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叛道”的思考

无处不哲学编者按：

电视剧版的《天道》估计很多哲友都看过，我们先来回忆剧中的几个场景：

父亲急病，元英赶回老家，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元英对医生说：你不必考虑钱的问题，你只考虑怎样才能把病治好。

当医生告诉他父亲已经无救，即使有救也会变成植物人时，元英问：医生，那我怎样做才能让我父亲死？

家庭会议上，大哥找元英商量父亲医疗费的事。

元英说：要是摊钱的事，我就不参加了。我只知道他是我爹，他还是谁的爹我不知道。

母亲急道：哎呀，你们俩真是冤家，那么大的人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嘛！

大哥：我看见他就别扭。从来就没有听见他嘴里说过一句人话。这么多年不回家，一进门就打听怎么能让爹死，这是人话吗？

元英：讲责任就已经错了，说孝顺再加上美德那就更加错了。那应该是血缘关系的本来，本该如此。孝顺是个什么东西？是美德，是非得将所有干净的地方都弄脏了才踏实。

元英表态道：“原则上说父亲的医疗费和可能的长期医护，可能的后事所发生的费用都由我来负担。为什么原则上说呢？因为他也是你们的爹，这里面有一个感情表达的问题。没有钱的子女多了，办到哪里是哪里，尽心尽力是标准。办到什么程度不是标准。爸现在还在病危阶段，先抢救生命。不到确定是植物人的最后一刻，决不能放弃，如果过了病危阶段，确认是植物人了，停止交费，我把氧气管子拔了。如果我孝顺的口碑是以我父亲的痛苦与尊严为条件的话，我就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了。”

母亲对丁元英说的话很不满意，她说：元英啊，他可是你爸，拔管子这种绝情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养儿防老，自己的亲生儿子要给他拔管子，生儿育女还有什么用？

丁元英回道：“妈，如果你养儿是为了防老，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了。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那是为了交换，等不等价还两说着呢。碰到我这么个不孝顺的，你就算赔了。”

父亲走后，在前往父亲墓地的路上，秋红对元英说道：“还是咱爸心疼你，怕你落个不孝顺的名声，自己先走了。哥，我觉得你不该这样说妈，养儿防老，都是这样过来的嘛。”

元英“养儿防老，那父母就是你天然的债权人，而且这种感情比山高比海深。你永远想着的就是还债报恩，所以这种文化让每个人直不起腰来。你看这个民族就是老弯着腰。而且老人越是觉得养儿防老，就越容易觉得吃亏，心里就越苦。”

“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假设，假如我们已经砸锅卖铁，已经借不来钱了，但是还差一万块钱就能救活爸。那你说该怎么办？

元英说：那他就死。

我们谈论孝、弘扬孝、赞扬孝、甚至处处将孝作为检验他人或者自身道德的标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问过一句：孝是什么？

如果孝是报父母恩，那么需要偿还的恩情还算不算恩情？

一个恩字看似温情，却让每一代人从一出生就背负了座精神大山，从面对父母到面对政权、一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孝要求人格上的顺从、乖巧，要求制度上的”遵照“，文章上的引经据典……孝带着强烈父权色彩，让人万事问”法度“，无处不禁锢人的思想与创新能力。

狄德罗也曾对中国以父权为基础建立的政体表示怀疑。他认为，对父权的无条件的服从只能证明儿辈的顺从，却不能证明父辈的善良和正确。父辈可以任意对待儿辈，儿辈不能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由于父辈的任何错误行为都不受追究，儿辈的自由便化为乌有。以这种原则建立的政体只能是专制主义的政体，在这种专制君主的统治下，人民只能钳口不言，忍受一切暴政。所以，狄德罗认为，中国人实际上生活在双重暴 政之下，其一是家庭暴政，其二是皇帝暴政。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人的温顺、矜持和彬彬有礼，其实都是一种奴性。家庭专制主义的后果是对父辈表面的尊敬和内心的仇恨，国家专制主义的后果则是泯灭一切美德。

他还认为：“在那里，人们最懂得道德，却最少付诸实践。那里多的是谎言、欺诈和盗窃，少的是荣誉、条理和细腻的情感。整个帝国如同一大市场，缺少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安全与诚信。那里的人卑劣、狭隘、利欲熏心、心胸狭窄而且狡诈。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最缺乏热情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人。”

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在评论中国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大国，遇到灾年容易发生动乱，统治者们因而把太平视为头等大事，而要维持太平，通过宣扬孝道来提倡对父辈的服从是最佳途径。孝不仅是规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是主宰臣民关系的政治原则。孝道的核心是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和对祖先的无限崇敬。凡是有悖祖宗遗训的想法都是异端邪说，凡是不符合传统习惯的行为都是忤逆。于是，墨守成规受到鼓励，创造革新被视为越轨，进步精神被彻底扼杀，社会停滞不前成为必然。

编者本期讨论孝道并非拒绝”孝敬“父母，而只是抛出一个关于”孝“的问题，以期引起大家讨论。同时也希望能从对孝的深思上，还”孝道“一个清净，让”孝“重新散发出天然、本原的血缘光环，建立一种人格平等上的、纯粹的爱的关系。

