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欠我一个贫困户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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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欠我一个贫困户丨人间

From 时竹人间theLivings 2019-04-05

《我们天上见》剧照

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拿到五千块的补助了。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去上大学了——这是我摆脱贫穷命运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年初寒假回家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前段时间政府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们家今年评上‘贫困户’了，我准备贷款养牛，能贷五万我就贷它五万，三年内不要利息。一头牛我一年赚它五千，三年就可以把贷款还完，还可以把欠你大伯和姑姑的钱还通（清）。”

我把正端着的饭碗放在桌上，心上像是挨雷劈了一下。完了，我想，我连每个月我妈给我的五百元抚养费都拿不到了。

我爸见我没回应，继续说：“政府那边说，家里有大学生的都给‘贫困户’。今年村里好多家都取消了，就剩下我们家和卖猪肉那家。”

村里猪肉屠夫家有两个男孩，一个上的是学费高昂的三本，一个上专科。

我和他们有些不一样，我是女孩，上的是普通二本；我们家也和他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比他们家穷太多了——三层的水泥房子是去年年底才住进去的，十个房间只有三个是属于我们的。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人（我爸，我姐和爷爷奶奶）都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的土坯房里。

当然，从内心深处，我根本不相信“贫困户”的名额会分配到我们家。对于这个名头，这么多年来，我抱有过太多的期待，也失望了太多次了。

第一次听到“贫困户”这个说法时，我已经上高中了。那时候，村子里已经有了开发区，家家户户的房子都陆续变成了小楼房；猪肉涨到了十五块一斤，一块五再也买不到一斤米，可是我爸的存折里常常只有三位数。

可第一年的贫困户是谁呢？是每个儿子都有房子车子的老王家，是村长的兄弟老刘家，是刚花钱买了一个傻媳妇的莫家。

生长在一个依旧残留着家族遗风的村落，谁家的人多谁家的势力就大，所以村子里每个人都渴望生儿子。我们蓝姓在村里只有一家，如今又只有我爸一个人还留在村里，性格老实巴交，被人欺负了也只能忍受。

村里随便问个人都知道，我们老蓝家是最穷的，穷到经常无米下锅。不过，就算是村子里公认最穷，一个人靠种地养着两个女儿（并且一个即将上大学）、一个多病的老人，全家人还都住在随时可能崩塌的土坯房里，就是没能拿到贫困户的名额。

● ● ●

听说我家也曾富裕过，1998年我刚出生时，家里还有过一台拖拉机，值一万多块钱。

我上面有个姐姐，家里想再要一个儿子。于是，奶奶在家带姐姐，妈妈带着我去外地亲戚家躲计划生育。那一年，四岁的姐姐一屁股坐进刚烧好的滚烫的洗澡水里，大半个身体都被烫伤了，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卖了拖拉机，到处借钱，从此越来越穷。

等我三岁时，我爸坚持再要个男孩，我妈便带着我改了嫁。到我六岁那年，我又被送了回来。

回到家，我爸招待我的第一顿饭，是四个包子，豆沙馅的。2004年，村头的小卖部卖包子，一块钱四个。我和姐姐一人吃一个，剩下的两个我爸吃；后来包子变成了一块钱三个，我爸就吃一个；再后来变成了一块钱两个，我和姐姐就一个人吃半个。

那时候，我和姐姐最期待的，就是三天一次的集市，我们就守在公路边等我爸回来。他会带回来全家人的口粮，以及偶尔一次加餐的菜。米买的是一块多一斤的，最便宜的米，还带着臭味。肉是碎猪头肉，放在板油里一炒，倒是挺香。买不起新鲜水果，我爸就去淘水果摊上被扔掉的水果，大多数是被虫子咬过的，或者被压坏的。这样的水果几毛钱一斤，我和姐姐就把稍微好的挑出来，带到学校里。

这也是我们整个童年生活的准则——把最好的东西都带到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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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的，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的窘迫。

比如水电费。我爸自己接了一根水管不要水费，又说交不起电费，所以，整个家里只有一只五瓦的灯泡。卫生间就是几块木板围起来的，没有灯。电视不给放，姑姑家用旧的拿回来的电饭锅也不许用，其他电器全没有。

我和姐姐小时候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表哥表姐、堂哥堂姐的旧衣服，不合身也穿。鞋子都是几块钱、十几块一双的，冬天手脚上的冻疮一直就没好过。我爸唯一一次给我买新衣服，是一件二十元的粉色棉衣，我穿了好多年。

