板”管束控制。最后“老板”的武装人员和我方大战,他们蒙着面,一身精良的美式装备。这种对终极敌人的指向性在《战狼2》中是白人雇佣军居然“反客为主”,杀了非洲反政府武装的黑人雇主——“西方反华势力”之罪魁已是昭然若揭了。
湄公河行动 剧照
两部影片最后都留下了一个无尽的遗憾,英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无法给当地带来长久的秩序就离开,结束了,正因为有这种“反对势力”无法打败,肃清。其中的这种隐藏含义显然要“唤起千百万”热血青年,剑指西方了。由于“政治正确”不断高扬,这些年,好莱坞英雄已经难以找到敌人了,只能是虚构的外星人或者再拿纳粹鞭尸。我国“主旋律”看来已经有了模糊的,但是明确的长期的敌人了,这很“主旋律”。
《湄公河行动》中有公安部为后盾——公安本来是维护国内治安的,出于“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安全”的目的,已经将湄公河纳入管辖范围。好莱坞电影中,美国英雄为维护公民安全和国家利益,深入穷困落后的第三世界异域逞凶缉恶,这是他们“世界警察”的自我定位。显然我国“主旋律”在这个层面和阶段迎头赶上了。《战狼2》继承前作更进一步,军人本就是对外征战的。而(《战狼2》中)冷锋在开头就因为擅自行动,被剥夺了军人身份,这完全仿照了好莱坞电影“英雄落难”的剧作设置,英雄需要在其后重新证明自己的“军魂”。军人身份的失去,让他同时还能在域外上演一些“个人主义”的逾矩行为。
影片虽然将目光从国内引向“域外”,来询唤爱国热情,但是对“域外”的表现还是基于国内人民的认识,“墙内”的新闻消息拼贴出的,最终影片希望召唤的,当然也就是国内观众的爱国热情。我先总结一下一般人对“非洲”的印象:49年后,新政权之所以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位置,是靠“广大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的,非洲对我国很重要。历史教材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对非洲人民的血腥掠夺上的。非洲是穷困,部族战乱屠杀,疾病肆虐的“被遗忘的大陆”。也是大山大河,资源丰富的动植物天堂。还是人类的发源地。近年来,中国经营非洲,不少人去非洲投资设厂,援建非洲,也有人投机倒把。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动作多有指摘。广州等地的黑人不时制造为祸社会的事件,很多人对此深恶痛绝,也引发了强烈的种族排斥。
《战狼2》所呈现的非洲,就是以上国人印象拼凑成的“想象的他者”,片头的“索马里海盗”,还有西非的拉曼拉(埃博拉)病毒,利比亚撤侨,苏丹战乱,南非大草原狮子追车,东西南北混为一谈,勾画出一个失序的蛮荒异域,等待英雄降临。
片中有几个“典型人物”配角都是意识形态的负载者——于谦饰演的投机小老板,张翰饰演的继承父亲工厂,莽撞轻浮的,只为寻求刺激的“二代”,还有援非中国医生等,勾画出海外华人的多元形象。这些原本各怀私心,各自为政的人,遭遇变故就失去一切。最后被冷锋引领拯救,被国家主义感召,成为帮手。这些极具带入感的形色人等,性格暧昧,已非正邪分明。其性格,行为和认识不断发展,转变,成长,引导观众认同“个人幸福必须建立在国家强大之上”的主导话语。
于谦在《战狼2》中饰演的“非洲商人”
同时,影片里中资企业的经理怒吼着分隔开中国员工和黑人员工,在他们之间画分隔线,只有中国人能够随船撤走。镜头拍到下面有国人和黑人的情侣,冷锋站出来说,大家一起走,还用英语重复一遍。这英雄举动,与其说是体现人人平等,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中国强大的形象,以及面对中国经营非洲的长远大计,来匡正国人对黑人的偏见,调和矛盾的。
天与地 (Heaven & Earth,1993)
影片中美国人,援非女医生RACHEL的形象很有意味。好莱坞经典电影中,美女是等待救赎的欲望客体,是英雄的锦标。好莱坞左派老愤青奥利弗·斯通1993年“越战三部曲”完结篇《天与地》,就用美国大兵和越南女子之间的爱恨情仇,来比喻美国/越南的关系。《战狼2》作为负载着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一反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的指代关系。片中还有意调侃道,灾难发生后,女医生在推特上@美国大使馆 不管用了。这一次,西方女性等待东方男性的救赎,对其投怀送抱了。而且影片显然将“西方”划分为两种互相补充的形象,穷凶极恶制造破坏的雇佣军,以及温柔的“国际主义”女医生。但是冷锋未能像007那样来者不拒,他依旧是保守的。未能占有西方女性,也反映出某种信心,实力的不足,或许还有怀疑和敌意。
曾健德(Raymond Tsang):
我补充一点,关于香港电影人北上的影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学术界已经有所谓关于北进的讨论,具体是关于香港资本如何影响国内的文化、社会、生活。时移世易,CEPA的订立和中国崛起,看起来是说明红色资本势不可挡。但我认为香港人电影人北上,与中国内地)资本的合谋共同建构的叙述是关于“合谋者之家”。这个家是中国(内地)电影人与香港电影人所共同寻找的平衡点、文化交流的共同语。中产价值、个人主义、人性论、英雄反抗之不可能渐次出现。也不难看到,香港对国内电影市场的贡献,就是类型片。而类型片当中武侠似乎是既能表现「为国为民、侠之大义」,同时也可以以稗史、个人情欲去讲述历史。
问题是这种「法外之法」的英雄其实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它不能对大写的法有所挑战,小写的法最终变成维护既有秩序。「繁荣稳定」因此成为冷战时期,以至今天香港葛兰西意义上的统识权(hegemony)。
主持人:
回到刚才“主旋律”的历史轨迹问题,是否还有嘉宾愿意继续谈一谈:既然“主旋律”有其自身变化的语境,那么,这一概念至今是否已经失效?为什么?