下文为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话语虽然刺耳、论点有失偏颇带着西方人的偏见，但放在今天来看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原文照发，不代表无处不哲学观点。

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的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国家还会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和精神还会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事无成而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在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破坏该国那孩子般尊严的礼俗，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踏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己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他们总是不断地心中自忖：这事值得干吗？这事能否干得更好些呢？”

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语发明了一个由8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并且以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

正如中国人尤为喜爱金箔、清漆、词藻华丽的名言警句，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的杂乱那样，他们对精神的教化，其功用也完全如同金箔、清漆、名言和警句。大自然却豪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为了获利和忠于职守，他们终日不停地忙忙碌碌，永不停息地奔波。

孩童般的顺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国家事务中，都被当做所有德行的基础，于是，表面上的谦虚文雅、虚伪的彬彬有礼也就自然逐渐地产生了。

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

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哪一种民族的语言不是构造、储存和表达该民族思维的器物？对中国这个深受语言制约，所有文化盖源于语言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这从他们的教养、他们的陋俗或者说古怪的趣味、他们圆熟的虚伪以及他们文化最初的发源地上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粱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 官吏的奴性顺从同样如此：他们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命令的产物。他们是工具，只要他们违背自然，那么这些工具便是软弱、虚伪的。因此，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在这个帝国中儿子们多少次地罢黜了父亲的王位！父亲又多少次地对儿子大发雷霆！那些贪官污吏使得千百万人饥寒交迫，可他们的劣迹一旦被父亲般的上司觉察，便要受到棍杖的毒打，象个无力反抗的孩子。所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男子汉的气既与尊严可言，它们仅存在于对英雄豪杰的描绘之中。尊严成了孩子的义务，气概变成躲避笞刑的才干。因此，根本不存在气宁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倾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 在中国，唯有这样的德性才是皇家允许的。就这皇帝自己也不得不受这样的束缚：他必须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他不仅要在节日中祭祀祖先，而且平日的一言一行都得逆奉祖宗之法，因此他所受到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或许同样是不公正的。

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就连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详详细细地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样，仍旧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 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除了命运使得众多的民族拥挤在这块土地上之外，它依仗着山川、荒漠以及几乎没有港湾的大海，构筑起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壁垒。要是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它很难维持住现在这个模样。他们尽管仇视满族人，但却未能阻止满族政权在其内部诞生。那些野蛮的满族征服者为其统治的需要，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把孩童般奴性的坐椅。他们无须对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了上去统治起来。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象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 中国人的语言是一部道德词典，即一部谈论礼貌和修养的词典。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阶层的人和种类不同的书籍使用的语言也各有差异。因而人们花费大部分精力刻苦地学习语言，仅只为了掌握一门工具，而绝不考虑用这种工具做什么。汉语中的一切尽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虫小技，说的内容很多，而用的音素很少，书写一个音素要用许多笔画，描述一件事物需要许多本书，那种一笔一划地书写他们文字的做法是何等的劳而无功！但他们的情趣和艺木却体现在那些繁琐的笔画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优美娴熟的笔法比那些最富魅力的绘画作品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也还因为他们喜爱那些枯燥乏味的道德箴言和恭维客套之辞，视它们为礼貌和智慧的结晶。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

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中华民族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那种感觉上的敏锐性以及他们精湛的艺术都将永远受到世人称赞。在瓷器、丝绸、火药和铅的发明制造方面或许还有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桥梁建筑、造船工艺以及许多其他精巧的手工艺术方面中国人部领先于欧洲人，只是他们在精神上缺乏一种对几乎所有这些发明艺术做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动力。 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上至皇帝的社会各阶层，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先宗都在传播这种礼俗和义务。他们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经书典箱、所有家庭内部的和社会公共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国方法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

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

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技术上，却愚昧无知。

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使人愚昧，野蛮的专制社会使人充满奴性，动荡不安、灾祸不断的生存条件又使人自私贪婪，多疑心多诡计。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中认定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它表现为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道路、运河、假山、万里长城。但这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赫尔德将中华帝国比喻为“孩童”、“木乃伊”、“奴隶的座椅”、“蠢驴”或“狐狸”。谢林则更多地思考 “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古老的家长制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他称中国人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在精神上仍处于僵死的史前状态，犹如“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或“一具木乃伊”。

赫尔德认为中华帝国“理性尚未成熟，专制主义必不可少”。他认为中国的国民精神是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精神。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与未成熟的孩子般的愚昧奴性精神上的独特的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认为，决定中华帝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的，最终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基础上的、国民的未成熟的孩子般的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奴性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中国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更谈不上主体意识的自由。中国是个“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中国文明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中国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留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黑格尔强调奴役性的或不自由不自觉的内在精神塑造了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地理气候、道德精神、种族遗传，先后都成为造成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命运”的原因。不论是东亚的地理气候（孟德斯鸠），还是蒙古人种的遗传因素（赫尔德），最后都归结为东方特有的奴役精神：幼稚、愚昧、懦弱、驯服、冷漠……正是这些奴役精神决定了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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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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