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走上没有硝烟的战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四）
首脑外交
大使是外交职务的一种称呼，全称应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使是一国家元首向驻在国元首派遣的等级最高的外交代表。他的言谈举止在派往国家有着特殊的影响，他的使命是维护与代表本国利益的一种对外活动，他所执行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大政方略的一项具体实施，因此大使的行为不能以个人身份去度量，而是作为国家发言人的角色出现。
国家大政方略又是由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所掌握，外交事务是他们管理国家的重要方面。首脑领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理念、执政能力、个人好恶、兴趣爱好等等，常常会影响到外交工作的开展，因此常有将“国家外交”浓缩为“首脑外交”之称。既然是“首脑外交”，那么派出国的大使就是自己信得过的，而且能够正确表述自己意愿的人，而大使要想履行好自己的使命与职责，就要不断地去理解、实施首脑、领袖们的意图。首脑、领袖与大使之间有着紧密的沟通与联系。
1949年10月，苏联驻中国首任大使罗申（背影）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1957年，瑞士联邦共和国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后与毛主席握手。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应邀与斯大林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大会。
1949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受到热烈欢迎。布尔加宁（右1）、莫洛托夫（右2）、王稼祥大使（右4）。
1950年2月14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
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接见苏联政府代表团。
1955年，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日本友人。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签字。
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少年儿童向胡志明献花。
1956年，毛泽东与陈毅、苏加诺在北京。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右）在欢迎酒会上。
1959年，毛泽东、刘少奇到机场迎接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并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972年，毛主席、周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3年9月，毛主席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毛主席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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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大使们
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主席，向来关注与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毛主席的智慧与才华在外交上，有着许多画龙点睛之作。他对问题精辟的分析、远瞻的见解，以及出人意料的创举，常常让世界叹为观止。
毛主席集体接见大使有多次：
1950年，毛主席接受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仪式之后。毛主席听说各位大使前来观摩学习这次呈递国书仪式的程序与规定，就让周总理安排与大使们见面。周总理将各位大使逐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当介绍到耿飚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喔，老乡来了。”接着毛主席又说：“长征时，我在你那里吃过西瓜，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
毛主席指的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甘肃东部的时候，10月初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到住在通渭县城的红军第一大队视察。大队长杨得志负责汇报工作，大队参谋长耿飚负责接待工作。耿飚到伙房一看，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待领导，于是就拿了几块银元到县城一家小饭馆定了两桌酒席。大家刚一入座，兴致勃勃的毛主席挥挥手连声说：“合兵、合兵。”当时管会师叫合兵。两桌在一起后大家频频举杯为红军顺利到达陕北而干杯。
饭后耿飚又搬上几个西北大西瓜来，毛泽东将辣子、米醋、酱油一起抹在西瓜上吃，边吃边说：“这叫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吃起来香得很哩！”周恩来也说：“这是五味西瓜。”就这样，这顿饭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周总理将黄镇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一边握手一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黄镇，你原先那个名字王士元不是很好嘛，改它做什么？”“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黄镇答到。毛主席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当周总理将姚仲明向毛主席介绍时，毛主席说：“知道，不就是那个‘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大作者么！”
当大家坐好后，毛主席和大家谈了起来。毛主席首先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形势与任务，并就为什么从部队挑选一批将军出任驻外大使一事解释说：“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干部。”
毛主席回答大使们提出不会外语问题时，说：“现在我们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人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呀！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朝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毛主席还说：“你们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擅长调查研究，出国以后要发扬在部队时的长处，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你们要学习宋朝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将当地的地形地物绘制成图，并将物产、风土人情弄得一清二楚，使以后与辽国的谈判时掌握了主动。”
毛主席还风趣地说：“将军当大使好，你们不会跑掉。”这句话蕴藏着毛主席对大使们的高度信任。
1952年4月，新中国第一次使节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大使们。毛主席听取了各位大使出使两年中的经验和体会，肯定了两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要善于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工作。