十八爷:
说回《战狼2》,不宁唯是最早提到的“董存瑞炸碉堡”的联想可以说非常贴切,既表明了大家所说“新主旋律”的特征,也表达了吴京个人的目标——塑造新的(虚拟)战斗英雄“冷锋”。不过虽然都是表现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规训与询唤,但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却有了一点不同。无论是董存瑞还是邱少云,个人价值与意识形态合谋的方式都是牺牲,只有舍弃肉身,才能化作战斗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英雄儿女》中王成所说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冷锋最吸引观众的恰恰不是牺牲,而是不死的肉身。于是我就在想,在考虑到历史语境的大背景之下,这种变化有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是叙事变了,还是国家话语也调整了。
解救吾先生 (2015)
关于“主旋律”这个概念,我有一个小疑问。看起来它似乎是一个都能理解但又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在前面戈弓长的讨论中,把《解救吾先生》也划入了主旋律。这个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就随机问了身边几个不从事电影研究的朋友,问他们认不认为《吾先生》是主旋律,都回答我不算,但《战狼》算。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展开后面的讨论之前,是否还需要对我们所讨论的“主旋律”有一个界定?学界的定义和普通观众的理解之间,是一致的还是有偏差的?如果有偏差的话,这个空间又是否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呢?
不宁唯是:
十八爷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冷锋这类新英雄形象的出现,是叙事变了,还是国家话语也调整了?还有就是“主旋律”这一概念的边界问题。李小飞刚刚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现在“主旋律电影”的说法基本上已宣告失效。其实上,两位所针对的上述问题本质上所指向的都是“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演进与概念有效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这里我想从文化形态这一大的层面入手谈谈我的思考。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如果从静态层面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形态基本可以分为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四类。其中主导文化主要指代表国家意志而行使指挥职能的文化层面或元素。如果从动态层面上来看,不妨借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分为主流文化(dominant)、剩余文化(residual)和新生文化(emergent)三类。从这两个坐标来观察“主旋律电影”,思路将会更清晰一些。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问世之时,主流文化主要是由主导文化构成的,而大众文化则尚属新生文化。“主旋律电影”的提出,是在以往的政治电影与革命叙事逐渐缺位的情况下,如何以新的电影样式来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宣导,并抑制娱乐片所代表的新生大众文化。当然,概念的提出之时也是主导文化主流地位的失落之日。
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主流文化的构成中,大众文化逐渐超越主导文化而成为主体。主导文化只有借助主流文化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宣导,因此与作为主流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进行越来越紧密的共谋就不难想象的。“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的“主旋律”针对的就是主流文化,只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主流文化中,主导文化仍然是主体。然而彼时的主流文化跟当下的主流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主体的现在,包括主旋律电影在内的电影创作哪一个不隶属于大众文化?“主旋律电影”这个概念早已无法在名物之间建立起明确的指称关系,早经无法面对文化语境的变迁。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探讨当下“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缝合一直是个伪命题,应该探讨的是作为商业电影的“主旋律电影”里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缝合。
