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哪有60岁退休的，只有干到死丨人间

“如今的年轻人，谁愿意干建筑小工？又苦又累，工资还不高，只有那些没技术的老农民工肯干，他们没有退休金，出来挣点养老钱罢了。”

配图 |《山河故人》剧照

去年7月，我应聘进了一家来自欧洲的老牌企业D公司，任计划工程师。

公司计划在江苏某地一个沿江工业园区内，投资数亿建一座工厂。负责筹建工厂的项目部有40多人，除了项目总监是老外，其余的管理人员及工程师都是中国人，我也在其中。

项目部中，我最熟悉的人要属安全经理Mike，他从事安全工作十几年，大家都尊称他“老麦”。老麦的办公桌就在我对面，每天上班我俩低头不见抬头见。

老麦个子不高，中年发福，肚大、秃顶，显得圆头圆脑，平日里脸上常带微笑，走起路来，挺着肚子，大摇大摆的。我常和他开玩笑，引用苏轼嘲笑苏小妹的那句“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到画堂前”，给老麦改成：“还离座位三五步，肚子已到书桌前。”

老麦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嗓音洪亮，声震四座，一副豪杰气派。

不过若以此认为老麦好脾气，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一般来说，工程的设计阶段，需要安全工程师参与的事情并不多，等到设计即将结束、工作重点开始向施工现场转移时，安全工程师就开始忙了起来。

按计划，也为了讨个口彩，现场开工的日子定在了11月11日上午11时，D公司的高管和市领导一起出席开工仪式。届时，负责桩基工程的施工队将打下第一根工程桩，标志着现场施工正式开始。

可就在开工的前两天，工地出了状况——老麦拒绝签发施工工人的“入场证”。

那天早晨，我刚一落座，就见对面的老麦满脸愠色。这段时间，因为施工单位上岗前安全培训的事，老麦心力交瘁，经常大骂这家施工单位的工人素质差、不服管。

这也难怪，施工单位是当地供电局的下属公司，由副市长推荐而来，公司不敢不用。而且这家单位从来没有与外商合作的经验，不适应D公司严格的安全管理，处处都要重新培训，还非常不配合，搞得老麦不住地发火。

看他脸色不好，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打招呼，而是泡了茶，打开电脑干自己的活儿。一会儿，就见施工经理老杨匆匆走进来，到老麦身旁弯下身子说：“吴经理说了，他们那儿的小工（工地上干杂活的工人）就没有60岁以下的，你不让他们进，就没人干活了。”

老麦头一拧，大声说道：“不行！国家规定，男60岁、女55岁就不能干活！”

老杨低声下气地说：“你说的是退休年龄，那还有返聘的呢……”

老杨倒是“现身说法”，他自己已经65岁了，是去年3月返聘来的。

老麦斩钉截铁：“国家规定，这个年龄不能上工地，万一来个中风怎么办？”

老杨说：“那你拿国家规定来看看。”

老麦改口：“是公司的规定。”

我立即明白了个中缘由，忍不住好笑。我是负责计划施工进度的，当然向着施工经理老杨。我对老麦说：“现在人的寿命都长，60岁没问题，你没看中央正在搞延迟退休吗？”

老麦绷着脸，不为所动。

其实，我劝老麦这话，多少也是有个人的体会。

前不久，我去江阴旅游，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过来一个老头。我看他面色黢黑，背也驼得厉害，还有一双劳动过度的大手，坚实有力，握着一把新斧子。出于职业习惯，我问他是不是木工，他说他是小工。

我很惊讶：“这把年级还做小工？”

老人很朴实，说他没技术，只能做小工，如今78岁了，有三儿两女，但自己能干活，就不想给儿女添负担。

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就是江阴本地的。

我说：“江阴很富啊，你可以去华西村打工，那可是天下第一村，很有钱的。”

老人摇了摇头，说：“人家的钱都是集体的，花钱需要批，我花自己的钱，干嘛需要你批？”

