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读普希金的老师做了算命仙丨人间

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扶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从里面刚走出来，就有一个穿裘皮上衣的女人又走了进去。这些人都是他的顾客，他们好像都在尘世中受到了某种惊吓。

配图 |《不朽的时光》剧照

再见8丨连载04

爸爸说新来的那个男老师姓梅，三十出头，瘦高个子，梳着油光的分头，脸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斯斯文文的模样。光听这个姓，就知道跟其他那些土兮兮的孙李郑王不一样。

“这个姓可不好。”妈妈摇摇头，“梅就是霉，姓了这个，一辈子倒霉。”

“你懂什么？人家以前可是正儿八经川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高材生还会跑到你们这个鸟不生蛋的乡镇中学里来？”妈妈有点怀疑他的身份，毕竟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没有龙再跳回小溪沟的道理。再说，就算是大学生，这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混出个名堂，反而人往低处走，落到这乡野间的中学，可见也没什么真本事。

爸爸说：“听说这个梅老师还是很有才的，就是大学受过处分，毕业分配时受了点影响，后来也没闯出名堂，年纪大了，才考的教师。”

“你看不是，我说嘛，运气霉！”妈妈斜着眼睛笑，“以后我要多找他打麻将，赢他的钱。”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梅眼镜”就这样成为了大院的一分子。

那是1998年，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爸爸在川西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学校坐落得偏僻，四周都是稻田，前院是操场和教学楼，穿过一条爬满葡萄藤的小径，就是老师们居住的四合院。院子中央是一方爬满水浮莲的池塘，夏天开花的时候，一串串淡紫的花柱，在层层叠叠的翠叶间推推搡搡，塘西斜压着一株歪歪扭扭的木芙蓉，弯曲的树身披了一层青苔，秋天，沉重的大粉红花朵跌到水面，“啪”的一声，一圈圈涟漪泛起来，摇摇晃晃地捧着那朵花。 

住在院子里的一共有5户人家，加上梅眼镜，就是“六六大顺”了——这是我妈说的，血战到底的四川麻将天下闻名，而她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大师，麻将不仅是她的日常生活，还深深浸入了她的语言。比如她形容我看书认真专注，“睁着二筒一样的眼睛”，又比如她说梅眼镜，“都三十岁的人了，我应该给他介绍个对象，不过他太瘦了，瞧他那副幺鸡的样儿。”

爸爸说，梅眼镜看着是个闷声不响的葫芦，可一说起文学，就换了个人似的。别的语文老师上课，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照着念，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就可以了，梅眼镜却可以不看课本教案，站在讲台上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把这些乡下学生听傻眼了，都不知道哪些该记、哪些不该记。

妈妈一心想给梅眼镜介绍对象：“今天卫生院谭院长老婆还来跟我打听小梅呢，想让姑娘看看，晚上叫小梅来家里吃饭，我先打听打听。” 

妈妈做了啤酒炖鸭、回锅肉，又炸了脆香的花生米，电视里正在放《水浒传》。爸爸似乎是想显示他这个中师毕业生肚里的墨水并不比大学生少，跟梅眼镜一坐下来，就讲他对水浒英雄们的看法，又聊到了古典小说。两个男人越说越来劲，桌上泡着枸杞的二锅头下去了一半，妈妈眼看着插不进话，憋不住了，狠狠瞪了爸爸一眼：“他连对象都没有，林妹妹再倾国倾城，有什么用？——小梅，你先听姐的，有什么打算没有？喜欢什么样的，姐给你介绍。”

梅眼镜有点脸红了，不知是因为说到了姑娘，还是喝了酒。过了一会儿，他悠悠地说：“有点思想的就好。”

吃完饭，天已经暗了下来，守门的大爷把大铁门上了锁。胖子谭叔光着膀子站在院子里喊：“今天晚上哪些人？”

这是在凑局了，妈妈扬起声音大喊：“等一会儿！我洗完碗马上就来！”

梅眼镜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扶手上的一本《微型小说选刊》，笑道：“杨老师，你喜欢看这个？”

爸爸吐了口烟：“是给小蓝订的。这些年我光顾着打麻将了，不怎么看书了哈哈。”

