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我的手长出来了丨人间

阿香不知道残疾是可以比较的，她能想到的是以后怎么生活下去。为了给人活下去的希望，人们不会把残疾与健全做对比，就像不会把贫穷和富裕做对比一样，只能将更不幸者做不幸者的参照物。

配图 |《路过未来》剧照

前   言

2018年5月份在苏州与乐行机构负责人见面时，他问我是否有意愿写一写工伤工友的故事，希望通过文字有更多人能关注、了解工伤工友群体。

6月份，我受其之邀，有了近距离与工伤工友相处的机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阿香。她在舞台上开心地跳着她家乡的舞蹈，她缺失的右手，对她的舞姿没有任何影响。

离开佛山之前，征得阿香的同意，我留了她的手机号码并加了她的微信。之前，我以为不戴义肢的阿香已接受缺失右手的事实，聊过之后，才知道，她多么害怕见到老乡和以前的熟人。

我曾一度担心自己的“不专业”会造成对她的二次伤害，所以每次聊天前，我都会跟她说，如果有些问题她不想聊就不聊。阿香很信任我，什么都会跟我说。她会跟我说她现在头发掉得厉害，脸上长了雀斑，她有每一个女人的小烦恼。

阿香搓热的左手揉捏着右手截肢愈合处，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或许是一到变天的疼痛，或许是楼下的中医叮嘱她要常常活动这里，以促进血液循环，手臂才不会萎缩。她已经失去了右手的掌心和五根手指，不想手臂也没了。

受伤之后，阿香觉得自己残缺的右手连带着整个一边的身体都有了问题，她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想法会冒出来。

有时候她想：做一天算一天，拿着赔偿金回老家算了。如果真的回老家，没有工作，钱会花得很快。等老了，更找不到工作，孩子们也会觉得自己是拖累。如果可以的话，能在沃尔玛工作15年，领到退休金也是好的。

有时候她又想：赔偿金不能乱花，要存起来，可存在那里的几十万，等老了的那一天，这笔钱是不是就不值钱了？

“过一天算一天吧。”她最后只能这么告诉自己，“现在自己养活自己，啥也不要想。”

有人安慰她，“你只是少了一只手而已”，还有人说，“现在你有几十万的赔偿金，你打工多少年都挣不到”。但阿香知道，失去一只手的痛苦和折磨，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受伤后，阿香会更多地为自己考虑了，她跟孩子们通电话的次数开始变少，好像没有话对他们说了。有时候他们打电话找她要钱，她就一句：“妈没钱，找你爸。”然后结束通话。她觉得这样对老公有些不公平——他一个人要负责生活家庭方面所有的开支。可是，老天对她又何尝公平呢？

失去了右手的体验是，用左手做事比三岁孩子学走路、学说话还要难：绑头发的时候，一只左手怎么也绑不好；刷牙时不能像以前那样左手拿水杯，右手拿牙刷，只能嘴巴对着水龙头漱口，左手刷牙；现在，阿香不买带拉链的衣服，因为一只手拉不上拉链，带扣子的衣服相对来说方便些；有鞋带的鞋子，要保持它买来时穿好鞋带的样子，洗鞋时，鞋带不用抽出来直接洗就好了；走路时，如果鞋带散了，只能多花些时间，蹲在路边用残缺的右手压住一边，等待左手系好鞋带；吃饭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拿筷子，残缺的手出现在眼前时，又让她意识自己犯了错误——右手拿不了筷子。

2018年，阿香还没回过老家。婆婆在电话里跟她说，孙女问：“妈妈今年是不是不回来了？如果妈妈经常回家，被人知道了，那该怎么办？”

“别人知道就知道了呗。”婆婆说她就这么回答的。

在阿香看来，公婆若是嫌弃，也是人之常情，谁会想要一个残疾的儿媳妇？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的亲爸妈才会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始终不会离开自己。想到年迈的父母，阿香又流泪了。

阿香最怕回老家过年。受伤的那一年春节，她并不想回去，但是父母电话催促，她又想念一年未见的儿女，最后还是和老公一起回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香把残缺的右手藏在袖子里，怕会吓到别人。

一到家，家人围着阿香，什么话也没说，除了哭——因为阿香的伤势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阿香忍住眼泪，没哭，说：“我这个没什么大不了，有的事情是做不了，有的事情还是能做的，只是做得慢一点。”

在儿女面前，阿香一直戴着手套。有一天烤火的时候，小儿子说：“妈妈，烤火你还戴着手套，怎么不脱下来？”