那么如何概括《建国大业》《战狼2》这类代表主导文化进行国家意志传达的电影?当下学界比较热门的“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不妨叫“主导型大众片”更为贴切一些。
冷锋
最后再回到十八爷提出的那个问题:冷锋这类新英雄形象的出现,是叙事变了,还是国家话语也调整了?我觉得根本上是主流文化变了。主流文化的变化导致着国家话语越来越求诸于大众文化以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大众文化也越来越擅于借用国家话语来进行资本逐利。
戈弓长:
上面的讨论中,@十八爷说到《解救吾先生》属不属于“主旋律电影”范畴。我前文借《吾先生》说到“主旋律”的价值导向和表现特征为何,还说到现在的“主旋律”往往题材是1历史事件2重大案件。因为这两个事情涉及到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解释权问题,影响力广。
神探亨特张 (2012)
《解救吾先生》根据演员吴若甫被绑的真实案件改编,这起惊动京城的案件,就是北京公安破获的。你如果注意字幕,里面有“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摄制”字样。如果查知网,这个电影也主要放在“主旋律”里论说。事实上,北京市局一直在“联合摄制”主旋律电影,主要为了宣传“平安北京”,普法教育,展现我干警的作风和形象。北京市局这些年参与的知名“主旋律电影”还有《神探亨特张》,是由海淀一位民警的事迹改编。影片笼络了一大批网红——作业本,王小山,周云鹏,慕容雪村,孔二狗,三联杂志的舒可文,史航在里面演一个江湖骗子算命的。你会看到,在官方眼中,这些叱咤风云的微博知名人士,也都是被其调侃性表现的“人民群众”。需要接受法制教育,认清自己的位置。
从我的经验看来,什么电影是“主旋律”,那个官方气质还是很容易识别的。不能识别的观众,我想一方面说明影片的确在“多样化”商业化上很成功,把官样色彩掩盖了。一方面恐怕他们对“主旋律”或者主导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已经很单薄了。这也说明了“主旋律”的确需要努力啊。
@不宁唯是 说到,董存瑞一类的英雄,他将生命献给解放战争的革命事业,冷锋则是不死的。这当然是因为主导政治电影的变化,社会人心的变化所致了。冷锋这种打不死的兰博,007显然是模仿了好莱坞式英雄了。这些年,有一些舆论对“十七年”电影,如《董存瑞》《上甘岭》里塑造的革命烈士——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等提出质疑,怀疑他们的壮烈死亡的真实性。这说明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弱了,思想分化了。舍身为国,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个人的一切都属于党,国家和人民的话语失效了。其实1980年代“潘晓来信”就已经宣告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告终,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我觉得这些年社会价值观已经发展到“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希望“主旋律”能够呼唤一种集体精神,弥合不同价值观的差异,而非只执一端,把持“红旗”,压制意见,加深对立,以谋其利的促狭。@不宁唯是 说道“主流文化的变化导致着国家话语越来越求诸于大众文化以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大众文化也越来越擅于借用国家话语来进行资本逐利。”的确如此,这恐怕也是《战狼2》在收获惊人票房之后,网民“逼捐”吴京的潜意识所在吧。好的“主旋律”电影,就像那些成功的好莱坞电影,需要做到:一是给出思考的空间,让人物的思考带领观众的思考,引导观众选择,而非灌输;二是其主导意识的传达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腹语术”,不是扯着大喇叭的叫嚣。本来主流商业电影就是制造梦幻,调和矛盾,抚平创伤的。艺术电影才是暴露问题矛盾的。
主持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戈弓长梳理了“主旋律”的来源和历时性变迁,区分“主导”与“主流”之不同(譬如提及“主导意识形态”、“主流电影市场”);李小飞谈及“新主流电影”,也提出“主导型大众片”的可能性,十八爷点明“主旋律”概念边界的暧昧与流动性,不宁唯是则直接指出“主流文化”的变迁引发“主旋律”命名之失效。事实上,大家彼此呼应,都指向一个关键性的“变”字——历史潮动,政经语境剧变,文化及其命名权易“主”,导致电影的“主子”彻底变了。创作者个人、资本、国家、观众,谁也不能完全为电影做“主”;反过来,谁却都能轻易为一部影片定性,电影成为人人皆可参与、可撕可同谋的站队游戏。《战狼2》《建军大业》等尤其呈现了作为价值观战场的症候性电影样本。希望各位嘉宾进一步分享:你们如何看待这类影片所引发的站队问题?尤其具体到文本层面,被观众认可的“战狼2”式的电影叙事和语言究竟成功包装了何种意识形态?其在美学意义上是如何实现的?且蕴含怎样的问题?