梅眼镜哈哈一笑，他眼镜的反光里，我看见他眼睛一亮。他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杂志来，我却很紧张——那期杂志里面有一篇小说，是讲一个农民进城找小姐、结果发现小姐就是自家侄女，我担心他正好看到，会觉得我小小年纪居然就看这么龌龊的故事。

梅眼镜瞟了我一眼，我脸都红了，他看到我窘迫，似乎想逗逗我：“我早就听说你很喜欢看书，你平时都看些什么？”

“只要是书，都喜欢。”

那时候小镇上也没什么书，县城里的书店也是屈指可数，且大多卖教辅，二手书店和地摊则多是盗版，粗制滥造不说，还经常有错别字。爸爸有一本繁体竖排版的《唐诗三百首》，我看不太懂，他又找来一本简体注释版，让我对照着看，看到“朱蕤冒紫茎”才发现不对劲，怎么这本上印的是“朱蕤昌紫茎”？我问妈妈，能不能去新华书店再给我买一本正版的，妈妈瞪我一眼：“都有两本了还买，败家！”

（编者注：此句唐诗为唐代诗人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中第二首的句子。原诗如下：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有一次周末爸妈都去打麻将了，我独自在家，忽然发现角落一个废弃的柜子里不知塞满了些什么东西，我把柜子费劲掰开，有废报纸、爸爸以往教的学生的作业本、试卷、乱七八糟的文件，也有好东西，德莱塞的《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一本军旅小说，最后还发现了一本黄色杂志，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得我面红耳赤。

我把德莱塞留了下来，把黄色杂志扔进了家门口的池塘。爸爸晚上回来，我装作若无其事，什么都没发生。

梅眼镜翻完了《微型小说选刊》，又踱到我的书柜前——其实不算是书柜，就是一个装杂物的柜子腾出来放了书——仔细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微微颔首：“小蓝，你真是爱看书。”

爸爸谦虚道：“小孩子，看着玩儿的。” 

说着他站起来：“走吧，我们去看看他们打麻将，让她自己在家待着吧。”

妈妈早已忙不迭地冲进了院子最东边的牌屋，那里传出的笑声、吆喝声乒乒乓乓地敲撞着夜的沉寂。有时候他们玩儿到12点，或是2点、3点，有时候是通宵。每次爸妈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尽管他们就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我能听见他们或大声欢笑、或因为一张牌怒骂痛惜。

爸爸抱着茶杯，哼着小曲悠哉哉地朝牌屋走去。梅眼镜也跟了去，不过出门前，他朝我眨了眨眼睛。

第二天傍晚，梅眼镜带了些书到我家来，说是借给我看的。我兴奋地接过来，果然都是好东西：古希腊神话，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封面温和的色泽、内页纸张摸起来的质感，不用说，都是正版书！居然还有一本硬壳精装的简体《唐诗三百首》——他昨天是看到了那本盗版吗？——还有金黄色封面的《普希金爱情诗选》，扉页上一排清秀硬健的行书：梅自庸，于成都浣花溪畔。 

沉甸甸的书硌得我手臂隐隐发疼，我朝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自庸就是你，对吗？” 

他也笑了，仿佛想起了久远的事：“我那时嫌自己的名不好听，就又取了一个字。”

妈妈在一边叨叨：“叔叔给你你就收下了？小孩子真不懂事，还乱叫叔叔名字。”

哎，我心里想，他才不会在意这些呢，你根本不懂我们之间的默契。

有时候，梅眼镜也会被大家拉着去打牌，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很不情愿的，但又没办法，他必须要合群一点，不然大家就不喜欢他。

爸爸经常在饭桌上说起他：梅眼镜学识是不错，就是清高孤傲了些，不切实际。在这种学校，讲得那么深奥，学生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如照本宣科呢。你看，他教那两个班的语文期中考试成绩全县倒数，虽说有个尖子生，但总体水平不行啊，说明他的教学方法水土不服。

“他呀，调到中央去给领导写稿子最适合！”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替他怀才不遇，但也有点讽刺的意思。

听到这些话，我替梅眼镜感到难过，这种难过后来慢慢变成了谅解，即使他去打麻将，在我心里，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而我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能够理解他。