“我怕冷呗。”阿香答道。

晚上，阿香睡在中间，双胞胎儿子睡在她身旁，一边一个。第二天早上，阿香就戴着手套帮他们穿衣服。等到第三天早上，两个8岁的儿子盯着阿香看。阿香怔住了，望着自己勾住衣服的右手，才察觉到自己的手套不知半夜时丢到哪里去了，回过神，她立刻把右手藏在背后。

“你们不怕妈妈吧？”阿香问。

两个儿子笑了，说：“不怕不怕。”

“妈妈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不怕吗？”阿香的鼻子发酸。

“我们早就知道你没有手了。”大儿子笑呵呵的。

“那你们怎么不问妈妈呢？”阿香声音哽咽。

儿子们低着头说：“不好意思问。”

“我把手拿出来，你们不要怕。”阿香调整好情绪。

“我们不怕。”

其实，阿香并不想让儿子们看到她受伤的手，但是她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很坚强。

村里有斗牛表演，所有的人都盛装出席。家人也叫阿香去，她拒绝了。

“你去嘛。”他们身着阿香做的衣服，说。

衣服是阿香受伤前做的。作为侗族的女孩，在她们懂事的时候，妈妈就会教她们怎么做自己民族的服装。

阿香脱掉手套，通过装有弹簧的袖子，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看了一会斗牛表演，阿香觉得有点热。她正准备脱衣服时，两个儿子过来围住她。

“你们在干嘛？”阿香不解。

“你不是怕别人看见吗？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大儿子答道。兄弟俩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屏风，挡住别人的目光，让妈妈放心地脱下右边的袖子。

大人们以为孩子年幼无知，其实孩子什么都懂。

受伤在阿香看来是命中注定。

2016年5月2号一大早，睡梦中的阿香被朋友的电话吵醒：“阿香，你今天上班吗？不上班的话，我们去山里玩。”

阿香说不去了，她要上班。挂掉朋友的电话，她又睡了个回笼觉。

“你别去上班了，一起出去玩吧。”放假来看望阿香的老公也叫她出去。

“你去玩吧，我要把货压完。”

阿香那时本想辞工，老板却给了她一批6万个吊牌的订单，说做完这批货才有钱给她发工资。那个五一节前后，她已经压了4天的吊牌，还剩2万没有完成，她想早一点压完这批货，拿到钱就可以走了。

平时，他们早上8点开工，12点吃午饭，为了省去机器预热的时间，吃饭时机器不关，吃完饭就赶工，直到晚上8点下班。机器能输入4、6、8、10、12、20的数值，好根据吊牌的大小、厚度不同，选择不同的模具。“20”的，压满1万个吊牌有25块钱；“8”、“10”、“12”的，1万个吊牌是45块；“6”的，1万个吊牌是75块；“4”的，1万个吊牌是120块。计件工资，做得多拿得多，阿香每天的工资，大概是120块。

5月2号那天，阿香很困。上午车间有3个人开工，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大哥的老乡来找他喝酒，大哥下午就没来上班。

“我们俩也停工吧，过节，今天所有人都停工，老板也不会说什么的。”另外一个老乡见车间只剩下他和阿香，建议道。

阿香没搭理他，心想：你要停工自己停好了，我把货压完就走了。

事后，阿香想，那天有那么多人叫她走，她却坚持选择了开工——如果她听从其中某一个人的意见，是不是她就不会失去右手？

阿香打开了5号压塑机，吊牌上的英文字要金色的，需要垫金。她到二楼包装部叫老板娘（老板的母亲）搁金。

“我今天困死了，什么时候才能压够，数量够了吗？”阿香一屁股坐在包装袋上。

“还没有点数。时间太紧了，我们也做不过来。”对方无奈道。

阿香回到车间，继续压吊牌，不知道压了多少，下午3点左右，她就受伤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注意安全，她也不知道是机器的问题还是自己不小心。她很想看受伤一瞬间的视频，但是老板说监控坏了。

她受伤那一瞬间的记忆，似乎也被抹除了。当时她能想到的是：这只手没了，这只手残了，她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她回忆，那一刻应该是很痛的，她也应该发出了大声的惨叫。

同一车间的老乡、二楼包装部的人、老板的爸妈围到阿香的旁边，换模具的师傅关掉了机器，阿香的手卡在机器里，没有人敢上前来帮忙。

“打电话叫医生过来接……”似乎有人这么说。

阿香冷静了下来，从机器里拿出自己的手——扁成一块的手，颜色发白，有没有流血她也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老板娘拿了一卷纸巾，包住受伤的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救护车、医生，都没来。老板的表妹和表妹夫搀扶着阿香，说他们开车送她去医院。阿香打电话告诉老公她受伤了，在去佛山中医院的路上。

