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求发展、对薪资的要求也不高，我作为一名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去当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学了7年的专业，已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
2017年3月，我接到了R校的实习电话。在找工作路上苦苦挣扎了这么久的我，终于绝处逢生。在此之前，我侥幸进入过一家公司当管培生。从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就没什么人和我说话，也没什么事交待我去做。说什么呢？公司内的事务？“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懂。”做什么呢？“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会。”这是与领导刚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就决定了的。“小齐，学什么专业的？”“学历史的。”“哦。”领导先是疑惑，继而恍然中又带着点同情。我懂他的意思，可又能怎么办呢？自己已读到研三了，吃了26年闲饭，哪还有脸接受家里的接济。而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即便少数进入面试，也总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学以致用”，可当面临毕业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历史”该怎么用。读大学时，见上一届师兄的工作迟迟没个着落，出于恐惧和逃避，我选择了考研。当然，同学中也有不想逃和没逃掉的。师妹林蓉就不想逃。那年月，教师资格证还不需要自己考，正常毕业就能拿到。对女孩子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不低，工作环境也较安稳，我本以为她毕业后会进学校当个老师。可林蓉却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当老师。”——就是因为薪资太低。林蓉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父母平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供3个孩子读书实在不易，她亟需养活自己。而当初林蓉之所以会进入历史专业，是服从专业调剂的结果——这已是大学中的常态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为了保证录取批次，历史永远是填报志愿时的“保留项目”。大学毕业后，林蓉直接去省会H市做起了房地产中介。当时正值房价一路走高，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而房地产中介门槛低、易上手，薪资全凭业绩说话。林蓉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这几年，什么样的奇葩顾客我都见过。咱们学历史的，不说有多聪明，但是人心里面那些个小九九，玩的那些个花样，一清二楚。只是不说罢了。”这可能是历史专业带给林蓉的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如今，林蓉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4年。我问她：“准备一直干下去吗？”“想着换个职业，干中介太忙了。”经老家人撮合，林蓉与老乡兼校友张聪蛮准备今年结婚，“实在不行，就当老师去。”她开玩笑说。我没有林蓉那么大气，她也比我们这些学长更能放得下看得开。毕竟，林蓉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待在“历史”的坑里不出来。而我和阿伟，则是典型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下”的人。大三时，我们都决定通过考研来逃避就业，只是阿伟没能逃掉。考研失败后，他回家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在阿伟眼里，公务员还是要比当历史老师来得好一些。“你不知道，原来觉得和我们差不多的文学专业，能考的岗位比我们多不少呢！”阿伟边和我吐槽，边开启他的第3次公考之旅。阿伟告诉我，公检法、税务、财务都不招历史专业，连档案馆、博物馆也开始招聘专业更加对口的大学生。只有在一些小城市，暂时还未对这些岗位做具体设限，历史专业尚能报考。千军万马走钢丝，对学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更准确一点。直到2014年9月我研究生入学后，阿伟来H市开会培训时，才告诉我他已经考入S市下的区文化局，用阿伟的话说，“S市啊，晚上7点，街上的店铺就差不多全关门了。”但这却是他8次考试中，难得考中的一个岗位了。虽然被赶鸭子上架，阿伟终究也算站稳了阵脚。我呢，考上研究生不过也只是逃得了一时。如果我能像林蓉那样不在乎，加上薪资不低，公司不错，或许我会对自己难得应聘上的那份管培生工作甘之如饴；如果我像阿伟那样认定公务员岗位，加上“211”硕士学位的那么一点优势，或许我也会提前准备公务员考试。但7年的历史专业，已经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最终在3个月后，我接到了那个电话，立刻提了辞职。“由于你的笔试成绩和一轮面试成绩都很好，经校长室研究决定，让你来校实习一段时间，再进行教师试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那天，手举着电话，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说错一个字，“愿意，愿意。”