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连直播睡觉都有人赠送礼物，但现在他在平台上绞尽脑汁讲段子，很多观众都无动于衷。网友的热情像是被彻底透支了，他作为外国人具有的优势地位，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和李恪见面之前，我只听说了他的俄文名字是“瓦夏”，这是个俄国人的常用名，叫这个名字的人，在任何一家俄罗斯餐厅都能碰到一两个。介绍人向我透露，“这个俄罗斯小伙子中文讲得非常流利”，我的脑海中便闪现出几年前在网络视频上模仿各地方言的Mike隋。见面安排在学校体育馆一侧的“当绿”咖啡馆，我握住了瓦夏伸过来的右手，听到几句过于地道、以至于有点夸张的北京话，意识上突然有些错乱。他刻意的“显摆”有些过头，使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快。我喊他“瓦夏”，但他纠正了我：“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恪。”“李恪”这两个字听起来方方正正，很难和面前这个棕色头发、褐色眼睛的俄罗斯人发生关联。喝了会儿咖啡，他问我知不知道“李恪”是个历史人物。我心虚地摇头，他突然有些得意，说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本来能做个好皇帝，却被长孙无忌陷害，惨遭杀害。没想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竟然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惭愧，更觉得不自在，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解，目光却落在了别处——我有些懊恼，真不该请求同学帮忙找“语伴”，他的中文已经这样好了，哪还需要和我互助学习语言？然而没过几天，李恪主动联系了我，约我去三里屯的一个酒吧。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和其他外国年轻人一样，喜欢过夜生活。之前我曾陪几个同校的留学生去过三里屯的酒吧，外国人对中国的“酒吧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酒吧只对中国人收费，而对外国人完全是免费的。结账时，身边的留学生朋友直接走到店门口抽烟，只有我一个人在收银台等着扫码付账。这条行业默认的“规矩”，让我有些不爽。于是我找了个理由拒绝了李恪。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再次向我发出邀请。我碍于面子，只好坐车去了工体附近的一条酒吧街。李恪从里面出来时，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红色领结。我这才弄明白，敢情除了在理工大学读硕士，李恪课余时间还在这家酒吧打工，他邀请我来，是要请我喝一杯。窗外的暮色还没有完全爬过工人体育场翻越到马路的这一边。李恪端着托盘，把一杯“蓝色玛格丽特”放到了我面前，提高嗓门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先喝这第一杯。”我已经渐渐适应了他这种花式秀中文的做派，笑着接过了酒。没和我聊几句，李恪就跑去招呼新入座的客人了，弯腰笑的时候，他的眉毛变得又弯又长。再回来时他告诉我，三里屯这里的酒吧不少于200家，而他先后在其中的4家做过服务生。来中国之前，李恪很少离开他的家乡伊尔库茨克市。这座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的城市，仅有62万人口，每年的夏天和冬天，李恪都会和弟弟坐在爸爸从朋友那里买的二手“拉达”里，去几十公里外的贝加尔湖附近游玩、打猎。那里的空气弥漫着草叶的新鲜气味儿，湖水比酒吧里的“蓝色玛格丽特”要清澈得多。去贝加尔湖几乎是李恪青少年时代唯一的消遣，直到大三申请来到中国交换，他都没有去过家乡的酒吧。并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像李恪那样，晚饭之后不去酒吧和迪厅找乐子，而是选择在图书馆过上几个小时。他只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物质消费上必须要比别人小心翼翼很多。