车里的阿香，只有一个祈求：老天爷，求求你，把我的手接回来。

医生打开包扎的纸巾时，已经换上病服的阿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臂肿得像大腿那么粗，都看不到自己的手。

阿香伤势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她老公的想象，他说“没事，还能接回去”——这不仅是安慰老婆，更是他的希望。他说这话时，还不知道阿香的术前诊断为：右手严重压榨毁损伤，右手多发掌指骨粉碎性骨折并骨缺损，右手多发神经血管肌腱断裂损伤，右手皮肤软组织严重挫裂伤。

盖在手术布下的阿香什么也看不到，局部麻醉的她听见主治医生说：“接不了。”

“我要接，要接……”阿香重复着。然后，听见医生走出去的脚步声。医生对阿香的老公和接到电话赶过来的老板宣判道：没法接，只能截肢。他们能做的，只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阿香不想放弃，可连医生都说没有办法，那她又能怎么办。

“我只能这样残了。”她绝望道，那时她才三十岁啊。

“你这点不算什么，你只是右手没了，等你出手术室了，你就能看见很多比你更残的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应该是护士。

阿香不知道残疾是可以比较的，她能想到的是以后怎么生活下去。为了给人活下去的希望，人们不会把残疾与健全做对比，只能将更不幸者做不幸者的参照物。

“医院里有很多接不到活的律师，到时候可能会过来哄你们，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像阿香这样受伤的，不用经过律师，如果经过律师，到时候赔偿费都到律师手上了，你们什么钱都落不到。放心好了，你老婆受伤，该怎么赔我们就怎么赔。”老板在医院走廊上叮嘱阿香的老公，“千万不要相信律师的话。”

“现在还痛吗？”老板问已经推到病房的阿香。

或许是因为麻药未退，或许是因为刚在手术室截肢的右手，阿香连眼皮都懒得抬，她什么也不想说，只摇了摇头。

“明天我有事，可能来不了。”老板说着，从钱包里抽出3张100元人民币，递给阿香的老公，叫他拿去医院食堂买张饭卡。临走之前，老板叮嘱阿香好好养伤，不用担心钱的问题，说他会承担一切医疗费用的。

阿香的老公跟厂里请了假，在医院照顾老婆，晚上趴在阿香左边的床沿上睡着。吃饭的时候，老公叫阿香吃饭，可她什么也不想吃，只想睡觉。

受伤的事情，他们夫妻俩意见一致——隐瞒家人和朋友，说他们还在上班。碰到几个律师发名片，记着老板叮嘱的话，不相信他们，不搭理他们就对了。

4天后，阿香的脖子终于解放了，不用再在颈部输液了，同时，开始第二次手术。主治医生问阿香是否要做“皮瓣”（由皮肤和皮下组织构成的组织块，可以从身体的一处向另一处转移），需要从她肚皮移植一部分皮肉将裸露在外的骨头包起来，重新长肉。手术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疤痕增生。

“不做皮瓣移植也可以，伤口做修复处理、缝合就行了。”主治医生说。

阿香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便你啊，但是你肚皮本来好好的，回头肚皮也落疤了，不好看。”老板给出意见。

“是啊，你肚子好好的，又要在肚皮上开一刀……”阿香的老公也这么说。

他们这么一说，阿香害怕了：“那就不用做了。”

阿香后悔过当时的决定，如果选择了皮瓣移植，她的手是不是会比现在好一些？为什么那个时候她什么也不懂？

“我的手没了，以后怎么过？”、“我该怎么告诉家里人？”，这是住院时，阿香每天在想的问题。为了停止继续想这些问题，她选择睡觉。她多么希望醒来之后，医学奇迹能发生在她身上——她的手像割掉的韭菜一样重新长出来了。

睡觉的时候，阿香把受伤的手放在身体的一侧，不敢乱动。梦里，她的手掌并没有全部截去，只是截掉了几根手指头，她看见自己受伤的右手在抖动，像是要离开她的身体。

手臂的抖动，吵醒了阿香。她的手臂从躺着的位置，变成了直立的位置。

“你看——”阿香叫醒老公，“它真的要走了，它要去找另一半了。”