李小飞:
我想谈谈《建军大业》中的新主流价值观。其借“鲜肉美学”终结了左翼叙事的困境,以青春成长的挫败经验替述党内阶级斗争之外,还别具深意地对另一重历史裂隙进行了弥合与修补:国共意识形态的对抗。片中,当激烈的南昌起义结束后,贺龙部队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来到国民党南昌守军的阵地前,向着死去的国民党士兵脱帽致敬。这代表着一种曾经尖锐对抗的意识形态的重述与融合,新主流在贺龙部队的致敬礼中也与一度在共和国历史中隐形的国民党军队与其被长期遮蔽的意识形态达成了和解与对话。这种消泯尖锐意识形态对抗的文化融合姿态,无疑与当下国共两党友好合作的加强以及台海局势有着紧密的耦合。
新主流对于革命斗争历史的和解与重述也就成为两岸文化走向融合的起点,贺龙所代表的来自共产党的致敬礼代表了新主流一种寻求意识共识的文化姿态——以墓碑为重要修辞的论述策略。南昌起义中的“墓碑”是一种事后追认,让曾经在战争中被遗忘或遭受屈辱的国共两方军人重新获得历史的命名与体制的追认,这种“墓碑”式的悼念已然成为当下新主流重新询唤英雄、消泯国共意识形态尖锐对抗的文化融合策略。
戈弓长:
影片的价值观问题,这是影片评价引发两极分化的一个要点。首先,影片的确缺乏“世界眼光”,如上文所言,它原本的目的就是针对国内观众,不像旨在行销世界的好莱坞电影,需要选择一个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其次,《战狼2》是否有违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缺乏人道主义关怀。是“爱国”摆在第一位,还是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先。许多批评者希望国家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个人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认为影片中的冷锋只是国家强力的象征,他越是耀武扬威,把持红旗统御一切,越令持有不同意见,强调个人自由的国民胆颤和反感。
《美队》反派“交叉骨”饰演者 弗兰克·格里罗 出演《战狼2》
《战狼2》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部吴京自导自演的电影,完全是一部“影迷电影”。无所不在对好莱坞电影的模仿,让人时常有熟悉感。据说《美国队长》电影版的导演拉索兄弟是《战狼2》的电影顾问。同时,正如影片中冷锋拒绝,斥责了黑人男孩倒卖西方情色DVD,他又始终在对借用的资源进行比较和选择。影片的意义或许就在这种模仿,比较和选择中,观众可以思考其中的价值观差异。
《战狼2》中的“拿来主义”是不拘一格的:黑人女孩携带抗体,是解救非洲疫情的希望,这是灾难片的元素。感染疾病,雨夜在山洞中躲避后重生,这有武侠电影的影子。但其主要仿照的还是好莱坞上世纪80、90年代的一系列充满着英雄主义情结的动作电影,这也和吴京的年龄相符。
我在此无意讨论有没有“普世价值”,美国式普世价值的适用性等问题,这会牵扯到左右之争,乃至于晚清以来都没有说清楚的中西“体用”之争。我只想说说好莱坞电影中的价值观及其表现问题,以及《战狼》等“主旋律”足资借鉴的部分。好莱坞电影被称为“披着娱乐外衣的意识形态外衣机器”。好莱坞电影中的价值观从来不是一以贯之的,而随着导演思想倾向和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美国凭借不可一世的武力四处干涉颠覆,耀武扬威之际:空袭利比亚,占领巴拿马,海湾战争,北约轰炸南联盟,直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911”。一大批雄赳赳的美国英雄在银幕上被塑造出来,《第一滴血》《虎胆龙威》《爱国者》《勇敢的心》里的威利斯、史泰龙、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这些电影意识形态上都是极端右倾保守的。
李零教授曾总结,美国的“普世价值”是个道德制高点,似乎美国的“一超”地位不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也不因为遍布世界的美军基地,而因为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凭此足以引领世界。但这种价值的背后实际上是基督教普世说,是这个自诩上帝荣耀下的“山巅之城”,特殊例外的救世国,要将基督教文明推向一切异教国度的自负。
血战钢锯岭 (Hacksaw Ridge,2016)
去年大热的梅尔吉布森的《血战钢锯岭》就是80、90年代保守主义英雄电影的复归。梅尔吉布森这个好莱坞著名的右翼天主教徒,反犹种族主义者,老派硬汉明星,再次塑造出一位英雄主义,国族大义和宗教信仰三位一体的银幕救世主。影片最机巧之处在于,他塑造了一个不杀人而救人的士兵,他蒙主感召,战场布道,就能创造奇迹。这巧妙符合了人道,博爱的普世价值。但实际上是陷入宗教狂热,宣教好战,鼓吹保守主义价值观复归的“神道”电影。但由于国人对美国的宗教文化背景缺乏认识,却盲目地羡慕他们“有信仰”。如此保守好战的电影都能被“打扮”得精致,大受欢迎,看来都是传达爱国主义,问题只是如何讲述。
拯救大兵瑞恩 (Saving Private Ryan,1998)