姐姐初二的时候去了一个免费的中专，一个月生活费二百五十元，后来因为要交一千块才能拿毕业证，我们家拿不出来，从此便辍了学。而我高中的学费，每年要一千块，是堂姐出的。要不是她的帮衬，我根本上不了大学。

可终于等到该上大学了，全家亲戚却都不再理我了——在年复一年的学费面前，我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吸血鬼。

我们家这个“隐形贫困户”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我的求学之路，不过只是一个佐证罢了。

2017年，国家提倡精准扶贫，许多的贫困户都“脱贫”了。也是在这一年，我高考分数超过二本线78分，可以报一个不错的二本。

但学费是一个大难题。

填报志愿的时候，高中扶贫办的老师下发了一则通知，说广西区内贫困户家庭的子女，只要高考排名在XX名之内，就可以拿到一笔五千元的资助金，足以解决燃眉之急。我的文科排名在全省一万一千多名，排除前面非贫困户的同学，我自认为一定可以拿到补助金的。

可我并没有拿到那笔钱——因为我家还不是“贫困户”。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助学贷款，也差点被“贫困户”这三个字被切断。

这一年，助学贷款的政策是，贫困户不需要开贫困证明，只出示一份村委或者乡镇民政的证明就可以办理贷款。我爸和我去村委办证明，村委主任看着电脑，咂了一下嘴，摆出一副很可惜的样子，对我说：“不好意思啊，这个证明我开不了，只有贫困户可以开。”

我心里想，上一任村委主任——也就是他哥哥——比他好说话多了。村子里年轻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村委主任这个公职，也竟成了代代相传的宝座。

我和我爸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幸好村委主任旁边还有个年轻的大学生村官，她好心地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拿过去，仔细看了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开的吧？”

村委主任这才不情愿地，带起他的老花镜，思索了半天，拿起电话给乡民政部门打电话：“喂喂，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个不是贫困户的学生，说要开贫困证明……这个不能开是吧？”

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村委主任挂断电话之后，便不情不愿地给我开了证明。

那天下着小雨，我爸骑着他的破摩托车，驮着我冒着雨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县里，拿着证明去资助中心办贷款。到了资助中心，我爸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厅里的一台台电脑——他只有一部经常死机的智能手机，电脑连碰都没有碰过。

按照规定，资助中心只能贷学费和住宿费，去学校报道还需要交三千左右的学杂费，再加上从广西去山东还需要路费，所以，贷款办完后，我给大伯打了个电话：“大伯您看……”

大伯在电话里含糊其辞：“三千是吧……我们最近也花钱多……嗯……你爸呢？”

我爸就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也难怪，自从一起建了新房子，几家人的矛盾似乎就变得更不可调和了。

我上高二的那年，政府出台了一个“危房改造计划”，村委的人来动员了好几次，催我爸赶快申请建新房，还能拿到按人口分配的补贴金，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万块。

我爸迟迟没表态。

我了解我爸的窘况，他不是不想盖新房。我们家是整个村子里唯一一家还在住土坯房的，村里当家的男人大多数是他小时候的同学、玩伴，虽然大部分人混得也不能说很好，但不管怎样，也都是有车有房的——而且，还有儿子。

可让他为难的是，还在上高中的我，每个月都要伸手向他要生活费，有时候是三百，有时候是两百，那几乎是我们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了。

最要命的是，建个新房，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二十万，可这些年来，我爸存折里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初中毕业拿出来给我交高中学费的三千元了。存这些钱的时候，他一直以为我能上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知道我的成绩只能去普通高中时，他非常失望。

更何况那几年，正是评贫困户的关键时期，我爸一心抱着我们家能评上的期待。和我们家关系不错的莫家在前一年已经评上了贫困户，后来莫家小叔经常来我家不停地炫耀：“我家冰箱里的肉啊，都吃不完，今年种姜我要赚他一个十万块！”我爸不置可否，等莫家小叔走之后，就会吐上一口唾沫：“老莫仔就是会吹牛。”

