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我和父亲互换了位置丨人间

父亲转过头去，我清楚地看见，眼泪从他脸上滑落。其实，这一次旅程里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他比任何人都更脆弱。这脆弱，包裹在他的保守和一丝顽固之中，很少显露出来。

配图 |《步履不停》剧照

缺少一场暴雨

距离父亲上一次来北京，已经快十年了。他这一次来，可以说是被迫的。

和经常奔波的母亲（要帮我或弟弟带小孩）不同，父亲对外出很抗拒，理由常常是：我不愿意坐长途汽车，我不喜欢抽水马桶，我讨厌大街上到处都是人。

我和弟弟无数次告诉他，不要再耕种那几亩入不敷出的薄田，不要再养那几只廉价的羊，放寒暑假时来城里住上一段时间，休息一下。他总是犹豫不决，仿佛那几间土坯房，他一旦离开就会被荒草占据，而他半生的岁月也会因此失落。

在“认家”这一点上，母亲跟父亲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对生活的认同，仍然是在内蒙古北部那个偏僻的山村之中。母亲说：“无论如何，那儿是我和你爸的家，我们经营了一辈子的地方。”

最终让父亲出门的，是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病痛。

女儿暖暖还小的时候，有两年是母亲在北京带，只留父亲一个人在家，伺候着近百只羊，还要收割庄稼。冬日的寒冷清晨，他需要早早起来，烧热锅炉，顺便热一点剩饭，然后去给羊圈里的羊添加草料。一切收拾停当，白而弱小的太阳已经跃上天空，他再开车去四里路外的乡村小学上班。班里只有几个孩子，但他必须时刻钉在那儿。放学后，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生火、做饭、喂羊，把散落在院子里的鸡都赶回窝。那时候父亲经常醉酒，半夜摇摇晃晃地从亲戚家独自回去，独自睡着。

这段日子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大概从前年开始，他的身体病痛渐多，除了已经确定的糖尿病和脂肪肝，还有严重到右臂抬不起来的肩周炎。他固执地不去镇子上的医院，而是自己到村口的赤脚医生那里或小药店买药吃，一种吃了几天，没效果，再换一种。

我们全家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个暑期让父母到北京来，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父亲终于点头。

六月底的凌晨两点钟，我从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把父母接回家里。北京已经很热了，他们进屋时汗津津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冰镇的矿泉水，母亲接过了一瓶。

“你爸不能喝这个。”母亲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另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是凉开水，“他如果喝了凉水或生水，肠胃可能会不舒服。”

我听了心头一酸，没想到父亲的身体糟糕到连喝水也如此小心了。在多年前，从山上打秋草或收庄稼回来，父亲第一件事就是从洋井里抽出清澈凛冽的水，咕咚咕咚喝上半瓢。不知道从何时起，无论什么时候父亲外出，母亲的包里总是早早给他备好一瓶凉开水，还有每天要吃的药。

喝了几口水，老两口悄悄去了大卧室，借着客厅的灯光看了看睡得张牙舞爪的孙女，疲惫的脸上显出了动人的笑——这时我才想起，说服父亲出门的理由，还有暖暖。

暖暖已经四岁半，跟爷爷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才半个月。但是暖暖对爷爷抱有特别的喜爱和热情，甚至超过了从小带她的奶奶。我跟家里视频时，暖暖会说让爷爷来北京，而不让奶奶来。

这玩笑话里，包含着小朋友狡黠的小心思，但我觉得也有那种血缘上的神秘主义气息。都说隔辈亲，或许血缘里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证实却能真切感知的东西，有时比可见的联系更牢固恒久。

我先带父亲去了医院，大夫看了他的肩膀后，开了理疗和按摩。十年前，我刚刚硕士毕业当了半年编辑，腰椎就出了问题，一个前同事介绍到了这里，做了一段按摩理疗，效果很好。从此之后，每隔半年多就要来一次，缓解腰部的问题。后来是妻子，她的颈椎问题更严重，常常会头晕，也要不时过来调理。