李恪的母亲在生弟弟时去世，而父亲又是一个过于“典型”的传统俄罗斯男人，喜欢喝酒和女人远胜过在木材厂做搬运工。李恪有一个姑姑在下诺夫哥罗德开超市，他和弟弟的学费大半来自姑姑的资助。高中暑假时，李恪去姑姑的超市打过两次工。超市规模很大，一共有18个收银台，24小时营业。李恪给我看过一张他的工作照，他穿着蓝黄色拼接的工装，坐在电动叉车上，叉车举起了几个装着大宗商品的货箱。李恪曾经想，以后大学毕业了也要在伊尔库茨克开一家同样规模的超市——那是他当时最大的梦想。不过，开超市的想法在他考上大学后逐渐变淡了。李恪大学读的国际关系专业，大三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在重庆一所大学交换了一年，接着又申请到政府全额资助的留学项目，来北京读硕士。在中国的这几年，李恪除了越来越能吃辣，对于留在中国发展这件事也越发坚定了信心——他曾经在重庆的肯德基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生，时薪18元，而他弟弟在伊尔库茨克的一家肯德基做小时工，时薪是90卢布（约合人民币10元左右）。俄罗斯的经济让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李恪父亲所在的木材厂被卖给了德国的企业，周围好几个邻居也都移民到了北欧的芬兰、丹麦，而他姑妈家更是早早规划，两个孩子中学时就被送到了美国。就像中国小城里留下了很多“空巢老人”，如今伊尔库茨克留下来的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都去了大城市或者国外，寻找更多挣钱的机会。我询问过李恪来中国后做的第一个兼职，他诡异地对我笑着说：“你肯定猜不到。你们中国人太狡猾了。”他告诉我，当时他刚到重庆不久，连解放碑都还没有去过，脑子里对中国人民的印象还停留在教科书里“勤劳”、“智慧”这些字眼上。一天，负责他们交流项目的中国老师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周末做两天兼职，有车来接送，住宿五星级酒店，给1000块钱，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全程不用说话，保持微笑就好。李恪从没听过有这样好的兼职机会，当时他已经学过两年中文，但听完介绍，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老师的话。他换上正装，坐上校门口来接他的轿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县城。车子开到一家工厂的门口，厂长和几个随从在那里迎接了李恪。李恪握着这个干瘦的男人钳子一般的手，忍不住用中文和他套近乎：“您好，先生！麻烦您等我，我真不好意思。”厂长听了他的话，有些意外。随后笑着说：“你的中文讲得很棒！不过，明天可千万不要再讲了。”在厂长的办公室入座后，李恪才明白，他此行的工作是给这家生产密闭材料的工厂当“托儿”。这家工厂之前与俄罗斯方面有合作，但近两年已经没有了往来。现在有国内的两家合作公司过来谈合作，为了显示工厂的“国际化定位”，老总特意派人找到了李恪来冒充“俄方代表”，见证签约仪式。这是一次李恪从没有过的兼职体验。签约那天，他面对满脸堆笑的中国人，只需要点着头致意，还要装作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实在是难受。饭店吃饭时，厂长站起来举起杯子，提议“要为俄罗斯客人干杯”时，李恪差点没有脱口而出：“祝我们合作愉快！”幸亏他反应快，用一句俄语脏话掩饰了尴尬。周围一张张脸都对着他笑，他觉得哭笑不得。这次兼职之后，李恪还被介绍干过两次类似的活儿：一次是给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当临时的“外教”，假冒来自英语国家的老师，和一个加拿大女孩一起见学生家长。他的英语带着些俄语颤音的影响，所幸家长中间并没有人听出来；相反，李恪介绍完自己后，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次，一家重庆当地的服装厂要拍摄内衣广告，通过中间人介绍找到了他，让他意外地当了一把平面模特。李恪从小就喜欢表现，在摄影师的指导下，他非常自然地摆出各种动作，他说，摄影师一直夸他“非常有台风”。他对这次兼职十分满意，后来把成品照片洗了一套，让回国的同胞带给了姑姑。 他曾问过一个给他介绍工作的朋友：“这个活儿中国人不也可以干吗？”对方告诉他，找他，主要是看中他这张欧美人的脸，中国人对国外的品牌很迷信，对外国人也一向保持仰望的姿态。