1954年7月，毛主席又接见了大使们，当时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回国短暂停留一个星期，在百忙中周总理还是安排正在国内休假的几位大使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当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王幼平时，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列宁很谦虚。”其他大使都不解其意，接见出来后大家纷纷询问王幼平，毛主席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王幼平告诉大家，事情是这样的：1954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30周年纪念日，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柯夫向王幼平谈了许多列宁谦虚、诚恳处事的故事，王大使听了后非常感动，将谈话摘要报回国内。从毛主席说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驻外使节报回国内的报告看得很仔细。列宁的那些趣闻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几位参加会议的大使。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就问在场的大使是否看过戴高乐的回忆录，当得知大家都没有看过时，就建议大家抽空看看这本书，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在谈到驻外使节向国内写汇报时，毛主席嘱咐大使要亲自动笔写，并询问写文章时是如何写的？有什么体会？大使们一致请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讲，毛主席就谈了写文章六字诀窍“思、谈、听、看、放、改”，在动笔前要做到前三个字，在写出初稿后要做到后三个字。另要注意一事一报，不要把几件事情写在一起，要开门见山，先写明事由，再加以叙述分析。好比看人，先看清他的面貌，再看他的手足、服饰……毛主席的一番点拨，不仅仅是教大使们写文章，而且是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事，使大使们终身难忘。
1958年，陈毅当了外交部长后，也如同周总理的做法，在大使们回国述职期间安排他们去见一回毛主席。毛主席向大使们谈了许多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如破除迷信、大炼钢铁、中苏关系、西藏问题……毛主席时而语气平淡，时而又慷慨激昂，时而谈古论今，时而又畅谈未来。大使们在聆听中获益匪浅，更多的是让他们去思考自己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去贯彻实施好毛主席的指示。
之后，分别在1964年8月和1965年1月，毛主席又接见了大使们。
1957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合影。时任驻苏大使馆政务参赞张伟烈（右4）。
1957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住处与随访的外交部礼宾司成员合影。王雨田礼宾司司长（左3）、韩叙（左1）。
1964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驻外大使。
前排左起：王炳南、陈家康、章汉夫；中排左起：耿飈、姬鹏飞、徐一新、张世杰、丁国钰、李恩求、***、董越千；
后排左起：杨守正、韩念龙、***、刘新权、柴泽民、郝德清、何英。
1964年8月，毛泽东接见外交部领导和驻外大使。
第一排左起：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陈毅、毛泽东、黄树则、董越千（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乔冠华；
第二排左起：耿飚（驻缅甸大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徐一新（驻叙利亚大使）、张世杰（驻尼泊尔大使）、***、李恩求（驻荷兰代办）、***、张越；
第三排左起：杨守正（驻索马里大使）、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谢克西（驻斯里兰卡大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柴泽民（驻几内亚大使）、刘春（驻老挝大使）、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陈叔亮（驻柬埔寨大使）。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交部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前排左起：王国权（驻波兰大使）、黄镇（驻法国大使）、潘自力（驻苏联大使）、毛泽东、朱其文（驻越南大使）、陈毅、秦力真；中排左起：王炳南、韩念龙、谢邦治（驻保加利亚大使）、姬鹏飞、罗贵波、刘晓、方毅（外经委主任）、乔冠华、；后排左起：廖承志（外办主任、侨办主任）、刘春、刘新泉、李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毛主席、周总理的名片
名片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广泛使用已司空见惯，甚至让人感到有泛滥之嫌。如果告诉你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周总理就有名片时，那么会让你大吃一惊，马上会问：“真的吗？”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据《解放军报》2005年11月18日有篇文章披露，半个世纪前领袖们的名片已被发现。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找到了保存下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名片。
（图片来自网络）
毛主席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黄纹纸，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总理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有“周恩来”。
据彭幼明女士介绍，新中国成立时她父亲是第四野战军13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外交部成立后缺少驻外外交官，中央调彭明治出任第一位驻波兰大使。这两张名片是在第一次毛主席接见十位“将军大使”后，周总理交给彭明治在对外活动时使用的，细心的彭明治将军将它们保存了下来。革命的文物、时代的见证、稀有的收藏令人大开眼界！
周总理与部下
周总理是中国外交的缔造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策划人，是文装解放军的统帅。他那睿智的应对能力，他那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他那朴实无华的儒雅作风，他那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他那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他那热情洋溢的亲和力，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都是有口皆碑、万众颂扬。
周恩来总理的沉思
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兼任外交部长，在开创新中国的外交方面更是功勋卓越、伟绩生辉。据有关统计周总理一生出访和接见各国首脑539人，33770人次。539人中有452人是96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87人属于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首脑。
从1949年到1975年，周总理会见外宾共达6620批次，年均265批次。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他的率领下，一批由外行成为内行的外交官在国际外交战场上成长为令人瞩目、令人生畏的文装解放军。周总理为中国外交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纵横捭阖、旷达飒爽、呕心沥血的光辉范例将世世代代相传永存。