现在是父亲了。

六十岁的父母，与城里同龄的老人相比，身体状况大概要多衰老十年。

从这天开始，父亲和母亲每天就背上一瓶凉开水和充电宝，早早地坐公交车到医院，按摩、理疗，然后两个人商量着坐地铁或公交，去北京的某处景点。初夏，北京的温度还没那么高，行走在路上尚能忍受。

他们有时候坐错了车，有时候换错了地铁，但是要去的前门、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北海公园，都去了。下午的时候，我会发微信问他们是否回去，是否吃了午饭。大都是母亲回给我，说他们已经到家，正准备午休，中午吃了盖饭。

那些天，我带着父母去家附近的烧烤、麻辣烫、涮羊肉、烤鱼，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全部让他们尝了一遍。我也总让他们从外面回来不要做饭，想吃什么就在附近的餐馆吃——然而父亲最喜欢的竟然是近一家快餐店的盖饭，十几块钱一份。

父亲说，“他们盖饭的菜有味道”。父母口重，喜欢吃浓油重酱盐多的，虽然明知这种多年的生活习惯不太健康。

我们的故乡在胃里——这个论调已经被太多的人言说和实践过了。这一次，我试图从胃部开始改变父亲身上某些顽固的观念，比如他对于村庄的眷恋和对外面世界的抵触。我带父母去吃那些在老家难得吃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我成功了，比如父亲会对某一次在湘菜馆里吃到的剁椒鱼头念念不忘，比如几乎每一次在小店吃早餐，他都要吃油条豆腐脑。

其实我知道，父亲只是从陌生的菜里面寻找那种对味蕾及记忆的刺激，好让自己产生一种替换了内容的熟悉感。我未曾想过彻底改变他的认知，毕竟父亲几十天后还要回到老家，继续他未完成的乡村生活。

父亲很快适应了这里，跟母亲两个人成了北京的背包客，逛了他们能走的地方。尽管他依然一走进小区就会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他对城市已没有了最初的那种恐惧，也能适应抽水马桶了。

每天晚上，他都享受着跟孙女一起玩的时间。暖暖在和他们玩幼儿园的游戏：“点兵点将，谁是我的好兵，谁是我的好将。”几乎每一次，她的手指都会最终落在爷爷身上。然后，祖孙三人哈哈大笑。

母亲嗔怪暖暖：“为什么每次都是爷爷？”

父亲不说话，暖暖扑到爷爷身上说：“因为我喜欢爷爷，爷爷也喜欢我。”

父亲会天真地笑。

很快，他能自己过马路了，他自己下楼去买烟，抽一支，然后再上楼。

几天后，拿到了父母的体检报告，谢天谢地，他们虽然都有着老年人常有的小毛病，却没有大问题，我长长松了一口气。我带着他们去北医三院挂号看病，因为有了体检报告，省去了再做许多检查的麻烦。一路看下来，小毛病似乎也只要按时吃药、健身。

但是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还缺点什么。

直到我们即将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才明白，我们缺少一场暴雨。

去年，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位中医，妻子去看过几次，调理身体，蛮有成效。有一次跟父亲提起，父亲说，他也想去看看。相比较面对着大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大夫和各种看不懂的仪器，他更愿意相信一些老中医的言辞和判断，就像多年来他对老家的那位大夫的信任那样。

那几天北京开始下雨。一大早，我带父亲坐地铁去找老中医。我们出门的时候，下了半夜的雨刚刚停，空气湿润凉爽，是入伏后难得的清凉。我们从北苑站出来，路面上积水很多，只能不断绕行。踩着稀疏的砖头和防洪沙袋，我们一路到了中医店所在的小区。

大夫给父亲开了两个星期的汤药，让他戒烟戒酒，控制体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嘱。我觉得，到这时父亲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在很多时候，中医扮演着半个心理医生的角色，他们会和颜悦色地跟你解释你的病是怎么回事，并且给你信心。

