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二十年,我签过的那些死亡证明书丨人间
《白色巨塔》剧照
这里常年人满为患,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一张死亡通知书接着一张死亡通知书。
前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医院往往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医生们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交给家属们,便宣告了一个生命的终结。
医生可以做的,也就只有简单的一句:“节哀顺变。”
“其实关于死亡,我也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吧,也算是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市医院的急诊科主任这么对我说。
盛夏午后的那个吸毒女孩
2012年盛夏的一个中午,我嫌外面太热,便决定不回家了,就在医院办公室里午休一下。
忽然,急救科的铃声响了——这意味着救护车要出车、医院要做好准备。电话讲了几句就挂了,我去问情况,当班护士小青告诉我,是派出所打来的,说是戒毒所有一个人毒瘾犯了,全身抽搐,需要急救。“我跟他们说,咱们不派车过去了,让他们直接把人送过来。”
按理说,这么说是违反规定的,但戒毒所的人老是打急救电话,不是这个自杀了,就是那个撞墙了,医院为此专门跑一趟,实在是有些浪费时间。所以,干脆让他们直接把人送过来。
不一会儿,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就来了,竟然还一下来了5个。看这么多人,我本以为是个男性,没想到,送来的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
人来的时候,我就在急诊科门口等着。女孩很年轻,20多岁的样子,齐耳短发,远远看着很漂亮。等离得近了,一下就能看出来,她跟每一位长期吸毒者一样——昏昏沉沉,身材消瘦。一个工作人员一路背着她,其他几个人帮忙扶着。背她的人说,被她的骨头硌得生疼。
吸食的毒品种类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特征也不一样。女孩吸食的是吗啡,表现出来的就是双眼浑浊、瞳孔呈针尖状、目光呆滞、口齿不清。
大家简单交流时,女孩就趴在工作人员的背上,直勾勾地往急诊室里看。虽然送来的时候并不像电话里描述得那样严重,勉强能走几步,也不抽搐了,但按照戒毒所工作人员的说法,“几个男人都拿她没办法”。
就在往急诊室里间送的时候,女孩忽然挣脱抓着她手的工作人员,转身就跑到楼道里,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门口的护士看她往外跑,赶忙关了楼道门,戒毒所的人也赶快去抓她。可只要他们一靠近,她就像发了疯一样,见人就咬。
我们几个医生只能在一旁,看着戒毒所的人和女孩对峙——一群人在走廊里闹闹哄哄,一位工作人员刚想上前,她就一口吐沫吐在人家脸上,那人吓得赶忙往洗手间跑,生怕自己染上什么,女孩得意地咯咯直笑。
我看女孩的精神气很足,一时也没什么危险,就简单交代了几句,回休息室了。
● ● ●
大半个钟头之后,科里的男医生进了办公室,开口就跟我抱怨:“主任,您也不管管,她还在那赖着呢!谁都不敢上去抓了。”
“这都个把小时了,我回来前就在那,现在还没抓上?”
“可不是嘛,谁上去就咬谁。”
“医院还上不上班了,病人还管不管了,她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给她检查……”我边说边往楼道里走,怎么说也得赶紧抓住她把镇定剂打了。
她还在走廊里,冲着病人乱喊,追着男医生满楼道跑,边跑边恐吓走廊里的人:“我有艾滋病,咬一口你就完了。”那些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就围在一旁看着,谁都不肯上前。
我跟工作人员说:“赶紧的,你们几个大男人上去把她摁到急诊室去,看完了赶紧走,我们医院还上班呢!”
