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绝色的伤口│爱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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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色的伤口│爱与死

2015-12-15 吴冠军 无处不哲学

无处不哲学编辑 / 《爱与死的幽灵学》吴冠军著

■ 只有遭遇死亡，生命才刚刚开始。

■他/她的某个欲望，从来就不是其本人自己的欲望，而总是一个欲求别人之欲望的欲望

■在今天，唯一的政治就是快感的政治(politics of enjoyment)，即以真实的快感对抗那“现实世界”的“快乐原则”。

最绝色的伤口│爱与死

遭遇爱情

　　 “爱”这个词，在日常现实中每天被使用的频率，在统计学上是一个不可能。然而，尽管这个符号无所不在、“泛滥成灾”，但仔细想想，我们是否真的是那样“经常地”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它?就让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

　　在真正遭遇到爱之前，一个人过着他/她的“日常”生活，可能也有一些异性关系，诸如男朋友或女朋友、老公或老婆、或“gaypartner"(同性伴侣)，甚至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运气”好的话，或许还有一些“艳遇”、“一夜情”……然而一天，他/她陷人爱河（fall in love ），这种“日常”生活便被打破。之前用于处理那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上的精力，一下子被全部吸入进了一个神秘之域，伴随着种种心跳、悸动、不安、魂梦相思、神不守舍……换言之，这样的时刻，遭遇爱的他/她，没有心神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整个人陷入进爱的旋涡之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她自己对这种深渊般的状态，什么也都说不上来、形容不出、“无可名状”，但唯一明确的是，他/她处在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的例外状态之中。

　　爱，便正是这样一个例外状态、一个溢出性的“非常”状态、一个永远的紧急状态(a constant state of emergency )。爱，打断了原先的“正常生活”之连贯运转：它剧烈地扰乱了既定的工作程序(“日常”事务)、刺破了既有的生活部署(“现实”常规)。在爱中的人，不再有原先每日生活中的那种“合理”的程序化的“平衡”，而是瞬间处身于狂潮般涌来的暴风骤雨之中、处于那“日常”状态的一个深渊性的缺口(abyssal gap)之中——这个缺口，即标示了原先那周而复始的每日生活的一个根本性缺失(fundamental lack)。

　　因此，一个人很难始终像这样地进行生活，即永远生活在一个紧急状态中。爱如“潮水”，冲翻了“日常”秩序的既有部署；爱似“旋涡”，卷断了“合理”生活的平衡节奏。因此，那溢出性的爱，也恰恰成为了所谓的“正常状态”的一个根本性威胁；是所谓，“情深不寿”。在爱中，一个人往往能做出“不可能”之事，无畏地刺入主流意识形态所明令禁止的领域；在爱中，一个人会成为彻底“不合理”的(“不理性”的)，会同今天那范式性－弥散性的“合理－经济人”( rational-economic man)完全相反，决然地放弃金钱与权力，乃至“不合理”到能够放弃一己之生命。在普遍犬儒化的今天，爱，却可以使一个人为之“dying for"，为之而死。

　　爱，根本性地，便是和死连接在一起。那是因为，死即是最终的例外、再也回不去“常态”的例外——终结(the END)。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总是“My heart will go on" , " Life will go on ”——“我心”会一直依旧下去，(日常)生活会一直继续下去：那是因为，未“继续下去”、“依旧下去”者，便是那些已死的，例如

《泰坦尼克号》中的Jack；而“活”着的，则总是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如Rose，重新回到现实的生活“常态”中，惟那段爱与死(遭遇Jack的爱、目睹Jack的死)，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溢出性例外，即，一个深渊性缺口，一个永远的缺失。

　　真正地遭遇到爱?问君，有过几回?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遭遇死亡

　　现在，就让本文集中性地转到死亡之上。相信每位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经遭遇过像我这样的溢出性－恐怖性体验:

　　 2006年4月18日午夜，墨尔本狂风呼啸。我钻进被窝后，思绪却有如那窗外狂风一般，席扫整个脑海，压得它无法成眠。辗转间，几个小时已逝。骤然发觉胃咕噜得难受，只得起身在厨房架上翻找出一些可以直接啃吃的物事，以填补那个空虚的器官。再倒身床上，天已蒙蒙发亮。迷糊间，却被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刺醒，闯进卫生间，耗去全身之力空呕了几十下……九点十三分，再度倒在床上，体内五脏六腑根本不似属于自己，全然无视身体的“统一协调”，仿似它们是从外部刺入体内，专事颠覆那(虚假的)“统一性”：用齐泽克那颠倒自德勒兹( Gills Deleuze)的术语来说，它们正是一堆“organs withoutbodies"，即，没有身体的器官。

　　在这样的时刻，思考“死亡”，也许是最贴近的。当一个人在病榻上感受死亡来临之时刻，也许，正是那些“器官”全面接管“身体”的时刻：他/她那原先被体验为统一整体的“我”——那个镜中所表现出的身体协调统一各个部分的“格式塔”(gestalt)影像(即被视作一个整体的“镜中我”)，正迅速地分崩离析：每个器官，都开始不服从“整体协调”而“自己”运作，同“身体”的“指挥”对着干……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实际上正是以下述方式来阻缓“死亡”：即用各种药物来去除器官的“主权”(内科)，或设法摘去那些“不服从”的器官，乃至重新植入(来自别的身体的)“听话”的器官(外科)，使整个“身体的统一性”最大程度上得到“重建”。

　　然而，人的必死性，却标示了那“没有身体的器官”在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本性状况——从对“镜中我”产生反应之前的婴儿状态、到即将逝去的最后时刻。而“格式塔”式的被体验为整体统一的“身体”，则远非真实的：根据精神分析，这种整体性的“(镜中)我”，根本上是想像性的，乃至符号性的。

　　先贤孔子尝言，“未知生，焉知死?”然而，这句话本身最大的局限，便在于那“在场的中心主义”，即专注于那在场的“生”。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这句上古谚语颠倒过来——“未知死，焉知生?”正是那缺席的“死”，结构性地从外围构成了那在场的“生”。更进一步地，“生”实质上总是符号性的和想像性的，而惟有“死”，才标示着前语言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但不应忌讳死亡，而恰恰应是相反：努力地、英雄性地去直面那根本意义上不可能被“言说”的死亡。不知死日，侈言生耳!

　　于是在今天，一个激进的日常生活实践便是：从“死日”的立足点上来生活。人们总是要等到被“权威专家”人士(如今通常是现代医院里的医生)告知，自己尚有五个月的生命，才骤然开始意识到“死日”。然而，一个被医生“宣判”绝症的人，和另一个“健康”的人之间，实质上只是“还剩百余天”和“还剩万余天”的区别而已。更关键的是，我们于此处所面对的，还并非仅仅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局面。在今天后“9•11”时代，一个十足反讽性的现象便是：每个人实际上心底都知道，即便坐在家里，死亡都随时可能会降临(更不用提那出门穿马路开车坐飞机等等“寻常风险”)；今天人寿保险业的兴旺，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人们积极地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处在高风险之中(换言之，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当某人听完关于别人只剩五个月的生命的故事后，第二天自己便可能先丧生于一场在今天并不能引起多少人关注的事故之中)。然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着：仿似他们全然“不知道”(除了到那一刻被专家“通知”)。

　　多少年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次次地庆祝那无法由自己选择的“生日”，一年一年惶恐地往“上”计算。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医生来告诉我们他/她所预期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死日”?为什么要在死后由别人来为我们写上一个“卒于x年x月x日”的记号?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生活中去采取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即选择一串自己喜欢的数字(如“2058年9月20日”)，来为自己设立一个“死日”(或者说“大限”之日)，然后每一年倒数性地往“下”迎接这个“死日”?因言说(真实的)死亡之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符号性地来“设立”——或“被设立”——“死日”；而一个激进的追问便是：为什么我们竟从来是如此顺从地接受自己“死日”的“被设立”?