被很多人举例的一部电影是《拯救大兵瑞恩》,这部1998年出品的战争电影是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导演,他本人曾是“新好莱坞”的弄潮儿,经历过1960,70年代美国自由,平权,反战,文化反叛的左翼思潮洗礼。左倾导演拍摄的《现代启示录》《野战排》《全金属外壳》就不是耀武扬威的英雄之战了,战争是荒谬痛苦,战士是内省反思的。《拯救大兵瑞恩》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岔道难题”留下思考空间——救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把集体/个体,国家/个人的关系问题抛给观众思索。而非回避问题,只要服从。个人幸福,个人安危,还是同袍,同胞的福祉更重要?延伸到自私自利还是为国参战。影片把这个问题用细腻真实的情节,用很多感情因素来自然地推进。最终弥合了国族大义和对个体生命的珍视两种价值。
所以我认为《战狼2》的问题,一是很多细节没有做好,其次则没有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主人公还是过于意识形态化,他只是服从,叫人服从,缺乏思考。同时,与好莱坞相比,《战狼2》也的确没有这种在世界上唯我正确的霸道,他更收缩,缺乏好莱坞电影中那种救世主的绝对自信,吴京显得有点拘束,他不像是个一呼百应的拯救者,更像是时刻牢记军纪的中国军人。
其实《战狼2》里也有更“全人类”的视角,前面说到的冷锋同样顾及华资工厂的黑人工人的安危。还有中国医生研制出了疫苗,一个非洲女孩子就是携带抗体的活解药。于是冷锋不仅有保护同胞的任务,还肩负着拯救非洲人民于疫病的使命。可惜这个关键情节被遮蔽在“正邪斗争”之后了,没有得到发展。非洲人民的福祉显然没有“中国尊严”重要了。
《战狼2》却没能走出民族主义的悲情和怨怼。依旧是李小龙,陈真,霍元甲们要在一个虚构的舞台上用拳脚功夫证明自己不是西方列强眼中的“东亚病夫”。一个旨在以中国在域外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能海外公民提供强大保护,来询唤国家主义认同的“主旋律”,却无时不刻地制造一个外部凶恶的敌人,以此制造仇恨,这就是影片最令人失望之处。这显得“主旋律”过于无力——当你只有在外人的目光中,在假想敌的迫害中,在反对假想敌时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还是不能被认为真有自信了,有“旋律”了。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影片原本含有的一些普世价值,就瞬间被狭隘化为了民粹的愤恨。影片中,本来我国正义的军人,是人道主义的,是种族平等的,不仅不歧视非洲人,还要援助他们,爱护他们,带领他们共同进步,很有大国风范。但是最后面对白人雇佣军,杀妻仇人的种族主义言论,“世界就是分弱者强者,你们是弱等民族。”冷锋发泄式地杀死了他,恨恨说道“那他妈是以前”。如果此时冷锋能够收住最后的致命一击,改为打晕,面对敌人的歧视,说一句话“没有人是弱等民族”,将其绳之以法,接受我国政府或者国际法庭审判。那风范,那境界一下子就高到哪里去了。一个有着如此平等博爱价值的英雄,更有道德的普遍优势,这也会让之后打着红旗过关更有说服力。
曾健德(Raymond Tsang):
我之前在《明报》说过,《战狼2》不止是宣传什么爱国主义。它就如其他大大小小的中国电影、电视节目一样,在说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崛起下怎样建立、维持中产核心家庭价值。
真人秀的《真正男子汉》
其实《战狼2》的军事娱乐化早已在湖南卫视真人秀的《真正男子汉》出现过。在种种的真人秀、电影我们总听到这些话:「你的梦想是什么」、批评「宁愿坐在宝马哭」、穷小子奋斗等。这些陈腔滥调都是在中产家庭价值:个人梦想、刻苦耐劳、幸福家庭、反抗之不可能,如《英雄》(2002)、《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为了说明中国这些价值的独特性又会以美国作为参照系。《中国合伙人》的英文名字不就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回到中产家庭价值,《战狼2》的敌人好像是雇佣兵和非洲的红巾军,但都是抽象而不具体的。然而我们清楚知道的是雇佣兵首领杀害了冷峰的老婆,是破坏核心家庭的人。Rachel、Pasha和冷峰所组织的核心家庭模式因此是令人安慰的。
影片最后出现的护照是告诉冒起的、可以到处旅游的新中产人士,在国外旅行遇险时有国家作后盾。护照的出现也定义了爱国是条件式的,即遇险才迎救。同时这种民族主义是关乎流动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恰巧是与资本轨迹是重迭的。
吴京说自己不想被资本强奸,但他说的只是拍摄电影主动权:「想一块玩就玩,按照我的方法玩」,并不是对抗资本的逻辑。民族主义到头来像另一部打破纪录的大片《美人鱼》中的环保议题只是个幌子。尽管它能激起一些情感、为资本家发财立品、加一点文化价值,但它也不会要求你真正的关注这些价值。
李小飞:
看到Raymond分享的观点,其中有一点我感受蛮深的,就是“《战狼2》与其他的中国电影、电视节目都在说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崛起下怎样维持中产核心的家庭价值”,这也成为当下诸多中国电影的大命题。《战狼2》中的冷锋前往异国的动机并非出于国家大义、英雄情结,最初始的动力是中产之家遭到破坏——冷锋女友遭遇劫持绑架,敌人也不代表任何政府/民族立场,而是当下电影常规模式中的破坏中产之家的人,必然遭遇惩戒与放逐。为何《战狼2》这批秉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总会浮现出一则中产之家的寓意呢?我觉得这与当前的电影受众群体,也就是不宁唯是老师所说的“主流文化”变了,随之导致的是主流叙述语境的变化,银幕前的庞大的受众群体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学者吕新雨在探讨《小时代》的时候已经敏锐观察到了这种变化的现象:“是现实之上的主义,一个正在等待显影的新阶级。”