我们出门时，大雨又下来了。

“走吗？还是等一会儿？”我问他。

“走吧，”他说，“等也不定什么时候停。”

我们打着伞，走进雨幕里。雨很大，风也很大，雨伞几乎没什么作用。才走出去几步，鞋子和裤腿就湿透了，很快肩膀也被雨水打湿。我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面。那些淋在我身上的雨水，淌到地上，又从他脚下流过。

我无需回头，就能感觉到他在我身后两米处，大雨帮我们隔开了所有其他人和物，那一刻，天地之间只有一对父子。我们走到地铁站，两个人都有种被洗礼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被雨水冲刷走了，又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洗净擦亮。我很清楚，从这一刻起，自己和他之间的位置互换完成了。

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挑着两桶水，从爷爷家的院子回我们刚盖好的土坯房，我跟在他身后；七八岁时，上小学，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车后；十几岁时，去田里拉大豆和玉米秸秆，他赶着马车，我也在他后面。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都处在这样一种视觉关系中，早已经被人们玩烂了的的“背影”，或者另一个作家所说的“目送”。在我们长大到一定年纪，这个视觉关系就会翻转过来，那背影并不再是父辈的，而是我们的，是他们在看着我们的背影，目送我们走去远方。在北京的所有行走中，我都有意无意地走在前面，父母跟在后面，经过路口或有车过来，我就会回头看看。

不是么？从初中开始，总是我们离开他们，送到村口，送到乡里，送到镇子上，他们始终在原地，我们才是那个留下背影的人。

这场雨，以及我和父亲半身湿透可是神情清爽的样子，必然会永恒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海边，黄昏将近

这个暑假，父母留出了两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出一次远门。他们有太多的第一次要去尝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海，第一次不是因为要办某件事而去一个城市。

这场旅行在我心里酝酿至少有三年了，这次父母来京，是实现它最好的时机。几经考虑，我定好了线路：北京飞大连，大连待四天；然后高铁到哈尔滨，哈尔滨三天；然后高铁到珲春，父母留在珲春，在弟弟家待一个月左右；我最后送妻子和暖暖到松原的岳母家，然后我自己回北京上班，

这次出行有点像一个拖了很久的仪式：我与父母之间的角色和位置，终于完成了大转换。从现在开始，他们要像个孩子一样，处处听从我的安排了。

这是父母第一次坐飞机，运气不错，没有晚点，天气晴朗，他们能透过舷窗看到外面渐渐远离的大地和层层叠叠的云海。飞机上已经允许手机开启飞行模式了，他们还能拍拍照片。我和妻子、女儿坐在前排，父亲和母亲坐我们后一排，不用回头，我就能听见父母的好奇和兴奋。特别是母亲，像个刚出生的孩子那样带着无尽的好奇，如果条件允许，她几乎敢于尝试所有新事物。

在机场排队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跟陌生人聊着天，问东问西。有几次，我甚至想提醒他们，对陌生人也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但我忍住了，我想我就在旁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而他们眼中的世界仍然像乡村一样，完整和传统，他们并不相信这个人间有那么多恶意，即便已经从各类新闻中看到过许多报道，他们也不相信那些事会被自己碰到。

现在的我，几乎不再给地铁和路上的乞丐钱，绝不会跟陌生人聊任何个人的事，即便是打车，遇见话多的司机，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也都是半真半假。我会以自己为原型，虚构出无数个新的自我：一个编辑，但是在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是写网络小说的；一个公员，一个公司白领，我从来不会让真正的那个自我呈现在陌生人面前。

飞机很快降落了，两位老人有点意犹未尽，他们没想到第一次乘坐飞机时间如此短暂。我安慰说，以后还会坐的。

旅行真正开始了，那些对我来说毫不新鲜的事物，开始以新鲜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

大连天气晴朗，才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就到了预订的旅店，还不能办理入住。按照妻子做的攻略，我们先去了离这里不远的圣亚海洋公园：看海底世界，买十五块钱一袋的食物喂海鸥，让女儿跟海狮照相，观看精彩的海象表演。