周总理在给未来的外交官作报告时说道：“新中国的外交怎么搞？过去那一套还能不能用？满清的慈禧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都是跪在地下搞外交。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要有信心。”
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签订两国协议。自左向右：陈家康、徐以新、师哲、帕纽什基、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粟裕、张闻天、杜基、李富春、斯大林、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库美基。（照片由王民伟提供）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与印度总理甘地交谈，袁仲贤大使（右1）、乔冠华(右2)。
196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活动时，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敬献花圈。
周总理在首都欢迎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大会上。
1969年，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
周恩来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5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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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讲到外交工作特点时说：“外交工作很光荣，但责任很大。平时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把柄就要被打回来。外交工作不能乱来，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想，多分析研究。”“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要打败仗。”
周总理还强调指出：“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必需严格纪律。一切事情都要事先请示汇报，这点很重要。要组织一些同志学习驻在国的语言，既显得尊重人家，也便于工作。要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天涯处处有芳草，任何一个民族能存在下来一定有很多优点。”
周总理特别嘱咐：外交无小事，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还要求外交官做到：“行动合乎立场，举止合乎身份，言语合乎分寸，礼貌合乎常规。”
很多健在的老人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出征点兵时的情景。
第一批派驻国外的外交官经过学习并组建好班子后，就要奔赴国外新的工作岗位，在每个“使馆班子”即将出行前，周总理都要将使馆的主要外交官及夫人召集到中南海西花厅。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逐一将外交官籍贯、家庭状况、来外交部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等情况向周总理作介绍。周总理一手拿着简历，拉家常式地询问着每个人的情况，他那和蔼可亲的话语使大家激动、拘谨的情绪很快地缓和下来。
周总理检查了大家的准备工作情况，并一再问大家是否还有需要帮助做的事情，对他们出国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一一做了交待。许多外交官都是第一次面见周总理，这次接见让他们欣喜若狂，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亲切、诙谐的言语使他们终身难忘。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在10年、20年之后，具有超凡记忆力的周总理再次见到他们其中一些人时，仍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谁是哪个部队来的、谁是谁的亲戚、部下、老乡等情况一清二楚，使他们惊讶不已、佩服万分。
周总理与部下关系非常密切，他是慈祥的长辈又是严厉的老师。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倾吐心血地教他们学习如何做好外交工作。他对部下体贴入微、知人善用，但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却绝不姑息。
1964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外交部长在成都与中国驻外大使夫妇合影。
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吧：
1971年11月20至27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热烈隆重的欢迎。当时越南抗美斗争形势大好，在越南南方连续打了三个胜仗。这次范文同来中国访问是为求得中国更大的援助。经过中越双方总理会谈取得满意成果。中方十分重视范文同的访华，接待安排细致周密，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疏漏。
范文同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
受到周恩来总理热情接待。
11月21日，周总理与范文同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起身离座时，范文同总理笑眯眯地对周总理说：“贵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我们也小有贡献。”范文同这句看起来很平常的话却让周总理怔了一下，片刻后周总理笑容可掬地连忙走过去与范文同握手说：“谢谢，非常感谢越南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范文同所指的小有贡献是这样的。1971年8月，在联合国围绕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激烈斗争之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此后，越南《人民报》又发表了评论：“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周总理送走范文同后，王幼平大使看到周总理脸色沉了下来，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但没有想到周总理会生那么大的气。参加会谈的代表陆续返回17号楼驻地。一进楼门王幼平大使就听到周总理批评人的声音，他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周总理与叶剑英元帅坐在客厅沙发上正在批评韩念龙副部长：“我们这些人还能活几天？！你们应该把把关！大国主义思想什么时候才能根除？……”王幼平大使想悄悄地进去到后面找个座位坐下，可是被周总理看到了，冲着王幼平说了起来：“还有你，住在人家国家，不帮人家说句话！是不是怕说你右倾……”
周总理是位重感情、讲礼仪，做事十分尊重别人，而且细心周到的人。周总理为没有能够主动向范文同表示感谢越南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支持一事，感到不安与内疚。
事后王幼平大使也很后悔，他是中国驻越南大使，又刚从越南前线回来，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当时能够提前告诉周总理一句，就会避免出现让周总理陷入这么被动尴尬的局面了。在自责中王幼平大使更深深地领悟到周总理讲的“外交无小事”的重要了。
【注：本文写于2009年】
未完待续~
作者 | 王民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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