自2002年以来电影大片的时代,作为我们当下银幕前的观影主体的是白领、中产阶级的青年观众。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青年观众在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事中就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甚至经常处于一种反官方、反体制、反主流的位置上。这批青年人是在50-70年代的封建专制“遗毒”的批判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文明也由此获得了自身合法化的地位,受众的时代经验与当时的主旋律电影明显呈现出非常大的分裂倾向。其实,当下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文化霸权建立的关键在于这批中产观众,赢得他们对于主流价值的由衷认同,《战狼2》所呈现的中产之家自我修补、愈合的故事也就显得很自然了,其火爆的票房也代表了当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被有效地整合进主流叙事中,不管是现在正在网上激战的“小粉红”还是“老右派”,他们对于影片的探讨已经代表了一种有效的文化回收。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2016)
但是,《战狼2》中冷锋无所不能的战斗力其实与当前的好莱坞之家的故事有了很大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战狼2》中“不死的肉身”或许也暴露出施法好莱坞的形而上性。像前不久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血战钢锯岭》被一些学者称为是“美国的伤痕文学”---在反战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批判战争的价值,最终回归于和平的家庭。李安所讲述的“伤痕故事”没有了美国拯救世界的虚妄,也没有了美国生活方式与民主制度的优越感,在片中暴露的是士兵与老百姓的痛苦与迷茫。在后冷战时代,讲述英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垂暮老去的金刚狼一样,美国无所不能的战斗英雄疲惫了,需要休息,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来疗伤止痛,虽然李安在其中透露出一丝不舍与眷恋,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式上天入地的英雄文化已经破灭了。
一条狗的使命 (A Dog's Purpose,2017)
像前不久逼哭很多人眼泪的《一条狗的使命》,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牧歌,但实质上通过眼泪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钢铁般的美利坚变得似乎有些多愁善感了,不再壮怀激烈,而偏向于追求岁月静好了,《阿甘正传》所弥合的战后美国的伤口再一次渴望愈合。小狗贝利的轮回其实和阿甘的奔跑一样,都强调了一点“活在当下”,这也是后冷战时代下的美国英雄的真实心声。但在这批“伤痕文学”背后,美国英雄不论遭受多大苦难,他们始终都拥有一方小家供他们生存、繁衍,这表明着美国的文化自信依然存在并且拥有着很强的自我愈合能力。所以,冷锋式的钢铁英雄已经截然不同了,虽然呼应了正蓬勃崛起的“中国梦”的大国新气象,但在全球语境中英雄似乎更需要疗伤与修整。
盗梦空间 (Inception,2010)
像前不久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这些好莱坞电影虽然披上了各自绚丽外衣,但仍然是一则中产之家重启的故事。美国的超级英雄的再次归来是一种防御姿态,一个自我批评的、一个不断表示愧疚与罪责的方式来重新回归家庭。与冷锋越战越强不同,美国英雄似乎越战越弱,像《星际穿越》里的父亲尽管可以穿越黑洞,探知未来,但他仍然是一个被限定的、遭受巨大创伤、处于无力、无助状态下的父亲,与《盗梦空间》里的造梦师为了回家遭遇重重阻碍一样,英雄的形象实际上在改写与弱化。好莱坞英雄的弱化恰恰是一种全新的英雄价值建构。
我的战争 (2016)
所以,《战狼2》中所讲述的这则中产故事在师法好莱坞英雄时,又与好莱坞当下的英雄形象有着巨大的不同,支撑冷锋的精神动力仍是好莱坞化的家庭情感,英雄的拯救在于自救,所以冷锋为首的中国英雄急需一种新的价值观得以支撑,否则就像前不久遭遇差评的《我的战争》的失败,正缺少一种与中产观众产生呼应的价值观,子弹打的满天飞,观众只能当成一场暴力美学来享受。比如说最大的BUG是志愿军那么热血战斗的目的是啥,导演与编剧显然没有具体的交代,结果导致刘烨与他率领的那支部队彻底沦为一群没有灵魂的战争机器人。
智取威虎山 (2014)
另外,更糟糕的是,冷锋有美国式的中产价值支撑,那么在表现50-70年代左翼革命文化的《智取威虎山》时,就暴露出价值缺失引起的立场混乱问题。杨子荣的目的被设定为反战,如果是这样的话,智取威虎山的意义又是什么?反战最终的受益者是座山雕,这岂不是主次颠倒了吗?显然,好莱坞式的“反战”是为了英雄之家疗愈,放置中国的主流语境中显然不适合,如此一来,中国的红色革命历史就容易让人怀疑其合法性,甚至很容易失陷于“暴力”“极权”的历史误区中。因此,关于中产之家如何叙述,如何与历史有效接轨并保持着一种健康的价值观输出,这是当前的中国银幕需要急切寻找的,也是观众真正期盼并接受的。
戈弓长:
@李小飞说道,“《战狼2》中的冷锋前往异国的动机并非出于国家大义、英雄情结,最初始的动力是中产之家遭到破坏——冷锋女友遭遇劫持绑架。”冷锋是不是中产?中产主要还是用收入水平衡量,我看片中军衔,冷锋好像是个中尉,他原配龙小云貌似中校,比男友高了不少。我来自军人家庭,部队工资的话,如果是中尉,那大约相当于中级白领工资了。“中产”这个词也是近年热词,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理想社会形态应该有纺锤形的中产阶层,中产的焦虑之类的。我国的所谓中产,和好莱坞电影里那种住郊区,开中级轿车,体面的男女主人和乖巧的孩子,每周和邻居开家庭派对的“美国中产”也有很大区别。
《战狼2》只能说表现了冷锋的家庭生活和爱情关系。我看宣传方的介绍,没有介绍他的军衔,社会身份,而是渲染他是“战神”“军神”。影片主要在“军人”和普通人之间身份转换。他被撤职,于是显得不“官方”了,可以做很多犯规逾矩的事情,但是精神上还是军人,还在保卫海外国人,还在传达官方意志。
不过“中产”这个词提出很有意义。前文说到,全球超级英雄热,其中很大原因就是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深圳地铁有个乘客突然奔跑,全车人都跟着慌乱下车,这就是典型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来自于很多原因,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各国各种族间的对立,阶层分化,思想的分化都很严重。生活中充满不安全感,环境污染,凶杀暴力。中产越发向下沦落,所以好莱坞电影里传达“人人平等,机会均等,都能通过努力获得幸福生活”的“美国梦”也遭到质疑。如果说特朗普就是利用了蓝领阶层对政治经济精英的不信赖,对美国宣扬的主流价值的失望,所以抬上去了一个极右派总统。那么《战狼2》或许也利用了二三线城市年轻人的某种怨气。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主旋律”只是通过反对而自立,肤浅地投合一方的心理,转移矛盾,煽动情绪,那是狭隘投机的。真正的“主旋律”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足以叫人信服的价值观,能消除不安全感,虽然或许只是想象的,试图弥合思想分裂。
有人说同期上映但是口碑不佳的《建军大业》,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裂使得“主旋律”不被认同,于是加入“小鲜肉”“流量明星”来讨好观众。导演对“主旋律”没有信心,要加调料掩盖,更加面目全非。我看《战狼2》同样没有更进一步思考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是什么。片中的人物不思
69 73613 69 51158 0 0 6841 0 0:00:10 0:00:07 0:00:03 12114考,只模仿,摘取,反对。不是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而是一种怨怼,对一个“缺席的在场者”的愤恨。包括吴京,没有一套自己坚定的信念,他在驳斥质疑的时候,论调还是那种用外人曾经的落后,来支持自己的不进取不思考,类似于“中国雾霾怎么了,英国曾是雾都,洛杉矶也有光化学污染”。
回到具体的表现上。吴京在片中,我的感觉是还不够像一个真正的,能够撑起一部戏的动作英雄,还是有点拘束。动作巨星往往要创造出一个属于他的独特形象,比如成龙,杂耍谐星。李连杰,少林武僧。甄子丹说他受到欢迎,是因为自创了“功夫宅男”这一形象。阿汤哥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区别于之前那些肌肉虬结的粗莽硬汉的一个矫健利落的科技新贵。而冷锋,如果只是一个反“西方反华势力”的前军人,那是欠缺个性魅力和独特性的。
近些年,英雄的复归是全球的文化现象。好莱坞“漫威系列”电影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美国超级英雄。这和恐怖主义肆虐全球,加重了民族矛盾。后工业时代,中产向下沦落的不安全感。世界的前景不明朗,阶层分化,价值观的撕裂,人们需要一个英雄来重整秩序。西方超种族,超国别全球化,世界大同的“白左”高概念也遭到质疑。逆全球化,回到19世纪以来的保守观念,对国家的认同在逐渐回潮。特朗普、普京这样的政治人物走红也是这种需要英雄人物心理的现实反映。近十年来,中国文化输出、文化“走出去”同样也是一直被讨论的热点。不少学者理想主义地认为文化输出是远胜于枪炮的有力武器。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宣扬一套怎样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区别于好莱坞式霸道救世主,体现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能够同样被国内不同派别和国际所接受,这应该是创作者们在获得票房成功后,在“兰博式英雄”之后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这其实并不难,前文说到,只要略改几处就可以了。行销世界的好莱坞电影也正是在各种价值观中,“约分”出了一个最大值,同时偷渡了美式的“普世价值”。
中国传统上从来不缺侠肝义胆的英雄传统。我看到《战狼2》海报上写着一句常被热血青年挂在嘴边的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我很奇怪,明明我国有那么多的宽厚温和,睦邻友好的言辞,足以体现我们泱泱大国的仁厚宽广,以及“和平崛起”的方针。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何必总用这句无谓的气势汹汹的话呢?