在看表演时，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服务生端着饮料、烤鱿鱼叫卖，女儿不出意外地想试试，父亲也对鱿鱼很感兴趣。我给他们买了一份，看着父亲撕咬鱿鱼，我心里升起一些隐隐的担心，但实在不愿意去破坏他的美味。

下午三点才吃午餐，然后回旅店休息。父母很快睡着了，只有暖暖的兴奋劲一直持续着，直到她也困了，我和妻子才得机睡一会儿。

一觉醒来，已经晚上六点多，夕阳落山，城市灯光渐渐亮起。我们住在星海广场旁边，一面有高而方的玻璃大厦，一面则是黄昏中的大海，“大连啤酒节”的招牌已经竖起来了。

我们步行去找晚饭，在网上搜索了很久，却很难在附近找到一家比较满意的餐馆。到海边，肯定要尝尝海鲜，但对于常年吃牛羊肉的纯粹北方人来说，海鲜顶多是尝尝，并不习惯。

我们找到一家餐馆，点了菜，坐在露天的方桌旁，喝着本地的啤酒。晚风是温和略带凉爽，夜幕也有着温柔光色。我喝了一口啤酒，看着吃饭的父母妻女，禁不住想：其实，之所以要出来旅行，对我而言，想获得的只是这安静温馨的一刻。

父亲突然说了一句：“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顿时心惊，那种从中午就泛起的隐隐担心，陡然间强烈起来。有一年父亲去弟弟家，弟弟带他去吃海鲜，他过敏反应严重，胸闷、腿脚发软，不得不连夜去医院里输液。中午他吃鱿鱼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好在他吃的不多，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晚饭时，我特地海鲜和不含海鲜的菜点了一半一半，但父亲还是喝了几碗海鲜汤，吃了一点贝类。

我看他脸色有些发沉，心里也发沉，虽然他嘴上说“没事，没事”。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在手机上查了离这里最近的医院，甚至在滴滴上设置好了目的地。

父亲不再吃东西，站起来跟着在旁边玩的暖暖，我心里没底，又不敢表现出过分担心，只好喝酒压制情绪。我们开始往回走，似乎父亲并没有显出更多的不适，为了宽慰他们，也为了宽慰自己，我笑着说：“我看你这就是心理作用，根本没事。”

父亲也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略微合理的解释，立刻笑了，说：“可能是。”

我们回到宾馆时，他已经恢复状态，看起来确实没事了。我的心才放下。

他们都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才感觉到回忆的力量。十七年前，我曾独自一人来到这座城市，在一个税务学校里生活了一个月，又毅然决然地回去复读。如今我再次踏入这片土地，那时的细节依然清晰，可那种少年心性却再也没有了。

我几乎还记得在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可我内心产生的感慨，只不过是一条朋友圈的容量。我不由想，是不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锤炼，我变得麻木了？如果，我当年没有退学回家，一切会怎么样？ 

我终于睡着了，并没有梦见另一种未来，甚至我都没有做梦。

第二天的行程是先去棒棰岛，然后去威尼斯水城。

司机介绍，威尼斯水城这一片土地全部是填海填出来的。此刻，仍然能看到很多吊车在施工。这里布满了仿西方建筑的新楼，但总能随时看到规划的匆忙和施工的粗糙。一座小桥的石板，到处都是裂缝，而绝大多数的楼里，没有任何人居住。

我们走上了沿河的一条小街——既然是威尼斯，怎么可能没有一条河贯穿呢？小街上有售卖小商品、果汁和烤鱿鱼的摊位，人不多。我们走走停停，母亲、妻子和女儿，被卖耳环和头饰的小摊位吸引，开始挑选自己喜欢的物件。我没有催促，任由她们去选、试。我知道，回去之后，这些小商品肯定会被很快丢弃，顶多是存在某个角落，作为这次旅行的某段路程的提醒。但这一刻的快乐也是必要而值得的，就让她们尽情去体验吧。