这样的回答让李恪有些意外。不过他也隐约明白了，靠着这张脸，他在中国总能得到一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其实，李恪的长相如果放在俄罗斯本国，并不算特别出众。他的下巴因为营养过剩已经叠了起来，仔细看脸上毛孔粗大，也有不少麻点。可我把自己和李恪的合影发到微信朋友圈后，很多女生都在下面赞叹李恪是帅哥，“看着都下饭”。国人普遍认为“俄罗斯男生都帅气，女孩都漂亮”，深眼窝、高鼻梁、皮肤白皙，这些大部分中国人渴望拥有的特征，在俄罗斯其实是最普通的“配置”。李恪无法忽略周围人的赞美，也更加在意穿衣打扮。他在保持身材方面也特别自律，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学校的健身房锻炼。我和他约见面，一般会在理工大学健身房门口等他。健身房人不多，他常穿一条咖啡色短袖T恤，健硕的胸肌、紧致的腰部轮廓都十分明显。这几年，不少外国留学生频频在综艺节目上亮相。有一次我俩在食堂吃饭，电视上正好播放着一个叫《非正式会谈》的谈话节目，不同国家的帅哥围成圆桌，在中国主持人的带领下谈笑风生。李恪用筷子指着一个出现在屏幕上的男生，说那是他同学的同学。后来他又略有些不屑地补充说，自己也并不比他差。有段时间，他特别迷恋各种直播APP，我们一起上自习，他不再只是抱着书看，时不时对着手机里的小视频傻笑。我劝他学业上专心一点，他嘴上答应，却还是几次问我：“猛，如果我开直播，能赚钱吗？”他在一个比较火的直播APP上注册了账号，还请求我帮他绑定了他的银行卡、上传了护照的扫描件。他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散步时一直向我讲述着他要直播的内容，其间好几次强调“我中文说得好”，仿佛这是他进入直播界的利器。我私下里认为，做直播难以长期维持，况且现在直播行业也趋于饱和。但我并不想打击李恪，只得顺着他的思路，说他没准儿很快就能打造出个人的品牌，粉丝们会竞相给他送鲜花、豪车、火箭，而他可以用这些礼品提现，收入翻倍。李恪听得心花怒放，眼睛里流露出天真和得意，当即就表示要请我喝一杯，给自己打气。我本以为，像他这么浮躁，应该会对直播的效果失望。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李恪在直播完的当晚就兴奋地给我发信息，说有100多个人围观他的直播，1个小时下来，他收到了将近300元的礼物。我那天因为有事，没有观看他的直播（事实上，即便是有时间，我也未必会去看）。我带着几分敷衍地问他是怎么直播的。他哈哈大笑：“没做什么，我就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就低头写作业了。中间回答了几个问题，就有人给我送花。”网红经济的大浪拍得我晕头转向，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回应，说不清是大众娱乐太凶猛，还是我观念太旧，不能与时俱进。李恪对直播的热情大涨。他人很聪明，会在直播时别出心裁地吸引大家的注意。譬如他曾经直播教网友做俄罗斯的“罗宋汤”，开播没有多大会儿，就有几百个人过来围观。有人问他的鼻子是不是隆的，他开心地哈哈大笑。等到一群人看着他把自己做的汤喝完，平台上显示他收到的礼物可以兑换1400多元。隔一天，他又直播玩扑克牌，让网友猜他手里的两张牌哪个大哪个小，如果网友输了，他就怂恿别人“送豪华游轮”给他，如果他输了，他就给大家表演俄罗斯的rap。这次反响比上次更热烈，由于他足够热情，汉语也说得好，直播下来，收到了将近3000元的礼物。有一个女生从头到尾都在上面和他互动，接连送了好几波礼物，甚至毫不掩饰地在评论区喊他“老公”。李恪对网友的这种热情有些无法接受——他还从没见过这样疯狂的一群人。直播没有为李恪进军娱乐圈带来机会，平台上活跃的粉丝有时候可以上百，有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并且大多都不说话。李恪觉得自己像在对着空气微笑，自说自话。对直播的热情劲儿持续了将近1个月，他开始觉得疲惫了，逐渐改成了偶尔登陆。依然有粉丝给他送花，还有人打听他的地址，说想请他吃饭。他还真的去线下见了两次女网友，回来后跟我说，全程像是在接受别人的采访，一问一答，“超级没意思”。我问他，有没有对小姑娘动心？他哈哈大笑，并没有正面回答我。过了一两个月，李恪又联系身边的朋友，接起了“同传”的活儿。他在国际关系专业，偶尔导师也会作为嘉宾出席一些国际论坛，李恪因此得到过几次做同传的机会。