十八爷:
我前面提了两个关于怎么理解“主旋律”的小问题,大家都聊得非常深入,从历史缘起、文化形态等不同角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李小飞还专门撰文讨论了《战狼2》背后的种种误区,很值得大家细读。如果要让我对“主旋律”的流变进行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以为提出这个概念之初的“主旋律”更贴近“人民电影”,是为了在革命话语逐渐退潮之时再次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直到现在,可能大部分普通观众基本也是从这个层面来识别“主旋律”的。而《集结号》、“三建”、《战狼》,以及戈弓长提到的《吾先生》《亨特张》等成熟的商业制作则更适合称为“新主流电影”,前者能非常省力地调用民族主义情绪,后者则常常让观众意识不到这种召唤之所在。
在大家对“主旋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旋律”这个概念的诞生其实是国家话语逐渐失效的一种挽救措施,包括当时对主旋律、娱乐片、艺术片的三分,前提也是认为一部电影不可能同时实现复杂的功能,因为它们所面对的“观众/人民”是不同的,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重新定义“人民”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文化大革命”转入“改革开放”,同一拨“人民”怎么面对话语转换?因此转折期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复情感裂痕,主要方式是在以“四人帮”为主题的电影中展现正反两方对自身所代表的“人民”合法性的争夺。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时期,应该说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可能都需要重新确认主流话语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对历史的回应。这一点可能也呼应了Raymond提到的《战狼2》的内在矛盾,一边强调国家是坚强的后盾,另一边冷锋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救援是偶然的,国族身份很大程度上也是虚拟的。
曾健德(Raymond Tsang):
我就最后补充几句话。首先,我虽然来自香港,在北京读过书,但很难说可以代表香港什么。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香港人是不会看咱们之前提过的电影。我大致认同各位说的话。主旋律就是八十年代末,国家面对政党合法性危机,也面对市场压力的产物。然而,今天的主旋律片是否就是意识形态的召唤?是否就是很爱国的?是否就是阿尔杜塞意义上的召唤?我认为不一定。因为大家好像很容易指认这是主旋律,那不是主旋律。我认为问题正正就在这里。什么导致连老百姓都看得出来。恰恰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失败了的。那失败的意识形态表露的是什么?在《战狼2》里,我不觉得大家看完就很爱国。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英雄。家是被突显出来的。而这个家不是普通的家庭。是有核心家庭成员。尽管龙小云已经挂了。替补的是Pasha、Rachel和冷峰,成为一个核心的中产家庭,性别分工也十分清楚。这片更加大力塑造几个黑人小孩向中国人叫爸爸。
我想说的是,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在今天已经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好莱坞式的,是成龙世界主义(cosmopolitan)式的动作片。我不太认为《战狼2》是承继十七年或文革的。上世纪50-70年代的,如不宁唯是说的是「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以及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群众作为同心圆,突出不平凡的平凡人物。整个人物结构是表现集体而非个人,是表现平凡的而非传奇。战狼2最后手举国旗的场景, 我认为就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拧巴的地方。为说而说的民族主义。它突出的反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缝合,而是它们的不协调。因此大家才会留意得到。(更奇怪的是护照的出现说明你有什么事国家一定会支持你; 但整个电影是说国家不支持冷峰,自己单手匹马勇救厂商和工人)。
主要的问题不是叙事变了,还是国家话语也调整了?而是中国崛起之后有什么故事(storytelling)能够连接到、建构中国人,什么的陈词滥调(cliché)能够让中国人「喜闻乐见」?恰恰说是去政治、去革命,但又能耀武扬威的虚拟的国族身分。说虚拟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做、研究、讨论民族勇士、民族主义者,反而是无效。只有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里,民族主义才是有效和有意义。或者拉远一点看,为什么我们会讨论一部超过五十亿的动作片?是什么促使我们这样讨论,这才是今天最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人需要什么故事。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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