假的威尼斯也是威尼斯，当沿河的楼宇曲折地延伸出去，放眼看去，整个空间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欧洲模样，至少是一个和中式建筑不同的空间。我们开始拍照，坐在台阶上拍，靠着栅栏拍，抱着巨大的啤酒桶拍，钻进红色的电话亭拍，管他是假威尼斯还是真水城呢，想像同样能构成世界。

这个下午悠闲而从容，晚上，我们才去了近在咫尺的星海广场。这是一处巨大的海边游乐场，暖暖被木马、碰碰车和恐怖馆吸引，每一个都想尝试。我们带她玩了几个，然后去一处石头栈桥，看人们洗海澡。还有些皮肤黝黑、身材瘦长的人，从水里爬上岸，用一块布遮住身体，换下泳衣。岸边摆着一些海星和贝壳，等着喜欢的游客购买。

父母去了海边，我和妻子租了一辆四人自行车，带着暖暖沿着广场骑行。黄昏将尽，海风舒服极了，远处的跨海大桥上亮起了彩灯，如同给大海系上的一条五彩斑斓的围巾。我们把车停在海岸边，找一个人来帮忙拍照。

“看镜头，笑一下。”

我们看着手机，笑，这一刻，我们的笑容里有大海的蔚蓝色。

明天，我们得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另一片海水了。

第三天计划去看地质公园，但要不停登山，感觉父母的体力不一定够，女儿也需要不时抱一会儿，何况那时已到中午，我们还没有午餐。后来商量了一下，我们原路回到宾馆附近，赶紧午餐，然后回去休息。

下午天气转凉，我们到不远处的海滩玩。那天风渐起，海浪略大，但还算不上波涛怒吼。我们都在沙滩上，父亲在海边走着，有时会抽一根烟，我时刻盯着玩水枪和沙子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追逐海浪拍照。大海的远处，看不见任何波浪，只是无尽的水。女儿很快浑身湿透，赶紧给她换了一身衣服。我的裤子也湿透了，没的换，索性让更多的海水浸染我身。

夜晚来临，海边到处都是海鲜大排档，我们经不住诱惑，坐在了一家的桌子旁。吃了海鲜，再往回走时，人车稀少，灯光昏昏，月亮从半圆向圆满变化，渐渐趋于丰盈。我走在最后面，看着前面路上走着的四个人，那种特殊一刻的感觉再次袭来。

女儿拉着爷爷奶奶，跟他们说，我是sunny，我是sunshine。奶奶说，你跟我说中国话，外国话我听不懂。

我所满足的，不过是这些人获得满足。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有着无尽的耐心，有时候又缺少必要的耐心。比如，女儿总是光着脚跑来跑去，有时我就会不停地追着她，递给她鞋子，另外一些时候，我就会大声地呵斥她，让她自己穿好。再比如，给父亲在北京开的药，有时候他会不想吃，我就不由自主地用严肃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吃？你总是不遵守大夫的话，药该吃就是要吃。”

中央大街与矿区小镇

我们在大连的几天里，正是假疫苗新闻爆发的时间。我一边享受着难得一家人天伦之乐，一边不断转各种信息，心里感到悲哀——我不知女儿打的是哪些疫苗，有没有假的——就算我知道又能怎么样？我的反抗可能都走不出朋友圈。

网红李诞说“人间不值得”，你必须找到足够量的美好的东西，抵消和平衡生活里的悲剧。

带着这种情绪，我们转战哈尔滨。

到哈尔滨的那天晚上，一位老师请我们吃饭。她说，如果是你一个人来，我不一定要见你，但是看到你带着家人来，我很感动，一定要请你们吃饭。

我们吃了有名的东北菜。饭后，下起了小雨，那位老师打车回家，我们撑着伞，沿中央大街回宾馆。

妻子跟暖暖说：“脚下的方石，都是一百年前的。”

暖暖问：“是一百年前的吗？”