有时候，即使牌局已经铺开，梅眼镜的房间里仍然亮着晕黄色的灯光，我就霎时知道，他今晚没有去！于是我就会拿着一本书，去请教他问题，书页上我都拿铅笔做了标记，积攒的问题越多，心里就越安稳。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很好看——不仅是好看，我喜欢他对我微笑时眼角的默契。那些文字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感到甜蜜、激动，又忍不住惆怅、疑惑，他却似乎比我还懂我自己，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豁然开朗，就像田间引水的小沟渠堵塞了，一锄头下去，河水又打着旋儿，轻盈地流动起来，我觉得他的话就是那把锄头，又锐利又亲切。

没过多久，胖子谭叔就没心情打牌了。

他的岳父在县城里叫人给打了。那天下着大雨，老头还去县城卖莴笋，刚收摊骑上三轮车，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三个大盖帽，捉住他就噼里啪啦一顿揍，他昏头昏脑之中听见他们骂他是小偷、逃犯，但辩解的声音很快被更凶狠的拳脚踩了回去。他满脸是血，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肋骨断了两根。

“我们跑去医院和公安局到处问，说是抓错人了！”谭叔眼里噙着泪水，“这他妈的也太欺负人了吧！”

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有人说去公安局闹的，有人说去县政府找县长，但总是没个底，会不会还没走到衙门就被人赶出来呢？

最后，还是梅眼镜想出了办法。

当晚，他连夜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暴力执法血溅长街，不白之冤天理难容》，第二天一早，让谭叔送到县报社去，那里有个记者，是校长的表亲。文章很快发了出来，虽然有删减，但文章的气势和文采都还在。过了两天，公安局长亲自跑到谭叔岳父的病房去，鞠躬、道歉、赔钱。

谭叔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那个局长，站在我爸病床前，恭恭敬敬的！”

这件事让大家对梅眼镜平添了几分尊重，谁能这么不平则鸣挥笔相助？谁能在一晚上洋洋洒洒写出那样一篇雄文？谁能又声情并茂又把道理讲得透透彻彻？毕竟是天之骄子啊！

梅眼镜面上不说什么，那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却也遮不住，走路的时候他昂着头，像一只羽毛鲜亮的公鸡。

有一天傍晚我去找梅眼镜，他开门时，我一眼就看出他神色有点不对——一个姑娘正站在写字台前朝我张望。

我认识她，她姓黄，就爸爸说的那个语文成绩特别好的尖子生，虽然只比我大四五岁，看上去却是活脱脱的大人模样，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她不仅成绩好，还是学校各种文艺活动的主持人，我见过她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一般农村的女孩都很瘦削，她却有几分恰到好处的丰腴，在阳光下像一株饱满的、微微透亮的向日葵。

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干巴巴地问了几个问题。梅眼镜倒舒展下来，一面给我解释，一面朝黄姑娘微笑，黄姑娘也大方地回望过去。

他们心意相投。刹那间我猜出了他们的秘密，心里仿佛有一株嫩芽猛然被掐断了。

我太小了，长得太慢了。我懊恼地想，她永远比我大四五岁，看上去那么光滑、饱满、发着微微的亮光。

晚上吃饭的时候爸妈又开始八卦。

“你还不知道吧，谭院长家的晓娟，真的看上梅眼镜了，今天专门来找我呢。”妈妈很自豪地说，仿佛她有发放某种通牒的权利。

“晓娟？长得尖酸刻薄的，不好看！”

“你懂什么？谭院长有关系，以后能把梅眼镜调到县城的中学去。”

“以后的事，那是驴子头上吊的胡萝卜，谁说得清楚？再说我听说梅眼镜喜欢那个小黄呢。”

“小黄？就那个主持人吧，那姑娘我不喜欢，一看心就野，知道自己长得有点姿色，骄傲得很。”

“反正梅眼镜也骄傲，那不是正好！”爸爸戏谑道。

“你就知道跟我抬杠！”妈妈气呼呼的，“你啥都懂，昨晚的杠上花你怎么没整明白？” 

正当暑假，中考已经结束，学生们全部离开了，老师们或回老家，或在外面茶馆打麻将，大院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人。池塘里密密麻麻的水浮莲开得越热闹，就越发显得寂寞。树冠深处的蝉拖长了声音，让炎热的下午听起来更加漫长。