落后的村子里，充满了可笑的勾心斗角。人和人之间看起来互相帮衬，私底下全是虚荣和利益的较量，亲兄弟更是如此。

贫困户一时半会儿评不下来，但新房子还是得建。我爸最终决定，拉下面子去找我大伯商量。

大伯退休前跑过客运，前几年在镇上还买了两层楼，大伯母每个月也有相当数目的退休金，他们家的生活在本地算是优越的。面对小自己十几岁的亲弟弟，大伯大多数时候都是忍让的，而且大伯的儿子打定了主意要回村里继承土地和宅基地，所以面对我爸的请求，大伯顺水推舟联系了我那嫁到县城里的两个姑姑。四个人一合计，建新房的计划就定了下来。

大伯和两个姑姑在动工之前，专门驱车回村里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爸首先表态：目前，他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以后政府补贴金下来了，他会一分不少地还给大伯。虽然大伯和姑姑们有些不乐意，但念在爸爸是他们的小弟弟，年近九十的爷爷奶奶又坐在饭桌上，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很快，大家就请来了拆迁队，土坯房顷刻之间成了一大堆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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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子建的并不顺利，从开始到完工花了两年多，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建房子的过程中，我爸和大伯经常因为意见不和吵架，后来竟闹到了见面不打招呼的境地。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更差了，欠了几万的外债。

新房子一共花了十八万，加上房子前面修整庭院，一共二十多万，四家人平摊，一家得拿出五万多。可我爸手上只有政府补贴的一万八千块，剩下的几万就算欠着大伯的。

建房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校，放假回家就和奶奶窝在一张床上。爷爷奶奶家是一间年代更为久远的土坯房，屋里黑漆漆的，墙上一直往下掉泥渣，睡着觉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几只虫子，有时候是蟑螂，有时候是蟋蟀。有一晚睡觉的时候，一只大虫子爬到我的腿上，我赶了几次没把它赶走，奶奶被我弄醒了，起来一巴掌拍死了虫子。

在生存的面前，我们都没有害怕和嫌弃的资格。我爸简单地打扫了一下以前养鸡养鸭的空房间，直接把床搬了进去。

高三那年国庆节假期，堂姐让我去一趟她家。堂姐是整个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她愤恨地抱怨着我爸，说，我只有努力读书，不然就要像我姐姐一样辍学打工了：“上次我们回去，你大伯让你爸卖了树换钱来还新房的钱，你知道你爸怎么讲吗？你爸讲，我才不卖，等她们两姐妹嫁人，一人收五万块彩礼，再还。”

我听得心惊肉跳——我们那一片并不兴收彩礼，堂姐家这样的小康之家嫁女儿，也不过只拿了对方三千的红包做做样子——我爸的计划，完全就像是卖女儿！而这些年，我爸的确在种着一片爷爷留下来的杉树林，可他从来都没有卖出去的打算，大概是不放心两个女儿，想自己留着养老。

堂姐又说：“回来的时候，小姑父喝了点酒，还对我爸说，‘你干嘛还让阿燕给钱他女儿读书’……”

我堂姐就是“阿燕”，小姑父讲的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我考上了县小学的“民族班”，堂姐给我出了四个学期的伙食费。在我的印象里，在林业局工作的小姑夫一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从来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那时候我才明白，我就是他们最害怕的那种“穷亲戚”，他们都害怕我伸手问他们要钱。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贫困户”对我、对我家有多么重要。如果能申请下来“贫困户”，该有多好。

就在我办完助学贷款、给大伯打完那通电话之后，大伯说：“你小姑让你先去她家一趟。”

等我到了小姑家，才发现大姑小姑都在，她们认真看了我带来的录取通知书，又用手机查了录取我的学校，然后问我：“这个学校真是正式的大学吧？”

我感觉脸红到了耳朵根，像被人狠狠地甩了几巴掌，火辣辣地疼。但还是低着头说：“是正式大学。”

两个姑姑借着做午饭，把我爸叫到了厨房。我在客厅坐立不安，想他们一定是在商量我的学费的事情。只听到小姑用尖尖的嗓音问：“也不知道她毕业了会不会有正式工作……”

我爸则在一旁附和说：“就是啊，谁知道这是个什么大学。”

他们口中的“正式工作”，就是一份有五险一金的、有编制的，最好是老师、医生、公务员那类。

很快，他们又开始把议题放到我的专业上，纷纷表示对于“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名词很陌生，即使网上有详尽的解释，但是仍然心存疑虑，只有大学毕业的堂姐在一旁说了句：“这个专业，最好考研究生。”