我说：“是啊。”

暖暖又问：“那一千年呢？”

我不禁愣了。那些被千万人踩踏过的石头，浸润了雨水之后，稍微显得滑腻了些，但并不会让人摔倒——一千年之后，没有了中央大街，但石头还是石头吧。

第二天下午，去太阳岛玩了之后，我们又走在这条街上了。在那家老马迭尔冰棍店，买五根冰棍，一家人站在大街上吃。每次吃完，暖暖都会开心地问：“我问问你们，谁是第一个吃完的呀？”

能吃冰棍，她太开心了；看到她那么开心，我也太开心了。

吃完冰棍，暖暖要玩切西瓜的游戏——我和妻子还有父母手拉手，她用小手在任何两只拉着的手之间切开。我拉着父亲，妻子拉着我，母亲又拉着妻子。

至少有三十年了，我和父亲都没有过肢体接触了，握住他的手的那一刻，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知道熟悉的是什么，我却清楚陌生的是三十年间的距离。他的手并没有很多老茧，比我的手肉要多一些，握上去厚实而温暖。我能感觉到，他同样带着某种小心翼翼，试探着该用多大的力气握着我。父子俩的两只手，就这么握着，然后被暖暖的手切开，再握着，再切开。

切，切，切西瓜，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对父子和一对父女间的隐喻吧？

这就像，我是那么喜欢握着女儿的手。走在路上，她把小手伸过来，我握住，拉着她向前走。那一时刻，我比世界上的任何石头都坚定，我必须百分之两百地确定她在我手中的安全。有时候，她安静地睡着了，我也会悄悄握握她的小手，或者把我的手指放在她手里，她睡梦中也会无意识地轻轻握一下。

从这一天起，每当我想起父亲，我必然首先想起握着他的手的感觉。那就是一辈人和另一辈人的交接仪式。他老了，我已长大。她在长大，我在变老。

我们还去了东北虎林园。先是看马戏团表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妻子和女儿都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马戏团曾有几次到村里演出，我看过表演，只是母亲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我能复述出那时的很多细节。

马戏团的老虎表演很简单，不管是驯兽师还是几只老虎，都有些敷衍。然后我们坐着特制的车去看老虎。这里有一部分自然放养的老虎，天气炎热，它们大都匍匐在树荫或水池里。开车的司机不停地向车上的人兜售鸡羊，一只鸡八十，一只羊一千二，还有套餐组合，希望游客们凑钱买了，给老虎去吃。

他说：“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老虎把一只鸡撕碎的样子吗？”

大部分人并不响应，只有一两个想买，但是无人搭腔也就作罢。司机有点不开心，匆匆把我们拉出了散养区。

下一站是珲春。2005春节后，弟弟只身从内蒙到这座小城附近的矿山上班，然后就留在了这里，娶妻生子。而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的时候，珲春的气温高达三十五度，这是在往年不曾有过的。因为下午安排了一场讲座，把父母妻女送到弟弟家后，我和弟弟就一起去讲座现场。讲了两个小时，拒绝了主办方的晚餐安排，我俩去一家餐馆吃牛尾汤——几个小时前，父母、妻子、弟媳和三个小朋友也是在这里吃的。我们一大家子人多年后的第一顿团圆饭，是通过接力的形式实现的。

弟弟家的空调坏了，因为每年高温的天数实在有限，再买一个似乎不太划算，他开车去商场买了两个电扇。

晚上，弟弟家的双胞胎叮叮、当当和暖暖都要跟爷爷睡一个房间。暖暖还让我哄她睡觉，然后再离开。我和父亲一起，跟三个孩子在大卧室。虽然有一个电扇，但房间还是很热。父亲在床的一边，用扇子给叮叮、当当扇风，我在另一边，用一本书给暖暖扇风。

三个小家伙翻翻滚滚地睡着了。

这时候，弟弟从外面买来了一些鸡爪、鸭肠、笋干，母亲把早就冰好的啤酒拎出来，我们走到客厅去吃东西。父亲没有出来，他已经基本戒酒，也更愿意躺在孙子孙女旁边，跟他们一起享用黑夜。