黄姑娘穿着淡黄色的衣裳远远走过来，沿着屋檐走到我窗边。听说她中考发挥得不好，没能考上县一中，只得去读职高，老师们都很失望。

“嗨，”她的语气，仿佛我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你知道梅老师去哪儿了吗？他的门关着。”

我摇摇头，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她的眼睛垂下来，像一盏小小的火，黯淡了。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我忽然不知怎的，把那本《普希金爱情诗选》递给她：“这是他的书，你要吗？”

她朝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是明亮的、骄傲的、闪着夏天晚霞般强烈的光：“不用了，谢谢你。”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姑娘。

入秋时，梅眼镜结婚了，他的门上贴着红红的双喜字。

干嘛要娶晓娟呢？我愤愤地想，梅眼镜也这么势利！在我心里，只有那种柳叶依依的女人能配得上他，晓娟却是一株刺人的灌木。她精瘦，嘴角有一颗痣，看人的眼神总是带着警惕，烫着方便面似的卷卷发。我不喜欢那种头发，看上去一股塑料味。

婚后，他就搬到镇上卫生院的职工房里住去了。过了不久，镇上的人就都知道了他和晓娟经常吵架，甚至动手。

有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睡醒一觉，忽然听见隔壁有动静。起初以为是妈妈打完牌回家了，忽又听到男人的声音，竟是梅眼镜。

我一下子睡意全无，尖起耳朵偷偷听着。梅眼镜先是不好意思，说这么晚了来打扰。他似乎受到了惊吓，声音有点抖，又很寒冷，爸爸给他倒茶，他的声音才慢慢热了起来，有些激动。

“杨老师，我真的太痛苦了，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她有点轻微的精神分裂，只是以前不怎么明显，现在，我却像火上浇油一样，一下子把她激起来了，我后悔了，想离婚，她却死活也不同意。”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听见梅眼镜连连地说，在黑暗中像是来回反射的回声。

妈妈也听到动静，从牌屋那边过来。她劝慰梅眼镜，“夫妻没有隔夜仇”，又说了什么，梅眼镜一下子激动起来：“她拿刀啊，拿刀啊！”

我很担心他，想去看看他，但黑暗像凝固的大雾笼罩着我，我害怕走过去，爸爸、妈妈、所有大人、有光的世界，会发现我心中幽暗的秘密、他们不可能理解的孤独。

梅眼镜告辞了，爸爸要骑摩托载他回去，他却连连说不用。我轻脚轻手地从床上走下来，隔着百叶窗，我看见他在月光下摆摆手。我脑子里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算了吧，让他自己走走，冷静一下。”妈妈说。

我去县城上中学，周末才能回家。有一次回来，发现家里多了一箱书——梅眼镜辞职离开了小镇，他把书留给了我。

大家叹息了一阵，但都能理解。在这么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有点想法的老师，要么各找门路调到县城的学校去，甚至降级当小学老师也愿意，要么就辞职下海。只有爸爸和谭叔，在学校工作了十多年，每个月拿着八九百块的工资。

梅眼镜想和晓娟离婚，但晓娟非逼他拿10万块钱出来才同意。10万块钱，天文数字哦！

“他就还想着他以前那个学生，那个小婊子，他以为我不知道。”晓娟恨恨地跟妈妈说，“我也是黄花闺女嫁给他的，凭什么？我就让他出去挣。他骗了我，我不会让他好过！”

起先，晓娟的工作是在卫生院临街的药房抓药，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差，就像一头困兽，要跟周围所有人撕扯，跟每个买药的人都能干上嘴架。梅眼镜走后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工作就不干了，也不好好歇着，经常跑到茶馆里打麻将。人人都说，那个晓娟啊，不得了，一输钱就骂脏话，连男人听了都脸红。

有时候，她也会变得格外安静，人坐在药房外面的长凳上，对着来往行人嘻嘻地笑，喊他们：“眼镜儿，你进来坐坐嘛！”

妈妈经常叹气：“我当时不该给她说媒就好了，可她三番五次来找我啊，说她很喜欢梅眼镜，喜欢得不得了，喜欢死了。”