小姑瞪了她一眼：“先有个工作。”言外之意是，大学都已经找他们借钱了，研究生花钱不得更多。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学费比别的学校低，而且这个专业，又是这个学校里学费最低的。我想学的小语种专业需要花更多钱，我根本不敢提。

学校在山东，和广西有两千多公里，小姑又问我打算怎么去学校？我说，火车一天到，便宜。她问我有没有买火车票，我说没有。

两个姑姑都沉默了，她们当然知道我没有钱买火车票——我们家早已山穷水尽了，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哪来的钱给我买火车票。

直到我和我爸离开，重新坐上摩托车冒着雨回了家，她们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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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之后，我和我爸大吵了一架。他还是老样子，搬出一贯的说辞：“我早都告诉过你，我没有钱给你上大学的，你自己要去上，你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我完全不觉得他是一个父亲。我怪他懦弱，没有争取到贫困户的名额。如果有贫困户的名额，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把尊严踩在脚下，低声下气地四处借钱，还被拒绝。

对两个姑姑而言，三千元，不过是一条裙子一件衣服而已；可对我而言，这是上大学的钱，是我摆脱贫穷命运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或许我爸也觉得自己说得太过分了，又说：“你找你妈要钱，她不是有钱吗？”

从我三岁那年他俩离婚开始，虽然我妈每个月都会给我三百元的生活费，但是多一分都不会拿出来。

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在得知我录取了大学之后，表示可以拿出一千元给我，以后每个月给我五百伙食费。我不敢多说什么，我知道，那是她能拿出的最大限度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眼泪一直往下流，觉得自己不如去自杀算了，连奶奶安慰我也不管用。

可是，我比谁都清楚，我爸不是不想让我上大学，而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我们的村子在大山里，几亩薄田撑不起一个家。在我小学时，我爸曾经出去打工，不到一年就回来了——那时，家里只有年幼的我和年迈的奶奶。有一次家里的米吃完了，奶奶让人从集市上带了一包回来，可是五十斤的一包米，七十多岁的奶奶怎么都扛不起来。于是，我们祖孙两个拖着那袋米走了一路，等拖到家门口，米袋子都破了，米撒了一地。就这样，外出打工这一条路也断了，我们一家人就在这深山里等死一般活着。

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转机。

就在实行贫困户政策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上高二那年，政府派人下来巡查了，在村公所旁边摆了小摊子，让群众反映意见。村子里有几户没得到“贫困户”的人家，约了我爸一起去。好不容易等他回来，我立刻冲上去问：“怎么样了？政府的人怎么说？”

我爸摘下草帽，额头上都是汗，没说话先笑了，舌头伸出来勾住嘴唇，然后说：“政府那边问我们什么情况？我就报了，说你读书，你阿公阿婆生病，我一个人种姜又发瘟（瘟疫病，子姜容易感染，往往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我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些，继续追问：“政府说会处理吗？”

“我们说了，我们村里都是有钱人得，我们穷的不得，他们说让我们写名字下来，回去查。”爸爸这么说着，方言在他的嘴巴里显得很戏谑，大实话听起来就像在唱戏。

爸爸不明白，可是我明白，政府的人回去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爸爸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处理结果，我不忍心告诉他真相。我深知除了继续上学拿到安身立命的大学文凭，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可是我没有想到，如今，我所有的努力，这么多年的希望与理想，在这三千元面前不值得一提——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拿到五千块的补助了，如果我家是贫困户，我就可以去上大学了。

那天晚上，我“离家出走”了。迫不得已之下，爸爸终于再一次拨通了大伯的电话，可是那头的答案还是和之前一样，只有拒绝——理由是建新房已经花了很多钱，他和姑姑都没有多余的钱资助我了。

这是我第二天早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告诉我的。

也就是那时候，我拿起砧板上的菜刀，架到了自己脖子上，一边哭一边给大伯打电话，说：“我不想死，我只想上大学，我真的只是想上大学。求求你了！”

我完全出卖了自己的尊严，死皮赖脸加上用生命威胁，换来了上大学的三千元。

2017年八月，我坐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了山东，顺利地办好了入学手续。我天真地以为，在这个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的地方，我会有新的开始。

可是，刚开学，我就又被“贫困户”这三个字狠狠绊了一跤：学校有贫困助学金，但是申请者必须当众描述家庭情况，同学根据情况投票，最后确定名额，当然——“贫困户的同学，按照规定可以有优先资格”。