学习外语的人都清楚，同传是个看似风光、实则辛苦的工作，和观众在电视剧《翻译官》里看到的有很大出入。开始翻译之前，译员需要根据对方发言主题，准备特别多的前期资料。翻译工作一般是两个译员交替进行，因为一个人的脑子实在没办法做到全程高度集中，工作20分钟左右就需要休息下。每个处于工作状态的译员，就会自动忽略周围的环境，听记发言者的讲话内容，然后几乎同时把相应的外语句子说出来。现场带耳麦的人如果仔细听，甚至可以听到话筒那头的压迫感。直到工作结束，译员紧张的情绪才会缓慢松弛下来。在“小黑屋”里做同声传译更能激发李恪的好胜心，他很少和搭档沟通。他包里有一个便签本，前几页潦草地涂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字母，都是他在做同传时的“速记”。遇到大型国际会议，李恪干同传每小时可以挣3000元左右。除了报酬，李恪也很享受在“小黑屋”里坐着的感觉，一是因为同传本身的挑战性，二来是在领导人面前的优越感——在场的人无论官职多高，都要依靠翻译们的工作。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者很少会迁就“小黑屋”里的译员。碰到一些讲话语速很快、不留任何时间给译者的发言者，李恪就会在工作间隙给我发微信，骂他们是“猪部长”，而那些满口说着方言的领导则更是连“猪”都不如。骂归骂，一进入到工作状态，他就什么情绪都顾不上了——大脑飞速地组织中俄文句子的结构，刚刚反应一下，半句话已经脱口而出。当然，也不能太赶，一旦乱了节奏，很可能丢失掉发言的部分信息。李恪的心理素质极好，那么多场同传“坐”下来，还从没有出现过现场出错的状况，他曾得意地向我炫耀，说这都是平时在健身房的运动带来的好处。不过，李恪并没有想过要把“小黑屋”坐穿。他像同龄人一样，渴望从工作中寻求新鲜感，同时又由于四处奔波感到心累。去年春天，我在俄罗斯查询博士论文的资料，他在北京半工半读。为了给弟弟攒够去德国留学的钱，他加快了做兼职的步伐，接连给几个翻译公司做兼职译员，白天领着旅行团去南锣鼓巷看北京胡同，晚上还要回到家里翻译医疗器械的技术文本。一次，他从海淀区去通州的一家出版社给一本书录制俄语音频。地铁上他找我聊天，给我发来了一句很陈旧的表达：“我快累得嗝屁了”。我看了，却笑不出来——他用了1个多月挣够了弟弟留学需要的1万多欧元，钱汇过去之后，他几乎大病了一场。那时的李恪说，他想赶紧毕业，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这样每月都有工资领，就安心了。硕士即将毕业的时候，李恪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做外贸。我从俄罗斯回来，带了他们的鱼子酱和蜂蜜去找他，他正在宿舍里收拾衣物，准备月底搬到租住的房子里。整理完东西，李恪说要给我看样东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俄汉双解词典》，翻到某页，取出一张银行卡，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里面有17万存款，是他这些年自己攒下的。我不由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在我的印象里，大部分俄罗斯人并没有储蓄的观念。李恪听了我的夸奖显得很激动，说自己要做一个够资格的“北漂”，接着又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银行卡。读书期间，我曾经将网上的俄罗斯人短视频合集给李恪看。就像普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那样，这些视频里的俄罗斯男人孔武有力，举止异常彪悍：骑狗熊、捅马蜂窝、悬在高架桥的内墙上搞涂鸦、大冬天凿开冰窟窿洗澡等等，场面搞笑且壮丽，在网站上获得了超高的点击量，飞过无数“战斗民族”的弹幕。一开始李恪盯着视频，几乎笑到岔气，看着看着，脸上又显出被侮辱的神色。他怏怏不乐，说：“妈的，这是丑化我们俄罗斯人！我们不是这样的。”他对于“贴标签”的行为充满了厌恶，认为所谓的“民族性”，很多时候都是偏见，是“污名化”。然而，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刚开始不久，就被领导“贴标签”了。李恪上班后，是负责海外战略部对俄贸易方向的跟单员，顶头上司尹经理40岁左右，不苟言笑，整个办公室也在他的影响下气氛沉闷。李恪生性活泼，在中国人面前也喜欢讲段子，因此办公室氛围随着他的到来热闹许多。