院子里的住户又走了两家，凑不齐人打麻将了。那两家都是去县城买房的，宁愿每天上班来回奔波，也不愿意继续住在学校里。我也去县城上学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吃了晚饭，妈妈只好呆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消磨时间。妈妈开始慢慢感觉到，小镇的生活越来越窒息、没有生命力，有时候她会突然黯然神伤。

晓娟生了一个男孩儿，但梅眼镜并没有出现。

有一天，学校里呜呜开进一辆人高马大的警车，警察在校长办公室问询了一个多小时。梅眼镜涉嫌贩毒，被抓起来了。

许许多多故作诡谲又似是而非的传言，像风里的炊烟一样扩散开去。有人说，那个一副书生样的眼镜，看不出来哦，听说是在老家屋头藏了白粉，警察现场搜出来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栽赃，本来想合伙做生意，不知道别人把那东西放在自己身上了——这也说不准，他那么自命不凡，谁敢保证潦倒多年之后，不想暴富一把呢？

也是在那些传言里，我才知道梅眼镜老家是山里的，他从小没了爸爸，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家里原本很穷，只有一爿泥巴墙的茅草屋。警察去他家里搜的时候，家里刚刚起了新房子，还在粉刷墙壁，老妈看见穿制服的人来，还以为是儿子的朋友，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喝口茶。警察把东西带走了，她还站在门槛上高高兴兴地说：“等家里房子修好了，你们再来玩儿。”

“他肯定是冤枉的。”我笃定地说。

爸爸抬起头：“未必，人心叵测，谁能说得清楚。”

“我就是知道！”我大声跟爸爸争辩，“他喜欢看书，喜欢看书的人不会卖白粉。”

“你还小，把人想得太简单、太绝对化了。”

我打开那本《普希金诗集》胡乱翻到一页，那上面写着：

为那个可怜的轻信的灵魂，

为那些一去不返的岁月的甜蜜记忆，

我既没有流泪，也没有受责备。

我睁大眼睛看着那些字，在我早熟的漫长的少年时代里，只有他能理解我对这些字的感受，我只认定了他是朋友，比朋友还多一点点。我的泪水滴到书上，沾湿的字变得格外肿大。

生完孩子没多久，晓娟变得更疯了，她走在大街上会突然脱衣服露出乳房，要给周围的人喂奶。她妈用铁链子把她拴在家里，但她总得去茅房。有天夜里，她去上茅房的时候，滑进了家后院的井里。

再听到梅眼镜的消息，已经是2008年了。

汶川大地震不仅震荡了山河、房屋，也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北京读大学。等我寒假回家，爸爸给我讲地震时的情形，起初他还像在讲故事似的，后来就哽咽起来，那是从小到大，爸爸第一次在我面前手足无措地哭泣。

爸爸说，全市的学校统一规划重建，镇上适龄的孩子越来越少，市里决定统一划片，集中办学，周边三四个乡镇的学生都被并到邻镇另一所学校里了。所以，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学校，马上就要拆掉了。据说镇政府打算把这片地卖给一家磷肥厂，那些教室，也许可以改造一下做厂房。

池塘要填掉，水浮莲都被割去，木芙蓉也会砍掉。

爸爸看我惘然若失的样子，忽然想起了重要的事：“你还记得梅眼镜吗？我上个月在竹溪公园里碰到他了！”

梅眼镜进去第一天，就被号子里的人狠狠揍了一顿，先来后到，他得给每一个“前辈”刷马桶。后来，老大有天发脾气，说在这里关着，人闷得都要生蛆了！他灵机一动，机会来了！他开始没事儿就给老大讲故事，摆龙门阵，反正他那张嘴能上天入地，白天讲时政社会，晚上说聊斋志异，各种神侃，把老大迷得团团转。老大本来憋得慌，碰到他这么个人才，马上拜了兄弟，后来也就没受什么罪。出狱的时候，老大依依不舍，说兄弟你走了，我又没有伴儿了，你要再住段时间，那该多好啊！

出狱之后，他尝试了些门路，但都不太成功。他在成都遇到一个女富商，那个女的也很爱他，提出只要跟她结婚、以后都听她的，她就把家业交给他，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梅眼镜没有同意。他开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回镇上看过一次晓娟留下的孩子，留了些钱，也没有回学校看。