　　这一真正越出今天意识形态坐标的“疯狂”行动(即设立“死日”)，使我们越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掩盖与自我欺骗(仿似全然“不知道”)，而是去恒久性地直面生活中那根本性的深渊(死亡)，时时刻刻在心头对它作着创痛性的咀嚼。“16岁的花季”此时即意味着，(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自己还剩有16年生命；而现在唯一的问题便在于，你该怎样来把握这一“花季”，怎样来感怀“我活着”这个存在论的奇迹，怎样来创造那一生中更好的时光、乃至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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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死亡，两种快感

　　正是以这一在死亡之上生活——用德勒兹论福柯(Michcl Foucault )之批判实践的语辞来描述的话，即“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的激进姿态，我们才能以一种溢出“现实世界”的幽灵性方式，来对死亡作“不可能”的思考。这个“现实世界”在存在论层面上的伪物质性(符号性)，使死亡具有着两种形式。也即是说，一个人可以死两次——也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

　　第一种死亡是符号性死亡(symbolic death)。以电影《Matrix》为例，当Neo吃下Morpheus给他的那颗药丸时，他就死了——在“现实世界”(Matrix)中，那个“Mr. Anderson”已经不复存在，那个符号已经死亡。自此，他就成为了游荡在Matrix中的一个幽灵，不断进行着对Matrix最激进的批判。第二种死亡，则是生物性死亡( biological death)，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死亡。比如，张国荣纵身一跃后，他便是生物性地死亡了。然而，他却并没有符号性地死亡：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张国荣”在由媒体所构筑形成的大众文化中依旧“活跃”；可能要过上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张国荣”才会迎来他的第二次死亡——在这个世界中符号性地死去了。和Neo这个从“真实的荒漠”（desert of the real)中杀进“现实世界”的“死了的活人”不同，已生物性死去的“张国荣”则是继续可能被作为符号秩序的Matrix利用，即利用这个符号来转移很多人(如“张国荣”的大量fans、以及庞大的明星文化之消费大众)的“眼球”，从而遮盖Matrix内部的种种腐烂性创口，一直到“张国荣”的符号性影响逐渐消亡，最终成为一个“死了的死人”(即，拉康所说的“第二次死亡”)。而反过来，那些无法继续被利用、甚至被意识形态视之为威胁的“名字”，则是会无声息地快速“迎来”它的符号性死亡(并非“自然地”逐渐消亡)。

　　精神分析上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 )，即是指一种原始的、语言描述不出的力量，驱使人们越出“日常现实”之外，追随一份同样语言描述不出的快感；这种前语言的、无可名状的、因而“危险”乃至“恐怖”的快感，精神分析中的术语即是“jouissance" , 意为“真实的快感”(enjoyment of the real)，以区别开“日常现实”所提供的、经语言编码后的种种“熟悉”而“安全”的“快感”。人类的生活，永不仅仅是“活着”(仅仅“活着”即变成了行尸走肉)，它总是包含着超越现实生活的溢出，而这种溢出在精神分析中，便和“死亡驱力”相系——虽然对于“说话的存在”来说，“死亡驱力”并不“存在”(因无从用语言描述、以“科学”定义)；但它在精神层面的溢出性的残余(residue)，却仍对人们施加着影响，使其作出越出“日常现实”的激进实践，从而遭遇到那旋涡般的深渊性体验。换言之，只有死亡驱力，使人们能够接近那溢出性的、无可名状的(因而创痛甚至恐怖的)“真实的快感”，比如恋爱。