尹经理每次走进办公室，都会朝李恪的工位投来复杂的目光，李恪并不像中国同事一样懂得“收敛”，反而傻笑着面对领导的质疑，内心里一片窗明几净。没过多久，李恪就发现尹经理给他分配的任务突然增加了很多，不仅俄方项目需要他来负责，他还要和国内的工厂对接。有一天他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俄方的催款单，尹经理把一叠资料拍到他桌子上：“韩国那边要订两张机票，他们人手不够，你英语好，搞定它。”李恪气不打一处来。尹经理走后，有个文文静静的女同事悄悄对他说，尹经理私下表达过对他的不满，说他“典型的俄罗斯人做派，工作态度涣散”，“一定要找机会治治他”。这句话让李恪觉得委屈——毕竟，该做的工作他一样也没少做。他想都没想，拔腿就去了尹经理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尹经理黑着脸把那个女同事叫了过去。又过去了十几分钟，李恪还在电脑前头发呆，那个女同事回来了，上来就拍了李恪的桌子，大骂他：“你是白痴吗？你知不知道好歹？”李恪下班后给我打电话抱怨，由于在气头上，中文和俄语夹杂在了一起。我没等他讲完，直接打断他：“你为什么要出卖那个女同事？”他听我这样说，反倒很诧异：“她的话是重要证据，不可以说吗？”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听他继续絮絮叨叨地抱怨，内心却不由自主站在了他的女同事一边。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我猜想，他接下来在公司的处境恐怕要艰难了。果然，没过1个月，李恪辞职了。俄罗斯那边的客户急需一批配件，而中国并没有相应的生产厂家，需要从日本进口。公司让他拖住俄方，而他这时候又“犯二”，认为应当向客户讲清楚。最终，经过几次争吵，李恪背着“俄罗斯内奸”的骂名从这家公司辞职。此前因为“出卖同事”，李恪早已在办公室被大家孤立，走的时候孤零零的。对门办公室一个50岁左右的阿姨之前很关照他，总是见到他就热情似火地围上来，问他怎么用俄语讲“我爱你”。而这一次，阿姨看见李恪抱着一堆自己的东西离开办公室，也慌忙低下头去，看也不看他一眼。离职之后的李恪有些消沉，我决定放下手头的论文，去他的出租屋坐一坐。他租的房子在西二旗的一栋老居民楼里，门打开时，我先闻到了咖啡和烟的混合气味。房间里摆设非常整洁。这个9平米左右的房子没有窗户，台灯的光将他半个身子罩住。他开了两罐啤酒，递了一罐递给我，是超市里最便宜的“燕京”。我坐在他对面，听他吐槽在公司里遭遇的不开心。在他背后的墙上，以一种很艺术的方式贴了一些他和家人、朋友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做旧的世界地图，不少地方都用红色马克笔做了记号，应该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地图下面是一个飞盘，飞镖下面扎了厚厚的一沓纸。“那些……是发票？”我问。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带着无奈说：“嗯。以后也没地方报销了。”李恪很有紧迫感，他不能容许自己待在房间里只花钱没有进账。等待新工作面试期间，他又去之前的酒吧做了一段时间服务生，直到最终在一家中等层次的国际旅游公司找到新工作。新公司离西二旗“不算远”，地铁加公交，通勤时间大概1个小时。对于自己的新岗位，李恪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旅游公司不同于之前的国企，办公室都是年轻人，工作节奏紧张也活泼。他负责俄罗斯旅游线路的运转，对于他来说，工作内容既熟悉，也充满了挑战。他有一次给我发语音信息，说他在贝加尔湖的旅游线路上取得了大突破，承包了一个大公司的团建活动，这样他也可以跟着免费回家探亲了。可就在李恪自认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盆冷水猝不及防泼向了他：一次莫斯科旅游的项目刚结束，几个用户不满在俄罗斯期间遭遇的乱收费，举报了旅游公司。老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带团的李恪吃了“回扣”，将他从公司开除了。直到我再次见到李恪，他也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投递了新闻传媒、教育培训、投资理财好多个方向的企业，对方一见他是外国人，多半不会通知他面试，终于有两家公司决定要他，在谈薪资时又出现了分歧。