地震之后，人心惶惶，梅眼镜忽然开了灵光，开始在县城的竹溪公园里给人算命。

他长得高挑，这些年过后，脸型更加瘦削，眼睛深沉黝黑，倒是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样子。刚开始，他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不好意思去央求别人，不言语的时候，似乎在凝神想很久远的事。

或许是他命里带桃花，招女人喜欢，起初有几个中年女人找上来聊天，多半是诉苦：老公不着家，孩子不听话，打麻将输钱，余震还没完没了的，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他就陪她们聊，顺便算一卦，那些女人吐了半天苦水，也就不好意思不掏钱——嘿，他说得还真那么回事！

一传十，十传百，来问卦的人就多了起来。

这一开了口，梅眼镜顿时容光焕发。他算命要先从《周易》开始讲，观天地而察乾坤，断吉凶后定人伦，问卜者听了这些一头雾水，更加心生敬畏起来。他再娓娓道来，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推复往来，似乎满手都是缥缈的命理，蕴含着某种仙气。据说我们当地一位官员也去了，对他赞不绝口，说先生是学者型算命，不比那些江湖骗子，这是国粹和玄学的融合升华。

他的名声渐渐扬开了，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你要不要去看看？”讲到这里，爸爸居然有点兴奋，“他现在已经不在竹溪公园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干脆开了一家工作室，就在罗汉寺东门外卖香火贡品的街上。”

“算了吧，”我小声嘀咕，“见面多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的，你以前那么喜欢他。”爸爸脱口而出，“喜欢”二字让我心里一惊——难道爸爸早就看透了我的秘密？

我是偷偷跑去的。那家店就在城里香火最盛的罗汉寺边上。深绿色的牌匾上用小楷写着“易理堂”三个字，显出跟旁边那些卖花花绿绿香蜡纸钱的小店不同的风格。香客先去问一卦，测定吉凶再去求神拜佛，多么顺利的一条龙服务。

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扶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从里面刚走出来，就有一个穿裘皮上衣的女人又走了进去，她化着浓妆，却遮不住脸上的愁容，她蜷缩在毛茸茸的衣服里，像一条狐疑的母兽——这些都是他的顾客，他们好像都在尘世中受到了某种惊吓。

我迟疑了一会儿，铺面深处黑黝黝的，终于没有走进去。

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国家机关公务员。这一度让爸爸妈妈在亲戚面前长足了脸，妈妈逢人就说，我没让家里多花一分钱，就找到了铁饭碗。

可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守着这个安稳的工作，只将文学作为个人爱好。但那时候，我没有认识到的是，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安全的隔离是不可能的，它像一颗种子埋在心中，它带来温馨的甜蜜，也带来难以忍受的痛楚，一旦这种痛楚萌动、发芽，就会驱使人走到他命中注定的路上去。

2018年，我决定辞职，去做文学编辑。

妈妈大惊失色，我把这些年的心路历程统统讲给她听也不管用，她甚至拿断绝关系来威胁我。

过了几天，妈妈的态度渐渐回转，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奇怪。

“你猜怎么回事？”爸爸偷偷告诉我，“你妈去找梅半仙算了个命，半仙说，你换工作是大吉。”

我笑出了声：“我真要感谢半仙。”

“他还记得你呢，算完后一分钱都没收。”

我笑得眼角有点湿了。

我想起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去找梅眼镜，告诉他黄姑娘下午来找过他。他听罢，靠在椅子上，把眼镜摘下来，脸上露出像跑过马拉松那样的疲倦的神情，一句话也不说。

院子里起了很大的风，木芙蓉和水浮莲的叶子飒飒作响，偶尔还听得见一片青瓦“砰咔”一声在哪个角落掉下来，昏黄的灯光在回廊里摇摇欲坠。

我自言自语：“看来今晚会下雷雨了。” 

“也许会吧。”他忽然说，声音冷冷的，却像诗一样连绵不绝，“会落许多芙蓉花，那些花会漂在黑色的水上。” 

我感到有些不安，四下里望望，房间里乱糟糟的，只有他桌上的书精神抖擞地站着。风又过来，更急一些，糊窗户的白纸一头忽然落了，顺着风的方向呼啦啦地卷着，仿佛要沉入夜晚浓黑的深潭之中。

我心里充满了肃穆的悲伤。

编辑 | 许智博

水 心

白日梦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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