“你想太多了。”老公答道。

住院第七天，家里人打电话过来。只听见老公说，“我们现在没钱，阿香受伤了，住院了”。老公把电话给阿香，电话那头的婆婆问：“阿香，伤得严重吗？”

“严重。”阿香忍住眼泪。

“一根手指没了还是两根没了？”公公的声音。

“整个一只手都没了……”阿香的眼泪没忍住，掉了下来，“右手……”

他们在电话那头哭，阿香在电话这头哭。

与家人通了几次电话，每一次大家都是哭着挂断电话。阿香不想跟他们通电话了，好像没有话再跟他们说了，除了受伤的事。

阿香11岁的女儿看见奶奶抹泪，问：“我妈妈以后什么也不能做了吗？”孙女这么一问，奶奶哭得更伤心了。奶奶觉得孙子们还小，没告诉他们妈妈受伤的事。

住院第八天，一个老乡打电话约阿香夫妇吃饭。阿香听见老公重复着昨天自己告诉家人的话，“严重，整个手掌都没有了，右手”。

“留在我身上的这部分手，好像要去找砍掉的那部分手掌。就像路边砍成两截的小蛇，互相游动着，想要合成一个整体。”阿香对进来查房的主治医生说道。

临床医学上，阿香的症状称为“幻肢痛”，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截肢后初期，患者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事实，无法摆脱伤肢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创伤，会丧失完整的自我，与常人有异。

“没有。”医生说。

“为什么我的手会动得吵醒我？”阿香不解。

“那是神经在动。”医生解释道。

医生的话使阿香担心自己以后会得神经病。

“我说的是血管神经，”医生指正道，“伤口愈合恢复好，就不会动了。”

阿香躺在病床上，转过头望了望另外两个因交通事故摔断了腿的病友。他们治疗修养一段时间后，就能恢复正常，而她呢？

她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右手。

“大姐，你是不是工伤？”两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进的病房。

“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阿香看了她们一眼，接过女孩递过来的工伤资料，扔在桌子上，没再理会她们。

两个女孩见她紧闭双眼，说了一句“有需要联系我们”，悻悻地离开了。

“吃饭了。”是老公的声音。他们俩吃不惯医院食堂的饭菜，每次都是老公出去吃饭再打包一份回来。不久，吃饭的钱用完了，老公去食堂退了饭卡，用卡里剩下的钱当伙食费。

阿香可以下床出去走走了。透过玻璃窗，她可以看到中午的蓝天和阳光。大厅走廊里，一个女孩在跟一个病人聊天，阿香走近一点，听见“工伤”两个字，她站在旁边听了一会。

“像我们这种受伤的，你们做这一行都懂，是吧？”阿香问女孩。

“是啊，我们都是专业的。”女孩说她手上没有资料，另外一个同事那里有，等会拿给她。

阿香加了女孩的微信。拿着女孩给的资料，阿香觉得很眼熟。回到病房，她到处找了找，在抽屉里找到那两个女孩留下的资料，原来是一份。

很快，医药费用完了，阿香挂的点滴也停了。她只好打电话给老板说：“医药费没了，伙食费也没了。”

老板打了2300元到阿香的银行卡，这笔钱用完之后，老板又打了两次2000块给他们。对于医疗费，老板确实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并无任何怨言，阿香夫妻俩认为他们碰到了一个好老板，他们也相信老板会像之前说的那样“该怎么赔就怎么赔”。钱没多久又用完了，这回阿香不好意思再找老板要钱了，只得把准备过年带回家的钱取出来交医药费。

“25号床家属，你可以去领张床睡啊。”护士提醒趴在病床一侧的阿香老公。他们俩这才知道床是要去领的，一张床一个晚上10块钱。可怜阿香的老公，熬了18个夜晚，才睡上7个晚上的觉。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出院了？”老板打来慰问电话，“你问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主治医生告诉阿香，拆线之后可以出院。

住院第23天，阿香拆线了。

“现在，我可以出院了吧？”阿香问医生，住院让她心烦。不喜欢天天穿着病服，她想念衣橱里的连衣裙。打着石膏、纱布包着头、各种受伤病人的蓝色条纹病服，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你残废了”的声音。她想走出病房，走出医院的大楼。再不出去，她要疯了！

“你那么急着出院啊？你想出院就出院吧。”医生道。

得到医生的准许，阿香高兴地打电话转告老板。

老板说后天开车来接她出院。

“大姐，你出院了吗？出院了告诉我们啊。”是女孩发来的语音，阿香没回她。

出院后，阿香觉得还是待在医院好。以前穿得再靓，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现在，不管走到哪，别人都会盯着她看，他们的眼光告诉阿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残疾人。医院里没有人会盯着她看。后来，她也不敢出门了，只待在厂里。