R校是省会H市公立中学里的佼佼者，去年中考还拿了第一。实习第一天，学校什么样、教室什么样，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程校助对我说的：“小齐，我们对你的简历比较满意，A大的历史高材生，专业素养也非常优秀……”我虽然知道他说的是场面话，但我没有从他那里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轻视、不屑和同情。“决定了，当老师吧。”我开始跟着盛峰老师实习。头一次见到盛老师，他正背对着我，在电脑里做下一节课的PPT，办公桌上堆着课后作业、听写本，倒也不凌乱。“盛老师，这是我们学校新招来的老师，上岗之前还麻烦您多带带他。”听到招呼，盛老师忙转过身站起来。他中等个头，身形消瘦，穿着一件老式衬衫，搭配洗得有点发白的牛仔裤。“好的，好的。”他边说边给我搬来一把凳子，让我坐下，“别拘谨。”5分钟后，盛老师拿起书本，戴着耳麦，在裤腰上挂上扩音器，招呼我一起去教室。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可是天大的本事。跟着听了3天课，我开始理解盛老师为什么要戴“小蜜蜂（扩音器）”了。这个年级只有他一个历史老师，一个班一个星期两节课，一个年级7个班，14节课，每天平均下来快3节，比主科语、数、英老师的课时还多。不仅如此，盛老师还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一个社团的指导老师。要长时间保持每天2个小时、且声音清楚、洪亮的稳定输出，实在不容易。每次历史组聚餐，从没见盛老师喝过酒。问别的老师才知道，他因为说话太多，嗓子出了问题，还做过手术，想好好养着、留着嗓子给学生们上课。盛老师每天早上7点左右到校，陪学生早读，之后回办公室备课、查资料、写教案、批改听写本，中间去班里转上两三趟，遇着学习不认真的请来办公室谈话，一上午的时间都未必够用。中午陪着学生在班级吃饭，下午上完3节课，开始批改7个班的课后作业。一个班平均50个孩子，就是350份作业。身为指导教师，他从没让我帮他改作业，端茶递水跑跑腿什么的也都不让我干。他茶杯里的茶叶越放越多，提神效果却越来越弱。偶尔，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的时候，只剩下我敲击键盘写毕业论文的声音，走近盛老师的办公桌一看，他正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打着鼾。5点半下班，7点半盛老师才带着儿子走出校园。他年近40，孩子刚上五年级。听说此前，盛老师本是临近市县的高中老师、县教研员，还拿过省“说课大赛”一等奖。来这里就是为了儿子的教育（教师子女可在自己上班的学校读书）。历史组在一起聊天时，才知道类似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有的在原来学校已经预备提下一届副校长了，来到这里也不过是普通老师一个；有的在教育机构工作，进学校前年收入20万，来了R校等于重头再来；而盛老师也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好不容易在这里凑了一个首付——如果买的地段较好，就得搭上自己的老底。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唯一聊以安慰的，大概就是能省下来一笔优质学区房的钱了。“当老师，撑不死，饿不着。”在学校时间久了，我才知道老师之间也是有贫富差距的。比我早一年进来的小郑就是个例子。学校里的很多“门道”和“弯弯绕”，他都清楚。小郑在小学部教数学，还当着班主任，和我一样大。在我刚进学校时，他已经自己买了车，还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后来经常一起打球，小郑才慢慢跟我透露了他的“秘诀”：“像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每个月工资才2000多块，加上绩效，一年下来也不过八九万。当个班主任，每个月也就多发几百块钱。不赚点外快哪行？”“现在教育局管得很严啊！”小郑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扭头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说：“今年我带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有的家长给我送来一箱剑南春，有的不光送了酒还送了盒白茶，还有5张购物卡，每张卡里都有1000块钱……”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部并不少见。孩子还小，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多照顾一些。于是，像借着送书，在里面夹些钱或卡；明明家就在学校边上，还寄快递到学校让老师收；放学约老师出来喝茶、吃饭，再送个教学用得上的“小玩具”；又或者，老师家里要装修，相关行业的家长就帮忙按成本价拿材料……这样的“门道”很是常见。家长有所表示了，小郑也自然对他们的孩子比以往更用心关注一点。没有表示的家长，他也没有听之任之。在小郑当班主任期间，每次考试，他所在的班级无论是优秀率、平均分，还是及格率，都是年级第一。另外，对于“有偿家教”这种教育局明令禁止的“红线”，他也不会违反——部分家长强烈要求小郑给孩子暑假补课，小郑推脱不过，最终答应下来，但全部都免费。“我怎么感觉，我们中学部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太富裕？”“也收，只是没那么多吧。我侄女在你们郭老师的班上，之前我送她2000块钱的购物卡，不也拿了嘛？反正如果按照干多少事拿多少钱的标准，我天天累死累活，从早干到晚，学校就发那几个钱，根本不够啊！”