母亲特别兴奋，她一直期盼着这样的夜晚——一家人在孩子睡后，喝喝酒，吃吃东西。大家都很开心，夜晚的闷热不是什么问题，甚至，必须有闷热，这样冰凉的啤酒才能让我们体会到团聚的快乐。

第二天，弟弟请了假，我们开车去这里的一个旅游区玩。

这里跟朝鲜接壤，我们到了防川，有一座桥，这边是中国，那边就是朝鲜。乘坐一辆观光车，司机说：“这座桥走到栏杆那里，绝对不能再往前走，否则就越过了国界，对面的人会开枪。”

我们略有紧张地叮嘱几个孩子，绝不可以乱跑——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国界线啊。

那条河并不深，对岸是没有森林的草坪，据说曾经是有森林的，后来都被砍伐了。我看到几只羊在岸边吃草，还有几只鸭子在河里游，它们也并不知道一条河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看走上去看了看，看不到任何有特殊性的东西，对面的白色房子，也只是几栋房子而已。这个景观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后来，我们找到了另一条河。河水清浅而温热，底部全是沙子，孩子们兴奋地冲进去，不一会儿就脱得只剩下内衣玩水。当我们在河里走来走去，河底的沙尘被踩动翻起，河水显得浑浊，泥沙中有一些带着金光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矿物。

暖暖从来没有在一条河里这么玩过，她几乎变成了一条泥鳅，用水枪把大人们的衣服弄湿，趴在水里假装自己游泳。

接下来的一天，我要跟弟弟去他工作的矿山。十几年前，他独自一人到这里工作，大雪封山，他住在冰冷的宿舍里，手脚冻得肿胀如馒头。清晨五点钟，我们早早起床，到街边的小店吃早餐。

珲春城太小了，但是安静，这里除了汉族人、朝族人，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据说这些俄罗斯人，喜欢过关到中国，买很多小商品带回去售卖，就能换得几个月的生活费。小店的包子，竟然出人意料的好吃，我吃了三个，感到了饱腹。

我们开车出发，盘山道不停转弯，至少有几百个弯道，曲折胜过羊肠。路两边都是深密的森林，每年都能看到新闻，有东北虎在这片山野出没，甚至叼走了半山腰的几户人家的鸡羊。

不时能看到一条土路，从公路向森林中延伸出去。弟弟说，那里曾经也是矿区。我幻想着有一头老虎跳出来，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离开。老虎没有出现，只有被车轮压死的蛇和草丛里跳跃的野兔。在山路旋转中，我已不辨方向。

“快看！”弟弟把车停下说。

我们到了一处开阔的山腰，右边远处太阳正要喷薄而出，而云雾之海已经笼罩了整座山。大地如蒸笼，山峰像绿色的馒头。

我们终于到矿区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弟弟把我送到他的临时宿舍，就去上班了。我一个人闷坐了一会儿，走出宿舍，在矿区闲逛。我看到楼下有一个篮球场，而且有两颗球摆在那里，立刻兴奋地去投了几个球。天太热了，很快变得口渴。

我沿着那条主路走。这里像一个功能齐全但人口略少的镇子，路两边是各种厂房和废弃的机械，还有一些简易的居民房，形成了一片棚户区。棚户区里住的大都是老矿工，他们有的几十年都不曾走出这里，最远不过是到珲春城。

棚户区的道路上，到处是腐烂发霉的杂草，没有什么规整的院墙，不过是用木头或铁丝网围起的栅栏。所有的门窗都很破旧，院子里停着摩托车或电动车，也有小汽车。一根铁丝拉起晾衣绳，一家人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微风中轻轻荡着。我还看到一张棕色的沙发，被安放在凄凄荒草之中，阳光下闪耀着的光泽。我忍不住去坐了坐，沙发的缝隙里立刻渗出前几天下雨积存的雨水，把我的裤子浸湿了一个难以形容的图案。