看着本来好好的阿香失去了右手，工友们露出了同情的目光。

“真可怜啊，以后怎么办哪。”他们说。

偶尔去车间，跟工友们聊聊天。工友看她伤得这么重，纳闷她受伤那天机器上咋没血迹。阿香哪里知道呢，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有工友猜测是机器太热，“肉都烤熟了，哪里会流血”。

“你是厂里受伤的第三个人。”在厂里做了9年换模具的师傅说，“每三年就会有一个人受伤，你是最严重的。”

师傅说，很多机器坏得没法修理好，但老板还是让他继续修，他也无能为力。吃掉阿香右手的5号压塑机，可能就是其中一台带病运转的机器。

肿得老高的右手臂，让阿香很担心，她问老板是否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老板说，吃点消炎药，消肿就好了，慢慢来。

“老板，我想回家了。”阿香说。

“那你回去吧，等我有钱了会把钱打你卡上的。”老板答道。

家里人劝阿香暂时不要回来，到时候厂里不认账，可就不好了。阿香想想也是，她还是在厂里的宿舍住着吧。

住了两个月，老板来找她，说她待在厂里，生意难做。

“本来昨天招了一个人，看到你受伤了，今天就不见人影。”老板叹了口气，“这样吧，我在外面给你租个房子，吃饭的话到厂里来打饭打菜。”

“我受伤了，没法搬家。”阿香嗫嚅道。

“没事，我帮你搬。”老板说。

就这样，阿香搬到了外面。

住在外面的阿香不踏实得很，心想老板是不是不认账了，是不是不会给她任何赔偿了。

她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这才打电话给医院里认识的女孩。

女孩问：有没有签劳动合同，阿香说没有；问她有没有工资条，阿香说没有，“都是发现金的”；问她有没有工作牌或者印有公司名称的工装，阿香也没有。

“让你们老板开个带公章的劳动关系证明，”女孩只好教她准备申请工伤资料，“或者其他同事的证言也行。”

阿香去厂里找老板，找了几次都不在，打电话也没人接。有一次，老板的表妹对她说：“我们问过律师了，按照国家的标准赔你15万，你要就拿，不要的话一分钱都没有，不要就走人！他不会同意给你盖章的！你要申请工伤的话，他就不理你了！”

在此之前，阿香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老板翻脸，毕竟老板待她不错。可是现在，他不接她的电话，不出面说句话，在他们眼里，她的一只手就这么不值钱，实在令人寒心，“闹翻就闹翻吧”。

阿香说：“我要搬回厂里。”他们当然不会让她再搬回去。

阿香真正知道自己被老板骗了，是房东叫她交第二个月房租的时候；她看到老板的狠心，是她去厂里打饭，煮饭阿姨说“没有你的份儿”的时候。

在房东的催搬声中，阿香在老公工厂附近租了个单间，方便老公过来照顾她。老板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人也找不着。老板的爸妈“无奈”地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

阿香举起右手臂，让他们看截肢处：“这两个骨头长得比手腕处的骨头还大，碰到还会痛，我之前还以为是没消肿。”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老人说。

阿香只得自己掏钱去医院复查。主治医生一见到她，就说：“让你出院一个星期后过来复查，怎么三个月后才来？”

阿香说，根本没有人告诉她。

“出院小结上写得一清二楚，你都不看吗？”医生摇摇头，给她开了一瓶按摩油，叫她经常按摩，“刚长出来的骨头是软的，揉揉会消下去的。”

阿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院小结”，因为出院手续是老板过来办的，病历资料都是他拿的——原来老板早就狠心了——如果出院一周后去医院复查，做康复治疗，她的手就不会像现在萎缩得厉害，经常怕冷、疼痛。

阿香去劳动局申请工伤，工作人员说：“你什么资料都没有，怎么申请？”她只得再次打电话给女孩求助，女孩看在电话里沟通不清楚，叫她来当面咨询。

阿香给老公打电话，叫他和自己一起去。老公问她：“真的要去吗？”

“去啊。如果真是骗子，就让他们骗吧，我们只剩这条命让人骗了。”阿香真的别无选择了。

到了女孩的办公室，阿香看到了很多像她一样受伤的人在咨询。女孩过来招呼躲在老公背后的阿香，她胆怯的眼神，让人心疼。

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2017年1月13日，阿香的工伤鉴定下来了。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标准，经鉴定，阿香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五级。