小郑有一套自己的“算法”。在学校里，精神奖励、颁发奖状，对学生仍有绝对的吸引力，但对老师来说，在这样一个二三线城市，一年只有七八万的工资，想要留住一个尽心尽力的好老师，实在太难——毕竟老师得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中考刚刚结束，家长们就早早通过关系，聘请市里知名高中的数理化生老师，在酒店里为自己的孩子补课。8万块，4个老师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在今天适用依然。“怎么就没人补习历史呢？”我小声念叨。“早上没吃药就来上班啦？在那做白日梦。”老魏开玩笑地说。2017年7月，在和学校正式签完合同后，我被安排和老魏一起搭班教学（在同一个年级，教不同班级）。如果说盛老师上课是春风化雨，老魏上课就和她这个人一样，直来直去，逻辑清晰、没有废话。10年前，老魏从临县的私立中学考进学校当老师，今年5月刚刚过完35岁生日。老魏长得小巧耐看，却一直没有成家。早些年，她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带完两届学生毕业，自己就给耽误了，学校里适龄的男教师早已成家，“没办法，我眼光高，单着也好，正好把小魏成绩抓起来。”小魏是老魏的侄女，靠着老魏的关系，在本校读小学二年级。小魏活泼开朗，玩心重，成绩自然好不到哪去。每次在家长群里公布成绩，老魏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为此姑侄间没少拌嘴，小魏经常被老魏搞得眼泪汪汪。虽说如此，老魏对小魏其实好得没得说。小魏父母在她5岁时离婚，父亲在老家，母亲自己单过，老魏就带着小魏过。“周末带小魏逛商场，给她买件裙子，花了我800大洋。”老魏给小魏花钱一直很舍得。我教的班里有位家长教古筝，老魏便托我打听学费。一个学期2000多块，还不包括买古筝的钱。老魏说：“好是好，就是太远了，周末接送不太方便。”5年前老魏就有驾照，只是现在也没买上车。没辙，最后给小魏就近报了个学费3000块的古筝班。老魏的钱包也一直没鼓起来过。“怎么还不发工资？”“今年绩效会不会多发点？”这是老魏日常挂在嘴边的问题。老魏也想过出去接点私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每个学期都会去教育机构兼职，再加上给一两个学生补习历史，虽说所得不多，也就2000多块，但算得上是一个月的工资了。但后来随着教育局下文，大力整治“有偿补课”，不少老师都被抓了包，老魏的心想不收都不行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3年10月底，省里印发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开始实施比照公务员待遇给予老师绩效补贴的政策，老魏的日子才没那么捉襟见肘。和老魏比起来，我的日子原要宽裕一点。不过，随着工作第二年、与走过4载的女友修成正果，买房、办酒宴、陪嫁妆、装修，不仅两家的底子都所剩无几，我们小两口的积蓄也被彻底掏空。今年年初，老婆怀了孕，家里就又要再添一口人。“医院体检、营养品、生产住院、月嫂，孩子的奶粉、尿不湿、衣服，长大后给他报兴趣班……”老婆一项项说给我听。从哪变出这额外的几万块钱？我甚至想过出去发传单。毕竟，能让历史老师挣钱的路子真不多，我很快就成了“第二个老魏”。“咱们干这行的，就别想着挣大钱。要不走行政路线，要不走教学路线，只是哪一项都需要时间去熬。”老魏告诉我。“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偏偏是你最没钱的时候。”盛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我明白盛老师的意思。刚当老师不久，没有什么经验，短时间内很难教得好，也就没能力出去比赛获奖。更何况，虽然教师的薪资会随着职级的提高而慢慢提升，但是，每提升一级，不仅需要各级别的比赛成绩，更需要硬性的时间限制。盛老师教学15年才升为高级教师，这样的升职速度，和公务员比起来实在太慢。相比起在S市文化局的阿伟，作为为数不多的年轻男生，阿伟颇受领导重视。工作第2年，就被安排参与负责辖区内古村落维护和开发工作，从材料审批到施工进度再到现场把控，阿伟经手负责的越来越多，局长也开始带着他参与大大小小的私人饭局。工作的第3年，阿伟就凑够了5成首付，还被提拔成为科长。只是每次来省会H市，阿伟还是会感叹，“还是大城市好啊。”“阿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同在饭桌上的李超说。李超是搞学术的“天才”，大学本科是名不见经传的二本，研究生进入一本重点学校，博士考入老牌“985”，从大学就开始发表省级学术刊物，硕士时期发表国家级刊物，博士期间，甚至在《近代史研究》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博士毕业后，32岁的李超回到念硕士的一本学校教学，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每个月基本工资3000多，”但据李超说，其实平均下来，大学老师每月七八千总是有的。以后如果成为副教授，申请项目基金，一个项目的补贴少则几十万，多则一百多万——只是要想往上走，论文还是关键。那所大学看中的正是李超发表论文的能力。从讲师到教授，每人每年需要发表一篇核心期刊，外加一篇“211”学校的学报即可。但到李超签订合同时，就已被要求一年需要发4篇核心期刊。自从了解到李超每年的论文任务量后，我才突然对自己读研究生时看到的一个“怪现象”豁然开朗：那时候，我常常看到导师在聚餐喝完酒之后，留在办公室写论文。原来，那句“导师哪有时间指导你”并不是推辞。相较之下，成为中学里的一名历史老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齐，等你带完一届，可以申请个班主任，我再帮你问问，看看教导处缺不缺干事。”周芸在得知我的困境后，对我这么说。作为学校元老，周芸比大多数普通老师都更了解学校的各项事务。