我不知道当众描述再投票这样的行为和揭人伤疤有什么不同，但是为了几千元的助学金，我还是把自己的情况都讲了出来。

我的得票数最高，我以为这一次助学金一定是我的。可最后的结果还是给了我当头一棒：那些比我票数少的“贫困户”同学已占满了名额。

这时候我明白了，没有贫困户的那个红本本，就算我真的已经穷到吃草，也拿不到国家一分钱。

不过没关系，我还可以去打工，自己赚来的钱，花着也踏实。

上了大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去给人替课（代替对方上课、签到），十块钱两个小时，加上来回路程，将近三个小时。虽然钱很少，但起码我不会挨饿了。周六周日，我也努力接各种兼职，帮人发传单、贴小广告，十块钱一小时，一天能赚三四十。

兼职往往是僧多粥少，我并不是每天都能接到。在我还在为生活费发愁时，偏偏又病倒了，烧了好几天、脸肿得像猪头。我不懂医生说的什么“根管治疗”，只知道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元，那是我所有的积蓄了。医生说，做完治疗，补一颗牙还要再花一千多，我没钱了，也就没补。

所以直到现在，我一开口笑，门牙和虎牙之间就有一个缺口，同学都笑我是“豁牙妹”，我自己也笑，笑我自己穷到没有钱补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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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事情远没有结束。一个周六，我接到我妈惊慌失措的电话，她说我姐找她要钱，说什么我姐上网借钱借了好多钱，现在连本带利滚到了十几万，她吓坏了，一整晚都没有睡着，“这可怎么办好呀……”

我的头“嗡”的一下，然后就只能听到我妈无助的哭声。

我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当然不懂“网贷”是什么，一心以为姐姐借了高利贷，别人会要了姐姐的命。

我才想起来，前段时间家里新房子装窗户和门的时候，姐姐拿出近一万块给我爸，她说自己在外面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以一万块不是事。除此以外，我爸经常问姐姐要钱，甚至很多次给我的三百块生活费，都是从姐姐那里拿的。

原来，她一直在借网贷。

很快，我爸给我的三百块就断了。

大学第一个假期，我坐着硬座晃了近三十小时终于回了家，看着三层楼的水泥房子，却一点儿欣喜的感觉都没有——只有一楼的三个房间属于我们，二楼全部被伯伯和姑姑们锁了起来，我们也上不去。

快过年的时候，爸爸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询问我的大学是本科还是专科，得到答案后对方说，我家今年终于可以评上“贫困户”了。爸爸拍着大腿，后悔地说：“早知道会评上贫困户，就不做新房子了！贫困户做房子国家补贴一个人两万五呢，我们家可以拿到十二万多，足够做房子了。可惜啊，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命吃国家的钱。”

不知道那个不信鬼神的爸爸，什么时候信起命来了。

我爸说新的一年他除了养牛什么都不干了。我说他：“贫困户的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下来，而且办贷款也要时间，你这样做我们家就没饭吃了。”

他只回了我一句话：“闭上你的乌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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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那边也完全没有好转，网贷就是一个无底洞，不停地借，不停地还。

过年回家，爸爸说催债人的电话打爆了他的手机。

我也才知道，姐姐和她相恋七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对方说的是，“你们家太穷了，我父母希望我早点结婚，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和姐姐提结婚也提了几年，分手的原因是觉得姐姐太能花钱，导致他没有积蓄，他要过日子，不是填我们家的无底洞。

不是姐姐能花钱，而是她要给我一半的生活费，要拿钱给我爸，要应付爷爷奶奶随时复发的疾病，况且，我们家还有一屁股债——姐姐一个人撑不起这个贫穷的家，只能拖累男朋友。她男朋友再也撑不下去了，他家也不过是农村里最普通的家庭，有小楼房，有父母，要过正常的生活。

我对我爸说:“你最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是阿姐。如果不是你逼她，她根本不会像今天这样。”

我爸就低着头扒饭，直到吃完了一整碗米饭之后才说：“我怎么逼她了？我又没有得贫困户。对了，你打电话告诉你妈，不要把你姐借高利贷的事情到处乱讲，要不然影响我的贫困户。”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连亲情都没有了。

我爸关心的不是姐姐的死活，只是他的贫困户。我想他也忘了，他为什么会评上贫困户——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大学生了，村子里没有几个大学生，所以人们大概总会觉得，大学生毕业了就会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