　　因此，死亡驱力，便正是通向符号性死亡的驱力，它导致人们在“日常现实”中的不“存在”——即通过那“不可能”的(符号性的)自杀性行动，而占据“现实世界”中的深渊性－例外性的缺口位置。对于“符号性自杀”，齐泽克曾精到地论述道:“正是符号性自杀，定义了死亡驱力。符号性自杀并非指‘不是真正地死，而是象征性地死’；它指的是驱除那个规定主体之命运的符号性网络，割除把主体锚定在其符号性实质上的一切联结。”从意识形态批判之角度而言，惟有符号性自杀，才是最根本的政治行动，即彻底拒绝所有“现实世界”提供的种种(非真实的、符号建构的)“快感”，以此摆脱沦为欲望支配下的变态狂。作为“说话的存在”，人们永无法知道前语言的真实中的快感是怎样的。“现实世界”中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所提供的种种享乐(比如享受“美食”、“做爱高潮”等等)均非“真实的快感”，因为从小孩子一学会说话开始，他/她便被“阉割”了，即同自己的身体失去直接的原始关联，而只能通过语言符号作为中介来和自己之身体发生联系，比如“脚”这个身体器官是用来“走路”的、两“脚”之间的那个身体器官则用来“小便”和“做爱”，等等；若超出这套界定，以“手”“走路”、以“脚”“做爱”、以“性器官”来做越出语言所能形容之事，则全是“变态”或“精神有病”……于是，在语言中介的全盘编码、及其所生成的那看不见的严苛规限下，人们已无法知道身体原始意义上的快感是怎么回事。故而——用拉康的话说——“快乐”正是“真实的快感”的对立面；而“快乐原则”，则正是“能指的统治”（dominance of the signifier）。因此对于拉康，“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并不是与“快乐原则”相对的另外一套原则(即“自我心理学”中的所谓“现实原则”对应“自我”、“快乐原则”对应“本我”)，它就是“快乐原则”的直接延展，或者说，“现实原则”便是“快乐原则”的“一个延迟的行动”（a delayed action）——“事实上，我们从快乐中制造现实”。作为符号性法则的“快乐原则”，通过阻断人们直接体验“真实的快感”，从而使人们进入到经语言编码、符号性构建起来的“现实世界”，去获得那经过调节的、被编码后的“快乐”(即“现实世界”中那形形色色的符号性的“快感”、“享乐”)；而那被禁止的、越界性的“真实的快感、”，则却是被“日常现实”中的人们体验为反常性的、不能忍受的精神性创痛(也即是说，拒绝“现实之快乐”而追求“真实的快感”，在“日常现实”中便被标志为“精神有病”)。

　　在今天，欲望(desire)被视作是“自然的”、“本能的”，如吃“美食”的欲望、和美女俊男“做爱”的欲望等等等等；欲望之满足，就会带来“快感”。这似乎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常识”。然而，在那前语言的、溢出性甚至创痛性的“真实的快感”之观照下，这套“常识”话语便土崩瓦解：日常生活中的诸种欲望，同它们所带来的“快感”一样，实际上从来就是彻彻底底的符号编码出来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年代与地方——即不同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矩阵)里——人们所“有”的欲望完全不同。运用福柯的考古学便可看到，今天人们对吃鱼翅、拥有名车、或成为电影明星之“欲望”，若换个年代与地方则可能完全不存在，鱼翅可能根本不是“食物”、名车这个东西(或这个符号)则还根本没有、而成为电影明星则是被看作(编码为)“沦落成卖艺的”……因此，他/她的某个欲望，从来就不是其本人自己的欲望，而总是一个欲求别人之欲望的欲望(a desire for another' s desire)，如看到身边的人们均在欲求吃鱼翅、欲求有车、欲求具有某种身材某样气质乃至某类社会地位的美女/帅哥……故而，某人的欲望，总是他/她(在存在论层面上)“被抛入”的那个意识形态矩阵的符号性造物。精神分析，便正是要追踪那“欲望的对象－肇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过有这样的体验：那些“现实世界”所提供的“快感”(“美食”、“做爱高潮”等)，很多时候往往并非那样地具有“快感”。然而，不少人却仍是把它们当作“很爽”，如同电影《Matrix》中那个光头叛徒Cypher一样，明知吃牛排的快乐体验根本上是成问题的、虚拟的，还是情愿当它从来就是很爽的，继续吃得津津有味，并为这种虚幻的“爽”而背叛朋友(Neo等人)、放弃同Matrix进行激进的战斗。在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中，冲破意识形态矩阵的那套根本性法则(Law)——如冲破“走路规则”、“做爱规则”地和自己的身体器官发生关系——绝非变态，而Cypher这种人才是“变态狂”(pervert)，因为他们总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法则顶礼膜拜，甚至明知它很成问题还是把它当成行为准则，甘心使自己成为它的对象--工具(object-instrument)。