可几个男人就是没人肯动,好半天,才有一位高高大大、像是队长一样的人往女孩身旁蹭了几步,女孩“哼”了一声往后退。“队长”还想靠近,但很快就被其他4个人拉了回来。
“她吸毒,我们被传染了咋办!”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冲我吼。
“你们抓不抓,不抓我就报警了。”说完这句话,场面突然安静了下来,我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还是没人动。拿起电话,我报了警。
派出所派了3个民警过来,几个人从两头围着她,一个人溜到她身后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另外两个抓胳膊,大家都很小心。女孩一直闹腾着要咬人,最终,派出所的人只能把她按到地上,脸贴着地面。
戒毒所来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头,他看见女孩被按倒,上前一步让大家住手,“让我好好跟她说说。”
“你闭嘴吧你,你们几个大男人摁不住一个女人!赶快看完病带走,别在这影响我们,急诊科能让你们这么胡来吗?”时间拖了这么久,午休也结束了,我实在没有耐心了。
小平头没接话。
派出所的人把女孩按到急诊室,检查完之后就被戒毒所的人架走了。
其实,我自始至终就没怎么在意这件事。从医这么多年,经手了多少生生死死,一个来医院捣乱的吸毒女孩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病人。
但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再见到她,还签了她的死亡通知书。
● ● ●
再见到她的时候也是在急诊室里。夏天很快过去了,油绿的叶子也都差不多黄了。那天,还是戒毒所派了车把她送过来的。
女孩被放到推车上推进来时,满头是血,上身的衣服都给染红了。我们马上准备抢救,但为时已晚,她被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抢救开始没多久就停止了心跳。
戒毒所的人说,女孩是在犯毒瘾的时候往戒毒所的墙上撞,头撞了一个大窟窿,没人能想到,瘦成这样的女孩竟有这么大的力气,硬生生地撞死了自己。
抢救停止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
窗外一片萧瑟,但这一切并不会影响到医院。这里常年人满为患,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一张死亡通知书接着一张死亡通知书。
不知怎么,我就突然想起夏天见她的时候,当时我只觉得,年纪轻轻就是个重度吗啡瘾者,肯定是个不学好的年轻人。看她在走廊里闹的时候,我只觉得烦,一句话都没说,就留下她一个小姑娘,和一群男人对峙着。
冬天,死于流言与恐惧的大二男生
2016年的冬天很冷,第一场雪还没下,路上的行人就已经把羽绒服穿上了。我从救护车里往窗户外面看,到处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着急回家的人群和车辆。
我们的救护车和警察几乎是同时到的,黄线周围围满了学生,警察赶都赶不走,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没救了,已经死亡了。”我确定之后对警察摇了摇头。
这是一位年轻的男生,是从二楼跳下来的。按理说,从二楼跳下来不至于直接死亡。但是冬天的水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他跳下来的时候直接就摔死了。
警察去找男生的老师了解情况。已经死亡的尸体是不能往医院拉的,必须要直接去殡仪馆。等殡仪馆的车把人带走了,我才跟着救护车回了医院。
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几天后,却忽然接到死亡男生的辅导员打来的电话,说男生的母亲非要见我一面,还给了我一个宾馆的地址。
一时半会儿我还有些费解——我们也不认识,见我干嘛?我不过是检查了一下生命体征而已,全部是按规定来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抱着不给医院惹麻烦的想法,我还是去了。
我到宾馆的时候,辅导员已经到了。辅导员赶忙过来把我迎进去,我这才见到跳楼男生的母亲。她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头发已经泛白,眼睛也哭肿了。辅导员也是,一见到我就开始哭,边哭边说:“医院这么忙,麻烦你跑一趟了。”
我客套地问:“找我来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没什么事儿,就想跟你说说这孩子,实在是找不到人说……在这边谁也不认识……”
听到她母亲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开始愧疚,人家根本没要找事,我自己是被医患问题给整怕了。
我默默地听她们俩说话,这才知道这个年轻男生在出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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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读高中时,曾有一次去偷看女学生和女老师洗澡,被一群人抓个正着。学生老师都闹,学校给他记了大过,这事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男生走到哪就被人取笑到哪,男孩几次想自杀,都被及时发现阻止了。
辅导员问:“为什么这么大了,还做这种事?”
这位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儿子直到高二还和自己一起洗澡。“我没读过书,也不会教育人,以为两个人在一起洗澡也没啥。”大概男生自己都没觉得偷看是什么大事。直到学校的人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拎出来,在大会上反复批评,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自此,便没再去学校,在家躲到了高考。
高考之后,他大老远地考到大西北,也是为了摆脱过去的污点,想开始新的生活。
辅导员说,大一一年他生活得很好。成绩好、对人也好,很开朗,很受大家欢迎,完全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可大二一开学没多久,忽然就出了事。
其实,事情的缘由“简单”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只是因为男生的一位高中同学,高考发挥失常,复读了一年,今年刚好考到了这里。男生就是怕他的老同学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别人,心里非常苦恼,却不知如何排解,最终选择了跳楼。
说到此处,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爸还在家里等他回家,他咋恁傻,说跳楼就跳楼,也不管俺俩了……”
两个人就这一个儿子,辛辛苦苦带大,终于供他读了大学,他这一死,这个家就完了。
我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一直思索着老两口以后的生活。男生算是自杀死亡,他们拿不到任何补助。这以后,又能怎么办呢?