我不由心里暗自佩服，别看人家岁数大了，可脑子一点也不糊涂。

一会儿，公交车来了，司机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去前面的站牌那里上车。我俩只好拔腿就跑，那老人跑得比我还快，到了车门口，故意不上车等着我。车快进江阴的时候，又告诉我在哪下车可以直接到景点，我连声称谢。

我把这件事讲给老麦，希望他能变通一些：“你说，工地上60岁的人跟这个老人相比，岂不算是年轻人？”

老麦还是摇头：“安全第一，若出了事，我得负责。”

这话一出，我就不再多说话了——我在外企工程公司工作了10多年，深知“安全第一”的分量，这是条触碰不得的红线，没有哪个高管敢对这四个字提出质疑，有的只是“宁左勿右”的固执。

在工程管理当中，有三大控制：安全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它们在权重上的先后顺序，铁定不变，而且要严格执行，绝不是说说而已。若是进度与安全发生矛盾时，毫无疑问，安全第一，进度退后，甚至立即停工，直到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才能继续施工。

我常和人说，新闻里那些层出不穷的重大安全事故，若是换做外企工程公司，用人家的安全管理办法来管理这些工程，绝大多数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施工单位和老麦就这么僵着。直到后来，包括项目总监在内的几个领导分别找老麦谈了几次话，老麦才做出让步，同意60岁以上的工人进场，但有条件——必须出示身体检查证明，合格者方可进入工地。

很快，工人们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一次快速体检，都没什么大问题，大概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患有老年“三高”疾病的人并不多。

开工仪式如期举行，现场宾客云集，老麦的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里常带的微笑。

但开工后没几天，老麦就买回来一个电子血压计，说：“今后凡是60岁以上的工人，都要安全工程师亲自测量血压，合格后才能办理入场证。”

看到这个新鲜玩意，办公室里的中年人都围了上去，伸胳膊撸袖子让老麦测量，一圈下来，超标的不少，唯独老麦最标准。他得意洋洋地说：“以后向我学习，多往现场跑跑。”

因为有了老麦整出来的这个插曲，我去现场看施工队打桩时，特意观察了一下工地上的工人。果然，开打桩机、起重机的都是青壮年，而跑腿、打杂的都是老年人。虽然老人们都戴着安全帽，还是能看到斑白的鬓角。他们身体精瘦，跑来跑去，动作利落，若是把头发染黑了，离远看，很难看出他们年岁已高。

我问打桩队那个30多岁的吴经理：“你们的小工怎么都是老年人啊？”

他笑了笑，说：“如今的年轻人，谁愿意干建筑小工？又苦又累，工资还不高，只有那些没技术的老农民工肯干，他们没有退休金，出来挣点养老钱。”

桩基工程很快结束，土建施工接踵而来，工地上的施工人员越来越多。

我每天都要去工地查看进度，很快就和土建施工队的队长老戴成了朋友。我俩是南通老乡，又都属兔，同岁，聊起来觉得很是亲近。

老戴个子不高，脸色总像是喝了酒似的，带着酡红。虽然名片上的职务是施工经理，但看起来就是一个包工头。他说小时候家里穷，17岁时书没读完，就去西藏干工程了。

南通是闻名全国的建筑之乡，有劳动力外出干建筑工程的传统，早在1984年，父亲带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左邻右舍来串门的年轻人里，就有去西藏打工的。我之前在其他工程公司工作时，碰到过不少来自南通的施工分包队伍，工人素质高、施工质量好，进度还快。但近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带的高速发展，他们大部分人都成了包工头或者技术管理人员，土建工人渐渐被外地农民工取代，老戴就算是一个典型。

老戴的施工队承担的项目是一个35千伏的变电站，两层，砖混结构。项目不大，施工人员也不多，木工、钢筋工、泥瓦工、普工（即小工），加起来不到70人。看得出来，施工队里技术工种的工人都是临时招过来的，有项目就来，没项目就走，都是长期在建筑工程行业打工的农民工，看上去年龄都在50岁上下。