　　这种种“病理性的”(我在康德｛Immanuel Kant｝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注：康德用“病理性的”{pathological}一词来指涉那些“合理的动机”｛rational motives｝,如自爱、自我利益和福址等，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经验的对象和这个对象对主体所生成的快乐之间，不存在一个先天的关联。故而，那些主体的动机都纯粹是“病理性的”)、存在论上并不真实的、由语言符号编码化出来的“快感”，乃是这个“现实世界”（我们所居身的(Matrix）使我们相信它是“二十世纪美好世界”而非“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的唯一法宝，是使我们感到它乃没有任何严峻问题，没有任何腐烂性创口的太平盛世的唯一诱惑。当Matrix所提供的“美食”、“高潮”都不发生作用时，那时或许不需要Neo他们从“真实的荒漠”来闯入Matrix战斗，现实世界(Matrix)里的人们早也因“不爽”或“没东西爽”而从内部搞出革命了(电影Mcxtrix三部曲最后一部题目即为“Revolutian”)。因此，“快乐原则”实在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镇山之宝。领袖的丰功伟绩(即展示现实世界乃是太平盛世、上上下下一片繁荣昌盛)，其实就是想尽办法、拉皮条地让人们不断地高潮，不断地爽。从拉斯维加斯到澳门，从股票、赌马再到红灯区，你不爽也要你爽，或者说，不爽也要让你以为你在爽!既然“上半身”的“雷锋精神”、“为人民服务”现在早已不能让人们爽，那就“下半身”的玩意赤裸裸地全上，“丰乳肥臀”的“废都”上，看你爽不爽! （注：“丰乳肥臀”“废都”二词分别来自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与贾平凹小说《废都》）

　　因此，在今天，唯一的政治就是快感的政治(politics of enjoyment)，即以真实的快感对抗那“现实世界”的“快乐原则”。快感的政治所激进追踪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所追踪的“剩余价值”，而是更根本性的“剩余快感”( surplus-enjoyment，系拉康之术语)，即“现实世界”之“快乐原则”所无法全然覆盖的那溢出性的真实快感。这不只是“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矩阵内部的符号性对抗之一种)，而是“生”与“死”——“欲望”下快乐地“生活”与“死亡驱力”下执着地“求死”(符号性自杀)——之间的纯粹的对抗。与欲望截然相反的，就正是驱力，它驱使人们寻找被语言“阉割”前的身体的真实快感，从而驱使人们尝试超越那符号编码出来的快乐原则、冲出这个欲望横流的“现实世界”之矩阵。故而，如拉康所言，“所有驱力实质上都是死亡驱力”，那是因为，驱力带领人们走向在Matrix中的符号性死亡，即经由死亡而成为游荡于“现实世界”并对其作最彻底的激进批判的幽灵。在今天，成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者，即意味着通过行动同“现实世界”这个巨型矩阵彻底决裂，即意味着成为幽灵，成为“死了的活人”。而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遭遇这样的幽灵，便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危险/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电影《Matrix》中，总有大批“计算机特工”在全力追捕围剿Neo等战斗着的“死了的活人”：或以残酷的强力将之抹平除尽，或以虚拟的“快感”将其平滑地吸纳进意识形态秩序(“现实世界”)之中。而在电影之外的当下“现实世界”(全球矩阵)中，意识形态系统对于其秩序内部的各种激进批判话语，不正是同样的一般无二：对于各种刺入“现实”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形态秩序也同样是(l)或强力镇压(如明确将其标为“非法”、“政治不正确”)、（2）或提供“快感”(如许以终身教职、丰厚待遇)，从而平滑地抹消各种溢出性的幽灵性声音，来完成自身的总体化、和谐化与完善化。

“最绝色的伤口”

