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成《长征组歌探析》之十八
《长征组歌探析》之十八
一、关于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真实历史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之一。
这支队伍诞生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最初只有三百多人，短短几年中便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官兵的一支红色劲旅。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反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作战中失利，主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分会主席张国焘的领导下，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到达川陕边地区。
在大巴山区，红四方面军重整旗鼓，逐步发展壮大，先后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并不断扩展根据地，到1934年9月粉碎四川军阀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四个团，总兵力达到了八万余人。
蒋介石已经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行动中焦头烂额，但对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与发展始终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强大的战斗力，更令蒋不寒而栗。
因此，蒋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他在从经济和装备上给四川军阀以支援的同时，开始调集中央军大举入川，位于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部迅速进入川北地区，派贺国光为首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
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六路围攻”胜利后，部队正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面对强敌，红四方面军主要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打了很多大仗、硬仗、恶仗，有的战役甚至是大兵团作战，敌我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战争资源。
如：嘉陵江战役、决战江油、北川河谷之战、土门战役、攻克剑门关、激战千佛山、中坝决战等。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嘉陵江战役”，共历时二十四天，合计歼敌一万余人，在整个红军战争史上，完全可与湘江战役相媲美，所不同的是湘江战役凸显悲壮，嘉陵江之战堪称雄壮。
后来，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带红四方面军南下，又在四川名山县百丈关（今称百丈场，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带打了一场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伤亡近万人，史称“百丈关战役”。
百丈关之役，使南下的红四方面军由八万余人减至四万余人，也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同时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要标志。
二、会聚甘孜城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贺龙就不断地向张国焘要人要枪要子弹，说:“我们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你这个红军总政委可不能光偏向红四方面军，你们那么多人，能不能给我两个师？”张国焘无法驳回这个堂而皇之的要求，最终把红三十二军划归了红二、六军团。
朱德后来评价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是不争不吵,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张国焘慑于贺龙的资历与威望，对贺龙有些怕，贺龙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一到甘孜，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同陕北第一次取得了直接联系。(此前红二、六军团一直没有中央的密电码，都是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和红二、六军团联系)。
中央给任弼时发来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将红二、六军团和要过来的红三十二军整编为红二方面军，并要求任弼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有策略的斗争，把二、四方面军拉到北上的正确道路上来。任弼时得到中央的指示，此时已经底气十足。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提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当即表示反对，问张国焘:“两个方面军规格一样，谁主持会？谁做报告？有了争论，谁来评理？”结果会也没开成。
张国焘找红二方面军的干部谈话，任弼时也针锋相对，也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张国焘要干涉，任弼时毫不客气地呛张国焘:“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能干涉我。”
1936年7月2日，红二、四两个方面军高级干部在甘孜召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当面质问张国焘三个问题:
一是你为什么假借中央名义把我们调到甘孜？
二是你为什么和中央对着干，中央要北上，而你要南下？
把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使不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也丢了，你想在天全、芦山建立新根据地是妄想。
三是批评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严重的反党行为，是党纪绝不允许的。我们红二方面军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对毛主席是很有感情的。你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翻脸。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这个会本来是张国焘精心策划的，本想拉拢红二方面军跟他走，没想到最后却开成了誓师北上的大会了。
任弼时发言后，朱德、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也都相继发言，完全同意任弼时的发言，坚决主张立即北上。
这次会议史称“甘孜会议”，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红军三大主力最后会师起了重大作用。
这就是“踏破岷山千里雪，高歌北上并肩行”的背后故事。
三、张浩的特殊贡献
《长征组歌》主要讴歌的是中央红军一年多的英勇故事。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貌，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肖华将军专门为红二、四方面军写了一首诗，这就是第九曲《报喜》。
歌曲一开始唱道:
手足情，同志心。
飞捷报，传佳音……
纵观第九曲，作者用大写意的手法，有意隐去了一、四方面军在“南下”“北上”方面的严重分歧，强调了红军团结，是手足之情，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尽量不去涉及的办法，而主要再现红军的团结、作战的英勇，高度肯定了二、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
“飞捷报，传佳音”，这里是暗指一段“公案”。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与中央闹得非常凶，多次要求一方面军和中央听他指挥，取消中共中央，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得再用中央名义指挥红军，并指责毛泽东北上是“逃跑”，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等。恰在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出现了。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堂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赴苏，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七大后，奉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1935年11月辗转来到刚刚建立的陕北根据地。
张浩坚决支持毛泽东，并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用自己在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多次致电张国焘，做张的工作。婉转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要张速速北上同党中央会合。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张浩，称中共中央是“假冒”的，并要求中共中央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得再行中央之名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1月24日，张浩不得不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名义明确发电: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北上发展是正确的，必要时可接近苏联……
这封电报对张国焘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同志也逐步看清了张国焘的错误，纷纷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通电中央表示北上与中央会合。
在制止张国焘的错误行为、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上，张浩利用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飞捷报，传佳音”之暗指。“捷报”——指张浩与张国焘之间的数封电报;“佳音”——指张浩从共产国际带回的好消息。
《长征组歌》第九曲《报喜》与前八首诗词创作有所不同。
前面的八首都有具体的历史可追，都是现实发生过的重大政治、军事、历史事件，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及战斗战役。
而这一首是红一方面军以盼、赞、迎、喜不同的情感，讴歌二、四方面军的纯抒情诗歌。
全诗六十九个字中只有“甘孜城”三个字是写实的，其余的都是“大写意”，这也是肖华将军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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