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结构,符号,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互动赠书)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是法国哲学家,其始创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过极大的冲击,其影响至今仍然不衰。德里达早年就读并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在美国耶鲁、康奈尔、加州等大学访学任教。他继承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传统进行反思的传统,汲取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否定了意识的“在场性”,并且借用索绪尔语言学批判唯心主义语言观。因此,他不仅“在文学批评和课堂教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在诸多方面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产生重大影响。下文是他196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结构主义学术研讨会上的著名发言,在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并对解构主义在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如果“事件”(event)这个蕴涵丰富的词不导向那种恰恰是结构思想、或结构主义思想所要消解或质疑的意义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在结构概念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某种可以称之为“事件”的事情。不过,还是权且先让我使用“事件”这一术语,虽然是小心翼翼地、加引号地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所谓的“事件”外在看来是既断裂又重合的。
显而易见的是,结构的概念,甚至“结构”这个词与认知本身一样源远流长,也就是说,它与西方科学、西方哲学同样历史悠久,深深地根植于普通语言的土壤中。认知渗透到语言的最深处,又把西方科学、西方哲学归并到一起,用隐喻替换的方式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但是,直至我拟勾画并界定的事件发生之前,结构,更确切地说,结构的结构性,虽然早已有之,但一向被中性化或者说被归约化,而这一点乃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一个中心,让它指向此在的一点,一个固定的起源。中心不仅是要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事实上谁也无法想象一个无组织的结构,最重要的是,它要保证结构的组织原则对所谓的结构的自由嬉戏加以限制。毫无疑问,结构的中心通过引导和组织该结构的内在一致,使得结构成分在其总体形式内部得以自由嬉戏。即使在今天,没有中心的结构这一想法仍然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中心又将它自己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自由嬉戏闭合起来。作为中心,在这里一切内容、构成成分或者条件项的替换都不再可能。在中心点上,构成成分(当然也可能是结构中的结构)的置换或转化是被禁止的。至少这种置换一向是被阻断的(我有意用“阻断”这个词)。因此人们一向认为,按定义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中心,便是在结构中既主宰结构而又逃避结构性的那种东西。关于结构的传统思想之所以认为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貌似荒谬,实则有理。中心居于总体的中心,却不属于总体(不是总体的一部分),所以总体的中心还在别处。中心又不是中心。有中心的结构这一概念代表的是内在一致性,这是认知成为哲学或科学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内在一致只是包含矛盾的一致。而且,矛盾中的一致向来只表示人们强烈的愿望。所以,结构有中心这一概念,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根本基础之上的自由嬉戏的概念,一种基于根本的静止和宽慰的肯定基础之上的自由嬉戏,其本身已经超越了自由嬉戏的范畴。有了这种肯定,人们就能克服焦虑,因为人们一卷入游戏,就会产生焦虑,担心陷入其中难以抽身,也就是一开始游戏就感到岌岌可危。从我们因此而称之为中心的基础出发(而且,因为中心既可在内又可在外,因而既可被称作起点,又可被称作终点;既可被称作元始,又可被称作终结),各种重复、替换、转化、以及置换总是从意义的历史——一段历史、一个阶段中引出,其起点总会以此在的形式显现,其终点总能从此在的形式中预觅。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任何考古学的运动与任何末世学的运动一样,都参与了对结构的结构性的归约,因为他们总是试图从一个完整此在的基础上去构想结构,而这个完整此在却并不参与结构的自由嬉戏。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知性理论家,解构主义的创始人。
这样一来,结构概念的全部历史,在我所说的断裂发生之前,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替换,是对中心环环相扣的逐次确定。在各个时代中心有规律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取得不同的称谓。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整个西方史一样,也是这些隐喻和换喻生成的历史。其基本出发点,诸位原谅,为尽快进入主题我只好略去许多说明和解释等等,就是把存在确定为全部意义的此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明的是,所有与根本、原则、或与中心有关的称谓都标示着一种恒常的此在——理念、元始、终结、势能、实在(本质、存在、实质、主体)、真实、先验性、知觉,抑或良知、上帝、人类,凡此等等。
在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或者说重复结构的结构性的时候,就发生了我称之为断裂的事件,亦即本文开篇就涉及的瓦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而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说这种瓦解在全部意义上就是重复的缘故。此后,在结构的构成和在确定对中心此在法则的取代和置换的意义过程中,人们必须思考这个似乎主宰着人们追寻中心的愿望的法则。不过,这种中心此在永远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此在,后者总是早已通过替身被转移出局了。这个替身并不代替存在于它之前的任何东西。自此以后,人们或许有必要认为根本就没有中心,即不能认为中心以此在的形式存在,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那里聚集了无数的替换符号,它们之间的相互置换有无穷的可能。在这一刻,语言开始向普式原则发难;在这一刻,由于中心或本原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如果我们对这个词的含义有共同认识的话,也就是说,这一刻一切都变成了系统,其中心所指,即本原的或先验的所指,是永远不会绝对地出现于这个由差异构成的系统之外的。先验所指的缺失将含义的场域和游戏推向无限。
这种去中心化,这种关于结构的结构性的观念是从哪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把它的产生归因于某个事件、某派学说、或某位作者难免失之天真。这一进程是我们这个时代总体的一部分,但它的产生又先于我们时代,它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如果让我指名道姓,追溯在话语中近乎明确提出这个激进观念的前辈作者,我将认为以下几位功不可没:尼采对形而上学、对存在与真理概念的批判,他用游戏、阐释和符号(无在场真理的符号)取代了这些概念;弗洛伊德对自我存在的批判,即他对意识、主体、自我认同,自我接近,自我控制的批判;更激进的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对本体论神学,对把存在确定为此在的毁灭性批判。然而这些瓦解性的话语及类似批判都是在某种循环中进行的。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循环。它体现的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与形而上学历史的瓦解之间的关系。撇开形而上学的概念去批判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语言,任何句法和词汇是存在于这种历史之外的;我们的每一个瓦解性命题,都会无一例外地滑入它寻求批判的形式、逻辑及暗含前提。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来: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借助的就是符号的概念。但如前所示,有人会以为既然认定了先验所指或特别所指不存在,含义的场域和嬉戏无止境,就应该同样拒绝符号的概念甚至符号这个词本身,而这恰恰是不可能做到的。
本文选自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朱刚 编著
ISBN :978-7-301-10737-9
定价:59.00元
售价:4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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