几年前在河北曹妃甸做海水淡化项目时，跟工人聊天，他们告诉我，现在在工地上做木工、泥瓦工的，就没有45岁以下的。虽然工资不低，但如今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外地的工地干活了，吃不了这苦。

没想到如今这里也是如此，看来南北都一样。

自打项目开工之后，老戴和老麦就没少吵架——老戴临时凑起来的队伍在老麦的眼里，就好似散兵游勇一般，太难管了，很多做法都不符合安全施工的规定，什么都得教。

比如，进入工地，按规定必须正确着装：安全帽、安全鞋、长袖工装。这没问题，老戴干了几十年的工程，也有些安全意识，他自信满满地说：“都有！都有！”但工人进场后，老麦傻眼了，工人们的安全帽、工作服五花八门，更有人穿着布鞋、旅游鞋就进来了。

老麦当即要求：全部更换成符合安全标准的劳保用品。

但老戴的甲方（转包给他项目的电力公司）拼命压榨他，不肯出这笔钱，老戴只好咬牙吐血，自己花钱购置了一批符合标准的安全帽、安全鞋以及工作服。

随后，老麦又提出：施工工人在工作时必须佩戴安全眼镜。

听到这个要求时，老戴几乎跳了起来，他觉得，这是老麦对他的报复，因为这段时间，他顶撞过老麦。

他先是来硬的，找到我诉苦，说不干了，没法干了。他以为我是负责计划进度的，如今进度停顿，我肯定着急，一定帮他说话。但我跟他说，安全部门要求的事，我没法反对，只能听他们的。为了缓和气氛，我还开玩笑：“安全像是大老婆，虽然讨厌，但地位高、权力大，只能听他的。进度是小老婆，虽然大家都喜欢，但地位低，说话不管用。”

老戴没笑，失望地走开了。

眼看硬的不行，他又开始来软的。他给项目部高层写报告，说现在是土建阶段，戴着眼镜干活，更加不安全，而且土建工人从来就没有戴眼镜干活的习惯，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很容易摔跤。那些加工钢筋、切割木料的工人，工作时自然要戴安全眼镜，但其他的，像是木工、泥瓦工，甚至小工，有戴眼镜的必要吗？

老戴的话说得有些道理，领导便找老麦谈话，问是否可以妥协一下。老麦当着领导的面，拿出D公司的《安全手册》，翻到相关一页，指着上面的白纸黑字：“所有在现场工作的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眼镜。”

领导看后，也不多说什么了，立刻做出决定：“就按这个办。”

最终，老戴只能服从。为了安慰老戴，老麦说，若老戴在钱上有困难，设备他买也行。上面电力公司的顾经理当然不好意思让老麦出钱，于是赶紧买了一批安全眼镜送到工地。

工地上的那些60多岁的工人们全部戴上眼镜之后，个个都像是当年落难的知识分子，乍一看，还以为是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下基层锻炼来了。

很快，因为不习惯、碍事，再加上眼镜价廉质次，镜片越擦越花，不戴眼镜干活的工人越来越多。每次老麦巡视现场，看到不戴眼镜的都要会大声训斥，转过头来接着批评老戴。

时间一长，工人们就有了对策。有人在眼镜腿上拴上带子，挂在脖子上，平时不戴，见老麦过来，才赶紧戴上。有人更绝，故意把眼镜戴在鼻尖上，看人看物，都好像是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眼睛向上翻着，从镜框上面看。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工人，瘦高个子，安全帽下的鬓角都已斑白，脸晒得黑黑的。我去问他：“怎么不带眼镜？”他呵呵一笑，摘下安全帽——原来眼镜戴在头顶。他把眼镜往下一拉，戴好，又戴回安全帽，顽皮地冲人一笑，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下安全帽，头上顶着安全眼镜，神情潇洒，常让我联想到那些在海边度假时把墨镜架在头顶上、手插在裤兜里的大妈。