姑妈提议过让他回去帮忙打理超市，被他果断拒绝了——他暂时还不想回俄罗斯，那样时间长了中文也忘了，到时再想来中国找工作就缺少优势了。失业没多久，李恪便从二手交易网站上购买了一套专业的播音设备，又搞起了“直播”。不过，直播行业早已经迭代，以前连直播睡觉都有人赠送礼物，但现在他在平台上绞尽脑汁讲段子，很多观众都无动于衷。网友的热情像是被彻底透支了，他作为外国人具有的优势地位，已经越来越不明显。我翻看过李恪在“抖音”上的一些视频，他的表情很有张力，懂得怎样用15秒的时间找准重点，吸引人注意。有一个点击量1.1万的视频，直播内容很简单：李恪点燃一支烟，开始仰起头全程吐烟圈，每个烟圈都是完整的，停留在空中一段时间才消失——似乎通过这些烟圈，李恪和网友们同时体会到了无聊。我自己没办法理解那些朋友圈里分享的表演吃一桌子螃蟹的视频到底有什么意义，李恪大概也知道我的好恶，很少分享自己的直播给我。一次他发给我直播链接，我点开，看到他正在给人讲一篇俄罗斯学者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很喜欢那个作者的说理方式，曾专门给我分享过。可观看直播的观众不到100人，没人说话，李恪读到关于中国留守儿童的介绍，试图用夸张的语气表达作者的愤怒，他不时地去瞥右上角关于听众人数的提示，看到人越来越少，他的语气也跟着低沉起来。其实他自己也明白“直播”这种在他们俄罗斯并不时兴的产业是怎样运行的——这种靠注意力带来的经济，并不能持久，一阵风过去，先前的关注点就像沙子上留下的脚印，被抹得干干净净。因此他有时候会很焦虑，想着怎么趁着风没过去，攒一批忠实粉丝。在李恪的直播间里，有几个人会经常在上面打招呼：“来了。”另一个人回答：“你也在啊？”好像办公室走廊里互相打招呼的同事。但大家并没有更多交流，一般也不送礼物，有的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只有那个当初和他一起吃饭的女生还经常在线。有时候她会上来发一句“老公我来了”，有时候全程不说话，应该是在忙工作，但仍旧隔三差五送礼物。李恪有时也在直播时特意和那个女生互动，内心里有些怕她不再上来，那样的话，送礼物的人就更少了。可每次收到礼物，李恪又觉得过意不去，如果是在现实生活里，他想那女生应该早就不和他联系了。我最近一次和李恪见面，是在他从一个电视剧的片场回家的“路上”。电视剧拍摄地点在顺义，他几经周转，考虑到夜里坐地铁回不到住处，打一次出租车又几乎要把挣的钱花光了，于是他径直来到了我们学校，在操场上睡了一晚上。我从没见过身边哪个同龄人为了省钱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大早我跑去见他，远远看见大太阳底下，他双手撑着身子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疲惫的眼神，落在几个练太极拳的老年人身上。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问他：“当电视演员好玩吗？”他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不过就是在镜头前晃了几下，大部分时间是等，连一句台词也没有。”群众演员这个兼职是直播平台上一个粉丝介绍的。影视公司要拍摄一个商战题材的电视剧，李恪去饰演某个外国老板的助理，负责递文件、开车门，将近一天的时间，挣了两顿盒饭、400块钱的报酬。我请他在学校食堂吃早餐，感觉他先前的锐气被挫伤了不少，变得沉默而迟钝，几乎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想找点什么话题，让他开心一点，便问他，直播的粉丝积攒多了，以后是不是有可能转到影视娱乐圈？他放下手里的筷子一脸淡然地笑了，仿佛我是个幼稚的小孩子：“想什么呢？北京是个大城市。”不过，去地铁站的路上，李恪又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他告诉我，大不了就回老家干超市。魏公村的三环路上，车子又堵起了长龙，一个骑着单车的大姐夹在了车流中间，大概是无聊，她一条腿跨过来支在地上，带着点儿好奇朝我们看过来。李恪还像任何一个新来的外国人一样，脸上露出了笑容，跟她打招呼：“你好！”编辑 | 许智博点击联系人间编辑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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