　　当然，比符号性自杀更激进的行动，便是生物性自杀(也就是日常语言使用中的“自杀”)，正像加缪( Albert Camus)所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而它就是:自杀。”这是对符号性的“现实世界”的最激进的拒绝：自从脱离那尚未习得语言的婴孩时代开始，直到死亡那一刻，一个人才彻底地重归真实，因为对于死亡，我们只能命名它—即把它符号化为“死亡”(或“death”、或其他语言中的符号)，却从来无法“科学”地知晓它。死亡，彻底地使一个人同他/她的“现实感”(或者说“关于现实的体验”)分离了开来。而选择死亡(即自杀)，则正是对“现实”的没有妥协的绝对拒斥。

　　现在回头再来说张国荣:他的死亡不是生理衰竭死亡，不是意外事故死亡，也不是遭致杀害死亡，而是自杀!自杀这一行动，永远是一个政治性的行动。尽管今天作为意识形态之激进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并不会采取这一行动来对现实世界展开批判(他们首先便不会满足于一生只批判那么一次)，但无可否认的却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生物性自杀本身是一个最激进的政治行动。张国荣用毁灭自己的生物性肉身来跟这个现实世界彻底决裂，这一激进行动，正是在Matrix内部又多撕裂出一个开放性创口，使Matrix想自我标榜为一个“美丽世界”的总体化企图又多了个必须予以遮盖的黑洞：若这个世界真的像主流话语标榜得那样美好繁荣、一副盛世图景，那么早已在这个符号性的世界中“功成名就”、“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张国荣，为什么还会选择自杀——“一身鲜血，化作红蝴蝶”（引自张国荣歌曲“红蝴蝶”公众号“无处不哲学”）——来跟它激进地彻底决裂?“丰乳肥臀”等等狗七八糟的快乐原则，在张国荣跟前统统失效。

　　为了掩盖创口，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各种媒体话语不断地炮制出各种关于张国荣之死的小道花边八卦胡诌，以此来转移人们由这个追问出发、而对Matrix本身所展开的激进质疑与批判。因此，选择生物性自杀的张国荣，虽可能被Matrix继续利用，但他却作出了一个最激进的政治行动：“愚人节”的那一跃，使得这个“现实世界”的(虚假的)盛世景象上，因“红蝴蝶”的那一摊鲜血，而撕裂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创口。

　　从张国荣这个以“一身鲜血”(毁灭自己生物性肉身)来激进拒斥这个“现实世界”提供之所有“快感”的“红蝴蝶”所占据的创伤性－深渊性位置上，来反观今天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我们就会遭遇“日常生活”中那最根本性的生/死问题：要摆脱成为“欲望”支配的奴隶，你愿不愿意直面死亡(哪怕只是符号性的死亡)。换言之，在今天，一个关键性的伦理－政治问题即是：连“美食”、“做爱”都变得不那么“爽”之后，你会怎样做?是像那个变态狂Cypher那样继续当它是很“爽”、抑或找别的东西来“爽”(比如赌马或炒股票)，还是像Neo一样选择“真实的荒漠”(即选择在符号性的Matrix中死亡)、从而成为一个“现实世界”的激进批判者?

　　至于张国荣这只一身鲜血的“红蝴蝶”，则永远是“在晦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引自张国荣歌曲“红”），这个最绝色的伤口，就牢牢锁定在每年的四月一日上，这一被当下现实世界划归为属于全世界“愚人”的节日——我们所居身其内的现实世界从来将放弃“快感”而追寻阵痛的人“符号化”作“愚人”，然而，竟就是有人轻蔑地视这符号秩序里的规制区划(愚人/聪明人、疯人/正常人、男人/女人……)为无物，从其中穿透而出，执着地追寻那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在晦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即，那被“阉割”之前的真实的快感)。即使在最后一刻，这个“愚人”，采用了最聪明的有效方式，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了现实世界之巨大矩阵里一个最绝色的伤口：大众文化媒体话语所造就的大量张国荣歌迷们影迷们，使2003年之后的“愚人节”，很大程度上被颠倒成为一个“鬼节”，一个属于幽灵的节日、一个体验阵痛的节日、一个直面伤口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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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哲语

我不能给自己或是别人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快乐。这种快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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