这人看起来是个小工，负责把搅拌站搅拌好的砂浆运到各个工作面上。他把衣袖裤腿挽得高高的，露出精壮的胳膊和小腿，浑身是劲地推着满载砂浆的翻斗车，在工地上来来去去，不知疲倦。

我问老戴这人是谁，老戴笑着说：“那是老勇，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当年去西藏，我就是跟着他去的。”

老勇大老戴几岁，刚开始是老勇照顾老戴，后来反过来了，是老勇一直跟着老戴四处打工。

“老勇干活可是一把好手，力气大！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比赛看谁的力气大，推车、搬砖、扛水泥袋……现在不行了，都老了。”

“干了几十年，怎么还做小工？”

老戴叹息道：“他以前是泥瓦工，因为喜欢喝酒，后来就不干了。喝酒喝得太多了。”

我心想，老戴说别人喝酒太多，那绝对是太多了，因为老戴自己平时喝得就够多了。

前段时间，因为项目进度不错，老戴为了“感谢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特意在市里一家豪华餐厅宴请业主的经理、工程师们。除了项目总监没去，其他人几乎都去了，再加上作陪的电力公司的经理们，以及老戴自己公司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满满当当坐了4大桌。

老戴先是起立，端着酒杯，说了些敬酒词，然后一饮而尽。接下来又一桌一桌地挨个敬酒。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有些同情起老戴来——变电站这个项目，工作最辛苦、责任担子最重的就要数老戴了，但似乎满大厅的人，个个都有权管他。

轮到给我敬酒时，老戴的脸已成了猪肝色。碰杯后，我赶紧说：“我干了，你随意。”他愣了一下，眨眨眼，领了情，只抿了一口酒。

到了老麦那儿，老戴就不容易过去了。他俩都是豪爽人，不但杯酒释恩仇，而且越喝感情越厚。你敬一杯，我敬一杯。喝完酒，两人勾肩搭背，都说“过去多有得罪，恳请多多原谅”。

那天，老戴和老麦都喝高了。

如今老戴竟然说老勇“喝酒太多”，看来老勇也是海量，只是工地严禁喝酒，所以也没机会知道他到底有多能喝。但我知道，建筑工人能喝酒是出了名的，他们常年离家在外，体力工作又辛苦，酒是一道很好的安慰剂。记得年轻的时候，下工地现场实习，在工地上吃午饭，有些老工人会拿出自带的白酒，倒在茶缸里，喝上几口，算是解馋、解乏。

我会喝酒，就是跟工地的老工人学的。

变电站进入内外墙的抹灰阶段后，砂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老勇多拉快跑也供不及，很快，老戴又招了一个推车运砂浆的小工，叫老张，年纪也不小，身材不高，但手脚粗壮，一看就知是位常年辛苦劳作的农民工。

老勇和老张两人推着车，你追我赶，保障着整座建筑的砂浆供应。

一天上午，突然天降大雨，我和干活的工人们纷纷跑进正在施工的建筑内避雨。工地上没有周末，下雨天才算是休息日。大家正好借此机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工人们把安全帽摘下来，放在屁股底下，坐着聊天。我这才发现，花白头发的人真不少。坐了一会儿，一个稍显年轻的人掏出一包香烟，笑着递给我，我连忙摆手说“不会”，他转过去让别人，我赶紧说：“这里可不许抽烟，抓到了要罚款的。”

他笑着说：“没事，（管）安全的人不在。”

我说：“还是不要抽的好，上次有个拉货的司机在厂区抽烟，让安全经理抓到了，罚了5000元，你们没听说吗？”

听到这里，几个拿烟的人迟疑起来。坐在旁边的老勇听到这话，把烟交回给那人，说：“算了，不抽了，不给老戴找麻烦。”

看大家都放下了烟，我为老勇帮我出言相劝感到高兴，看来他在工人里很有威信，便笑着问他：“您有多大了？”

他诡秘地笑了笑，说：“60。”

我有些不相信，因为我俩离得近，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满脑袋头发已经快纯白了。

旁边老张说：“我60了，他比我还大5岁呢。”