● ● ●
我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出过的一次重大事故现场。
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公交车和小轿车相撞后,公交车侧翻在地上。我们到的时候,打着手电筒寻找生还者,那地方离市里太远了,只能救能救的人。有一些人尽管还有呼吸,但要是送到医院肯定就来不及了,所以只能把一些能救活的人送到救护车里。
可那时候,我只觉得躺在地上的都是病人,应该每一个都救,但现实确实是不允许。
人世间的意外与无奈,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眼前重演。
医生,我是不是得了宫颈癌
有天晚上,我都要下班了,一个病人来看病,穿着红色长裙,黑色高跟鞋,20岁出头,年轻漂亮。
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她只说,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宫颈癌。我很惊讶,哪有人一上来就这么说的,看起来还这么镇定。于是我马上安排她去检查。
医院马路两旁的路灯已经亮了,围在医院门口摆摊卖水果的小贩也收摊回家了,偶尔会有几个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出入医院,脸上都是愁苦。本来也是这样,来医院的人,没几个能带着笑脸。
她去检查,我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有下班的同事来喊我一起回,我让他们先走了。女儿打电话要我回家吃饭,我还跟她道歉,说妈妈又要加班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拿着检查单回来。
“这么严重,需要赶紧确认。”我看完检查结果,让她马上把家里人叫过来,“你再去做个全面检查,一但确认,我们医院这边晚上就安排会诊。”
她点点头,出去打电话去了。我马上跟急诊科的其他医生说明情况,定了晚上会诊。
之前赶着回家的医生,都一个个掉了头、或吃个便饭就去会诊室里坐着了。
“这都第3次了,车开到街口又立刻掉头回来了。”
“谁让你选这行,活该累死你。”
郑医生和李医生是急诊室的一对活宝,平时急诊室的气氛一直压抑,天天都有人死去,能有人调节一下气氛,实在是很有必要。
“咱们开始吧。”
医院各科室的专家都在会议室里,相互交换着意见。李医生提出动手术,被王主任驳回去了,“做手术也没用,晚期,已经扩散了。”
“保守治疗的话病人能不能撑得过来?”“家庭条件允不允许化疗?”“化疗完了是手术还是怎样?”
当晚,姑娘住进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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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父亲母亲都到了医院。“医生要救救我们家伶伶啊。医生,拿我的命换都行。”她母亲眼圈红着,我只能先安抚她:“我们医院的专家都在那坐着讨论救伶伶呢,他们会有办法的。”
“伶伶前期可能需要化疗,这是一大笔钱。”家庭经济情况往往会对患者后续的治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给伶伶治病的钱我们有,你们尽管治,要用最好的药。”伶伶的爸爸开口说话,我心里有数了,家里经济情况好会省去许多麻烦。
回到办公室,医院最终决定,保守治疗——先化疗,等病情稍微得到控制之后进行手术。
伶伶的恶化过程非常快,第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两次化疗之后就已虚弱得不成样子了。最近一次的检查,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大家都以为,只要她能熬过化疗,再进行手术,保住生命应该还是很有可能的。
可这么多年里,我们都极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宫颈癌病人。很快,她身体的很多指标都已不在正常范围了。在一次昏迷后,伶伶被送到急救室抢救,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在手术台上去世了。
签了死亡通知书之后,我们对着手术台深深鞠了一躬,伶伶的父母围在手术台前抱着她隐忍哭泣,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找不到什么安慰的话。
不办葬礼,也没有墓碑,伶伶的父母很快就带着她,坐着殡仪馆的车离开了。
她很年轻,还没结婚,按理说宫颈癌发生的几率还是很小的,到底是怎么得上这病,在来医院之前,她自己究竟对医生、对父母隐瞒了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背后的故事,或许都隐藏在她父母隐忍的泪水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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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老郑送走了一个胃癌晚期病人。
病人走了之后,年过40的老郑哭得稀里哗啦,哭完之后说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饭。叫上了李医生,3个人去了医院旁边的小餐馆。喝到尽兴处,聊起了一些旧事。
老郑说自己刚给人看病的时候,还开错过方子,幸亏不是什么大病,写了份检查交了上去。李医生打趣他,在学校里有人教不好好学,反倒是出了学校没人教才开始用心。
“说得轻巧!在学校哪能体会到人命就在你手上啊。一旦弄差了,就是一条人命啊,特别是干急诊的。”
这么多年的从医生涯,看明白了许多东西。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可往往和生命本身相比,这总是显得十分无力。
有病人突然死亡,家里人承受不了,跪在手术室外面求医生再抢救一会儿。于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已经抢救不回来了,还是会在手术室再抢救一会儿,好让外面的家人有个心理准备。
有的老人已经停止了心跳,可还有孩子正在赶来的路上,我们总是会把仪器放上继续抢救,直到老人孩子到来,好见上最后一面。
还有的病人,病情反反复复,大概是料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会哭着跟我们说,他还不想死,问我们还有没有医治的办法。
我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盖上白布,在床前深深鞠一躬,这看似仪式化的步骤,大概也是在每一个生命终结的不甘面前,我们唯一能够回应的了。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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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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