接下来，又是一轮开庭审理流程等待着阿香。

在女孩那里见到戴义肢的人，阿香会害怕，她不是害怕人，她害怕的是义肢，摸上去凉凉的，没有体温，像是死人的手一样。

秋天的时候，阿香也戴上了义肢。她不喜欢戴着它，戴义肢的感觉像是下雨天赤脚穿了水桶鞋一样，厚重得透不过气来。又像是手上绑了个什么东西，做什么都不方便。晚上睡觉的时候，阿香把脱下来的义肢放在床边——如果半夜醒来，看见一只手，会吓死她的——她于是把义肢放进纸箱，塞到床底下。

老公来看阿香的时候，阿香把脱下的义肢放在一旁，问他害不害怕。老公没吭声，她也不知道他害不害怕。

阿香想找份工作，不管多少钱，能有人要她就行。一次在路边看到工厂招工，她鼓足勇气，怯生生地问了一句“你们还要人吗”，对方看了她一眼，说“不要”。那个人的眼神告诉她，没有地方会要她这样的人的。

后来，阿香与在结识的工伤工友结伴去了残联。有两家通过残联介绍的面试，也没应聘上，一家说她文化水平不够，小学三年级的学历无法胜任文员的工作；另外一家汽车生产公司说，他们只要男性不要女性。

就在阿香准备放弃时，事情有了转机：2017年6月份，她通过残联找到沃尔玛的迎宾工作，每个月1600到1700块的工资。

在沃尔玛，阿香不喜欢和“正常”的同事聊天，除了唐大哥。失去半条手臂的唐大哥，是和阿香一样的人，所以她喜欢和他聊天，愿意与他成为朋友。

阿香在沃尔玛工作3个月后，唐大哥因为受伤的手臂无法忍受超市的冷气而辞工了。受过伤的人受不了冷气，别人觉得温度刚刚好，他们就会觉得冷得要死。唐大哥说，他在超市工作9个月，瘦了20斤。

前不久，阿香听说唐大哥生了一种不能走路的病，只能拄拐仗。阿香想：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他早早没了手臂，现在又不能走路了，就不给人一条活路了吗？

2017年12月5日，阿香拿到了终审判决，判决工厂于10日内赔偿阿香53.8万。阿香以为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老板却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她只得开始新一轮的等待。

漫长的工伤赔偿申请过程，让阿香害怕又无助，她害怕拿不到赔偿，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沃尔玛的工作能做多久。她骂自己为何当初会轻信老板，“如果真的拿不到赔偿，就用自己的命抵老板的一条命”。可是转念一想，取老板的命有什么用，他又不能体会自己残废的感觉。

有时，阿香会更绝望地想：就算拿到了赔偿又能怎么样，“我的手也长不回来了，我还是个残疾人”。

2018年3月27日，阿香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了字，同意了工厂赔偿46万（法院判决工厂当日支付20万，剩余款每月支付1.5万直至付清）。她不想再为比法院判决差的7万多坚持下去了，她撑不下去了，她快要精神失常了，她好累，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即使拿到了赔偿，她的生活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受伤之前，阿香下班后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受伤之后，朋友找她聊天，没说两句，阿香就懒得理人家了。她不喜欢别人问受伤的事，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怕朋友们心里嫌弃她、看不起她。她从不在朋友圈发任何关于受伤的事，她会选择发微博，因为微博上没有一个老乡。

她花了3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电动缝纫机，每天下班后，就回到出租屋会花两三个小时做衣服。受伤之后，衣服做得没有以前好看了，她想，能穿就行。

现在的阿香不再害怕义肢，但是触摸义肢的时候，心里仍会不舒服。她很少佩戴义肢，除了去老公的工厂那边——因为那里老乡太多了。

现在阿香用左手使筷子吃饭已经很熟练了，但是，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老乡和她一起吃饭，她夹菜的时候总会掉。即便是老公的姐姐和他们一起吃饭，她拿筷子的左手也会变得笨拙。说起明年的春节，阿香仍不想回老家。

只有偶尔晚上做梦是开心的——梦见回到家乡，朋友们向她靠近，她紧张地把右手藏到背后，又拿了出来，她的右手——长出来了！她太开心了，她的右手长了出来！好像她的右手一直都在。

编辑 | 唐糖

张 若 水

一个不成名的坐在家里

的两脚兽，简称“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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