“你65岁了？”

老勇笑着点了点头，神情有些得意。

我问：“这把年纪了，不在家里享福，怎么还跑出来打工？”

“家里没地了，都被收上去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地都上交了，那你是拆迁户啊，还差这点钱？”

他笑着摇摇头：“房子没拆，只是收地，每年集体分成，能分个三五千的。”

“那也好，相当于养老金。”

“是，就是少点。”

我问老勇有几个孩子，他说两个。我说管计划生育的没找你麻烦？他说，第二个是女孩，捡来的，因为搞计划生育，别人扔的，他就给抱回来了。

说起女儿，老勇的话多了起来：“妹妹比哥哥小12岁，可会读书，在南开大学念书，研究生毕业，现在在上海工作。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小男孩。我这女儿可好呐，我生病了，都是她给我寄钱治病。”

我赞叹不已：“老勇你好人有好报，儿女双全，晚年一定幸福。”不过想起电视上常常播放的寻亲节目，不禁有些担心，又问：“你女儿知道她不是亲生的吗？”

“知道。”

“她想过找亲生父母吗？”

“没有。我都随她，她不想找。”

“你女儿，真是贴心小棉袄啊。”

老勇乐开了花，脸上的皱纹更密了：“我女儿让我不要出来干活了，她给我寄钱。我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我婆婆子（老婆）在家就行了，我身体还很好。”

我理解天下父母的心情，都害怕成为子女的负担，于是就不再说了。

“每个春节我女儿都会回来，这次回来，我要给小外孙买辆电动汽车。”接着，老勇又笑着接了一句，“外孙和我最好了。”

外面的雨来得快收得也快，雨停了，大家纷纷走出在建楼房，拿起工具，继续劳作。

变电站的土建施工进入尾声。鉴于项目进展顺利，安全、质量、进度均满足各方要求，项目部高层决定借安全部门庆祝“10万人工时无事故”的机会，搞一次小型庆祝会。

我知道每逢这样的安全大会，都会评选“安全先进代表”，还会发上几百元的安全奖，于是便向老麦推荐老勇，说他干活卖力，又遵守安全规定，还把那天劝阻他人抽烟的事一并说了。

老麦说：“很好，这也算注重安全的事迹，你再写一份详细的事迹报告就行了。”

“没问题，这可是我的强项。”我应下来。

再上现场的时候，我想把能得奖金的消息告诉老勇，让他也高兴一下。可走到搅拌站，却没见到往日熟悉的身影，连老张都不在了，而是换了一位大妈在看守搅拌机。

我走进旁边的现场办公室，跟老戴寒暄了几句后，问他老勇去哪了。

老戴愣了一下，说：“他家里有事，回去了。”

我很惊讶：“什么事啊，他还回来吗？”

老戴吞吞吐吐：“他没说，我们也不好问，大概是不回来了。”

我急了：“这次安全大会，他被评为个人先进代表，必须上台领奖，不回来可不行。”

老戴好像并不在意，只是说：“那就选其他人吧。”

我有些奇怪，老勇是老戴的远房亲戚，平日里关系很好，怎么这回不替他说话了？但看老戴好像很忙的样子，我只好告辞走了。

庆祝会那天，工地的空地上布置了一个大会场，四周插着彩旗，主席台上方高挂着一个横幅，红底白字：“D公司绿水青山项目100,000人工时无事故表彰大会”。

主席台上摆了一排长桌，后面坐着项目总监、项目经理以及各公司的领导。老麦主持大会，喜气洋洋的，在话筒面前一会儿英语、一会儿中文地发言。

台下是各单位的管理人员及工人，黑压压地有几百人。老戴的施工队排在最边上，老戴站在最前面，笑眯眯的。

过了一会儿，颁奖开始，老麦在台上念名单，获奖代表一个个地上台领奖，轮到老戴的施工队，上去的3人中没有老勇，也没提他的名字，看来真如老戴所说，名额给了其他人。

名单念完后，得奖的代表们面向台下，手举奖状和红包合影。台下的工人很羡慕，也有不服的，说他们能评上“安全先进”，都是因为和领导关系好。不过好在没评上的工人也得到了些许安慰——D公司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件带有公司LOGO的夹克衫。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等到庆祝‘30万人工时无事故’时，还要请大家吃饭！”老麦最后在主席台上说，还特意强调：“是每个人！”