刚建校时，连教学楼的电路都没铺好，部分建筑仍然在建设中，周芸就开始着手学校的招生和教学工作。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总共10个班，两个年级的历史课，全是周芸一个人在教。“好多次加班太晚，学校上了锁，我都是从学校没封好的墙洞那儿钻出去回的家。”周芸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个师傅。我递简历的时候，就是她负责接收的；进学校后，又正好在同一个办公室；她还是我同校的研究生，算是师姐，自然更亲近些。周师姐在教历史的同时，还兼着教务处的干事。招生、组织考试、印刷试卷、学籍管理、学生档案、教师绩效考核等涉及到教学的事，都要经她的手。周师姐也善于与人打交道，学校里任何风吹草动，基本都瞒不过她。因此我私下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灵通”。教务处的日常工作琐碎繁杂，加上自己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尤其难带，渐渐的，周师姐在教学上也不免相对“放松”了些。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两头兼顾。“谁和老杨搭班，都得被他给累死。”一天，周师姐冲我抱怨道。老杨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有为，做事事无巨细，去年他们班成绩最好，在平均分上整整比周师姐教的班级高了两分。“你是不知道，他一个历史老师，居然还要辅导他们班的各科内容。这就算了，毕竟班主任要操心多些。可他没事就搞听写、布置作业，一个学生都不放过，也太‘负责’了吧！”这样的老杨，家长喜欢，学校喜欢，但和他搭班教学的老师肯定不喜欢——为了跟上老杨的步子，所有人都不得不和他一样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周师姐没法做到的。去年，周师姐本应跟着年级组一起升上毕业班，却在暑假前听说，她被留在了八年级。消息是由新毕业班的老师悄悄告诉她的，校领导甚至一直没有正式通知过她。我忽然想起老魏跟我说过的，“学校就是这样，某些方面没法说。老杨刚进学校的时候，成绩一直赶不上老周（周师姐）。后来有一次考试考得比老周好，你猜怎么着？校长居然亲自跑到办公室祝贺他，说他终于超过了老周。”老魏愤愤不平。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杨考得好，更因为老杨不用休大半年的产假，也不用花心思带孩子。其实老杨之前并不是这样。他刚进校的时候，对教学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我一开始以为，初中历史不需要讲得那么清楚。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老师们都着重给学生们讲故事，一节课轻轻松松就结束了。”回忆起自己刚来R校时的情景，老杨苦笑着，“直到后面考试成绩出来，我就开始有点坐不住了。”那时，老杨班的分数和周师姐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次考试有差距可以理解，后面反而扩大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不仅如此，更令老杨觉得难堪的事发生了：在第一学期期末的总结大会上，校长将各年级各学科各位老师所带班级的分数，排出了先后，明晃晃地放在大屏幕上。这让老杨更难受了。经此一役，老杨得出一个道理——成绩就是学校的命根，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唯分数论”才是正途。从那以后，老杨开始逐渐放弃有趣教学，大纲上不考的东西，一律不讲。用20分钟迅速结束课程，再用剩下的20分钟给学生练习习题。不仅如此，针对后进生，老杨还采取“盯人战术”，“点对点”突破。至此，老杨才变成了今天的老杨。然而，让老杨没想到的是，成绩固然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可历史成绩却并不一定——新学期的毕业班期中考试后，R校的成绩虽然依然领跑全市，但与第二名的学校差距极小。年级组将成绩系统分析后一看，语数英三门主科全面落后，要不是政史学科领先较多，R校这个第一名恐怕难保。成绩分析会上，跟商量好似的，从校长到教务处领导，都在有意无意地批评政、史学科占用学生过多时间。年级组长更是直言不讳：“政治、历史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山头，而不顾学校大局。”那次会议上，老杨第一次拍着桌子和年级组长吵了起来。但会后，校方依旧宣布：政治历史，非周末时间，一律不允许布置作业。今年年初，周师姐推荐我做了教导处干事。活不多，但每个月额外有350块的补贴，而且教务处很安静，中午也能有个休息的地方。老婆对此十分满意，因为在同期进校的同龄人当中，已有不少人被学校“赋予重任”，而我还在原地踏步，捞到个教导处干事，也算是一种“进步”。老婆和我同是历史系学生，读研究生时相识，对此她常说：“老公你得感谢我，感谢我当年把你从单身狗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我当然死不认账，但心里还是认同的。这些年，从我对同学同事的观察中，还发现了一个不算规律的规律——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夫妻俩都是历史专业的，总共有7对。而这7对中，100%会有一个人从事教育行业。而在大学里，我们班上除了有5位仁兄在班级内部解决了个人问题外，其他直到毕业都一直是单身。是的，我得感谢老婆的“救命”之恩。（文章人物均为化名）齐 楚 秦
误入历史但愿在历史的
行当里终老的老师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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