我找到了一家小商店，跟老板娘攀谈了几句，买了一根冰棍和一瓶可乐。一口冰镇可乐灌进去，我的肚腹似乎立刻被碳酸的现代感激活，我看到了更多废弃的汽车。路边一栋灰色的旧楼，上面有三个大字“俱乐部”，另一栋破旧的房子写着“劳动服务公司浴池”，还有一家小小的医院、派出所。

可以想见，在矿区最繁华的时日，这里就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小飞地，人们能在这里获得绝大部分生活需要。后来弟弟说，在多年前，这里不但有许多家小饭馆、烤串店，甚至还有一片小小的红灯区。附近的警察对此心知肚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是一种人道主义，也是从侧面来防止强奸等犯罪的发生。

中午，弟弟从食堂打来饭菜，我们就在他的宿舍里，简单地吃了午饭。饭菜味道不错，至少比我所在的北京的单位食堂要好些。我在想，如果闭关写长篇小说，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

不过，这座矿山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废弃，因为国家要把这里设置成一个巨大的保护区。

第二天下午六点钟，我和弟弟开车下山。回到珲春城时，天色已暗。小城的街边路灯，赤橙红绿，甚至一些早已下班的政府大楼和宾馆，也在外面布满了彩灯，小城的夜晚看上去，比白日更辉煌。似乎北方的城市都是这样，特别喜欢用大红大绿的灯光去装饰一切。我们对于繁华的认识，一定程度就是灯红酒绿。

如潮到岸边

与父母的旅行已经到了终点，我们要离开珲春了。

拎着行李下楼，我和妻子女儿上车。母亲还在跟暖暖说笑，父亲转过头去，我清楚地看见，眼泪从他脸上滑落。其实，这一次旅程里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他比任何人都更脆弱。这脆弱，包裹在他的保守和一丝顽固之中，很少显露出来。

我庆幸自己安排了这次旅程，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撬动他五十余年人生所形成的生活定式。他当然还要回到内蒙古北部的乡村，回到那所待了几十年的小学，继续去跟几岁的孩子一起学写字、念课文。但他毕竟见过了大海和猛虎。生命的区别，有时也只在这些事物中。

我们无话，上车后给父亲发语音，告诉他按时吃药。他只回：知道了。

到长春一个小时后，我把妻子和女儿送上去松原的火车；两个小时后，我独自登上回北京的高铁；九个小时后，我下火车，坐地铁，从牡丹园站出来。

一进屋，我打开电闸，倒在卧室的床上，掏出手机，告诉家人我已到家。放下手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缓慢地沉入床中。除了北京家里的床，我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床上找到这种踏实感。这些年经常外出，每一次回到北京，都是回家的感觉。

我的家人四散各地，我的家已成了北京。

二十天后，父母从弟弟家回到老家，他们这次出行刚好两个月。

家庭群里，母亲发来一张照片和一个小视频：老家院子中长满了一米高的杂草，菜园子里豆角已经被青草覆盖，有些枝蔓已经爬上了墙头。

只不过几十天没有人在这里生活，这处三十几年的院落，就会显得荒芜。而在城市中，人们出门一段时间回来，花盆里的植物则大多已经枯黄。看来，的确只有人在日出日落间的细碎劳作，才是我们的生活的防腐剂。

几个小时后，母亲又发来一个小视频，她和父亲坐在了土炕上，吃着一餐简单的晚饭。我想，在对最日常的食物的咀嚼和吞咽中，被时光侵蚀的家，正一点一点回到他们心里。记忆缓缓苏醒，生活重新接续到原来的轨道，然后按照曾经的惯性，继续向前。

只是对于身在北京的我来说，人到中年，潮到岸边，老家已成远方，他乡已是故乡。

编辑 | 唐糖

刘 汀

作家、诗人，偶尔客串编剧，

现居北京，杂志编辑，出版有《中国奇谭》《老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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