台下的人纷纷鼓掌。

散会的时候，远远看见了老张，他拿着一件装在塑料袋里的夹克衫，正往外走，我紧赶几步追上他，打了个招呼后，问：“老勇怎么没来？”

老张听到这话，先是四周看看，然后压低嗓子说：“我跟你说，你可别往外说——老勇死了。”

“啊！”我大吃一惊，“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前段时间，那天早上上班没多久，我见他拉着空车，突然摔了一跤，半天没爬起来，就赶紧扶他到旁边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接着人就不清醒了。老戴赶紧开车把他送到市里医院，住了3天，没抢救过来，说是脑溢血。”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天刚上班，工地上的人不多。老戴不让人说，说出了这事，‘零事故’的事儿就黄了。他告诉大伙，若有人问，就说老勇家里有事，回去了。”

我心里明白，若项目部知道此事，老麦引以为傲、时常挂在嘴上的“D公司（中国）已经累计500万人工时零事故”的记录就要归零了，他非跳脚不可。

我长叹一声，默默无言。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两年前，在别的项目上，老勇就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一次，好在不高，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回来后非要上班，但不敢让他再当泥瓦工了，只好做了小工。”

“干嘛非得出来啊，在家休息，养养身体不好吗？”

“老戴也这么劝他，但他家条件不是太好，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他老婆在家，带着两个上学的孙子，他又没有其他收入，不出来打工，家里负担太重。”

我叹了一口气，表示理解。接着问他：“你们的项目结束了，接下来准备去哪里？”

“没听说有什么后续项目，没活儿了就回家休息，等老戴找到新项目，再跟着他干，我们都是老乡。”

我们在路口分手，说声再见，多多保重。

晚上项目部请客，地址还是在那家豪华餐厅，所有施工单位的领导都应邀出席。

这回老戴不再是主角，可以安心喝酒了。因为有外籍项目总监出席，老麦临时充当了翻译。轮到项目总监给老戴敬酒时，老麦特意美言了几句，老戴双手捧着酒杯，一饮而尽。

宴会进入高潮，大家乱哄哄地敬酒，我见老戴孤零零地坐在大桌的一角，似乎有些醉态，便端着酒杯走过去，喊了声：“戴经理。”

他如梦初醒般地应了一声：“齐经理。”

我举着杯子说：“我敬你一杯，你随意。”说完一口干了。

他慌忙端起杯子，一看却是空的。赶紧找酒，我按住他的手说：“不用，随意好了。”接着，我低声说道：“老勇的事我知道了，代我向他的家人表示哀悼。”

老戴愣了一下，连连点头，没有说话。

酒席还没结束，我就悄悄离开了，一个人走着回了住处。临近春节，天气寒冷，但夜色很好，回去的路上，月光与灯光交相辉映。

时光飞逝，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老了，但我从未想过，在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最为熟悉的农民工们，竟然也跟我一起老了。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土建公司里还有自己的正式工人，享受正式的工人待遇，到了60岁还能退休，回家安度晚年。可后来，这些正式工逐渐被临时工、农民工取代，后来干脆直接交给各种土建包工队，土建公司只保留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其他的土建工作甚至安装工作，几乎全由农民工承担。

如今40年过去了，这些为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亦工亦农的农民工们，竟然也都老了。他们离开奉献了青春热血的城市，悄然回到生养他们的家乡，继续自食其力，直到人生的终点。

这一群体，正像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老兵不死，他们只会逐渐凋零。”

编辑 | 任羽欣

齐 文

18年国企，15年外企，

剩下的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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